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人

李嘉人人物生平

一介书生，英勇战士

1914年3月3日，在广东省台山县三八镇（现水步镇）密冲马岗村一个华侨工人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还未待接生婆来拍他的小屁股，他就大声啼哭起来了，接生婆忙说：“我接生几十年了，这是头一回，这小家伙日后非同凡响！”一家人欢天喜地，给他取名为李德亮。后来，又改为李嘉人。李嘉人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兄嫂抚养长大。

李嘉人聪明伶俐，加上平时读书勤奋用功，14岁那年，他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台山师范学校。在学校，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不耻下问，睿智过人，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31年，李嘉人以优异成绩从台山师范学校毕业后，附城光大小学任教。就是这一年的9月18日晚，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了沈阳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藉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接著，日军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东北军基本上不战自溃。不到几个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我国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铁蹄蹂躏，生灵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血气方刚的李嘉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灵深处悄然埋下了。

1933年，李嘉人考入广州新闻学院，攻读新闻专业，他才思敏捷，成绩十分优异。他追求进步，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与何干之等革命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1935年，李嘉人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他追求真理，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社联”的进步活动。他团结进步学生，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最后，他愤然中止学业，离开给他提供了深造条件的这个岛国，从书生变为一名捍卫祖国河山的英勇战士！

1936年，李嘉人回到家乡，在台山培英中学任教。那时候，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现北京市）。1937 年7月7日晚上，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军队拒绝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炮击中国军队，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李嘉人拍案而起，他和朱伯濂、雷均祥等人利用课余时间协助陈仲博在台城编辑《劲风日报》，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声喊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又鼓动全民团结，共同报国，“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李嘉人在校讲授历史课时，为了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例如在讲授明、清史时，他特别介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感人事迹，帮助莘莘学子认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引导他们自觉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因此，在他们的影响下，台山不少知识青年、小学教师、中学生、店员、工人以及其他阶层爱国人士踊跃参加了“台城教师联谊会”、“台山抗敌宣传工作团”、“台山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等抗日救亡社会团体。李嘉人等人组织一支抗日宣传队伍，以演话剧、出墙报、讲时事等形式，深入农村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台山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年春夏间，“台山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在台中、台师开设“战时讲座”，李嘉人以老师身份前去讲课，讲述抗战的形势，同时，利用国民党县政府的“台山各乡镇联防委员会”的经费，编辑出版两期的《自卫周报》，由李嘉人、朱伯濂负责编辑工作。同时，李嘉人在上级的帮助下，举办了“抗日救亡暑假短期学习班”。

这是李嘉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也是李嘉人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1938年7月初，中共台山县支部成立，7月中旬，李嘉人在支部书记邝启常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协助从广州回台山的共产党员赵元浩在台中、台师、敬修、居正等校联合成立“台山县学生抗敌联合会”，并在台城南门朗体育场举行成立庆祝大会。到8月底，中共台山县支部以青抗会名义，举办了“台山抗战知识研究班”，学员93人，李嘉人是教员之一。同年10月，李嘉人被派往赤溪同彭炳炎联系，通过办夜校，开展学运、青运工作。

岁月磋砣，历尽险阻

在以后的工作中，李嘉人通过“台山青年抗敌同志会”（ 青抗会）和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台山县队部（抗先队），把台山广大青年组织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并通过各种形式对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把其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中国共产党。李嘉人遵循党的有关指示，把抗日救亡运动与党的建设联系起来，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那里，党的组织就发展到那里。他还注意把党的组织建设向农村发展，在“抗先队”向农村发展的同时，他就下到农村指导建党工作，抓紧发展农民党员。他又通过发动来自农村的在台城读书的学生党员，回到农村建立抗日救亡团体，从中培养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

