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公

李侠公人物简介

其父李农卿以岁贡纳捐教谕，做过几年的贵州省视学和台拱厅知事，回乡后团馆授童，课士子弟，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乡村老教师。侠公长兄李仲公早年离乡到北京、日本求学，曾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创办《晨钟报》。李侠公在“五四”运动的鼓励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21岁毅然东渡日本，以官费生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同在日本求学的周逸群结识，俩人相交甚笃，结为挚友。

李侠公人物历程

1923年初，李侠公学成归国，受《中国青年》、 《浙江潮》、《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和启发，1924年在上海与周逸群、胡秉绎等几位贵州青年创办《贵州青年》旬刊，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受到团中央负责人、 《中国青年》主编肖楚女的赞扬。周、李二人久慕肖楚女大名，乃联袂趋访，得到肖主编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后来，他俩还写了一首诗给肖主编，诗云：原来楚女非巾帼，忧国忧民慈母心；诛伐魑魅如椽笔，九洲风雨一奇人。

1924年7月，应朋友之约，李侠公离沪赴穗，出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从事教导团秘书工作，周逸群、胡秉铎相继到达黄埔进入军校二期学习。在军校李侠公、周逸群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先生，表达殷切的求见心情，并附上几份《贵州青年》，请予指教。时隔一周，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召见了他俩，并一再勉励他们：“你们的前途更加远大，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

在军校工作期间，经鲁易、周逸群介绍，李侠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与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等同志一道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担任联合会机关刊物《青年军人》编辑，团结军校中的滇黔籍官兵，壮大党在军校的力量，并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1926年3月12日，在成立“西南革命同志联合会”会上，李侠公担任了大会的主持人，遭到了贺衷寒、王惠生等右派分子“谋杀”，幸而得到胡秉铎、毛景洲等同志及时的保护未遂，这就是有名的“广州大佛寺事件”。时任国民党东江绥靖委员公署秘书长的李仲公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睹了这幕。

东征、北伐中，李侠公历任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并担任了广州中共军委会技术书记职务，成为苹命军中有名的共产党人。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第二天(即1927年4月19日)，发布了《通缉共产党首要令》(秘字第一号令)，陈独秀、周恩来、谭平山、李侠公等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197人受到通缉。

受党的派遣，李侠公于1927年2月赴苏联，在东方劳动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留苏期间，担任中共旅苏支部宣传部长，与同支部的孙冶方相交密切，私谊甚厚。1930年10月回国，在上海被捕入狱，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而脱党。到无锡匿居孙冶方家，从事教书，并潜心翻译苏联名著《政治经济学丛书》，1932年又与孙冶方一起赴日本，在东京商务书馆继续从事翻译工作，1936年回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孙冶方非常关心李侠公的生活和学习，不但在经济上给予多方帮助，还介绍当时的进步女青年姜曼薇与侠公结为一对忠贞不渝的革命伉俪，孙冶方便成了他俩终生的战友“月老”。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李侠公受聘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和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当局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消郭沫若负责的第三厅，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李侠公又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经常与周恩来、郭沫若接触，交往中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曾写下《林园访友》短文，记叙了他看望李侠公及其家属的情景。

1945年以后，李侠公在上海参加了国民党内民主人士谭平山等人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三人小组工作，后又到苏州继续翻译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与杨杰和定居苏州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李仲公一道，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7月，李侠公、李仲公兄弟先后自苏州赴北平。侠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以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了开国典礼。写下了《天安门城楼观开国典礼》一诗：扫净妖氛翻旧宇，昭苏万姓建新朝：蔽空赤帜千层浪，旷代殊勋一羽毛；执手温存恩义重，开元讲话激情高：从兹十月夸双璧，崛起中华敢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李侠公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参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7月，受党的委派和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回黔，历任贵州省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并负责组建民革贵州省委员会，1951年任民革贵州省委召集人。1956年后担任民革省委第一至五届主任委员、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第四至六届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会顾问、监委常委等职务，还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4年2月7日，李侠公在贵阳病逝，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