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庭

张伯庭曾任职务

1941年2月任中共闽中特委委员兼莆田县委书记，积极领导沿海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在海上岛屿建立抗日武装和据点，形成了一条海上交通线。同年9月随中共闽中特委机关转移到长乐南阳，负责特委机关的警卫工作。1942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江田事变” ，派兵进攻南阳抗日根据地，他带领特委机关和机关教导队由海上撤退到莆田沿海一带坚持斗争。1943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奉组织指示率一批干部打入伪“和平救国军”，主要负责领导特委隐蔽在海上的游击武装和对付伪军头目的策反工作，策反了伪军一部组建闽中海上游击队，同日、伪、顽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先后开辟了莆田的南日、黄瓜、乌丘、湄洲、平海等岛屿和沿海突出部的隐蔽武装据点。

张伯庭人物事迹

1926年12月，中共莆田特区宣传委员林嵩岭和黄苍麟介绍张伯庭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张伯庭奉组织上的决定，离开涵江中学，回到家乡郊下、四亭一带，以国民党莆田县党部筹备处的名义开展农运工作，发动家乡父老组织农会，开展“二五减租”和抗捐斗争。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莆田，但张伯庭并没有屈服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1928年3月，中共莆田县委发动四乡农民进城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征收“田亩捐”。游行队伍遭到镇压，农民代表被拘押，激起了民愤。数天之后，在中共莆田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各乡农会发动更多的农民群众进城示威，城内群众也罢课、罢工、罢市响应。国民党莆田县长被吓跑，县政府只好释放被拘押的农民代表，并宣布停征“田亩捐”。张伯庭积极参加这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在实践中进一步增长了才干和胆识。

1929年9月，张伯庭等人受中共莆田县委的派遣，到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驻莆部队当兵，计划策动兵变，拖出人枪参加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1930年初，张伯庭等已掌握了一个排的武装。5月底的一个晚上，张伯庭等九人打伤敌排长等三人，带枪参加了莆田红军游击队。随后，张伯庭等转战于莆田的江口、广业及沿海地区。

1931年年初，莆田外坑乡苏维埃政府失败后，张伯庭等人在白色恐怖中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坚持斗争，致力于恢复莆田沿海地区的基层党的组织。

1934年5月，中共莆田县委发出的《为春荒斗争告农友书》，号召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分粮斗争。张伯庭积极贯彻县委的部署，与黄国璋等带领游击队配合群众在魏厝等地打土豪，没收其粮食和财物，分发给群众。1935年5月，张伯庭被任命为中共莆田县委委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提出组织“农会”和“二五减租”的口号。中共莆田县委通过统战关系，获悉国民党地方当局要举办“农会干部训练班”，并准备在莆田农村组织农会的消息后，就派张伯庭等人去参加农会干训班。从训练班结业后，张伯庭被县委任命为平原区委书记。他适时在四亭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了组织合法农会的工作。此后，张伯庭利用合法农会组织向国民党莆田县当局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不少成绩。农会甚至取代了保甲的部分职权，如农会会员证可抵路条通行；农会承包税捐和壮丁额实行合理摊派；农会可以解决群众之间的纠纷直至处理地主恶霸干涉婚姻、勒索农民等事项。此外，张伯庭还领导农会发动群众清算基层政权的贪污舞弊行为，迫使国民党当局撤换了一批劣迹昭彰的保甲长、联保主任；还开展春荒春耕斗争，阻禁奸商运米出县，平抑米价，实行减租减息。后来，他还在平原区组织了一个平原剧团，并亲自编剧，带领剧团到各处演出，宣传抗日和减租。1939年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农会后，他又组织农会转入地下活动，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1940年4月，沿海发生严重粮荒，张伯庭在忠门地区依靠秘密农会发动农民500多人向县、区请愿，又汇集城区群众1000多人占领县府办公厅，迫使国民党县政府拨出一批救济粮，从而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受到中共福建省委的表扬。张伯庭在组织合法农会，开展合法斗争中，还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壮大了革命队伍。