1939年9月，中共台山县中心支部成立，李嘉人任支部书记，下辖学生、青抗会、密冲等4个党小组。同年11月初，中共台山县区工委会成立后，李嘉人任宣传委员，并被派往都斛南村“台山县第十二短期小学”，对第三区10多位入党对象进行审批，做他们的入党监誓人，不久，经上级批准成立了东南区支部。这时，中共台山县工委会下辖5个区委会、24个党支部和15个党小组，党员179人，上级党组织高度称赞台山党组织是一个富有朝气和战斗力的、在农村扎下根因而有深厚群众众基础的党组织。那个时候，“抗先队”是党的外围青年群众组织，也就是党在青年中的工作阵地，更是党联系青年、教育青年的学校，李嘉人由于能够以适合青年人的兴趣，以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开展活动，而学习的内容又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既生动活泼，又严肃认真，工作愉快，又有东西可学，这么一来，就非常吸引青年人。因此，“抗先队”发展到3080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抗先队”是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矗立的革命熔炉，很多革命青年、共产党员都是从这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此外，李嘉人还兼任中共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四县)工委宣传部长，他坚持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国民党台山县党部及台山革命团体，团结群众抗日。日军侵占广州、江门等地后，他与中共四邑工委组织部长陈翔南，发动四邑人民反抗日军侵占珠江三角洲。又与广东中共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在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鹤山、高明、阳江、阳春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他积极援助中共中区特委书记刘田夫在广东中部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保卫群众。?

1940年5月，李嘉人因领导开展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民党注意，进而遭到国民党台山当局的通缉，为此，中共台山县区工委会及时免去其县委委员职务，并布置他先行秘密撤退。当年6、7月间，他调往广西桂林，先后任教于逸仙中学、德智中学，继续从事教学和抗日救亡活动。期间，他很重视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他带领德智中学的一班同学美化校园，并名为“德园”，以通过美化校园活动，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校园，热爱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曾带学生参观广西大学和大公报社，介绍阅读千家驹教授的文章，鼓励大家去听李四光的讲演，组织开展课外理论学习活动。尤其在开展课外活动中，他除了讲授延安整风问题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外，还邀请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教师讲述运动的经过和感受。通过这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使一些青年学生经常聚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谈人生，讲抱负，激发革命热情。

1944年秋冬之间，党组织还曾派遣李嘉人到广西贺县临江中学，该校是一所由当地矿商和开明士绅集资开办的私立学校，校长等人是进步人士，他们从外地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李嘉人到该校后，通过训导主任何励锋找到梁漱溟、陈此生、千家驹等著名民主人士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并共同草拟了《临江中学战时教育方案》。在与民主人士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李嘉人和该校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决定由他和李梓高负责组织武装斗争，计划成立西江纵队。在他的宣传发动下，该校大批革命师生成为解放战争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1944年6月，日本侵略者向广西桂林进攻。白崇禧、张发奎在桂林召开第四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制定部署对日作战计划，决定成立桂林市城防司令部，任命韦云淞中将为司令。随即，市政当局下达了强迫疏散令，命令全体市民尽早疏散。德智中学接到疏散令，随即组织师生向山区疏散，不少同学因此而徬徨苦恼。这时李嘉人召集全班同学开话别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勉励大家：“当前民族存亡时期，我们的心应和中华民族连在一起，生死与共……”讲话完后又即席激昂地唱起冼星海的《黄河怨》，“朋友!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老家已经太不成话了，谁没有妻子儿女，谁能忍受敌人的欺凌?亲爱的同胞们!……你要想想妻子儿女死得这样惨!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算!你要替我把这笔血债清还!” 浑厚、激昂的歌声在课室里回旋，听者动容，无不留下了热泪，随之群情激愤吼声如雷，与会同学在他爱国热情的感召下，精神振作起来。不久，一批批热血青年学生纷纷离开了课堂，投笔从戎，奔赴敌后游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就在这个时候，全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琛将军因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准备发动西南独立运动，并成立华南民主联军，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广东省临委，由东江纵队出面联系加以支持。1945年3月，李济深从他的家乡广西苍梧到达广东高州后，四处与张炎将军联络不上。而张炎在桂柳会战后，于1945年1月14日，在广东省吴川率部起义，与我党游击队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解放吴川全境，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并任军长。后来，起义受挫，在广西博白被捕， 3月22日，在玉林慷慨就义。国民党当局怕李济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便封锁一切消息。李济琛便转到广东省罗定与蔡廷锴商谈，住在罗定城19路军旧部谭启秀家里。

此时，广东省临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出李嘉人作为东江纵队的代表前往罗定会见李济琛。他从桂林取道平乐前往苍梧，但船到平乐就只有国民党的兵船尚可通行，为此，他便身穿唐装，背一把布伞，与3位逸仙中学的学生一起上了兵船，途中，李嘉人谈笑风生，表现出机智、英勇的革命精神。辗转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郁南县都城，找到了地下党员刘俊英领导的秘密交通站——德兴昌车衣店，与三罗党负责人唐章取得了联系，唐章随即组织郁南和罗定党的力量负责李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

