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

颜惠庆人物生平

颜惠庆于清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1877年4月2日）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兄妹六人中，在五位兄弟中排行第四 。颜家先世久居祖籍山东，后迁居福建同安嘉禾里（今厦门岛） ，清道光初年其祖父为躲避战乱，从厦门举家定居上海王家码头，以木棉行为生。

颜惠庆父亲颜永京，咸丰十一年（1861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凯尼恩学院，后获该院硕士学位。是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的华人牧师之一，武昌文华书院和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开创者之一 。颜惠庆的母亲戚氏曾就读于美国教会开办的女塾，并到香港进修过英文 ，是颜惠庆的英语启蒙老师。

颜惠庆从小接受父母的启蒙教育，掌握了不少中、英文字。年龄稍大后，他与季弟到家附近一位富商女婿开设的私塾中学习，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中国传统典籍。

颜惠庆早年就读于上海中英学堂，后入同文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颜惠庆赴美国留学，并在次年1月进入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圣公会中学学习。中学毕业时，他曾获“英文作文和辩论的金质奖章以及全能超越奖状” 。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9月，颜惠庆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学习。 在大学期间，他展现出其较强的适应能力。除按学校规定修满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历史、英国文学、物理学、地质学课程以外，还加选了哲学史、国际法与宪法这两门喜欢的课程。颜惠庆后来在自传中轻描淡写地回忆：“本科学位规定的必修课程数量并不多，我的时间还绰绰有余，所以我就额外选修了两门课：哲学史和国际法/宪法学。”他还补充说后者对他后来的外交生涯非常有帮助。 功课之余，颜惠庆还到纽约、华盛顿、弗吉尼亚的一些风景名胜区游览，有时到中国驻美公使馆访友，并结识了伍廷芳、周自齐等使馆官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颜惠庆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以上图册参考资料 ）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颜惠庆回国，随后应聘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负责教授中学部英文、地理和大学部数学、英文修辞、作文等课程，成为该校最年轻的中国籍教师 。

除教课外，颜惠庆还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南方报》特辟英文版一版，聘他为英文编辑，撰写每日一篇的时事短评。虽为时甚短，但开创了中国人自办英文报纸的先河。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特邀颜惠庆担任兼职编辑，主编英汉大辞典。他与数十名助手经过两年努力，终成上下两卷共3000多页的《英华标准双解大辞典》，由严复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1907年）。据学者考证，光绪帝学英语时也用到了这本词典 。这部书有两大册，3000多页，内容丰富，使用价值高，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学界赞誉为一本好书。 此后，颜惠庆又编译了《编译捷径》《英汉成语词林》《经济学课本》等书，颇受欢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颜惠庆进京参加清政府举办的“考验游学毕业生”的会试，名列一等第二，赐译科进士出身，并得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召见，被分发到学部任事。但他以上海原有职务为由，辞谢未就，仍回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任教，后来被这一学校赠予文学博士学位。 还曾任驻荷兰公使陆徵祥的翻译官，驻美公使张荫棠的参选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伍廷芳第二次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及古巴四国大臣。颜惠庆向老朋友伍廷芳毛遂自荐，被聘请为中国驻美使馆二等参赞，赴美任职。 自此，颜惠庆正式弃文从政，开始职业外交官生涯。

颜惠庆到驻美使馆工作后，负责起草使馆所有咨送美国政府的照会、备忘录的主稿、新闻记者的接见、留学生事务的管理等，他还经常陪同伍廷芳去美国各地及墨西哥，古巴等国处理有关公事，并替伍廷芳起草演说稿。他在公暇之余入华盛顿大学进修，师从施柯脱（一译施各特 ）博士学习国际法和外交知识，因此被美国国际法学会接纳为终身会员。他积极参加国际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不少知名人士，外交才干不断提高。

宣统二年（1910年），在周自齐的推荐下，颜惠庆奉召回国出任外务部新闻处处长，但由于他抵达北京的日期延迟，新闻处长一职被他人捷足先登，于是他改任外务部主事，分管新闻处的工作，负责接见外国驻京记者、发布新闻等事宜，同时又兼职于学部审定编译馆。8月，清政府再次举行留学欧美及日本毕业生殿试，他又报名参加，结果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不久就由外务部主事升为参议，同时兼任游美学务处总办，管理考送留美学生及筹设清华学堂事务 。这年冬，他与外务部左丞施肇基在北京组织成立满洲防疫处，承担消除正在东三省流行的肺炎疫的任务。在各方努力下，防疫成功（参见词条1910年鼠疫事件）。

