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

陈垣人物生平

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陈垣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一个药商家庭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陈垣自幼嗜好读书，《书目问答》《四库全书总书目》两部目录学著作引领他走上学问之路。陈垣17岁时曾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却落选，21岁时获新会县试第一。 ，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陈垣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陈垣因进行反清斗争，被清政府抓捕，为躲避追捕，陈垣回到新会老家担任篁村小学教师。他到职后，承包了学校大部分课程，他不仅教学生国文、算学等基础课程，而且还教学生体操和唱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垣先后在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国文和历史课程。期间，受广州瘟疫和父亲病重的影响，转入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方医学。 他因父亲患结石，经西医手术而痊愈，遂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中，陈垣深感治疗个人疾病，诊脉开方，无关于国，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实为小道。

宣统二年（1910年），陈垣在光华医学院毕业并在此任教三年，主要教授学生人体解剖学、细菌学课程，他讲课时十分注重直观性教学，经常自己动手画教学插图，方便学生理解。另外，为了课程需要，他经常带学生到郊外乱骨堆里捡骨骼，并将它们洗干净拼接在一起，作为教学工具。学生通过与实物接触，增强了感性认识，加深了记忆。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垣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陈垣以笔作枪，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

民国元年（1912年），陈垣被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后，陈垣突然发现了太多有利的读书条件，不少年轻时根本不敢想象的书籍能随时看到，让他一下眼界大开，特别是民国四年（1915年）接触到从承德入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后。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精明能干、文才极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 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陈垣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陈垣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垣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从民国六年（1917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近三十年，陈垣在宗教史、元史以及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领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或总结性的工作。这些与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档案文献收藏息息相关，其中对《四库全书》、明清档案的利用，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著作的特色之一。 此时的陈垣已经日益沉浸在文史学习中，并未体味当官之要义。梁士诒作为交通系首领，致力于政治经济实务，自然对陈垣这种发展方向表示不满。民国八年（1919年），梁士诒曾在陈垣著作合刊本上题字“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以期点醒陈垣。陈垣在家书中写道，梁不喜人读书，因此他们实在是不能久处的，两个人的关系也日生嫌隙。

民国九年（1920年），遇华北大旱，众多孤儿缺衣少食，陈垣与华北赈灾协会一起参与筹办“北京孤儿工读园”。

民国十年（1921年）9月，陈垣又创办平民中学，教授学生修身、国文、历史以及中国文史等课程。 12月，梁士诒任国务总理，陈垣担任过半年左右的教育部次长，代理主持过部务（部长黄炎培不到职）。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7日，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潜心著述，与梁士诒的关系也日益变淡。陈垣自述云：“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民国十二年（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为委员长，在李煜瀛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期间，故宫博物院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等支持的临时执政府肘腋下，先后历经四次改组，包括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及管理委员会等四个时期，陈垣在这一过程中勉力维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之后，陈垣一直在北京辅仁大学教授学生国文、历史等课程，既使在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之后，校务繁忙。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左右，陈垣正式担任史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陈垣到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缺乏。由于史学系和地理学系分立，部分教师转入地理学系，致使史学系教师短缺，因此陈垣的首要工作是延聘新教师。当时陈氏正主持辅仁大学，因此辅仁大学史学系的教师，如张星烺、黄伦芳等，就被聘至北平师大史学系兼课。他还聘任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到史学系任教，如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朱希祖、邓之诚，讲师柯昌泗，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瞿宣颖，北平大学教授宁协万，法政大学教授刘彦，燕京大学讲师王世富等。这些新教师的补充，为史学系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陈垣在史学系主要开设了3门课程，分别为“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实习”。“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选修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亦开设于1929、1930学年，上、下学期各2学分，为必修课。“史源学实习”开设于1933学年，上、下两学期各2学分，为三、四年级的选修课。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劫余录》的撰写，举世瞩目。 担任北平师大史学系系主任后，他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民国二十年（1931年）辞去系主任之后，陈垣又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系担任教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陈垣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 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不屈抗争。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民噤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陈垣在《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陈垣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曰：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他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他无可奈何。 同年，日本细井次郎升为辅仁大学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作为响彻国际的知名学者，在北平沦陷期间，日伪试图拉拢陈垣来扩大对北平教育界的掌控，曾以高薪聘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中国会长，但试过很多办法都奈何他不得。据史料记载：“陈垣身为基督徒，且有儒家不屈的风度，在抗战期间，日本人虽然捉弄他几次，到底奈何他不得。” 陈垣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陈垣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陈垣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多次请陈垣南下，在又一次政治大变动中，他拒绝离开，选择留在北平，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逾十多华里，此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北京刚解放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垣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文澜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陈垣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

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改称“国立辅仁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

1951年2月，中国史学会筹委会开始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垣便承担了《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的工作。 夏，陈垣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他已经是71岁了，他是西南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的团长。 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1956年，陈垣参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了要加强资料整理，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编制的建议。