李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谭启秀家中，同李济琛、蔡廷锴进行了会谈，表达了共产党对李济琛发动西南独立运动和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的支持，并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会谈结束后，李嘉人告辞外出，突然从谭启秀家中有一些人走出来，立在马路上，把手一招，沿街装扮摆摊的人随即拥过来，前后左右把李嘉人包围住，罗定党组织派出的保卫人员见状，非常着急，因为已向上级立下了军令状，要保证李嘉人的安全，便急中生智，迅速护着李嘉人走入路边一间厕所里，接着又折回谭启秀家里，向李济琛、蔡廷锴报告刚才发生的情况，他俩大为生气，责问谭启秀是什么原因。其实，这时候为大家所不知的是，谭启秀已经变质了。谭启秀假装道歉说：“我看见这位先生同你们谈得这样密、投机，便认定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罢了。”他答应保证第二天派人护送李嘉人安全离开，但他要求李嘉人介绍三罗和罗定共产党负责人给他认识，以便日后更好地“合作”。此时，李嘉人已识破了谭启秀的反动面目，就劝导他要积极抗日，并爱护青年。第二天，谭启秀不得不派轿子为李嘉人送行。李嘉人风趣地说：“我今年31岁了，也不是大少爷，从未坐过轿子，这回被谭先生‘请’上轿了。”罗定党组织为了李嘉人的安全，派人随行保护，郁南党组织方面又派出人员在途职相接，李嘉人安全脱险。李嘉人临危不惧，显示出他乐观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时被传为佳话。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夺远东殖民地，独霸亚洲，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驻守在这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8日，美、英随即对日寇宣战，11日，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不在不到半年内，侵占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于暂时的军事优势。直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开始局部反攻，而与我国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军，也准备在我省沿海登陆打击日军。8月，美军第14航空队（即陈纳德飞虎队，在广东省台山市石花山旅游区立有飞虎队纪念亭）派出一个情报组到东江纵队，与东江纵队合作搜集敌占区情报。为此，东江纵队成立了联络处，专门与之配合，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李嘉人接受党组织安排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与东江游击队一道，搜集到日军在广州市的飞机场地图、广州郊区日伪军分布情况以及日伪军机关所在地和发电厂的位置等情报，带回梧州交给组织转送美军。美航空队得到这些情报后，即派飞机炸毁日军飞机库及其它设施，取得预期战果。由于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日军受到严重打击，因而东江纵队获得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司令部、甚至华盛顿当局的赞誉。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45年8月，中国取得了对日抗战的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战事，生灵涂炭，苦难不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百废待兴，人民亟待休养生息。然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抗战胜利后全国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荡然无存，刚刚从日本侵略的苦难中解脱的人民又重新卷入长达三年的兄弟相残的漩涡之中。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李嘉人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在广州开设“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并利用公开合法的商业地位，掩护革命同志的秘密活动。他选择了西湖路100号和102号为社址，100号2楼是他会客和工作的地方，102号3楼是他的秘密工作室（包括秘密电台）。该站是1945年10筹建， 1946年元旦正式开张的。他精心安排了一批地下党员在供应社当经理、副经理、业务员、会计员、炊事员、勤杂员等。

李嘉人为了便于在广东坚持斗争，他服从组织安排，让自己两个不足12岁的孩子（李嘉人有四个儿女，李洁珠、李征、李小颖、李文岳）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临行前，他只给姐姐李洁珠（现居住在北京）做了套衣服，这位坚强的汉子忍着眼泪说：“现在组织上有困难，只能给你作这点准备。你要照顾好弟弟（李征，现居住在广州）。到了解放区，要好好学文化，学政治，向叔叔阿姨学习。革命虽很艰苦，但一定会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负责护送的同志见状，无不流下热泪。