宣统三年（1911年）4月，颜惠庆以外务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中英禁烟会议，与英国代表谈判禁止英属印度鸦片输华问题。由于英印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中方于是提出逐年减运办法。经过多次商谈后，中、英双方在5月签订了《禁烟条件》10款，英国政府承认了禁烟原则，同意印度逐年减运鸦片来华。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清政府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被迫在11月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寻求外国的支持，经常访问各国驻华公使，颜惠庆以外务部参议身份多次陪同前往，因此得到袁世凯的器重，不久就被擢升为外务部左丞。民国元年（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颜惠庆升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部次长（4月24日 ），协助外交总长陆徵祥一起致力于中国外交现代化改革 。由于袁世凯十分重视外交事务，听以他经常被召至袁世凯官邸询问有关问题。尽管当时内阁不断变换，但他一直担任外交部次长。 因长期居外交次长之位，故时人称“不倒次长”。

民国二年（1913年）1月 ，经陆徵祥推荐，颜惠庆出任中国驻德国公使，后兼任瑞典、丹麦公使，常驻德国首都柏林。他到任后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加强了与三国朝野人士及各国公使的交往，多次到德国各地及瑞典、丹麦参观，以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这年7月和次年6月，他作为中国代表两次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国际禁烟会议，他竭诚呼吁禁绝鸦片，根除毒害，但由于受一些贩毒国家的阻挠，没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民国三年（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颜惠庆的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他仍通过外交途径想方设法了解战事情况，随时向北京政府报告。8月，颜惠庆奉命约见德国外交部次长和海军部次长，希望德国能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但遭到了德国的拒绝，结果这一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都被日本军队占领（参见词条青岛战役）。

民国六年（1917年）3月，中国与德国断交，8月，中国正式宣布参战并加入英、法协约国集团。在这一形势下，颜惠庆从德国柏林移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民国八年（1919年），英法美等一战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陆徵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大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等5人作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颜惠庆则奉命出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正当诉求未被满足，英法等国反而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引发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颜惠庆对巴黎和会非常失望，没有等到会议结束便回到哥本哈根。

民国九年（1920年）3月，颜惠庆辞三国公使职，返回上海。8月11日 ，受命署理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的外交总长，主持中德新约谈判。 11月，主持中苏两国建交谈判。

民国十年（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6月14日，靳云鹏对内阁进行改组，颜惠庆仍留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珲春案、福州惨案和庙街事件。8月，在外交部设立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筹备委员会，主持中国参加华会筹备诸事宜。翌年2月，授权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中国在华盛顿会议外交上取得一定成果。

正当华盛顿会议紧张进行之时，靳云鹏内阁由于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大总统徐世昌的反对，被迫在民国十年（1921年）12月17日宣布辞职。第二天，徐世昌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颜惠庆代理国务总理，以资过渡。颜惠庆起初颇为踌躇，但徐世昌表示代理之期不过1周，最多10日，新内阁即可成立。于是颜惠庆发表声明说，值此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不得不勉为其难，出任代理总理，但代理之期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止。6天后，徐世昌根据张作霖的推荐，任命梁士诒组成新内阁，颜惠庆仍任外交总长。由于新内阁中奉系色彩太浓，直系只有一人入阁，结果导致直系不满。在吴佩孚的带头攻击和直系各省督军的同声附和下，梁士诒无法安于总理之位，因此只好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告病避居天津，徐世昌只得又一次命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颜惠庆于是便作了与上次同样的声明，称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不得不勉为其难接受这个任务，但代理之期仍以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限。华盛顿会议结束后，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复职，颜惠庆也表示坚决不肯再代理下去，徐世昌只好在同年4月8日命周自齐署理国务总理。