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形势骤紧。莆田党组织对干部和武装骨干实行分散隐蔽。张伯庭奉命在黄瓜屿建立了海上抗日游击队，打通了中共闽南特委与福清、长乐等地的海上交通线。他利用沿海伪军的内部矛盾，先后派多名地下工作人员打入伪军张逸舟的部队，分别担任大队副官、中队文书、副大队长等。县委并指派张伯庭到乌丘屿摸清张逸舟部的组织情况，与伪军头目张天真互认同宗，结拜兄弟，打下了建立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的基础。

1941年，张伯庭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共莆田县委根据省委《关于抗日游击战第一次指示》，抽调参加特委干训班的部分骨干与游击武装转到沿海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派遣25名游击队员隐蔽在伪军张天真大队。

与此同时，县委还在忠门组建了一支200人的闽南抗日义勇军，并通过统战关系挂名为“忠门乡抗日自卫团”，由翁鸿镗、张伯庭等人领导。县委还发出《为保卫家乡发动参加义勇军告青年书》、《莆田华侨委员会告华侨书》等，积极推动莆田沿海地区的抗日斗争。

但是，国民党莆田当局消极抗日，积极磨擦，张伯庭等率领闽南抗日义勇军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7月，张伯庭率义勇军于11日挫败了忠门保安队的挑衅，又于14日击退了忠门区自卫队一个排的袭击。7月17日，国民党县保安团出动两个连大举围攻义勇军。张伯庭、翁鸿镗率领义勇军进行反击后突围转移。张伯庭将抗日办事处和义勇军的一部分骨干派到丰海、南日、埭头等地建立新基点，其余100多人转到长乐县的隐蔽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1年9月，张伯庭被调任中共闽南特委警卫队指导员。他在搞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率领部队进行统战工作，推动长乐县的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4月，中共闽南特委警卫队在长乐县江田被国民党顽固派保安团包围。张伯庭及时找到有统战关系的江田地方实力人物陈鸭雄等设法救援。陈等人即利用宗族关系，发动群众100多人与党的秘密武装配合，反而包围并缴了保安团一个中队又一个分队的枪械，使特委警卫队转危为安。

1943年春，张伯庭被任命为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并与翁鸿镗一起负责沿海伪军的策反工作。不久，他将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的平潭队、福清队和莆田特务队整编为张天真大队的第二中队，有游击队员157人。同年8月，张伯庭与中共闽南特委书记黄国璋等人陪同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视察乌丘岛。海上工作受到省委的重视，稍后又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的肯定。1944年2月29日，黄国璋、张伯庭等18勇士奇袭涵江交通银行，缴获法币400多万元、黄金20多两，为革命筹集了大笔经费。

1944年10月，福州再次沦陷。中共中央电示福建省委：“我们要以隐蔽方法打入各部伪军中去工作”。此时，翁鸿镗因暴露身份撤回，省委因此责成张伯庭等人组成策反班子，加强伪军工作。特委则从惠安、仙游等地再动员一批游击队员，由张伯庭分批隐蔽入伪军张天真大队中，使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达到300人，占张天真大队兵力的65%，建立了海上基地以及海上和陆上两条交通线，以莆田县的南日、湄洲、黄瓜三个岛屿为中心，把长乐县、平潭县、福清县、莆田县、仙游县、惠安县、晋江县等的抗日反顽斗争联成了一片。1945年初，张伯庭率部截获盐警饷款3000多万元、日军汽油300多桶，解决了省委、特委机关的经济困难；打开了霞浦三座谷仓济贫；攻占保安队驻守的湄洲岛；伏击路经濑溪的省保安处长严泽元、四区专员张德钟等人；奔袭秀屿盐警；袭击忠门区公所和自卫队，连战连捷。但不久因叛徒出卖等原因，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面目完全暴露。

1945年5月，日军从福建沿海撤退。伪军头子张逸舟、黄玉树秘密投向国民党当局，并由黄玉树率其一路军(内含张天真大队)开赴忠门东吴村驻扎。黄玉树掌握的反动军队有近600人，而张伯庭等领导的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只有300人。国民党保安一团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东吴村，顽军的兵力是游击队的三倍。中共福建省委派蔡文焕等通知张伯庭，把闽中海上抗日游击队拉上山。但由于张伯庭犹豫不决，应变失策，终于酿成了“东吴事变”。6月7日，张伯庭等领导干部被捕，除一部分干部及队员化装潜逃外，大部分队员被缴械改编成国民党军队。7月22日，张伯庭在莆田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