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廷敬

温廷敬人物生平

温丹铭（温廷敬），家庭背景为三代中医。幼聪敏，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五岁能诵《千家诗》《千字文》，六岁入塾读书，九岁读《五经》，同时父亲还给他讲授《左传》《古文选本》和《唐诗三百首》等文学书籍。九岁开始读五经，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青年时“喜诸子百家，群经全史，尤嗜经济家言”(温丹铭《读无书斋记》。能吟诗作对，擅长制艺，为地方乡绅名贤赞许。

光绪二十年(1894)赴省应乡试，又因文体简古被摈不录。当时正值中日甲午之役，先生目睹时艰，在应金山书院课时，作《甲午书感》组诗，抒发其爱国之悲愤与报国之志，深得当时学界耆宿和爱国志士温仲和、丁叔雅、何士果等师友的激赏。

光绪十五年(1889)，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取潮州府学第二名；越二年，因丁外艰，不能参加乡试，失去第一次科考的机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二十五年(1899)，又曾两度参加乡试，都因病不能终场。

自甲午以后，先生与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为寻求匡时救国之道，富国强民之策，主张变法维新，留心钻研西学西政；稍后结识爱国志士丘逢甲，一见如故，彼此志同道合，认为维新变法，当以办教育培养新学人才和办报纸开通民智为先，发表多篇鼓吹民主政治与抨击时政论著。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丘逢甲邀同先生的业师温仲和、何士果与先生等人，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以授中学为主，同时设立许多西学及科技的新学科，开了岭东创办新学的先声。温丹铭先生与何士果分掌教务，先生并兼历史地理的教学，亲自撰写多部讲义。在同文学堂，先生任教席五年，深得同事和学生敬重。后由于同文学堂师生反对美国迫害华工，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先生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曾在集会中发表演说，美国政府通过领事迫清政府追查。先生为保全同文学堂，与丘逢甲商酌，辞去同文教席。

1902年春，先生在与丘逢甲等积极筹办同文学堂的同时，与杨沅(嘉应州人，光绪二十四年进士)、何士果、陈云秋等在汕头创办《岭东日报》，这是潮汕地区最早出版的报纸，先生主持该报笔政，后因同文学堂教务繁忙，无暇兼顾而辞去。

光绪三十年(1904)再度参加乡试，获第五名，又因托人购卷并代填履历，笔迹与考卷不符被取消。先生从此认识科举之黑暗，以后便没再参加应考。

1905年美国迫害华工，学堂师生召开大会声讨，温氏慷慨激昂演说，当局欲加追究，为免连累学堂，辞职离汕，赴广西优级师范任教，转任惠潮嘉师范首任校长、广东高等师范讲师及潮州金山中学等校教师。

1907年在同文学堂辞职后，重新主持该报笔政，发表很多进步的颇具思想启蒙的社会舆论，曾撰写《报品》一文，主张报纸要有“报品”，要“主持公论，开通风气”，要有“裨国家大局”等，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期间与杨沅、何士果、陈云秋、陈子云、陈子文、杜杰锋等人结诗社，定名莲社，先生被推为社长。他们作诗抨击讽刺腐败的清政府，赞颂被清政府杀害的革命志士秋瑾等，发表许多进步诗歌作品。

1908年，先生应聘到广西桂林主持广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并教授历史地理约半年。辛亥革命以后，韩山书院改名惠潮嘉师范学校，先生授命出任首任校长，接任后多方筹集经费，修葺校舍，延聘教员，添置设备及图书，制订规章制度，规范教学秩序，使学校迅速走上发展轨道。后因地方有阻力，多方掣肘，先生见培育师资，发展潮汕教育事业的抱负难以实现，遂辞职落籍汕头，先后在金山中学、回澜中学、国立广东高等师范、震东中学等任教席。先生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有突出成就者极多，像詹安泰、饶宗颐等，均是先生高足。

1909年，先生的同事兼好友何士果调任吉林提学司佥事兼全省调查局总办，邀先生主持调查局编辑，先生应邀前往，任调查局编辑科长，主编《吉林调查局报告》，约一年后，因家中有事，辞职返汕。