每天下午6时，李嘉人在他的秘密工作室通过秘密电台收发电报。为掩人耳目，半个月后，他安排李梓高用人力三轮车将电台转移设置在国民党公安局附近。有句话说得好：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因为附近电台林立，国民党公安局不易发现。李嘉人在书店内还销售一些国民党的书刊，在门市部的橱窗内，还展出美国新闻处发行的图片新闻，这完全是为了麻痹反动派。敌人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图片后面，就有共产党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的地下阅报室。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和该社同志定期秘密出售《新华日报》，让群众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稍后，他和苏健等开了间阅报室，免费提供给群众阅《新华日报》、《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等革命报纸，吸引了不少中山大学学生和群众来看报。这时，该社发行业务扩大，读者剧增，国民党当局十分仇视。1946年5月4日，有关当局指使打手，砸了该社。李嘉人早有警惕，迅速与同志们转移。6月30日，国民党当局由于什么证据都找不到，便以怀疑该供应社为“民盟”机构为由，下令查封该供应社不得再开业。

1947年7月，李嘉人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到香港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秘书长，协助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工作，并曾执教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解放战争后期，他担任中共粤港工委群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香港时，他对各群众团体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恶，发动香港各社会团体输送人员到广东各个游击区，推动了广东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1948年秋，李嘉人受党组织委派，同香港分局领导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华南工作情况。回香港后，于1949年春夏，组织干部、知识分子、工人、进步人士到广州和华南各地工作，准备迎接华南的解放。根据香港分局的部署，李嘉人还帮助著名民主人士李济琛开展工作，参与护送李济琛、何香凝等离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耗尽心血，不辱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同时，还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战略资源和工业原料，当然更属于封锁禁运之列。党中央根据我国急需橡胶原料的情况，作出了立即发展橡胶事业、自力更生在华南部分地区建立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中央决定，由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主持这项工作，在华南地区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直接抓大面积种植橡胶的工作。1951年9月，叶剑英和陈云一起，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华南垦殖局筹建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我国橡胶事业的决策，提出了尽快在华南建立橡胶生产基地的具体意见，并研究决定了组织机构、发展规划和科研工作等方面的事项。同年11月，华南垦殖局在广州成立，叶剑英兼任垦殖局局长，李嘉人任专职副局长，不久，华南垦殖局从广州搬到湛江，而李嘉人成了垦殖前线实际上的执行指挥官。

冬天的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依然是一片蓬勃的翠绿。如果按季候征象来严格区分，这些地区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冬天，绿色覆盖着一年四季。有些人对高州和雷州半岛能否种植橡胶树，表示怀疑。从1951年11月21日起，李嘉人会同林业、橡胶方面的专家，到高州和雷州半岛，翻山越岭，进行考察。

狭长的雷州半岛北高南低，呈台地状向南楔入南海。北端连接起粤西北的山地、丘陵，南部覆盖着一片原始大森林，连绵两千平方公里，跨越徐闻、海康两县。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这个三面环海的县份土地面积有近2000平方公里，98%覆盖着原始森林，人口才10来万，真可谓荒凉偏僻，人烟稀少。它北面的海康县，人口也不过是20来万。在这片原始生态地带，往往要跟着牛车的辙印走几十公里，才见到一个三五户人家的小村落。这里的森林是亚热带原始杂木混生林，林木蔽日，古藤缠树，藤粗如人腿，竹类成丛密不透风，芒草茅草比人还高。蛇、虫、蜂、蜈蚣、蚂蚁爬行飞舞，猛兽出没。蛇类中不仅有咬人致死不出十步的“过山乌”等剧毒蛇，还有数丈长、粗如人腰的大蟒蛇，一口能吞一只小野猪。野蜂最可怕的是瓮蜂，攻击动物时倾巢而出，无数毒针乱蜇，蜇重了就气绝身亡。还有猛兽，据估计，有几十只华南虎蛰伏在这片大森林的茅草丛中。这里缺水严重，雷州半岛南部地底下不缺水，缺的是表面水。河流很少，没有湖泊，连水洼也很少见。当地人吃的水主要向地底要。挖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深井，吱吱呀呀地摇一架缠长绳的木辘轳，把地下水用一个带石头压重的木桶提上来。海南岛的不少地方是疟疾高发区，好容易就会染上了这病……

这些，没有吓倒李嘉人。经过考察，在徐闻县境内，先后发现了老橡胶树2000株以上，在茂名县也发现了一些一二十年的老橡胶树。李嘉人十分高兴，他与专家大胆提出：高州和雷州半岛地区是完全可以种橡胶！李嘉人又奔赴海南岛，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认真调查了橡胶树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了解橡胶生产的现状。在那大、文昌、南桥等几个较大的胶园里，他细心观看了从割胶、收浆到制胶片的过程。

