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尔七

沈尔七生平经历

沈尔七的父亲为菲律宾下层华侨。1930年应父之命，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先在一家布店当店员，后替两家小商店记帐。白天处理帐务，晚上参加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的活动，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驻菲律宾领事馆奉行不抵抗政策，禁止当地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一些进步华侨冲破这些限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和马尼拉华侨学生创办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刊物《旗声》。1934年被选为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组织部长，随后参与领导菲律宾华侨家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1935年，参与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和“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会”。1936年初，参与筹建“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民武会）菲律宾分会，被推选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反对内战，呼吁团结抗日，出版会刊《民族战斗》。此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和菲律宾广大侨胞一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援祖国抗战活动。1937年9月，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决定组织部分华侨青年回国支持和参加抗战。自告奋勇，主动承担组织、训练华侨青年和筹备回国事宜，挑选组织了由28人组成的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在马尼拉进行短期学习后，由他和戴血民带队，于1938年1月中旬由马尼拉启程回国。他们一行到厦门后，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干涉和阻挠，取道漳州转到龙岩地区参加新四军二支队，随即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被任命为团长。该团成为参加新四军的第一支华侨抗日队伍。参加新四军以后，战斗勇敢，工作出色，被称为“模范军人”。他决心为抗日救国而“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39年5月17日，他在致母亲的信中说：“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而努力，勿怪儿之不肖。”这些饱蘸革命激情的语言，表现了他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高尚爱国精神。1939年初，为了向旅菲侨胞传达祖国抗战的真实消息，发动侨胞回国参战及募捐医药物品，新四军领导派他重返菲律宾。回菲后，多方奔走，忠实地执行党交给他的任务，宣传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事迹，募集了大宗慰劳品（药品为主）。不久，菲律宾华侨劳联会发起组织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由王西雄任团长，他任政治顾问。4月，慰劳团从马尼拉起程回国，途经越南、广西、湖南、江西等地，9月，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慰劳。此后，被调到新四军教导队第九队学习，曾受连队党支部的表场。结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工作，曾参加西塔山、镇宝公路等几次战斗，表现英勇顽强。1940年10月，新四军党组织再次派他返回马尼拉，动员侨胞支援新四军抗日。由于他在华侨中有较高的声望，返菲后一度代理劳联会秘书长。以两次回国的亲身经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反共磨擦的反动行经，使广大侨胞了解了国内抗战的真实消息。1941年底，第三次离开马尼拉回国。正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占领香港，他和随行者撤退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在东宝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政治部工作。后又任阳台山伤兵医院中队政治指导员。1942年5月，在一次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阳台山区伤兵医院的战斗中，为了掩护伤员撤退，不幸中弹牺牲。

沈尔七福建晋江烈士简介

沈尔七（1914－1942），原名沈庆炬，福建省晋江县池店镇清濛村人。1930年前往菲律宾谋生，1934年加入菲律宾共产党，被选为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组织部长，领导菲华工人运动。1936年初，宋庆龄在上海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沈尔七任菲律宾分会秘书长。1938年1月18日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回国参加抗日，同年2月编入新四军二支队。这是参加国内抗战的第一支抗日华侨队伍，不久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沈尔七任团长，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二支队北上皖南抗日前线，不久调新四军政治部工作。1938年和1940年又先后两次返回菲律宾，为新四军募集经费物资，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1941年11月再一次回国，历任东江抗日游击总队第二中队（即惠阳游击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与成中队”（为纪念何与成烈士命名）指导员。1942年年中，因负伤并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住院治疗，任总队医院（铁岗医院）指导员。同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187师一部，趁我军主力转移之机偷袭阳台山区的铁岗医院，制造了“铁岗事件”，残杀我军数十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沈尔七在敌人的偷袭面前临危不惧，组织部分伤病员掩护大队伍突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沈尔七人物事迹

1930年春，17岁的沈尔七远离家门，到马尼拉跟父亲谋生。他先在三巴乐一家华侨布店当店员，以后又替两家华侨小商店记账。他白天处理账务，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的活动。由于他表现积极，不久被选为青工俱乐部的执行委员。

沈尔七出生于贫侨家庭，从小就过着困苦的生活，促使他在童年就有反对压迫剥削的意识。沈联溪和沈天渊二人，是当时乡里领导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少年的沈尔七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在马尼拉参加青工俱乐部活动之后，又接受了爱国思想的影响，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菲律宾华侨也和国内一样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沈尔七参加了马尼拉普智夜校进步学生为抗日组织出版《族声》文艺刊物的活动。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爱国思想日益成熟，于1934年选为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的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华侨工人运动，努力为争取改善职工生活而斗争。1934年，菲律宾烟厂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厂主勾结宪警镇压工人，造成菲律宾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流血事件。1935年菲律宾爆发了家器工人(主要是华工)大罢工，在工人上街游行时，又遭到菲宪警的镇压。沈尔七是这次罢工领导人之一。

罢工失败后，沈尔七为避开菲宪警的逮捕，便转入隐蔽活动，暂时离开马尼拉市区。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华侨中的店员、教员、学生、文化界人士和爱国华侨商人，青工俱乐部扩大了组织，改名为“工商学业余俱乐部”，沈尔七仍被选为负责人之一。