宣统二年(1910)，朝廷发下诏书，“乡会岁科既先后停止，廪生不论年分深浅一律准贡就铨”，先生被铨为教谕，授修职郎。

1913年(民国2年)主持汕头《公言日报》笔政，不满报社献媚政府而愤然离去。此后专心学术研究及地方文献缉编。

1923年先生应当时正接办《公言日报》的同乡友人丘星五之邀，主持《公言日报》笔政，主张报纸言论应恪守“国家天下之公言”为准则。后因该报有违这一准则，先生只好辞去主笔以申明自己的立场。

1928年曾撰文倡修其家乡的大埔县新志，得到乡人邹进之的支持，捐款作为经费，于是，大埔旅汕同乡会在汕头筹设大埔修志局，举先生为总纂主持修志。先生接任后即着手撰写序例，确定体例志目，组织修志班子，落实各分纂分头纂修。

1930年，时任广东民政厅长的许崇清，非常重视修志工作，正在物色修志人才，当他见到温丹铭先生所撰大埔县志序例，便托人转致先生，拟聘先生为广东通志馆总纂，先生遂离开大埔修志局到广东通志馆任职。接手后见该馆主持人官僚习气浓厚，又不谙修志事宜，多方掣肘，很难开展工作，因辞退回家。不久该馆停办。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闻悉此事，向省府请领续办，并在来汕时亲自登门拜访，与先生商谈甚洽，敦请先生出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主任兼总纂之职，并拟请先生任中大教席。先生欣然接受志馆工作而婉辞中大教职。后中大为表彰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特聘先生为名誉教授。先生就任后，着力进行筹备，规划通志之规模体例，确定志目，物色内行人士主持各分志纂修。约五年时间完成了大部分专志稿，未完成部分也都已积累了大量资料；先生自己也基本完成《广东人物传》的撰写(唐以前部门已印成书，宋元明部分已完稿，清代部分已完成大部分初稿)。

抗日战争爆发后，志馆停办，先生返汕。后该志书稿及资料因无法转移到安全地方，结果被日寂飞机炸毁，至为可惜。此时，先生失业在家，靠积蓄及变卖藏书文物维持一家生活，稍后日寇飞机不断轰炸，汕头已无法居住，为了能够变卖藏书文物，先生只好带上大批文物书籍，携眷赴沪，赁屋居住，又将书籍文物继续分数批运沪(但仍有部分寄存汕头礐石)，靠慢慢卖掉这些书籍、书画、文物以维持生计。在那战乱时候，这些东西也卖不出好价钱，生活越来越艰难。

1940年冬先生突然收到汕头友人礐光中学校长贾斌来信，要先生尽快领回寄存书物，说是有人觊觎，恐生意外。先生踌躇再三，不得不冒生命危险，偕夫人回汕处理，但由于战乱，候船回汕等了许久。回汕后取回书物，陆续寄沪。而这时刚好太平洋战争爆发，水路断阻，先生及夫人因而滞留在汕。这样家人分离，加之战事危迫，百物腾贵，可变卖的东西却越来越不值钱，先生又患眼疾，不久夫人仙逝；生活之艰辛窘困，可想而知。先生曾有《遣怀》诗云：“稚子恒饥犹远隔，故人厚禄转生疏；萧条老病雄心尽，藉遣余闲理旧书。”

