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生

高丽生人物生平

1934年考入潮州金山中学，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毕业后回到家乡钟秀小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汤坑抗敌救亡同志会。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他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冬被派往晋西北《抗战日报》任战地记者。1947年初，从来稿中发现刘胡兰壮烈牺牲的事迹，整理撰稿，及时编发。1948年秋，调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副社长。1949年冬在重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副社长。1950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编辑。1954年8月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59年调任《工人日报》党组书记、社长和总编辑。197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同时，全国总工会党组宣布为高丽生平反昭雪。

从家乡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

高丽生，1917年出生于丰顺县汤坑石桥头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早逝，家境贫寒，直到10岁才凭公助入本村小学读书。高丽生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秀。1934年，他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在这里，他不仅学到大量的文化知识，而且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萌芽了革命思想。

1937年，高丽生初中毕业后返回家乡，被聘为邻村钟秀小学教员。当年年底，同为汤坑人的革命家、知名作家、报人冯剑南在汕头接受任务后返回家乡，以钟秀小学为据点，成立“汤坑青年、妇女抗敌救亡同志会”。满怀革命热情的高丽生，成为这个革命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在冯剑南的引导下，他一边教书，一边发动青年，组织民众，在丰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直到翌年6月底去延安为止。

在延安，高丽生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锤炼和政治熏陶。在抗大，艾思奇的通俗哲学，陈维实的恩格斯辩证法，张如心的毛泽东哲学，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吴亮平的马克思主义ABC，杨松的中国革命史；还有中共领袖们的宏论：如张闻天社会学的深邃，刘少奇党建理论的高超，陈云阐述组织生活的发微，将高丽生引入一个宽广的知识海洋。不到一年的抗大生活，高丽生成为抗大的优秀学员和“大手笔”，他写了多篇特写、通讯、心得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

亲聆毛主席教诲的战地记者

1939年冬，高丽生被分配到晋绥边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参与筹办并任记者、编辑。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后期高丽生升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科科长、总编辑和副社长。在这期间，该报和高丽生本人，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悉心指导和亲切关怀，其中三件事最为闻名。

第一件是毛主席对《抗战日报》的指导。1944年12月，毛主席在延安与出席“七大”预备会的晋绥分局副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谈起《抗战日报》，毛主席说12月6日的第1版和第4版两个整版刊登了林彪一个讲话《今年怎样练兵》，这一天的报纸就不应该这样编；长的文章，可以印成小册子，或者节录一部分要点在报纸上发表。毛主席还就报纸的编辑发表意见。林枫及时向《抗战日报》编辑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作为该报主要采编人员的高丽生，毛主席的指示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采编新闻，安排版面，使报纸的质量明显提高，群众更加喜爱，报纸的宣传力进一步增强。

第二件是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对《晋绥日报》社编辑人员发表谈话。当时，高丽生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总编辑，在场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系统地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毛主席的指示，成为党报的根本指导方针。此后，高丽生从晋绥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坚定地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办报方向，在坚持报纸的党性原则，传达党的方针、路线，为人民群众服务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三件是在中共新闻史上著名的“毛泽东戏解人名”情节，使高丽生成为新闻界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在毛主席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说话的当天，他与大家一一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当握着高丽生的手时，他刚说出自己的名字，毛主席就笑眯眯地戏称：“高丽参（生），哈哈，朝鲜产的高级补品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的幽默，使同志们倍感亲切，纷纷向毛主席讨教，这才引出毛主席发表了在中共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也就是在这个场合，毛主席挥笔为《晋绥日报》题写了报名，并题词。毛主席待人随和，对报人亲切，还有那言简意赅的题词，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及方式作出精辟的阐述，使高丽生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高丽生从1939年冬在《抗战日报》任记者到担任晋绥边区新闻机构负责人，业绩突出，成果丰硕。1940年日军对根据地大扫荡时，他不顾自己染上伤寒病，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地采访，以真实、生动的文字报道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他的战地新闻作品，不仅在《抗战日报》，还在南洋一些进步刊物上刊登。1947年初，他从来稿中发现山西文水县一位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农村参加土改时被阎锡山军队逮捕，面对敌人的威胁，毫无惧色，从容地在敌人铡刀下壮烈牺牲的事迹。他立即整理稿件，及时编发出去。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刘胡兰烈士”事迹。毛主席为刘胡兰专门题词。

1949年10月，高丽生和晋绥报人随二野刘邓大军挺进蒋介石残部盘踞的大西南，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12月10日，二野政治部接管国民党中央社重庆分社，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由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兼任社长，高丽生担任副社长主持日常工作。这时，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同时创刊，考虑到高丽生办报的才能，西南局将高丽生调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在重庆期间，高丽生带领采编人员深入前线，历经险阻，组织报道了大西南解放期间的重大事件，例如：揭露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残部在歌乐山、渣滓洞疯狂屠杀革命志士的真相；1951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军世界屋脊，和平解放西藏。这些报道激发了人民对蒋介石残兵败将的憎恨和唾弃，召唤人民群众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待解放地区的热情，鼓舞人民满怀豪情迎接新中国未来的美好前景。

1954年8月，中央对区域调整，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撤消，西南总分社也随之撤销，西南《新华日报》改称《重庆日报》，高丽生奉调晋京，担任《光明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刘志丹》事件的蒙冤报人