通过调查研究，李嘉人很清楚自己的职责，他知道，要打好橡胶垦殖开局这一仗，关键是抓好采种育苗和橡胶林地的规划与营造。随即他大刀阔斧开展工作，他首先接收了海南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组建的5个橡胶垦殖场，编成华南橡胶生产基地第一批建制农场；在海南儋县的木排农场，建立起海南垦殖分局第一个橡胶苗圃和华南垦区第一个胶籽集散站；海南垦区支援大陆的第一批橡胶苗数万株，已运抵高雷垦区和广西垦区；在徐闻县的坑仔，一片华侨和当地资本家合办留下的老胶林已被保护起来，确定为雷州半岛第一个成规模的橡胶母树采种点；从全国征调来的第一批大专院校师生，完成了第一批橡胶林地的勘测与设计任务；在化州和茂名，设计出高雷垦殖分局第一批垦殖农场。李嘉人开局这一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华南垦殖局办公地湛江赤坎南华酒店里，很少见到李嘉人的身影，他有一个宽广无比的“办公室”——垦区的山林和原野。他在大“办公室”里巡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检查、督促，解决问题，期盼垦区早日形成千军万马热气腾腾大开发的局面。最后，他与局的领导构思出华南橡胶生产基地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布局蓝图，确定了首先开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平原地区，重点放在雷州半岛。

党中央十分支持李嘉人的工作，支持关心华南地区橡胶事业，抽调约2万名解放军指战员，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作为橡胶垦殖的骨干力量，动员了广东、广西10多万翻身农民参加橡胶垦殖工作，后来又将征调民工的数量翻倍。

1953年5月，叶剑英同志因工作需要，不再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职务，党组织任命李嘉人担任华南垦殖局局长，直到1958年8月。李嘉人在华南垦殖局工作近10年时间里，他带领大批南下干部和军队转业干部，从新中国橡胶垦殖起步时之难、之艰辛、之沉重，到后来蓬勃发展。在粤西、海南等地，李嘉人探索发展热带作物的途径，组织开展各种综合利用的研究。其中，利用蔗渣造纸的科学试验，受到中央主管农业负责人的鼓励。在粤西、海南创立了一大批国营农场，为发展中国的热带作物事业和橡胶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坚持真理，胸襟坦荡

1958年9月，在第二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嘉人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1961年12月至1965年2月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在主管文教工作过程中，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发展文教事业作出努力。

1965年2月，中央和省委为了加强对中山大学的领导，李嘉人兼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一书记。他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教学为主方针、活跃学术气氛、重视系统的基础理论训练和马列主义对各门学科的指导作用。他除了白天主持日常的校务工作之外，晚上还亲自登门造访一些有名的教授，或在茶余饭后约请一些学校领导和青年教师在校园散步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以改进教育、教学工作。他深入基层，参加有关教研室的备课、讲课，力图纠正当时政治学习中流行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在他的倡议下，出版了《中大论坛》。他说：“办一个内部争鸣刊物可要担风险的。但是，要把学术研究搞上去，就要冒这个风。”谁知道，果真如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爆发，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极左路线的横行，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李嘉人不能幸免，他被扣上了“走资派”、中山大学“三代黑皇朝”头号人物，进而受到批判、游斗、挂黑牌。1968年春，李嘉人因在1944年与东江纵队游击队搜集日军情报交给美军第14航空队情报组的问题，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颠倒黑白，诬蔑李嘉人和东江纵队领导人是“国际间谍”，最后李嘉人被关押在乐昌监狱，受到了残酷迫害。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查到党中央批准东江纵队与美军第14航空队情报组建立联系的电报后，才真相大白，沉冤昭雪。

这期间，他的爱人许稚人受迫害含冤而死，他的家被连续洗劫、抄砸，他的孩子无家可归。他常常吃不饱饭，一次在劳动时，饿得实在厉害，就咬了几口生地瓜，结果被人发现，挨了顿打。不仅如此，还规定不准写信，不准会见家人，不准外出，就是连喝水、大小便都受限制，几乎见不到什么阳光。特别是1969年那年冬天，李嘉人几个月都得不到热水洗澡，只好用凉水洗，结果得了一场大病，又加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从此身体就越来越坏，心、肺、胃等都受到很大损伤，以至稍受风寒，就要生病。

