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赞

司徒赞基本信息

司徒赞，字子襄，1900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赤坎镇永坚管理区连兴里(深塘村)的一个小贩家庭。父亲司徒炳华，在赤坎镇卖瓜菜为生，母亲谢开，在家务农种瓜菜，家庭生活清贫。司徒赞8岁时，曾祖母、父亲不幸相继去世，一家几口，全靠他母亲撑持，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半年后，他的叔父司徒华从马来亚回乡探望母亲，体察实情，答应支持家庭，才使司徒赞能进本村私塾演书。司徒赞自幼聪颖好学，10岁就能写春联贴在门口，邻里见其字体清秀，个个称赞，并请他代书。11岁时，读了三年私塾的司徒赞，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含着热泪，告别了祖母、母亲及年幼的妹妹，飘洋过海，到马来亚去投靠其叔父。他叔父在巴生埠开设一间小木工厂，生活尚可过得去，就送他进一间新开办的中华学校读书，下午则在华英书院学习英语，课余补习中国文史。由于司徒赞勤奋好学，15岁小学毕业。他的叔父原拟留他在木工厂学木工，但他矢志向学，要求回国升学，后得亲友和校董的资助，才得和两位同学回国到上海升学。初进上海公学，后到浦东中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考进南京暨南学堂师范科，攻读教育学。他在学校除了努力读书外，还经常为学校办的墙报投稿，发表自己的见解，颇得教师们的称赞，并引起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注意(1917年黄炎培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时曾受北京政府教育部派遣，和林鼎华一起到爪畦调查教育情况，积极推动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见司徒赞等几位归侨学生勤奋学习，成绩优良，便约见他们，勉励他们要勤奋读书，因而更激励了他的上进心。1919年司徒赞毕业时，适值中爪哇文池兰中华学校委托暨南学堂负责人代物色一位校长，学校和黄炎培就推荐学习成绩优良的司徒赞前往就任，临行前，黄炎培为他亲笔题词，勉励他要努力宣扬祖国文化，培育华侨子弟。于是，年仅19岁的司徒赞，前往爪哇，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司徒赞重大经历

司徒赞出任文池兰中华学校校长，仅两年时间，颇受好评。他在繁忙的工作中，除主持校政外，还抽空搜集资料编写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荷属束印度地理》(1922年暨南学堂出版)。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在。自序。中说：。华侨学校虽林立，而所用课本，皆取诸国内所用者，不能适合南洋情势……欲求改革，当自编辑特种教育用书……，。表现出一位青年教育工作者对改革华侨学校教科书的胆识和勇气。黄炎培为他这本书题写了封面，并题了。中和一致。四字，表示对他富有创见的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1922年1月，司徒赞应聘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担任爪哇最早创办的八帝贯中华学校(简称八华)的中学语文教师。但只教了4个月，即因该校发生风潮而自动辞职，随后，他应聘前往巨港，任华商总会驻会坐办，暂时离开学校。旋应苏门答腊巨港广东同乡的要求，创办华侨学校，这是巨港最早创办的华校之一。起初，学生只有13名，经费和设备都很困难，但他不为困难所吓倒，想方设法，苦心兴学，曾三个月不领薪水，直至学校经费有着落才受薪，他为华侨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难能可贵。而且通过艰难办学也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

1924年11月，司徒赞与该校女教师刘金端结婚。刘金端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初级师范，应聘在该校任教，她对司徒赞的工作，始终给予密切合作，积极支持。

1925年底，司徒赞回国省亲，1926年4月重返印尼，在巴达维亚任八帝贯中华学校校长。任职不到一年，于1927年1月，辞去该校校长职务，应聘前往三马旺，到指导全荷印华侨学校工作的中心领导机构“荷印华侨学务总会”任视学。在任视学期间，正是荷印华侨思想分化时期，华侨教育十分复杂。但他不怕困难，在复杂的环境中善于开展工作。同时还出版教育月刊，自任编辑，颇受人们重视。

1928年1月，司徒赞回到巴达维亚出任《工商日报》主编，从事报业工作，后因健康关系，同年12月辞职。1929年7月，前往巨港，应邀出任丹戎厄林爱群学校校长，将近三年。1932年2月前往新加坡，3月，在新加坡创办《新侨周报》，后因销路不佳，半年后停刊。同年10月再返回巴达维亚任《时报》主编，任职不久，于1933年4月辞职，5月，应文池兰中华学校董事长的邀请，重回该校主持日常工作。1935年7月又应巴达维亚广仁学校董事会的邀请，出任该校校长。

