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图

张瑞图人物生平

张瑞图出身晋江青阳下行村农家， 父亲张志侹“俭朴食贫”。张瑞图幼负奇气，聪颖过人。自小习儒，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据说林天咫是李贽的后人）。家贫，供不起夜读灯火，每天夜晚都到村边的白毫庵（参见《泉州寺庙·白毫庵》）中，就着佛前的长明灯苦读。年青时，一面执教谋生，一面参加科举考试。妻子王氏是沙塘人，善于纺织，婚后每以机杼纺织的收入供给家用和支持张瑞图求学的资用。有一天，张瑞图从塾中归家，看到王氏在喝大麦粥充饥，不由长叹：但愿老天开眼，让我早日出头，别让家人总吃这大麦粥！

张瑞图读书方法与众不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一面研读理解文义。为诸生时，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演绎成文。他文思敏捷，弹指立就。翌日，文章不胫而走，喧传府县二学。由此文名大噪，泉州一带都盛行由他解释的经文。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张瑞图举于乡。万历三十五年进士（1607年），殿试第三名，俗称“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詹事府少詹事，天启六年（1626年）迁礼部侍郎，是年秋，与平湖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张瑞图官场春风得意之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势焰熏天之际。内阁首辅顾秉谦和先后入内阁的冯铨、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来宗道等人，都成为魏忠贤私党，时称“魏家阁老”。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第二年（天启三年，1623年）春，秉谦、广微遂与朱国祯、朱延禧俱入参机务。”

“（首辅）叶向高、韩爌相继罢，何宗彦病逝，秉谦遂为首辅。”

【叶向高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辞职归里。（《泉州人名录·叶向高》）

韩爌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继叶向高为首辅，十一月致仕。

何宗彦于光宗立后，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元年（1621年）夏还朝，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天启四年正月（1624年）卒官。】

“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魏）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黄立极……累官少詹事、礼部侍郎。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忠贤以同乡故，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丁绍轼、周如磐、冯铨并参机务。时魏广微、顾秉谦皆以附忠贤居政府。未几广微去，如磐卒。第二年（天启六年，1625年）夏，绍轼亦卒，铨罢。其秋，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入。己而秉谦乞归，立极遂为首辅。”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入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瑞图会试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设君子小人之名，分别起于仲尼。’其悖妄如此。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

张瑞图毕竟是儒学中人，他进退于魏忠贤“阉党”之内，其实也是很矛盾的。和同乡苏茂相（《泉州人名录·苏茂相》）一样， 只能认为，他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和对魏忠贤的敬仰，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含有政治投机性质。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他还是表现出与“阉党”的穷凶极恶有不同之处，“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府志》）。

如据林欲楫《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记述的：

天启五年（1625年），懿安皇后病重，魏忠贤指使府丞刘志选逼害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等戚臣，张瑞图出面阻止，戚臣得以保全。

天启六年（1626年），京师文庙附建魏忠贤生祠，张瑞图与吕天池谋阻之不可得；魏忠贤又想在祠中塑造自己雕像，张瑞图不敢公开反对，诙谲晓譬之，事遂寝止。

天启六年（1626年），方震孺、李承恩、惠世扬诸大臣系诏狱，原拟冬至日处决，张瑞图提请缓刑，苦心维挽，终使熹宗降旨停刑。等等。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驾崩，思宗（崇祯帝）即位。一开始，崇祯帝出于策略考虑，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庄烈帝（思宗·朱由检）即位。山阴监生胡焕猷劾立极、凤来、瑞图、国木普（“木普”合一字）等‘身居揆席，漫无主持。甚至顾命之重臣，毙于诏狱；五等之爵，尚公之尊，加于阉寺；而生祠碑颂，靡所不至。律以逢奸之罪，夫复何辞？’帝为除焕猷名，下吏。立极等内不自安，各上疏求罢，帝犹优诏报之。”

经一段时间后，崇祯帝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勒令魏忠贤出京到凤阳去看管皇陵（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全部财产充公，掀开清算魏忠贤“阉党”的序幕。魏忠贤于十一月初六自缢于阜城县南关。从此，开始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张瑞图上表告归。《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十一月，立极乞休去，来宗道、杨景辰（《泉州人名录·杨景辰》）并入阁，凤来为首辅。御史罗元宾复疏纠，凤来、瑞图俱告归。”