1972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李嘉人恢复了名誉、安排了工作。当他出来时，头发几乎全白，瘦骨嶙峋，步履躏跚，身体极度虚弱。话讲多些，就不断打噎；稍为动作，就出冷汗，面色发青；喝了开水或白粥就拉肚子，只能喝甘和茶来止渴，甘和茶性寒怯，多喝了又影响身子，更加虚弱。他唯一的财物就是身上穿的几件衣物，脚上穿的解放鞋和一顶破蚊帐。一个跟随共产党革命几十年，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干部，竟被搞得倾家荡产，妻亡子散。回到家时，家里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可是李嘉人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只向省领导提出要了些布票，其它都由自己想办法解决。他的女儿提出要帮他做些家具，但他说：“不用了，过得去就行了。”

李嘉人十分珍惜出来工作的机会，他不仅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对家人也要求严格，不搞特殊化，他的小车从不给家人单独使用，有几次他家里有人没有通过他用他的车，他知道后非常生气，亲自告诉司机：今后凡不是他要的车，都不要开。为了能够更好地工作，李嘉人在学习上非常勤奋。他酷爱读书，喜欢博览国内外各种资料，他教育他的子女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真才实学，才能替人民做点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嘉人的家被洗劫一空。李嘉人说，其它都不足为惜，唯一可惜的是失落下那几柜书。在被“监护”期间，李嘉人从很少的生活费中节省下一些钱，买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反复阅读，使他更加坚信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相信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增强了自己的斗争信心，从而使他有力量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过来。

李嘉人刚出来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书记。1973年4月，任中山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尽管他受到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残酷迫害，精神受到极大创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一旦接受党的重托，他就精神抖擞，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他不记前嫌，以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把文化革命中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曾经反对过自己甚至审查过自己的同志，团结在一起，这些同志都非常感动。他日以继夜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商议办学大计。数力系在重建扩建的过程中，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从2个专业增加到4个专业。为了复办被拆散了的外语系，李嘉人亲自奔跑，不遗余力做了许多工作。他说：“外语系是综合性大学所不可缺少的。没有外语，怎么向外国学习？”就这样，中大外语系在他的鼎力支持下，顶着压力复办起来了。还有其它的学系，在他的主持下，逐步恢复起来。李嘉人重新强调基础课教学，并对1972年进校的新生开始采取增加半年时间补习文化等措施，使学生学到了专业知识。

正当李嘉人雄心壮志开展工作时，一盆冷水泼了下来。1973年下半年，科教组迟群召开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时，李嘉人和广东的一些代表，遭到迟群一伙布置的围攻。李嘉人在全体会议上一言不发，在广东代表小组会上，斜靠在床上，频频说这“不符合逻辑”，表现了对迟群一伙的蔑视和抵制。当时，大家都为他的坚定态度捏一把汗。最后，在“四人帮”把持下的教育部，把李嘉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作为“复辟回潮”批判。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李嘉人又一次大讲要抓教学，要抓科研，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贯彻“双百”方针。可是，到了1976年，李嘉人这些正确言行，又被扣上了“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罪名”。但他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教育领域里坚持跟极左路线进行斗争。

1976年2月，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嘉人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抵制和反对“批邓”。他熬着身患感冒、长期发低烧的折磨，冒着“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罪名”，在有关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贯彻省委的指示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联系实际，批中大教师、干部中的奇谈怪论”的主张，稳住了中山大学的阵脚，挫败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妄图“乱中大”，“从中大打开缺口”，“从而乱广东”的阴谋。可是，中山大学稳住了，李嘉人却又一次离开中山大学。在天安门“四·五”事件后，李嘉人被迫离职“养病”，6月，正式调离中山学校，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77年3月，李嘉人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第一副书记、第一副校长，同年1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任中山大学校长，重新主持我省文教工作。他衷心拥护和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决议，更加精神抖擞，兢兢业业地工作。为了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拨乱反正，迅速恢复过去一切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使全省各级学校的常规教学秩序逐渐得以恢复。为了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李嘉人排除一切干扰，认真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使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地重回教学工作岗位。此外，他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每位知识分子，只要是德才兼备，就给予无微不致的关怀爱护和充分的信任重用，因此，大家都既把他当作自己的老上级，又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