抗战胜利后，在汕头被聘为《潮州志》顾问，并负责撰写人物志部分。志稿已完成，可惜后来被潮州志馆遗失。晚年生活窘迫，又患眼疾，但仍未忘编著史志。

1946年秋海路始通，家人辗转返汕团聚。不久内战又起，日子同样艰难。直到汕头解放，才度过清静晚年。

1954年仙逝，享年85岁。生平编著极为宏富，已刊未刊，共近70种，主要者如后。

温廷敬人物简介

温廷敬(1868—1953)，字丹铭，广东大埔县百侯镇白罗村人。少年时聪颖勤学，识见过人。光绪十五年(1889)得广东学政樊恭熙赏识，录为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其时学子多攻读帖括之学，而他独致力经史互证，无意科名显世。旋进潮州韩山书院，从院长温仲和游，为学益进。后值丘逢甲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仲和、廷敬均受聘为教习，他主讲中国历史，以经世致用之学教导学生。在其教导之下，成就卓著的有潮安饶谔、兴宁饶景华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何寿朋在汕头创办《岭东日报》，聘他为主笔，有顺德人黄节在上海国学保存会刊行其所撰《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于客家及潮汕语系多有谬解，他乃撰文举实驳正。后复与邹鲁、丘逢甲、饶芙蓉诸人桴鼓相应，发起组织客家源流调查会，并呈请广东提学使饬令更正，或禁止刊行，此事遂引起各地客属学者关注，客家源流问题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著名学者罗香林（兴宁人，《客家源流讨论》作者）著文称：“客家源流问题之成为学者专业，温廷敬及丘逢甲、邹鲁均与有力焉。”

他一生曾四次参加编修地方志：民国17年至民国32年(1928—1943)间，以总纂职编《大埔县志》三十九卷；民国19年至民国24年间，以广东通志馆总纂职主持全馆工作。后邹鲁任通志馆长时，他任通志馆主任兼编纂《广东通志列传》自周至唐部分四卷，宋、元、明部分基本定稿，清代部分则纂成初稿；又与邹鲁一起编纂成《广东通志》（存手稿）。民国35年，还任《潮州志》编纂顾问，编《明季潮州忠逸传》六卷。

他除致力省、县志之修纂外，复悉心研究殷周吉金文字，择其可与经史互证者，详为阐释，著《经史星文证补》一书，分载于《广州学报》。又以新志有民族门类而勘析《元和姓纂》，著为《元和姓纂证补》一书。其于诗文，亦造诣甚深，有《茶阳三家文钞》《弘觉师诗文钞》及《潮州诗萃》等编辑校订本存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职于广东省文史馆，1953年病逝于广州，享年85岁。

温廷敬轶事典故

温丹铭与汕头孔教学会

汕头孔教会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它的出现，是和潮汕地区旧式文人提倡儒学的努力分不开的。支撑汕头孔教会活动的人，也以旧式文人为中坚。温丹铭和汕头孔教会的关系主要有二方面：担任国粹学校的教员；并在汕头孔教会所编的《铎报》上，发表不少文章，阐述他对孔教的见解。可以说，温丹铭是汕头孔教会的重要理论家。《铎报》是汕头孔教会的理论刊物，该刊创于1924年，以王延康为总主任，温丹铭为编辑主任。

汕头孔教总会成立后，遭“后生小子之饮狂泉、中酖毒者肆口交攻”，有的则在报上发表对孔学的不正确言论。温氏在《铎报》撰文对“孔子主行作也”等言论进行批驳。如吴宓在《学衡》第二十二期称：“孔子主行作也”。温丹铭在《铎报》第三期发表《论孔教之知行并重》一文，针锋相对地说：“吾不知吴氏所云孔子专主行，果何所见而然也？以吾考之，则孔子实知行并重，知在行之先，行即继知之后。知行既各有其功，而即知即行，知行又不分为两橛也。”温接着说：“先言孔子重知之说。孔子之求知，在学思并重。其言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曰：吾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古即学，敏求即思也。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其浑言学者，学即兼思也。其戒不知而作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其戒强不知而为知者，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学以求知者，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其循循诱人亦以此。盖知在行之先，苟所知不真，则所行者皆谬。故孔子教人，必主于先知后行。”