梁士诒内阁垮台后，奉系的张作霖不愿善罢干休，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29日挑起直奉战争。随后，奉军兵败，退守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控制。6月，直系将领为了让曹锟登上总统宝座，便演出了“法统重光”的事件，奉迎黎元洪入京重新就任大总统，并邀请颜惠庆组阁，想借此取得各国对他总统地位的承认。颜惠庆为帮助黎元洪渡过难关，同意组阁，但只答应短期维持。黎元洪当天（6月11日）任命他署理国务总理并兼外交总长，颜内阁于是成立。然而，由于新内阁成员多是黎元洪为应付各方所安排的，因此先天就不健全，再加上内阁成立后面临许多内阁成员不愿就职、财政十分困难等重重难题，这就使得颜内阁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于是，颜惠庆履行他做出的短期维持的诺言，在7月30日宣布辞职，并携带家眷离开了北京，他的第一次正式组阁生涯结束。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底，颜惠庆曾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他再次入阁，任孙宝琦内阁的农商总长（7月2日孙宝琦辞职后顾维钧代理总理，颜惠庆仍留任）。他上任后，大胆裁撤了部内冗员，节省了大量行政开支；同时辞退了用重金聘请但又不能用其所长的外国专家，为部内因没有机会施展所学的专业人才提供了适当的工作岗位，从而发挥了他们的专长。因此，他采取的这些果敢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使他的声望提高。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颜惠庆在直系军阀、大总统曹锟的支持下再度出任国务总理，并兼内务总长，开始了他第二次正式内阁生涯。但在曹锟因贿选丑行正日益受到各方痛斥、全国反直浪潮汹涌的形势下，他这届受直系军阀支持而上台的内阁注定存在时间不会太长。随后在曹锟经北京政变被冯玉祥囚禁、吴佩孚被张作霖打败的情况下，颜惠庆被迫在10月31日辞职，他的第二次正式组阁到此结束。

在此期间，颜惠庆还发起成立“关税研究筹备处”和“关税临时研究会”，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第六届会长（1924年4月29日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1925年6月3日起）。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颜惠庆发表谈话，对上海工部局进行了批评，并提出将租界治安权暂交中外秩序维持会，先使各业复工，停止罢工罢课罢市，然后再对抚恤、惩凶、撤警各条慎重计议，但他的主张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6月，他被段祺瑞执政府聘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并充任沪案交涉的全权代表之一。但由于他不敢得罪英、日等国，因此在交涉中畏首畏尾，不愿多负责任，仅在天津充当顾问 。同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颜惠庆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负责主持会议分设的“过渡委员会”甲种小组的工作，协商整理内外债问题。尽管他提出的过渡时期关税自主暂行办法已有所妥协，但英、日等国仍不肯接受，只好搁置缓议。而这次会议除各国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外，没有产生任何预期的结果。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冯玉祥军在直奉联军进攻下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执政府也随之垮台，北京政府一时陷入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颜惠庆参与组织了北京治安维持会，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5月，吴佩孚进入北京，根据与张作霖达成的协定，主持组织政府，决定让曹锟通电补行辞职，而由两年前曹锟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张作霖起初不同意这样安排，但在各方会商同意的情况下，他做出让步。颜惠庆内阁在5月12日复职，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由于吴佩孚与张作霖在政治上仍存在很大分歧，使多数阁员感到内阁前途十分黯淡，不肯到任就职。颜惠庆只能勉为事实上的维持，最终这届“光杆内阁” 在6月22日因张作霖的反对而下台。不久后，颜惠庆举家移居天津，从此离开北京政府的权力中心。