司徒赞出任广仁学校校长后，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要转折。他结束了十年束奔西走的动荡生活，他以巴达维亚为基地，专心从事华侨教育工作。他任职后，施展他的才干，努力整顿校务，筹款加建楼房教室，延聘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使校务蒸蒸日上。初期该校学生由幼儿班到初中仅有学生五六百人，以后增至一千多人。学生中不少是工人、职员的子弟，他们家境贫穷，许多人付不起学杂费，为了不使这些华侨子弟失学，司徒赞不但给予全免学费的优待，而且有时还要自己解囊相助，表现出一位华侨教育家关心贫苦华侨子弟的可贵品德。

1937年，司徒赞被选为巴达维亚华侨学校教师公会主席。三十年代，荷印当局对华侨学校采取放任的政策，许多小乡镇的华侨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这些华校缺乏经费，尤其缺乏师资，所以不少地方的校董前来请他协助解决困难。司徒赞不辞劳苦，亲自带领他们向华商募款，代聘校长或教师。另外，为应付当时缺乏师资之急，广仁学校还加办了师范专科班。由于司徒赞勤勤恳恳地工作，关心各地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连续被选为该会的历届主席，并获得该会颁发的。热心华侨教育。的金质奖章一枚。他担任此职直至日本侵略印尼前为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印尼宣布独立，南岛重光。摆在司徒赞和华侨教育家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怎样打破战前华侨分帮分派办教育的格局，创立一所统一的华侨中学，促进华侨大团结，发展教育，使失学三年多的华侨子弟能早日上学读书。司徒赞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与数名教育家一道，在当地三大侨团(广肇会馆、华侨公会、福建会馆)的支持下，创办联合中学，做了大量建校筹备工作，10月15日，联合中学在还未有自己校舍的情况下，假广仁学校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司徒费以主席身份主持了有八百多名师生参加的开学仪式，师生和家长都欢欣鼓舞。联合中学的创办，正如司徒赞所指出的，是“爪哇重光后巴城华侨大团结的表现，也是多年来吾侨理想中的产物”。

联合中学创办初期，通过入学考试，录取了717名毕生，10月24日，为满足外地求知青年的要求，举行第二次人学考试，又录取肋余名学生，正式入学人数达760人，一跃而成为战后巴城华侨创办的三大中学之一。当时，学校因未有校舍，不得不借华侨公学作为第一校，广仁学校作为第二校，宛朗岸中华女学校作为第三校。师生要往返来回上课，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华侨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然而，由于教师认真教导，学生勤奋学习，又得到社会人士的鼎力支持，使校务蒸蒸日上。

1946年6月，主办联合中学的三大侨团决定无条件地将联合中学献出，交由中华总会文教部接办，使其成为华侨公立的中学。7月，改名为“华侨公立巴城中学”，简称“巴中”，成立包括司徒赞在内的31人的筹委会负责改组工作，8月，改组工作完成，司徒赞出任第一任校长。

巴城中学成立后，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其中特别是校舍问题，这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巴城中学的发展，作为第一任校长的司徒赞，对这重大事情付出很大的精力，他依靠巴中董事会，成立建设委员会，领导建校工作，以及通过学生自治会成立的“协助建校募捐委员会”，发动学生走向华侨社会，开展每人至少募捐一百盾的“百盾运动”，司徒赞还亲自前往三宝垄和坤甸等地向侨胞募捐建校经费。

经过十年的努力，至1955年10月，巴城中学盂加勿刹正校已拥有教室20间，物理、化学、生物教室及实验室、图书室、办公室各一问，礼堂和篮球场各一座；它还拥有面积为9000平方米的古农沙裹分校，计有办公室、教室、图书室共20多间，师生宿舍一座，食堂一间。学生人数由办校初的760人发展为3283人，最多的时期达3900余人。为适应当时的需要，除了普通科外，还加办了师范科和商科。教职员工也由初办时27人发展到119人，巴城中学能在短短的十年中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在印尼颇有影响的华侨中学之一，这是与华侨各方面的支持与爱护分不开的，作为巴中第一任校长的司徒赞，对巴中的创办及其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在1955年10月15日巴中成立十周年的校庆纪念会上，被校董会授予“热心教育。的金牌一枚，以表彰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功绩。他担任巴城中学校长直至1960年初他回国定居前为止。

