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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汉谋

余汉谋人物照片

高要名人余汉谋介绍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

余汉谋(1896年9月22日—1981年12月17日),字幄奇,广东高要(今肇庆西门正街)人 。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

1916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入北洋军第一师任排长,次年入粤军第三师任连长、营长。1924年任广东宪兵司令部副官长。1927年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副军长。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1932年,任赣湘闽粤第六绥靖区纵队指挥官。1936年2月授陆军中将,8月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9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任四路军总司令、 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曾被选为国民党第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授陆军二级上将。1948年5月,任陆军总司令。1949年初,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华南军政长官、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

1950年5月率残部逃往台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战略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65年9月授陆军一级上将。1981年12月17日病逝于台北市。

余汉谋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96年9月22日,余汉谋出生在一个破落盐商家庭,父名起鹏,母林氏。时值清末社会动乱,家中人口众多,少年余汉谋想读书,父亲却拿不出钱。已经出嫁的四姐余淑贤,答应出钱供弟弟读书,使其他6岁入私塾,9岁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1910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1916年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8年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次年回到广东,在粤军第三师任连长。1923年,跟随陈济棠在其手下做营长、团长。1926年,参与北伐并升任第十一师副师长。1928年,任第十一师少将师长;1931年,任第八路军第一军中将军长。总之,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

那时,蒋介石下令陈济棠出兵“剿共”,陈有所顾虑,不派兵又担心蒋介石以“剿共”名义重兵压境。1932年2月,陈济棠下令余汉谋率领第一军进驻赣南,接替罗卓英部。余汉谋的确小心谨慎,唯恐损失,自订守则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官长穿士兵服装、兵呼官用暗号,一进宿营地立即派警戒、做工事,民房也要挖枪眼,驻地要检查户口,官兵睡觉枪弹随身等。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蒋介石下令截击,余汉谋却将第一师撤回大庾、南雄布防,第二师固守信丰,为的是保存实力,防止蒋介石军队乘机入粤。

主政广东

1936年5月,白崇禧到广州,与陈济棠密谋两广联合共同反蒋。5月19日,陈济棠在燕塘军校召集在穗粤军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李汉魂、黄延桢、陈维周等约20余人密谈,白崇禧应邀列席。陈济棠打气说,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环顾国内,只有粤桂两省担当得起这个重任。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国难当头陈济棠还不念民族存亡、争权夺利的行为。此时,余汉谋确是有反陈拥蒋之心,派亲信杨锡禄,经香港转赴南京参见蒋介石,蒋即赠送200万大洋及派遣五个师协助他反陈。

7月8日,余汉谋回到大庾军部,向部下传达拥蒋反陈意见,命令部队向南雄、韶关推进实行兵谏。次日,致电粤军将“服从中枢”,“团结御侮”,力谏陈济棠停止军事行动。他率部队逼近广东,原陈济棠第2军起义,陈被迫下野。蒋介石免去陈济棠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当即晋升为陆军上将、第四路军总司令。

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烽烟四起。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的余汉谋,也是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1937年7月15日,余汉谋就卢沟桥事件发表《告将士书》:“当此民族战争开始发动之时,我们当前的急务惟在如何淬厉奋发,加紧抗战的准备,期以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余汉谋是第四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兼第四路军总指挥,辖领广东、福建两省。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兵力有46000人,余汉谋曾致电祝贺。10月,中共代表张云逸会见他,余同意第八路军在广州成立广州办事处。余汉谋在广州发表《广东民众武装起来》一文。

1938年1月5日,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在广州汉民南路联义社召开成立会,到会华侨团体代表请余汉谋总司令组织华侨义勇队。三天后,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选余汉谋为主任。3月8日,5000余妇女代表在广州省民教馆召开“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妇女代表向余汉谋献旗。18日,余汉谋、吴铁城联名发表《告全省工友书》,要工友积极参战。4月10日下午六时,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台儿庄祝捷大会”,余汉谋在会上讲话表示祝贺。7月7日,广东各界举行纪念抗战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大会,会上代表们又向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吴、曾均为余汉谋的副手)献旗献剑。是日中午12时全民默哀三分钟,军民全天素食,节约款捐作慰劳金。繁华街口设祭坛,供民众公祭。后来北方各地民众也疏散来到广州,各界代表纷纷向余汉谋献旗献剑,锦旗和利剑让余汉谋感到保家卫国的重任在身,义不容辞。当时他对美国合众社记者说:“敌军如犯华南,我当予以痛击。广东200万武装民众,随时可以作战。”在“双十节”庆祝会,大家高呼“保卫广州!保卫广州!”。