退出政坛后，颜惠庆在天津曾担任天津大陆银行、大陆商业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煤矿、庆丰面粉厂、中原贸易公司、平汉铁路、盐业银行、协和贸易公司、中国银行、天津电车公司、天津大陆银行 等多家企业的董事或董事长，凭借其在政治上的声望，对这些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慈善和文教领域，颜惠庆曾先后当选华洋义赈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第六届、第七届会长，支持编写了《中国红十字会20周年纪念册》，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聘为校董乃至董事会主席。天津许多文化机构都邀请他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9日，颜惠庆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高级顾问。冬，任大陆商业公司董事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退居天津的颜惠庆于是应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电邀，赶赴南京，受聘出任“对日特种委员会”的委员，参与商讨和制定应付危机的对策。他坚决主张中、日双方直接谈判，寻求切实解决办法，但南京政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而是采取了完全依赖国联制裁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9月25日 ，南京政府为加强对美的外交阵容和争取美国出面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特委派颜惠庆为中国驻美公使，颜惠庆接受使命后，便立即前往华盛顿赴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 ，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颜惠庆由美国抵达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他多次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和特别大会上据理力争，驳斥日本代表的谬论，用事实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罪行。同时，他还与其他中国代表在会下广泛展开外交活动，力图促使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但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方针的错误及操纵国联的英、法、美等国始终不愿采取有效行动，颜惠庆等人的努力没有效果。9月，出任国际裁军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自此年2月20日，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开始秘密接触。6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授权与李维诺夫展开秘密谈判。12月12日，在日内瓦与李维诺夫互换照会，中苏两国正式复交。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苏复交后的首任中国驻苏大使。3月，他抵达莫斯科就任。 5月18日，赴伦敦出席经济会议。7月22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白银协定》。9月15日，任中国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首席代表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称病回国期间，断然拒绝日方对其参加华北自治政府的邀请。次年（1935年）3月，代表中国政府抗议苏、日、伪满三方正式签署中东铁路合同。9月，任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

在驻苏期间，颜惠庆为加强中、苏两国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他借回国述职返任的机会，组织了京剧演员梅兰芳及其班底和电影明星胡蝶等文艺界人士赴莫斯科进行中苏文化交流，获得成功，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以上图册参考资料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颜惠庆致电南京政府提出批评，并建议争取有关国家的援助，但没有引起重视。他因此感到难以有所作为，于是就在第二年（1936年）3月辞去驻苏大使一职回国，从此结束职业外交家生涯。

颜惠庆归国后，重返天津居住，经常参加一些文教、慈善等公益活动。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主席、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主席 。在北平、天津主持政务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多次向他征询有关对外交涉方面的意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颜惠庆在南开大学讲授“外交实践与惯例”课程，引起轰动，5月28日的《京津泰晤士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七七”事变发生时，颜惠庆正在青岛避暑，由于无法返回天津，他只好把家移往上海。不久，淞沪会战开始，颜惠庆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除救治伤兵、赈济难民外，还积极争取国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在他的努力下，他组织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救治伤兵和赈济难民超过20万人，募集捐款达美金250万元，为中国抗战尽了他自己的一份力量。 10月22日，在上海向美国发表题为《孤立主义像长城一样是没有防护作用》的广播讲话，呼吁美国抛弃“孤立主义”思潮，勇于承担国际责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颜惠庆当选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团成员。6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8月11日，颜惠庆以蒋介石私人特使、中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首席代表名义，离开上海赴美。9月14日，拜访印度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0月28日，抵达纽约。11月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陪同下，谒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并呈递蒋介石的亲笔信。11月下旬，出席于美国维多利亚港召开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会后，又应美国外交政策学会和外交讨论会之邀分赴费城、纽约等地访问、演讲。 在美参加会议期间，颜惠庆接到蒋介石从重庆打来的电报，邀请他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这使他感到非常意外，于是就以不明政府最近决策为由婉言谢绝了。

年会结束后，颜惠庆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15日抵达香港，因不便返沪，决定暂时旅居九龙。 4月23日，任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12月，出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民国三十年（1941年）9月10日，当选中苏文化协会会长。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颜惠庆被日本占领军软禁，失去了行动自由。据后人回忆，当时国民党重庆政府改组，于右任曾向蒋介石建议请颜惠庆出任外长，但因他被囚禁而作罢。在被软禁期间，日本军官曾请颜惠庆任伪职，颜惠庆答称：“衰病之身，无意入官场，只愿做些文教慈善事业而已。” 他利用这段时间写成英文自传一本，详细叙述了他的生平。 次年（1942年）5月被日军押返上海，自此闭门不出，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颜惠庆出面维持上海战后秩序，并代表中国政府慰问在沪日本集中营内的各国俘虏。翌年（1946年）11月13日，当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0月27日，颜惠庆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翌年（1948年），当选为“行宪”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6月坚辞 。 据说蒋介石曾竭力拉拢颜惠庆担任立法院院长，被他拒绝。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殆尽的背景下，蒋介石被迫下野，桂系首领李宗仁代理总统。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赞同国共和谈，同时派其政治顾问甘介侯前往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颜惠庆等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即北京），为国共两党和谈搭桥。随后，李宗仁又与邵力子一同前往上海，亲访颜惠庆等人，敦促颜惠庆等人尽快组成一个代表团赶赴北平进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颜惠庆便在2月14日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南北通邮通航事宜，期间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而解放区的繁荣昌盛给颜惠庆留下深刻印象 。4月，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正式谈判，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但国民党当局最终拒绝签字。谈判破裂后，除邵力子、张治中留北京外，颜惠庆和其余代表返回上海，他本人在上海延安中路959号家中养病。为了避免蒋介石在紧急时期强迫他去台湾，随住进了美国基督教会医院。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广大地区。当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时，胁迫颜惠庆一同离开，但他以“我生在上海，死也得在上海”为辞拒绝了（一说蒋经国劝其离开，被婉拒 ）。