1956年，陈垣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对知识分子的意见》，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大跃进”开始后，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向北京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但又担心自己的著作被完全否定。

1958年，陈垣所写的《学习历史》一文，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等基本问题。 同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陈垣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 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1959年，陈垣被批准入党。 同时，看到马寅初的遭遇，他就有所顾虑：“经济学方面批判马寅初，历史学方面是不是也要批判我？”他私底下说：“那些过去不研究学问的，不写著作的，倒没有什么事。我们这些人，过去费了力气做学问，今天被叫做资产阶级专家要被批判，真不如不做了。”

1961年2月，陈垣正式承担了新旧两部《五代史》的标点任务，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同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奉迎佛牙出访缅甸、锡兰等国，约请陈垣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刘乃和回忆说：“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候闷热，他（陈垣）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垣不幸被软禁。1971年6月21日，陈垣饮恨以殁，享年92岁。

陈垣轶事典故

陈垣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小桌上，也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些都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陈垣对后学的教材。他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的价钱了。陈垣将它挂在那里，备一家学者的手迹。而有心的后学如启功，就知道老师又在办“劣书”展了。陈垣收藏书画及清代学人手稿甚富，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并印有目录一册。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抗战胜利后，陈垣已10余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全祖望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抗战8年，陈垣坚持不与敌伪合作，潜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遗民爱国情操相砥砺，并笺注《鲒埼亭集》。所以陈垣致友人信中说：“亦所谓还心愿也。”

陈垣善行书，如启功先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每下笔时，都提防着别人收藏装裱似的。在名人字画上题跋，看上去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其实都是精打细算过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当合适才肯下笔。陈垣写信，喜用花笺，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小考证。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长，哪行短，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将所藏陈垣手书，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始，历时40余年，精选出30余通论学函札，影印成册，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香港于今书屋刊行。这是刊印的惟一一部陈垣的手迹集。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实为书法珍品。

陈垣读书，有个“三分类”的方法。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原来，陈垣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即一般浏览、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有的则需翻来覆去地背诵。

这种“三分类”法，使陈垣读书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读的书比一般人多，精读的书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历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够背诵出来，90岁时，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后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许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检原文即能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陈垣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施教，课后对学生热心指导：“一般大学老师讲课，多属讲完就（完）了。先生则鼓励同学们作练习、写札记，他热情指点、帮助，着重培养学生们读史的识力。凡到励耘书屋请教的，一般是个别指点，即使二三人同去在共同谈论片刻后，随即个别垂问或解答。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对于学生的课外作业和试卷，陈垣“一本一本仔细地批阅。特别是批分数，他从来很慎重。他的办法，总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优劣自见。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

陈垣历史评价

《元西域人华化考》公开发表之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陈寅恪：“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傅斯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

白寿彝：在整理文献方面，有关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四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是从陈垣开始的”。

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黄现璠：“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对于陈垣推崇备至。”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遗墨》：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释背后的爱国情怀，感到史学研究如开矿，深入地表后，才能有创获；读《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知道了禅林深处的政治风云，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迹，经陈垣钩沉抉微，再现人世，令我辈感奋者再。

毛泽东：“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启功认为，陈垣史学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

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认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在乾嘉学术基础上开拓出新的研究格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国刚认为，“华裔之学”彰显出陈垣的国际学术视野和国际影响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表示，陈垣的《元典章》校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校勘四法”彰显了其善于归纳复杂问题的治学特长。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陈垣是一位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奉献精神的学者，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塑造了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师范”的校训精神，书写了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大爱情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赵笑洁：陈垣一生贯穿着炽热的爱国精神，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南下，留在北平迎接一个新的时代。1959年，79岁高龄的他如愿以偿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陈垣以一种只争朝夕的态度投入学术事业、教育工作和日常工作，以空前热情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先生的爱国爱民、高风亮节和赤诚之心值得传承和光大。

陈垣主要作品

《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典章校补》

《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校补释例》）

《史讳举例》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二十史朔闰表》

《清初僧诤记》

《释氏疑年录》

《陈垣史源学杂文》

《励耘书屋丛刻》

《通鉴胡注表微》

《陈垣来往书信集》

《吴渔山先生年谱》

《释氏疑年录》

《明季滇黔佛教考》

参考资料：

陈垣后世纪念

陈垣故居位于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坑塘里，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晚清建筑，为单层平房，陈垣在此诞生和成长。 清末，陈垣祖父始建陈宁远堂，多次扩建，有12间民居（12宅）、书馆、太和堂、游泳池、自来水塔、花园、凉亭等建筑。宁远堂为广东江门清代私家庄园，具有较高历史价值。2002年，陈垣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陈垣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2020年在北京召开。 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共江门市蓬江区委、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纪念陈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