李嘉人不但重视全面抓好教学工作，而且特别重视师范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致使我省师范学校几乎处于停办的状态。李嘉人认为，要办好教育，一定要抓好师范教育。为此，他极力主张迅速复办师范学校，凡是无理被挤占的校舍，他都限令有关单位无条件归还。例如，广东教育学院曾被工厂长期占用，李嘉人就以省府的名义，多次发文责令其退回，并迅速调派得力领导干部负责筹备工作，使该学院于 1980年复办起来。再如广州外语学院，是一所为培养各类外语人才和中小学外语师资学校，当时教育部门一些领导曾打算把该校并入广州师院，但李嘉人认为：“既然已经办起来就不要停啦，过去的教训太多了。”由于得到他的支持，该学院才得以继续办下去。李嘉人在每次主持教育工作会议时，总强调要给师范学校多拨一些教育经费，以充实其设备，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979年2月，李嘉人因急病住了医院，当病情刚刚好转时，他就找有关部门的同志，商讨如何加快高等院校基建步伐，以解决学校教职工住房紧张，课室、实验室不足的问题，并亲自写信给省基建部门的有关同志，说明基建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商请他们予以支持，经各方努力，1979年高考时，基建任务完成比较好，及时地缓和了院校房舍紧张局面。

不久，李嘉人又做了一次大手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按照医生的意见，要好好治疗休息一段，即使出了院，也应该安排一段时间去休养。但是，李嘉人为了打开中美高等教育开展交流的局面，为了建立起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两校的交流关系，他婉言说服了医生，不顾病后元气未完全恢复过来的身体状况，提前出了院，毅然接受了教育部的委托，于1979年5月，率领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不辞劳苦，远渡重洋，赴美访问。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天多的长途飞机，由于时差影响而睡眠不足，使李嘉人难以适应，从而心跳、气促。但他想的是工作，他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访问计划，接待来访华侨，会见中山大学校友，向美国朋友和华侨介绍我国大好形势，鼓励校友们为祖国多作贡献。李嘉人谦逊友好，实事求是的态度博得许多美国友人和华人科学家的好评和称赞。在紧张、繁忙的二十多天的访问中，完满地完成了各项预定的任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中山大学与洛杉矶校校际交流关系的建立，为开展中美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回到了国内后，李嘉人不顾旅途的劳累，一天也来不及休息，又立即扑到繁忙的工作中去了。个个既为他率领的代表团访美取得的成果而高兴，也为他的身体健康而担心。1979年8月底，李嘉人的老毛病又一次发作了，经过医护人员抢救，过了3天之后才能脱险！然而，当病情刚刚开始稳定的时候，李嘉人就考虑起我省的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等工作，甚至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还满腔热情地接待普通群众的来访。有一天，一位来访的群众突然闯进病房，向卧病在床的李嘉人反映我省高考招生工作中的问题。在旁边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况，都为李嘉人的健康捏把汗，担心出问题。他们想劝说来访群众即刻离开病房，但看到李嘉人对待来访的群众是那样的热情，就没有那样做了。那次，李嘉人让来访者把事说完，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并指示工作人员，交待有关部门调查处理。过不了几天，又有好几位群众到医院反映情况，李嘉人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忍着病痛伏案细心听取群众意见。事后，李嘉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跟这些来访的同志谈起李嘉人当时的病情，他们都深深感到内疚，觉得不应该在那个时候打搅他。但是，李嘉人这种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精神和作风，无不让人们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敬仰！

这一次李嘉人一住就足足住了3个月。在整整的90天中，李嘉人的心情是那样的不安。凡见到来医院看望他的同志、战友，他就说：“今年两次住院，半年的时间没有工作了，住在这里饭都吃不香。”甚至有时他还抱怨医生们对他的许多“限制”。他是多么渴望早日出院工作阿！虽然身住病房，而心早已飞出了院外。当身体刚刚开始恢复，他就不大愿意听从医生、工作人员的劝说，断断续续与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起商讨工作，研究问题，并再一次约请省基建部门的同志在医院共同研究如何加快中山大学的基建，迎接中美合作的英语培训中心的开办和1980年新学年的到来。从省领导到医生、护士、工作人员，都劝他多住一段时间，或出院之后去休养一个时候，但李嘉人还是强烈要求医院让他出院工作，在他多次请求下，终于在11月30日出院了。出院了，可以工作了，李嘉人的心情是多么高兴。不几天，就亲自进中大去跟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如何贯彻“八字方针”，1980年新学年该抓那些大事的问题。同时，还亲自召集一部分教授、教师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商量、讨论。