1949年4月25日，在上海解放前夕，颜惠庆与李思浩、陈巳生、赵朴初、李文杰、徐国懋发起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颜惠庆被推为主席。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联救会负责遣送难民回乡生产，至7月底遣送10万难民。 与此同时，颜惠庆还积极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工作。

同年7月26日，强烈台风袭沪，南汇海塘缺口，联救会工作人员紧急抢救台灾。以后连续暴雨，淮河泛滥，苏北、皖北一片汪洋，救济筹款成为当务之急。因颜惠庆的声誉，中国福利基金会、基督教世界委员会、天主教福利会均愿意将自己在上海的基金与物资交联救会统一使用。在经费有着落后，联救会资助遣送回籍的灾民5万余人。11月25日，联救会支援苏北棉垦区建设委员会成立，自动回乡生产的灾民多达35万人。

自从上海解放后，迭遭台湾当局所派战机袭击。1949年8月3日，江南造船厂被炸；1950年2月6日，蒋机对市区平民肆意轰炸，并在杨树浦地区低飞扫射。颜惠庆向国际呼吁，请求美国制止这种对平民的暴行，台湾当局乃有所收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颜惠庆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副会长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由上海市市长陈毅特批，将颜家安置于延安西路955弄内一幢大花园洋房中，体现人民政府对颜惠庆的重视。

1950年5月24日午后12时半，颜惠庆因心脏病在上海寓邸逝世，终年73岁（虚岁74岁 ） 。毛泽东、周恩来特电致其家属，深表哀悼 。其中毛泽东的唁电称“颜惠庆先生因病逝世，无任悼念，特电致唁”；周恩来的唁电称“惊悉颜惠庆先生因病逝世，殊深哀悼，谨此电唁”。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派代表到颜家吊唁，并送来治丧款。5月26日，联救会工作人员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大礼堂举行颜惠庆主席追悼会；28日，颜氏家属亲友在五原路基督教救主堂举行追悼会，由马寅初致悼词，追述颜惠庆一生对人民的功绩。

颜惠庆轶事典故

颜惠庆有堪称高超的英文水平。因为父亲的关系，颜惠庆从小受中英文教育，18岁赴美留学时英文造诣已经很高，但还不是全无障碍，但入圣公会中学半年后，颜惠庆的梦中呓语都是英文，“从此使用英语，全无困难。”他在自传提到，自己之所以被伍廷芳看中，从教育界转到外交界，其英语能力便是重要原因。当在美国旅居5年刚回到上海时，一直习惯用英文的颜惠庆竟然一下无法用曾经熟悉的上海方言表达，“这是我一生奇特经验之一”，颜惠庆在自传中曾这样回忆。

圣公会中学毕业时，颜惠庆就曾获得辩论的金质奖章，回到上海后，也经常被邀请担任演讲嘉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期间，其演说才能也得到充分体现。据一位校友后来回忆，在一次学生为校园中某些问题闹学潮时，颜惠庆“对学生们的谈话使那天的局势化险为夷”，由于他曾留学海外，故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久而久之，我对众演说之名，遍传上海。”颜惠庆在自传中这样讲述。有一位记者则赞许颜惠庆是“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的最雄辩和最讲理的辩论者”。