但事情并没完。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崇祯元年正月，张瑞图两次求退，不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大学士张瑞图引疾求去，温旨慰留……大学士张瑞图以人言求免，不允。”

最初，朝议定魏忠贤逆党，虽牵连当政阁臣，但张瑞图并未列入。

然而，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会试，施凤来、张瑞图任考试官，所取考生几乎都是中官、勋贵的姻戚门人，终于激怒了崇祯帝。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其后定逆案，瑞图、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乃以瑞图、宗道与顾秉谦、冯铨等坐赎徒为民，而立极、凤来、景辰落职闲住。”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施凤来、张瑞图被罢免。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张瑞图列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崇祯三年（1630年），张瑞图被遣归。张瑞图落职后，偕如夫人贺氏隐居晋江青阳下行故里，生活恬淡，优游田园林壑，忘情山水，经常往白毫庵中与僧人谈论禅理，以诗文翰墨自娱，留下大量书法及诗歌作品。所作《村居》、《庵居》六言诗300首为世人传诵。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卒于家，终年七十四岁。著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等。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唐王朱聿键为张瑞图被列入“阉党”一案平反，赐谥文隐，重新祭葬。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泉州人名录·林欲楫》）为张瑞图撰写数千言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晋江文化丛书·第2辑·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列举十数件张瑞图与魏忠贤曲折斗争的大事为其翻案。林欲楫感慨“夫洁身以全名者，曲士之所易；濡迹以救世者，圣贤之所难也。”

或者时逢乱世，未能引起世人注意；或者林欲楫与张瑞图的关系过于密切，两人是姑表兄弟，又是同榜举人、同榜进士，张瑞图之子张为龙更是林欲楫的女婿，其公正性被打上问号，致使林欲楫的说法未能得到普遍认可。不管如何，张瑞图的“阉党”帽子一直戴在头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张瑞图书法成就

张瑞图是晚明时期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年轻时即以擅书名世。时人将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善书四大家”。与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并称“晚明五大家”。

日本书坛亦极力推崇。从江户时代起倭人就因黄蘖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带去张瑞图的书迹而熟知其人，对日本书坛影响甚大，张瑞图被称为“水星”。日人称其书法“气脉一贯，独自风格”。

《明史·卷288·列传186·文苑4·董其昌》：“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清·秦祖永《桐阴论画》：“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钟指三国·魏·钟繇，王指东晋二王。钟、王所创立的书风，历经唐、宋、元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源远流长的帖学传统，并据书坛主流，其审美特征表现为崇尚阴柔之美。

由元代赵孟頫树立的妍媚柔婉书风，将钟、王帖学传统推向高峰，对明代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追求外在形态的“姿媚”蔚成风气。于是，明初出现了三宋、二沉等人端整婉丽的“台阁体”，明中形成了端庄典雅的“文派”书风。

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综述明代书法曰：

“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体，以庸为工，亦但宜簪笔干禄耳。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於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家者。又其帖学，大抵亦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晚明四家”中的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当属马宗霍所云的“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邢侗精研东晋二王，临摹几可乱真，自谓“拙书唯临晋一种”；米万钟擅行草，作为米芾后裔，谨守家法，在米字体格中唯增圆润。两人虽不学赵孟頫之体，却未离二王樊篱。

董其昌公开向赵孟頫宣战，力纠赵书之妍媚熟甜。董其昌以“复古”为借口，法唐而入晋，坚持一种貌似传统的立场。实际上，董其昌倡导的“淡意”，在晚明还是具有极大审美转换意义的。他把严肃的创造过程，置换为一种适意潇洒的自娱过程，提倡“物我合一”“主客交融”，不追求技巧的展现和形式的面面俱到。他以“熟后得生”的途径，求流润中的“生拙”之味，以“率意”的笔法，在放逸中现“自然天真”之趣，其风格与赵书相比，更多生拙、放逸、简淡、萧散之韵，然体貌仍不离圆、秀，尤其在弘扬帖学、重振钟、王风神、讲求姿态方面，与赵孟頫是一致的，只是另立了一种形态。