1956年，高丽生还在《光明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的任上，工人出版社就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的选题计划，约请刘志丹胞弟刘景范之妻、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时期就收集过有关刘志丹材料的女作家李建彤，撰写刘志丹的纪实小说。初稿形成后，又分别征求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等当年陕北老干部的意见。习仲勋十分认真，不仅细阅小说全稿，还约见李建彤，提出修改意见。其他审阅过小说的同志，也都认为小说写得好，真实地反映出刘志丹的革命历程和革命精神，反映出陕北革命斗争的历史。唯独阎红彦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流露出他深受“左”的思想浸淫而产生的高度“政治敏感性”。

正当围绕对《刘志丹》小说初稿争论之际，1959年5月，高丽生调任《工人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时，他接到在他上任前已列入计划的有关在《工人日报》连载《刘志丹》的报告。当时高丽生也不知道原西北老干部们对该书的不同看法；他曾在延安学习、工作，对陕北也有相当的了解，只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是对广大职工进行革命斗争历史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高丽生批准了连载计划。

恰巧这时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看到《刘志丹》在《工人日报》连载。他立即向全国总工会提出停止连载的建议，还意犹未尽，写信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以致一场政治风波平地而起。从此，高丽生被划归含冤受批判的一方阵营中去，专案审委会无休止地找高丽生谈话、调查，要他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但高丽生胸怀坦荡，觉得连载《刘志丹》无愧于心，坚信这是一本好书，怎么“检讨”也检讨不出“专案委”想得到的材料，“专案委”认为高丽生已不适合主持《工人日报》，上报中组部，1966年4月，他被下放到广东任番禺县委副书记。

高丽生刚直不阿，原则性强，敢于碰硬。尽管自己因《刘志丹》案而受指责、批判，但他从不说违心话。《刘志丹》被查禁，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愤然地说：“这本书涉及的人还活着，20年后照常出版，还是一本好书。”高丽生也有缺点，他心直口快，批评人直率尖锐，有时使被批评者受不了，但由于他是出于对工作严肃认真、要求严，且对同志真诚，并非恶意，因而，受他斥责、批评的同志过后都没有怨言。1974年9月27日，高丽生因食道癌病逝，年仅57岁。

高丽生个人履历

民国37年（1948）4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平山县途中经过晋西北时，在兴县接见了《晋绥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日报》易名为《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毛泽东跟高丽生握手时，问起他的名字，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是一宝呀！”（因“高丽生”与“高丽参”谐音）高丽生和报社其他编辑整理了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原始材料，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成为指导新闻工作的光辉著作。

同年秋，高丽生调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副社长。一次，他从来稿中发现刘胡兰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立即整理撰稿，及时编发出去。不久，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作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

1949年冬，高丽生跟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在重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副社长。翌年，高丽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

1954年10月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55年11月，出访南斯拉夫，写有《南斯拉夫见闻》一书。

1959年，高丽生调任《工人日报》，任党组书记、社长和总编辑。

高丽生人物简介

高丽生（1917～1974年），乳名金水，民国6年（1917）出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石桥头村的一个贫苦农家。

高丽生的父亲绍静，早年病逝，家境清贫，后靠公偿资助得以读书。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乡中长辈称赞。

17岁那年，高丽生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在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指导下，阅读了爱国志士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进步书籍，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学校各种学生运动。毕业后回到家乡钟秀高级小学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丽生参加汤坑青年抗敌救亡同志会。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历尽艰辛，经广州辗转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民国28年（1939）冬被派往晋西北《抗战日报》任战地记者。次年日军冬季大扫荡时，他不顾自己已经染上伤寒病，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战地前线采访。他的战地新闻还在南洋一些抗日报刊上登载。

民国37年（1948）4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平山县途中经过晋西北时，在兴县接见了《晋绥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日报》易名为《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毛泽东跟高丽生握手时，问起他的名字，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是一宝呀!”（因“高丽生”与“高丽参”谐音）高丽生和报刊其他编辑整理了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原始材料，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

同年秋，高丽生调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副社长。一次，他从来稿中发现刘胡兰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立即整理撰稿，及时编发出去。不久，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作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刘胡兰事迹传遍全国。

1949年冬，高丽生跟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后在重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副社长。次年，高丽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

1953年，高丽生参加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次年10月，高丽生调任《光明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1月，他率团出访南斯拉夫，回来后写了《南斯拉夫见闻》一书。

1959年，高丽生调到《工人日报》，任党组书记、社长和总编辑。

1962年，高丽生兼任社长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刘志丹》，曾参加过陕北革命根据地浴血战斗的革命老前辈习仲勋等人对小说给予高度评价。高丽生为扩大宣传影响面，决定在《工人日报》上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部分章节。后康生将小说《刘志丹》诬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接着，康生又找高丽生谈话，施加压力，要高丽生一次一次地检讨。但高丽生胸怀坦荡，不畏高压，他坚信《刘志丹》是一本好书。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将高丽生下放到广东番禺县任县委副书记。

1966年4月，高丽生到番禺上任。他到任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信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写了几万字的学习心得。他一度曾被揪回北京批斗，有些亲友劝他给康生写效忠信，才能走出困境；也有人建议他给张春桥（1953年曾一起出访苏联）写信，或许能得到帮助。高丽生听后，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由他来!”

1973年冬，高丽生赴北京探亲，因食道癌而一病不起。1974年9月27日，高丽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9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小会堂举行由中共广东省委主持、有各界人士5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

197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同时，全国总工会党组宣布为高丽生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