司徒赞任校长的巴城中学与李春鸣、张国基领导的中华中学，在五、六十年代是雅加达最负盛名的两间爱国华侨中学，学生不仅来自爪哇，而且来自外岛各地，为培养华侨子弟、华校师资，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毕业于该校的学生遍布各地，有的留在当地为华侨教育服务，或从事商业、工业或考上大学；有的到澳洲和欧美各大学继续深造；但多数学生都像万流归海那样回到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继续学习，并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司徒赞侨居印尼时，不但热心华侨教育，而且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外华侨，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司徒赞及其夫人立即投身于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运动中去。8月2日巴达维亚华侨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其(前身是“华侨救国后援会”，因荷印当局害怕刺激日本军国主义，不许华侨使用敌对性字眼，故改用此名)，向华侨筹募款项、物资，支援祖国抗日。司徒赞被选为文书主任，参与起草签署一切文件工作，并赴各地发动募捐。他的夫人刘金端女士亦被选为该会妇女组副主任，协助筹款和救济等工作。他们经常四处奔波，发动侨商、企业家，募捐款项、商品、衣物，还以华校教师公会主席身份，发动教师、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向家长及侨胞募捐。此外，由柯金寿、洪渊源和司徒赞等人负责的一个特别组织委员会，负责购买急救药品、救护车，还组织医疗人员和汽车司机一百多人回国服务。自1937年7月至1942年12月，共募得款项约五千万港元及各类物资，先后寄至贵阳红十字会转到抗日前线。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将侵略矛头指向东南亚，印尼危在旦夕，荷印殖民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曾向巴达维亚中华总会提出要求联合华侨力量，组织“抗敌后援会”，共同御敌。作为中华总会文书主任的司徒赞，负责起草了“抗敌宣言”。1942年3月5日，日军占领荷印首都巴达维亚，9日，荷印殖民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印尼群岛处于日本法西斯统治之下，4月，日军开始大逮捕，几天时间，司徒赞和爪哇爱国侨领及知名人士540余人，以“敌性华侨“的莫须有罪名被投入西爪哇芝槟榔狱中。司徒赞因曾起草“抗敌宣言”，不仅遭到追查殴打，备受侮辱，而且惨遭抄家之祸，他多年珍藏的书籍也被抄走。经过多次辗转迁移，司徒赞最后被监禁在芝马墟最大的国际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所关押的以荷兰人居多，约9,000余人，其次是华侨，再其次是英国人，此外还有俄、美、德、澳、法、阿拉伯和印度等国人，共约10,000余人。司徒赞和难友在狱中备受折磨，不到一年，1943年3月，刘金端及其友人也因暗中筹款接济国内派来的工作人员，为日寇所发觉而遭逮捕，以“叛逆华侨”的罪名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夫妻两人因为抗日而双双投入监狱，使家中因“老燕未归雏燕苦”。至日本投降，司徒赞才被释放出狱。

司徒赞在狱中仍注重学习。他与三宝垄慈善会主席著名华裔张聪添互相学习，至出狱时，张聪添已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学了中国文学，且能写得一手很好的中国书法，而司徒赞亦已懂荷文荷语，亦属难能可贵。

司徒赞除了热心华侨教育事业外，还致力于华侨团结和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位出色的华侨社会活动家。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后，荷兰殖民主义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卷土重来，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于是荷印双方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各地华侨也遭到暴徒的抢劫和烧杀。半年之间，逃生避难到雅加达的难侨达5万余人。身为刚恢复组织的华侨慈善事业委员会的副主席和成立不久的中华总会副主席司徒赞，立即投入了对这批难侨的安置和救济工作。这时他一身两职，上午到联合中学，与同事们商议校舍和开学等事宜，下午则到中华总会处理难侨的救济工作。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颇得社会与论的好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印尼华侨欢欣鼓舞。当时，如何积极促进印尼与新中国建交，成为广大印尼爱国华侨关心的一件大事。11月，巴达维亚华侨成立了“促进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次年5月，中国与印尼建交，8月，“促进中印(尼)建交工作委员会”改名为“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推举刘宜应为主席，司徒赞和杨新容为副主席。1952年4月，该促进会又改名为“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简称侨总)，著名华裔领袖洪渊源被选为主席，司徒赞、刘宜应和吕俊诚被选为副主席，分别代表广肇、客家和闽南籍华侨团体，司徒赞还兼任侨总文教部主任。司徒赞由于诚恳待人，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广大侨胞和与各侨团领导人合作，因此，自1955年以来，连续两次被选为侨总主席，直到1960年他回国定居前为止。