12月17日，李嘉人同志怀着喜悦的心情，以一名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全省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他表示，还要好好干它五年！他先后参加了人代会的预备会、大会开幕式、小组讨论等，会外又约请同志谈话，并亲自动手修改准备提交省人代会通过的省计划生育条例，收集有关资料，准备就有关计划生育的问题作发言。他不顾医务人员和同志们的劝阻，怎么样也不愿意多休息一会。21日，他参加了人代会中山纪念堂的大会活动，当天还亲自阅着华南工学院学生会反映学院供电不正常，影响了师生员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来信，他看后便立即批示，要省文教办的领导同志即与有关部门商量解决的办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亲笔批示的笔迹未干，好好干它五年的愿望还未实现，22日凌晨3时，李嘉人同志因突发急性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5岁。

啊！珠江流泪，五羊啼泣！

台山人民的好儿子——李嘉人同志遽赋仙逝，台山人民泫然泪下，扼腕痛惜！三台山山凝哀泪，水放悲声。锥心之痛，情何以堪！台山人民还记得，李嘉人曾就于台山师范学校，解放后，他虽然肩负省的领导工作，但一直十分关心母校的情况。1950年初，陪同叶剑英来台山沿海一带视察，准备部署解放海南和研究“支前”事宜，虽公务繁忙，无暇回母校一行，但还是挤了时间向陪同他们的李贯之（台山县副县长兼台山师范学校校长）探询母校在政府接管后的情况。1974年，李嘉人因公务再度回台山，抽空约请抗战时期与他一起领导台山抗日救亡活动的前台山师范学校校长朱伯濂一起回母校视察，又台山领导共商发展大计……。这些，台山人民总是历历在目，浮想联翩，李嘉人虽离我们远去，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百世流芳！将永远激励台山人民，用智慧、自信和勇气推动台山这艘巨轮，勇往直前，走向辉煌的彼岸……

李嘉人人物简介

李嘉人（1914～1979），广东台山县人。青年时代在广州读书。30年代初期，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民国22年（1933），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与何干之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1935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社联”的进步活动，团结进步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嘉人回到祖国，在广州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回故乡，曾任中共台山县委书记，大力发动当地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和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后期，在广州和广州附近的游击区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在极为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为瓦解敌伪力量，团结争取上层民主人士投入抗日斗争作出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嘉人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在广州筹办了“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任负责人。他推销进步书刊，并利用公开合法的商业地位，掩护革命同志的秘密活动。他选择了西湖路100号和102号为社址，100号2楼是他会客和工作的地方，102

号3楼是他的秘密工作室。每天下午6时，他在该室通过秘密电台收发报。半个月后，他安排李梓高用人力三轮车将电台转移设置在敌人的公安局附近。因为附近电台林立，国民党公安局不易发现。李嘉人在书店内还销售一些国民党的书刊，在门市部的橱窗内，还展出美国新闻处发行的图片新闻，这完全是为了麻痹反动派。敌人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图片后面，就有共产党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商报》的地下阅报室。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他和该社同志定期秘密出售《新华日报》，让群众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稍后，他和苏健等开了间阅报室，免费提供给群众阅《新华日报》、《华商报》、

《大公报》、《文汇报》等革命报纸，吸引了不少中山大学学生和群众来看报。这时，该社发行业务扩大，读者剧增，反动派十分仇视。1946年5月4日，有关当局指使打手，砸了该社。李嘉人早有警惕，迅速与同志们转移。反动派什么证据都找不到，只好封闭了该社。

解放战争初期，李嘉人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到香港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称华南分局）政治秘书，协助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工作。解放战争后期，他担任中共粤港工委群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香港时对各群众团体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恶，发动香港各社会团体输送人员到广东各个游击区，推动了广东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1948年秋，李嘉人受党组织委派，同香港分局领导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南工作情况。回香港后，于1949年春夏，组织干部、知识分子、工人、进步人士到广州和华南各地工作，准备迎接华南的解放。根据香港分局的部署，李嘉人还帮助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开展工作，参与护送李济深、何香凝等离香港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秘书长。随后任华南垦殖局副局长、局长，为开创与发展中国橡胶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革命委员会主任、校长。他长期参与广东省文教事业的领导工作，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和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办好和发展文教事业。70年代中期，他受教育部的委托，率领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打开了中美高等教育、学术交流活动的局面。70年代后期，他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第一副书记、第一副校长，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