针对杨雨辰在《汕头时报》发表了“孔教不存在”的言论。温丹铭先生先后撰写了《论孔教之知行并重》《非非尊孔篇》等，予以驳斥。温氏称：“孔子就其修己立说而言之曰孔学，就其诲人垂世而言之曰孔教。”“而吾之必云孔教者，则以吾报固为宣扬孔教而作。”“而世乃不认孔教二字之名词（如近日汕头时报发表之杨雨辰等），盖自梁启超本其浅狭之眼光，袭欧人之说，以必含迷信性质者，乃为宗教，于是出孔子于宗教家之外。”针对梁启超之论说，温氏引经据典，在《论孔教之知行并重》一文中说：“宗教者，即人所宗仰之教化之称。自太史公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之语；索隐谓孔子为万世教化之王（实则史公之先，淮南子已云：孔子专行教道已成素王）。而孔教之名早定，二千余年相沿以儒教代表孔教，有儒释道三教之称。何居梁氏乃以孔教不含迷信之故，遂摈之于宗教之外哉。习非成是，遂有中国汉以前无宗教之说，猖狂者流，袭欧西颓废派之惟美主义，欲以美术代表宗教，举一切道德而悉废之，其弊可胜言哉！此吾所以不嫌辞赘，而先就孔教二字为繁重之解释也。”温氏以大量的史实，驳斥梁启超有关必含迷信性质者，乃为宗教之说，并出孔子于宗教家之外的错误推论。

另外，温氏还在《非非尊孔篇》一文中，罗列章太炎对孔子之不尊。温公说：“章氏太炎以训诂之学，笃治周秦诸子，本其偏颇乖谬之性，复中于横肆深刻之毒，其初所作儒术真论，虽仅明一端，然犹知孔教之特迈群圣，及后世为诸子说略，则遂舞文逞臆，诋孔子为热中、为趋时、为诈伪、为国愿、为忌刻，呓词梦语，不可听闻，其病狂丧心，自庄之盗跖墨之非儒外，未之见也。”温氏在文章中，还一一就以上言论，用事实予以回击。

《铎报》的理论勇气，与开埠后的汕头“成了一个思想活跃、舆论多元的社会”、并有大批学者聚集密切相关。正如郭伟川先生所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岭东学人著文参予国学论坛，与当时全国第一流学者争鸣者，自温公始。”温丹铭的学术品位，是以其深厚学殖作为支撑的。

温丹铭与饶宗颐父子的交往

饶父是岭东同文学堂学生

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是温丹铭执教岭东同文学堂时的学生。1901年，丘逢甲与温仲和、何寿朋、温丹铭等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自任总监督，温仲和任总教习，何寿朋、温丹铭分掌教务。温丹铭主讲中国历史，以经世致用之学教导学生。尔后，饶锷游学四方，曾就读于上海法政学院。早年参加过南社，与江南名士高吹万等倡设国学会。饶锷始终不忘恩师教诲，对温丹铭由衷地感激和敬仰，他曾在《温太师母江太孺人九秩开一寿序》中写道：“锷不敏，得交当世积学能文君子以为之师，若友者抑亦多矣。而平生所最欣慕心折者二人，于师得大埔温先生丹铭，于友得金山高先生吹万。两先生者，皆善为文辞，以学行推重一世。”

饶锷自离开同文学堂之后，和温丹铭联系甚少。两人交往最为频密的是1924年。这一年，饶锷在国故学研究撰述颇勤，著作频出，并在潮州创办《国故》月刊。温丹铭为这位昔日学生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特致信赞许。饶锷在《复温丹铭先生书》中，表达对先生教诲的感激之情：“忆曩者，当先生掌教鮀浦之时，锷以童稚之年，负笈渡江，尝备在门墙之列，而至今忽垂二十年，中间客游四方，因循困踬，卒莫克自振拔。后复牵于人事，重以忧思疾病，又无贤师友为之督责教诲，所学益以荒落。比年以来，所尝稍得于古人余绪者，及是已废弃殆尽矣。自分此生终无与于斯文之末，不意先生竟垂眷，不忘辱书来督责之，教诲之。”