1938年9月,武汉会战爆发,日军为阻断中方补给线,策应武汉战场,从台湾集结准备于10月在广东大亚湾登陆,而此时的粤系军队却先后被抽调至中原及武汉,防守力量单薄,驻守在惠州的仅有一个师兵力 。敌人对广东的攻击自9月19日,由日本大本营发出201号大陆令开始。10月12日,日军以7万陆军、500艘舰船、100多架战机,在大亚湾一带强行登陆。敌众我寡,日军用时四天即兵临增城城下,而此时广州却只有由宪兵、警察、税警组成的武装在守卫。在抵抗一周后,余汉谋认为难以正面歼灭敌人,应择更有利地形作战,于是下令各部撤退至花县、清远等地,另派一部在惠州、淡水、虎门、宝安等地开展游击战。10月21日,广州沦陷。

日军可谓轻而易举赢得广州,伤亡仅600余人。余汉谋不战而走,难辞其咎,特别是他抽调5万余军队北上参加武汉会战,广东兵力削弱,各界人士对此提出质询。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官员,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此间的余汉谋也是日日饮酒,每饮必醉,每醉必哭。

粤北会战

面对一片责难声,1938年11月10日,余汉谋通电即将大举反攻,誓死雪耻,恢复广东精神,而慰国民。12日,我军主动出击,攻克从化县城。以后撤退粤北,开始积极的抵抗。而日军限于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只能以广州为中心活动。一年后,即1939年底,桂南会战点燃,为牵制中国军队,防止在桂日军腹背受敌 。1939年12月15日,在粤日军用七万兵力分三路北进,与我一八七师、一五八师和九二零团(团长何宝松)在伯公坳、迎咀激战了10天,一五四师则在龙塘掩护作战,但我军未能阻敌前进,源潭、潖江口、河头先后失守。敌中路由太平场、从化北进,开始攻打良口,我军一个营在狗耳脑壮烈殉国。敌人右翼从增城出发,占领翁源。韶关告急,省府迁往连县,余汉谋当机立断,在12月26日率部全线反攻,日军被我截为两段,敌势顿挫。1940年1月4日,余汉谋部再克翁源的官渡,以后是从化、花县,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撤销了余汉谋因广州失陷时的记过处分。

1940年5月上旬,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抽调其三十八师团到作为主力部队2万多人,进犯粤北。两军在从化──良口一线战斗十分激烈,最后,我军取得了良口大捷。两次粤北会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寇切断粤汉铁路的阴谋,振奋了两广军民争取胜利的决心。尽管第四战区司令是张发奎,余汉谋是副司令,但张驻柳州,前线指挥仍以余汉谋为主。经此二役,余汉谋一雪前耻,官复原职,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余汉谋对部下说:“这次我们终于可以重返广州了。”余汉谋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受降官,在汕头接受日军二十三军参谋长富田直亮的投降。

撤退台湾

1949年9月7日,解放军制定了进军广东的作战计划。此时,蒋介石亲自从台湾飞到广州,带着余汉谋来到黄埔军校,为他打气。谁知不是黄埔出身的余汉谋并无兴趣,只是敷衍道:“总裁当年练兵兴党,真乃千古佳话。”10月2日,解放军22万多人,在陈赓的指挥下,分三路进军广东。余汉谋部利用北江及其支流和粤汉铁路节节阻击,以破路炸桥作为手段,但皆徒劳无功。10月14日,解放军攻克广州。

广州解放,余汉谋、薛岳败走海南。1950年,海南岛解放,余汉谋等又逃至台湾。离开大陆,余汉谋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闲职。为避免蒋介石的猜忌,他搬到了台湾北投郊区住下,每天以欣赏字画、读书看报打发时日。前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是余汉谋的小学同学,也搬到北投与其邻居,两位肇庆老乡朝夕相处,结为莫逆。1975年,梁氏因心脏病发猝死,余汉谋黯然神伤。

1980年,余汉谋被确诊患上肺癌,以后一年多他在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时好时坏。病中的余汉谋总是惦念大陆、想念广东,1981年,家住香港已经是98岁高龄的姐姐余淑贤提出自己要回大陆定居,余汉谋第一个表示赞成,他说:“落叶归根是对的,我支持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我帮助解决。”他派三太太来港为姐姐处理回大陆的事务,为她准备好轮椅等生活用品。是年12月,余淑贤回到了广州,住进了东山百子横路的旧居,在此终老。同月17日,余汉谋因癌症不治病逝台湾,终年85岁。

余汉谋补充介绍

  余汉谋(1896~1981)

  余汉谋,字幄奇,广东肇庆西门人。父为清末武秀才,曾任罗定县守备。幼年时在肇庆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第六期。