颜惠庆在弗吉尼亚大学表现优秀，很受师生欢迎。据后人查找资料，发现弗吉尼亚大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年鉴中保留了当时校园内流传的一首英文字母歌，其中有一句：“Y——我们这里有一个，他的名字叫Yen（颜）” 在他上大学的最后一年，学校领导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对他说：“你在我们州里待了那么久，我们现在都可以把你当弗吉尼亚人了！”颜惠庆自己也在传记中写到“感觉就像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

即使在颜惠庆离开弗吉尼亚之后，他和学校之间的联系还非常紧密。宣统元年（1909年）6月，在毕业九年后，颜惠庆成为弗大ΦΒΚ（Phi Beta Kappa）联谊会的非驻地会员，成为第一个进入弗大ΦΒΚ联谊会的国际学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向弗大捐赠了1000美元。

颜惠庆对母校感怀至深。他曾多次在日记和自传中提及弗吉尼亚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惬意舒适的生活，最后在遗嘱中将部分财产赠予弗大，并要求身穿弗大毕业服下葬。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与颜惠庆斥责日本军国主义者有关。

1931年10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第65届理事会，中国代表颜惠庆就“田中奏折”问题，向大会提出控告：

_{自1922年至1927年，日本复略态度稍见减缓，顾自1928年田中男爵重握政权以来，日本又推行其不惜代价，惟求得到之积极政策。此项政策，详备于一种公文之中，即报纸所载土927年了月25日田中上呈日皇之奏章是也。田中奏章之真伪，曾有辩论，故不能不以该奏章为日本对华真正政策之具体表现也。}

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日本代表松冈洋佑矢口否认存在“田中奏折”。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争论一个多小时，使“田中奏折”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间的热门话题。

据说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向颜惠庆尖税地提问道：“一个岛国，怎么能有与其国力不相符合的野心呢？”对此，早有准备的颜惠庆当即回答说：

_{当你去马戏团或戏园观赏时，有人在入口处交给您一张节目单，上面印的节目是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舞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您看了这张节目单，一定起疑惑，不相信这张节目单是真的。您或许会觉得这样一个小戏院，怎能演出这样的大节目呢？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大幕拉开了，演出的正是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节目。那么，您对节目单上以后的节目，还有怀疑的余地吗？}

颜惠庆堂堂正正的回答，博得在场记者的热烈掌声。中国代表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田中奏折”问题，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

颜惠庆在民国历任外交官当中，以“最擅长经商”著称。他对企业经营管理颇具心得，而在资金链、家族管理等方面，更是提出了极富预见性的见解。

据记载，颜惠庆在天津曾与友人成立“大陆商业公司”，颜惠庆踌躇满志，准备大展身手，却因经验不足，使经营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些学者认为是公司内部管理层间的矛盾影响了公司的业务，而在颜惠庆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这段往事的：“我的一位银行界的老朋友，其人精明老练又富于爱国心，坚邀我与他共同组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认为不能再容忍外商垄断中国的商贸。开业初期，公司业绩颇佳，因为仅限于大宗土特产的出口，业务单一扎实。不久业务范围扩展过快，经营项目过多，而商品进出口贸易又需累年经验始能贯通，我们缺乏历练，结果公司损失加重。加上时局愈来愈糟，于是决定偃旗息鼓，终止业务。我同期参与的其他实业公司（我在其中充任公司董事）则皆能按时付给股东利息，即使突然爆发战争，也未能影响股息的付给。”

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让颜惠庆对股份制经营有了新的认识：“我参加股份贸易公司的经验证明，只要利息按时付给，股东一般不会找公司的麻烦。主持年度股东大会之人应当公布公司经营状况，尊重不满意的股东行使正当权利，遇到股东质询时应及时解释，以防止事态扩大，导致其他股东加入这一因误传引起的质问行列中。同时，也可消除股东对公司章程细则方面的误解。有时对那些专事闹事的股东，必须查明其动机，然后行使相应的分配权利。一般的股东无非求年息收入支持家用，不管公司赢利与否，他一定要得到他的红利，方可相安无事。这样，就使公司的积累或降低股息利率都非常困难。如果公司板起面孔非要减息积累，则必不为广大股东理解与欢迎，公司困境就将如屋漏偏遇连阴雨—般。”颜惠庆认为，国人缺乏投资习惯，喜欢将积蓄直接存到银行赚取低利息也不愿意投资到实业赚取高回报，主要还是与大多数股份制公司的经营理念有关。