只有张瑞图，重学养、弃旧学，勇于创新。其《果亭墨翰·卷1》小楷“书评诗评”中写道:“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

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然他的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诸人创立的奇倔狂逸风貌颇为相似，共同在钟、王之外另辟蹊径。虽然在书品和成就影响方面，不能说张瑞图超过三家尤其是董其昌，但却独创一格，属于“绝尘而奔”者。

张瑞图书法作品

《送康侯 杨外孙北上七篇》：故宫博物院藏。

金笺，册页，共7开，每开纵20.4cm，横13cm。行楷，52行。钤“瑞图”、“白毫庵主”印，引首印钤“此翁”。收藏印钤“希斋审定”、“得思斋藏”、“诒晋斋印”、“潭溪”等印10方。

本册书五言诗7首。从落款可知，“戊寅”年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张瑞图时年69岁。此诗是他为北上赴京任职的外孙杨玄锡字康侯（《泉州人名录·杨玄锡》）送行时所赋。

此册书法用笔多为侧锋，锐利方硬，大小错杂，奇姿百态，为张氏晚年精心之作。

《醉翁亭记》长卷：首都博物馆藏。

绢本，草书。长卷共76行，纵28厘米，横441厘米。此卷书于崇祯丙子（崇祯九年，1636年），是张瑞图被罢官后，晚年居家所作。

具纵向奔流气势，特别强调横势的笔法和结构；在以中锋使转为传统技法的草书中，特别强调直入平出的侧锋和锐利方便的折笔。整幅作品大小错杂，奇姿百出，粗头乱服，一任自然。

《卫民祠碑》刻：晋江市博物馆藏。

该碑刻是张瑞图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回晋江时撰文并书写的。碑长221厘米，宽83.5厘米，厚11.5厘米；圭首，碑额阴刻篆书“皇明”两字，正文行书竖排9行，最后阴刻行书题款“万历庚申翰林编修郡人张瑞图撰并书”，全文计252字。

碑文记载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泉州知府熊尚初率兵抵抗奇袭泉州的邓茂七农民起义军，在晋江县二都（今磁灶镇）古陵坡阵亡，百姓为其立祠崇祀的史实。

书法熟练果断，气势淋漓，点画、字形之间的呼应及笔势协调，章法上字距紧密，行距疏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张瑞图书法传世作品甚多，但如该碑篇幅之巨、字数之多的真迹，则为仅见。

行书条幅：厦门市博物馆藏。

这幅作品为纸质，高1.10米，宽0.45米。因年代久远，纸色已苍黄，且多处残蛀破损，但字迹基本完好，神完气足，行书行末署“瑞图”两字。是张瑞图较好的存世文物之一。

起笔以挫为主，顿挫结合；行笔以撑为主，起伏跳跃，撑中有转，笔画伸展。写来斜倾出险，险中求正。整幅作品气势宏大、逼人，紧峭中求险峻，空间的分布在飞扬的笔锋中有着音乐般的律动，百看不厌。

五言行书联

联文为：“闲门吹铁篴，古石长苔藓。”【按】篴:音dí，“笛”的古字。

此五言行书联，充分地体现张瑞图的书法风格和韵致。清·吴隐评此联云：其“书法钟、王，悬于室中，可避火厄。”（《古今楹联汇刻》）

泉州大书匾额

清·乾隆《泉州府志》称张瑞图蘸发泼墨，厅姿横生，尤精大书匾额。乞者多不择人而与。泉州承天寺“香积堂”、通淮关岳庙“充塞天地”、花桥亭“真人所居”，晋江青阳白毫庵“崇德”、安海龙山寺“通天手眼”，南安雪峰寺“应身慈济”，同安“禅露妙莲庵”等，均出其手笔。（《泉州寺庙·承天寺、通淮关岳庙、花桥宫、白毫庵、龙山寺、雪峰寺》）

现存著名楷书作品有《思复 陈先生小传》、《承天寺十奇诗》、《禅鸡冢记》、《浔美晋澄 李先生祠碑》、《桃花源记》几种，均为珍品。其中代表作《承天寺十奇诗》尤为精妙（《泉州寺庙·承天寺·承天寺十奇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