  民国7年(1918),任边防军排长。民国9年直皖战争结束,边防军解散,余回广东,在粤军第三师先后任连长、营长。民国12年转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陈济棠)主任参谋,稍后调任该旅第三团营长,参加过讨伐陈炯明、沈鸿英的战役。

  民国14年(1925)国民革命军成立,余升任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10月参加南征,消灭了盘踞琼崖、高雷的邓本殷部。战役结束后驻防高雷,兼任高雷警备司令。任内除暴安良,发展地方交通,受到地方人士和广东军政当局的嘉许。

  民国16年(1927),广东当局于4月15日实行“清党”,余曾嘱人秘密通知中共负责人黄学增等迅速离开。同年8月,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当局调第十一师赴东江阻击,时余汉谋已升任副师长,因病未参与战事。

  民国17年(1928)2月,李济深回粤主政,升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余汉谋为该军第一师师长。翌年初,余师缩编为第一旅,他改任旅长。是年5月,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余率部守清远,时陈济棠听信流言,扣押余汉谋;其部因此士气低落,节节败退,该旅将领强烈要求让余返前线,陈济棠怕激起兵变,只好同意。他返部后,即组织反击,不到一天,即将桂军击退,由是声名益显。稍后,他改任中央编制的第五十九师师长。9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余汉谋任第二纵队司令,出兵广西,在桂东、桂南击败桂军。这时,陈济棠已取得广东军权,余遂成为陈的主要军事助手。

  民国20年(1931)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陈济棠借机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及粤籍的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等,树起反蒋旗帜。5月,余汉谋被任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率部驻防粤北,准备入赣浙讨蒋。“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余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令陈济棠由南路出兵,陈遂派余汉谋率第一军两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和桂军一个师,开进赣南,余并接受蒋介石任命的江西第六绥靖司令。民国23年(1934)10月,红军长征经过余的防区,在新田、安息等地曾和余汉谋部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余部因陈济棠已与红军代表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即撤回大余、南雄。此后,蒋介石电余尾追红军,但余为保存实力,并防蒋军乘机侵粤,并未尾追。

  民国25年(1936)1月授陆军中将。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反蒋为名,发动“两广六一事变”。事变前,陈济棠征求各将领意见,余汉谋曾就军事力量对比向陈指述不利因素,陈不纳。同年7月4日,余汉谋返大余驻地,召集第一军将领集议,决定反陈投蒋。6日,余前往南京谒蒋,蒋介石即委其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13日,余返回大余,通电就任新职,声明拥护中央、敦促陈济棠离职下野,并指挥部队向广州进发。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18日宣布下野。余汉谋遂接管了广东军权。西南割据反蒋的局面,至此终结。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他罗致了钟天心、左恭、郭冠杰等进步人士,组织抗日宣传队,宣传抗日,并在军事上作了抗战的准备工作。民国27年(1938)10月12日,日本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进犯广州。由于余事前估计不足,布防失当,惠州迅速沦陷。余汉谋组织部队准备在广州 作战,以保卫广州,但蒋介石电令余退守粤北,广州遂于10月21日为日军占领。事后,余因指挥作战不力,受到各方指责,并被记大过一次。

  民国28年(1939)11月,日本军为配合桂南作战,出动5万兵力进犯粤北。余汉谋指挥第十二集团军在粤北从化、英德、清远等地阻击,在从化牛背脊一带截击日军成功,迫其退兵,遂取得第一次粤北战役胜利。民国29年4月下旬,日军2万余人再犯粤北,余汉谋率部与之激战于从化良口,再次取得胜利,是为第二次粤北战役。其时,当局将第四战区划分为四、七两战区,余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仍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民国33年(1944)夏,桂柳会战爆发,蒋介石从七战区抽调一个军参战,广东兵力更显单薄。民国34年初,日军从湖南、广州两路犯粤北,余汉谋无力组织抵抗,在抗战中坚持了6年多的战时省会韶关,在日军进攻下仅抵抗了两天便-放弃。余率残部退往赣南、粤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广州行营主任,由广西回广州接受日军投降,余汉谋只分得潮汕、惠州两地的受降权。民国35年(1946)初,第七战区和第十二集团军均被裁撤。夏,余被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调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民国37年5月,又升任陆军总司令,但有职无权。

  翌年初,蒋介石在下野前,委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是年8月,又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余返广东后,曾寄望于广东军人与桂系合作,支持李宗仁维持残局。因此,他和省政府主席薛岳一道,扩编军队,充实装备,企图顽抗,但又感大势已去,难挽危局。10月,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余汉谋所部节节败退,从粤北直到广州,既不起义,也不抵抗,直到广州解放前夕,他才于13日从虎门坐海轮赴海口。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前,余率残部去台湾。其后,在台湾先后任“-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65年9月授陆军一级上将。1981年12月27日,因患喉癌在台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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