饶锷在信中还就创办《国故》月刊一事，请先生襄助，写道：“方今国学陵夷，炎黄文武之道不绝如缕。四海辽阔，当不乏贤达、有志之士兴起扶颓。而吾潮儒者，度今日之能肩嗣绝学之任者，舍先生固莫与属。故前日因同邑之人有提倡国故之举，嘱锷致书先生，请予赞助。诚以先生为今日岭东灵光硕果，一言一行均足为后生小子楷模。”这年中秋前夕，温丹铭应邀到饶锷家中做客。温丹铭写有《赠饶君纯钩并序》（载《三十须臾吟馆诗续集》），其序称：“钝钩，余分教同文学堂时学生也。近数年来，见其所作古文辞深合义法。今岁以创《国故》月刊，故来书通问。秋仲之潮，因造访焉，款留深谈，出所著《〈佛国记〉疏证》《王右军年谱》相质，详审精博，盖文人而兼学人矣。喜赠以诗。”全诗如下：义安开郡后/千载得斯人/积学金轮富/能文璧等珍/山原无择壤/道岂限传薪/老我伤迟暮/摩挲两眼新。

同年十月，饶锷编著的《潮州西湖山志》十卷二册由瀛社发刊，于右任为该书题名，温丹铭作序，其中写道：“潮州西湖山始于唐，著于宋，盛于明，而芜于清。得今善后处长洪公起而修之，饶子纯钩从而为之志，是湖山之遭时也。饶子能文，家富藏书，而谙著述之体，观其凡例，吾知其必能详而核，简而明，质而雅。虽一隅之志，而能合史乘之体，吾知其传之必能广且久也。” 盛赞饶氏为搜集整理潮州西湖山文献，弘扬乡邦文化所作的贡献。

饶宗颐治学道路上的领路人

1935年，邹鲁创建了广东通志馆，委任温丹铭为主任。温丹铭随即举荐饶宗颐，将这位年仅19岁才俊破格聘入馆中，专职艺文纂修。馆址在文德路，饶宗颐居寓馆中，容与优游，博极群书。著名学者冒鹤亭、冼玉清、黄仲琴诸先生均于通志馆任职。这对于饶宗颐一生的学术道路而言，实为一大关键。1946至1949年，饶宗颐担任潮州修志馆总编纂，主持纂修《潮州志》。温丹铭受聘为顾问，兼分纂《人物志》。期间，温丹铭曾作《寄饶伯子》诗云：海滨邹鲁有遗风/运值乾嘉几老翁/百年文献知谁托/一郡声华许子同/毋令后人笑我拙/要如先正秉心公/平生颇服谢梁冶/肯听遗编饱蠹虫。

温丹铭对饶宗颐在国学上的造诣，独具慧眼，其寄望之殷，可谓溢于言表。温丹铭治学，以地方史地、民族、文献、人物的研究成果最多，在甲骨学方面也颇有成绩。饶宗颐早年的学术研究，深受温氏的影响，以“门下晚学生”自称。1996年汕头大学出版的《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收辑了《与温丹铭先生书（三首）》，信中既有对太夫子温丹铭的关切问候，还有对《韩山志》、潮州方言等学术问题的请教与探讨。如其中一首提到：“宝眷移居枫洋，未知系久住否？”，“拙作论潮音声纽犹未完稿，俟草成当呈台诲”。

2000年春，饶宗颐先生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温丹铭所辑《潮州诗萃》作序，满怀崇敬地写道：“大埔温丹铭太夫子，居汕市日久，留心潮事，网罗放失，数十年锲而不舍，成此《潮州诗萃》50卷……为集大成之总集，条流昭晰，闳博精详。考作者生平，兼扬榷其风格，古今作品，咸萃于斯，诚海涵地负之巨观，足为来学矜式，厥功伟矣。”饶宗颐称温丹铭为“太夫子”，既缘于父亲饶锷是其学生，也缘于自己从小亲沐教泽，对温公之志业推崇备至。由此可见，温丹铭与饶锷、饶宗颐父子有着深厚的情缘。

饶宗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首倡“潮学”之后，多次亲自过问推动“太夫子”温丹铭著述的整理出版，2000年为《潮州诗萃》作序，2014年为《温丹铭先生诗文集》题名。曾师从饶公的历史学家郭伟川在《温丹铭先生诗文集·序》写道：“故宗颐先生近日语及于此，对温公当年扶掖之恩，至今仍感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