除此以外，颜惠庆早已经遇见到“资金链不畅”和“家族垄断”在现代企业经营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他认为：“检查一般公司经营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两类：其一，资本太小无法满足需求，资金周转不利，难有作为；其二，在创立大实业公司的过程中，缺乏管理经验。此外，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普遍认为血缘关系是最紧要的团结信任的基础，如果缺少这层关系，任何合作事业的成功都会变得不可靠。但在实际运作中，家族经营的实业必须引入外姓人才，方能使产业发展。新的教育、新的思想和新的经验正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陋习。新的秩序与制度也将在商贸事业中发育成长。”

颜惠庆历史评价

与颜惠庆颇有交情的教育家张伯苓于新中国成立后曾对黄钰生感慨：“我不如我的老友颜惠庆。”

教育家张元济在颜惠庆逝世后撰挽诗道：“行路艰难况病躯，只缘国事勉驰驱。和平我亦曾呼吁，跋涉关山愧不如。”

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称赞颜惠庆“拥有超凡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与颜惠庆同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外交官的顾维钧在为姚崧龄译《颜惠庆自传》所撰写的序言中，盛赞亦师亦友的颜惠庆，称他“才华轶群，对于社交、教育、美术、人道、政治、外交，与夫国际问题各方面，无论学问上，兴趣上，均极广博而浓厚。且明知人，而观察敏锐。天赋如此，用能在政海中，迭膺艰巨，应付裕如”。

在1987年全国政协举行的颜惠庆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科技管理专家唐振绪代表全国政协对颜惠庆予以高度评价：

作为外交家，颜惠庆先生一生忠于民族，报效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社会活动家，颜惠庆先生一生热心社会公益，热心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颜惠庆先生一生忠于民族，热爱国家，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好事，贡献卓越，堪称一代楷模。

美国学者白鲁恂评价：“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是中国最成功的文人领袖，他们巧妙地利用国际均势及当时的世界同情，达成与中国国力全不相称的成果。”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教授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等人认为：“颜永京和颜惠庆，以及其家族成员，是最早居位于中国沿海城市的新型‘国际化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连接东西文化的桥粱。”

2018年 ，在弗吉尼亚大学“颜楼”揭牌仪式上，时任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特蕾莎·沙利文（Teresa Sullivan）曾说：“在颜惠庆先生的职业和公共服务生涯中，他展现的许多品质是我们对今天的弗吉尼亚大学学生的培养目标，包括好奇心、学术卓越、对其他文化的欣赏、外交能力、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等。在‘全球公民’变为一个流行词汇前，颜先生就已经是一位真正的全球公民。”

对颜惠庆颇多研究的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Justin O’Jack）认为，颜惠庆之所以能成为外交政界的“常青树”，有四点原因：一是其爱国心；二是其出色的英语；三是其口才；四是其对国际法的精通。而欧君廷进一步指出，颜惠庆能够得到三届不同政府、不同政党的一致认可，“就是因为他爱国，一直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不将自己和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颜惠庆主要作品

颜惠庆留有以英文撰写的日记30本，记述了他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进入外交界以后四十多年的外交政治生涯，包括其亲身经历过的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及巴黎和会、国际联盟、日内瓦会议、太平洋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后由其子颜植生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翻译后出版为三卷本《颜惠庆日记》（199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 。 还用英文撰有《颜惠庆自传》（有姚崧龄 、吴建雍 两种译本）。

主持编有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英华标准双解大辞典》（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及《编译捷径》《英汉成语词林》《经济学课本》等著作。

颜惠庆后世纪念

颜惠庆墓位于中国上海市长宁区的宋庆龄陵园（原万国公墓）内。 颜惠庆旧宅位于中国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24～26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11月，全国政协举行颜惠庆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

2018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曾将一栋学生公寓改名为“颜楼”。该大学后设立颜惠庆中国基金。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也在2021年表示将为颜惠庆设“公路历史标记”。以上举措，均为纪念弗吉尼亚大学首个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颜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