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是当地最高的侨团组织机构，属下有十多个侨团，它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加强华侨团结，搞好华侨文教和福利事业，教育华侨遵守当地法令，移风易俗，搞好与印尼人民的关系，促进中印(尼)友好事业的发展。司徒赞作为两届侨总主席，为上述事业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司徒赞还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1957年3月19日，他以侨总主席的名义，对雅加达(生活报》记者发表谈话，呼吁：“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华侨包括国民党人士，应该消除成见，团结起来，为促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努力。”

1959年9月，司徒赞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观礼，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曾代表印尼华侨向宋庆龄副委员长献旗。在北京期间，司徒赞出于维护华侨利益的公心，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广播谈话，批评了印尼某些有势力集团的所作所为，竟遭到印尼当局的迫害，11月16日返抵雅加达时即遭印尼有关当局的拘捕。1960年1月，他与夫人被迫离开了印尼回国。

司徒赞回国定居后，得到政府的关怀和照顾。根据他的专长，安排在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任副所长，兼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他还先后担任广东省政协第二届委员、广东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侨联委员、广东省侨联常委、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董事、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还被选为广东省历史学会和中国亚非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为团结广大华侨、归侨、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竭尽余力为祖国建设事业效劳。

他根据领导提出的“研究所人员要打好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外语基础和资料工作基础，要出成果出人才”的精神，着力培养和提高研究人员的“三基”。首先抓好所的图书资料和设备的建设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购买一批有关东南亚史地、经济和华侨等方面的图书，同时还献出一批他自己珍藏的中外文书刊。还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广泛社会关系，请有关人士捐购图书。他打听到有的归侨、侨眷学生要出国，立即派人设法将他们的有关藏书买下。对一些残缺不全的重要杂志，想方设法购买补齐。此外，努力办好研究所出版的季刊—《东南亚研究资料》，他作为编委之一，认真负责地审阅有关华侨问题的稿件，虚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支持合理的建议，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改进编辑工作，使季刊越办越好，订户逐渐增多。他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中，还利用第一手资料，结合自己数十年在海外从事华侨教育工作的实践，撰写了《荷兰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简史》，发表于《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一期。另外，他作为暨南大学董事，很关心教学中的具体问题，1967年他曾函请印尼友好人士购买八部高级显微镜和一些科学仪器，赠送给暨南大学以充实教学之用。

“文革”十年的动乱期间，尽管司徒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没有动摇过他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粉碎。四人帮。后，他心情舒畅，在古稀之年仍积极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有益的工作。1978年2月，他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3月，他不顾身体有病，乘飞机到北京参加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由于南北气候悬殊，机车劳顿，以致病情加剧，一病不起。3月14日，这位。爱国出于天性，至死不渝。的老归侨不幸于广州与世长辞，终年79岁。他在病重时，曾对他夫人刘金端说：我最遗憾的是我漂洋过海四十年，对祖国，对家乡毫无贡献“甚感内疚”。司徒赞临终前还那麽谦虚，这表明他的高尚品德。临终前，他还特别谆嘱其夫人，在他去世后，要将他珍藏的新旧书籍全部捐献给家乡作为纪念。1982年3月，司徒赞夫人刘金端及三子司徒戎生已遵嘱将其珍藏的书籍870本捐赠给他的家乡开平县赤坎镇司徒氏图书馆，以表达这位早年背井离乡，但心中仍惦记着家乡的老归侨的一片爱乡之情。

司徒赞一生好学不倦，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他在海外时，身居侨领、校长高位、回国后又兼任多职，从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别人有困难，只要力所能及，总是热情帮助解决。饮誉东南亚的画坛巨匠李曼峰，早年最困难的时刻，曾得到司徒赞的资助，在东南亚华人中传为佳话。他学习认真，年幼时在出洋的海浪汹涌的航程中，手不释卷，勤奋好学，从不放过学习机会。他学会了三门外语，为了掌握英语词汇，曾一字一词地读完英汉字典。

他兴趣广泛，新学旧学都很有根基。工余他喜欢赋诗作词，有一定的造诣。他逝世后，由他的夫人及子女搜集整理出版了他生前自己定名的《纪南堂诗词存稿》，共130余篇，分为“观光集”、“东山集”及“岁暮怀人”三部份。可惜的是他在印尼时的旧作已部份散失，仅余十余篇辑入“岁暮怀人”部份。从这些诗作，我们可以看出司徒赞对祖国和对家乡的热爱及深厚感情。诚如前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在《纪南堂诗词存稿》。序。中所说：“拜读子襄先生诗稿，见其爱国怀家之作，一片丹心，跃然纸上”；又说：“综览先生遗作，既无吟风弄月之陈言，复无放言高论之空语”，这确实是对司徒赞中肯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