1936年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简称民武会)决定在菲律宾建立分会，由高剑峰、郑显玉、郑炎火、沈尔七等人负责筹备。于是沈尔七重返马尼拉市区，参与筹建分会工作。民武会菲分会成立时，各界侨胞参加者达数百人，沈尔七被选为分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民武会菲分会成立后，经常利用各种节日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宣传团结抗日；同时出版会刊《民族战斗》，作为宣传阵地。沈尔七在民武会中工作积极，支持各界侨胞的爱国斗争。如1937年祖国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极力支持马尼拉南洋中学的进步学生，为反对校长王尔三无理开除爱国学生而举行的罢课、罢考的正义斗争。

七七事变后，民武会菲分会发动会员和各界侨胞献款献物，慰劳前方抗日将士。10月，又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许多华侨青年报名要求回国参战。11月初，民武分会从报名青年中挑选了身强力壮的沈尔七、戴血民、许振文、郑显玉、余志坚、杨血映、陈友节、庄玉英、张光等28位，组成救国义勇队，由戴血民、沈尔七带领，于1938年1月18日离开马尼拉，22日到达厦门。

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受到厦门各界人士的欢迎。当时，厦门国民党当局阻挠义勇队到前线去，提出要把义勇队就地编入国民党部队。义勇队是为杀敌救国而离菲返国的，他们热切地盼望能早日奔赴前线，为祖国效力。为了反对厦门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干涉，救国义勇队于26日印发了《告祖国各界同胞书》，阐明了队员们回国参战的缘由和决心，并提出了“侨胞与祖国同胞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表明了义勇队员们坚决抗日杀敌的立场。次日下午，又举行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要求厦门当局和各界人士支持队员们先回到自己的故乡闽南一带，向乡亲们介绍菲侨胞抗日救国的情况；宣传发动家乡同胞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并恳切要求各界同胞给予指导和赞助。随后，义勇队的队员们以“往泉属的晋(江)、南(安)、惠(安)宣传”为理由，离开了厦门。当时厦门的《江声报》曾多次报道了义勇队在厦门的活动情况。

救国义勇队于2日初离开厦门后，取道漳州，转到龙岩白土，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后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随军服务团团长，戴血民为副团长，俞炳辉为教导员，许振文为秘书。成为第一支归国抗日的华侨队伍。随军服务团的任务是负责北上抗日的宣传工作，于3月1日随二支队从闽西开向皖南，沿途开展宣传活动。至今，在龙岩市郊的小池村，还保存着随军服务团写在墙上的“拥护新四军上前线杀敌”的标语。在行军路上，沈尔七关心同志，带头遵守群众纪律，他说：“既然成为抗日军队，就要有严格的要求，才能打胜仗。”这些爱国的华侨青年，从来没有经历爬山涉水之劳，行军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团员们报国心切，知难而进。在沈尔七等人的带领下，一路上互相鼓舞，互相帮助，从白土到赣州，徒步行军几百里，随军服务团无一人掉队。

服务团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陈家祠堂召开盛大欢迎会，沈尔七代表随军服务团在会上慷慨陈辞，表明团员们回国抗日的决心。会后，二支队对这次行军进行总结时，沈尔七被评为“模范军人”。沈尔七给母亲的第一封家书，就是他初到泾县时写的。

1938年3月底，福建省晋江县南郊清村侨属杨足娘，突然接到从安徽省泾县寄来的一封信。她请邻人读信时，才知道是长子沈尔七寄给她的。沈尔七在信上告诉母亲：他已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说明回国参战的道理。沈尔七离家往马尼拉谋生已八年了，母亲很惦念他，复信时催促他回家团聚。

5月下旬，杨足娘又接到儿子从新四军政治部寄来的回信。信中写道：

来教敬悉。儿平安，勿念。

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不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努力，勿怪儿之不教……

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家书，表现了沈尔七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沈尔七回国参加新四军的事迹，在亲友中广为传播。

在皖南，服务团被安排在军教导队参加集训。为了更快更好地掌握军事知识，沈尔七经常请教导员俞炳辉给他讲课，下“小操”。在沈尔七的带动下，团员们都勤奋学习，进步很快。结业后，沈尔七被分配到新四军政治部搞民运工作。

为了向旅菲侨胞传播祖国抗战的真实消息，以加深侨胞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了解，继续动员爱国青年回国参战，同时筹募医药品支援前线，新四军领导决定派沈尔七、许振文等人重返菲律宾，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叶挺军长还提出可以组织华侨营(或团)的主张。

沈尔七等人于1939年春回到马尼拉，受到菲律宾各爱国侨团的欢迎，“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大力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沈尔七利用各种机会，向各界侨胞介绍祖国抗战的形势，阐述只有团结抗日，持久作战，才能夺取最后胜利的道理；发动华侨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将士；号召爱国青年回国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的宣传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促进了筹募工作的开展。

劳联会以“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名义，公开发动劝募，同时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动员爱国华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劳军活动。在各界侨胞的赞助下，劳联会筹购了一批军需品和一套铜管乐器，又从报名的青年中挑选了23人，组成慰劳团的乐队，聘请洪光学校音乐教员周东君任乐队教练，演奏抗日歌曲。

劳联会回国慰劳团由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政治指导员，曾心平负责宣慰，王爱奎负责管理，郭汐江负责文书，张匡时负责财务，于1939年6月离开马尼拉到香港。当时广州已被日军占据，慰劳团根据廖承志的指示，绕道越南，入广西至桂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派了两名营级干部护送慰劳团员们，经湖南衡阳，转赴江西上饶。

行军路上，沈尔七以自己前一次到新四军前线的亲身经历，坚定团员们的意志，并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劳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到达上饶。当时正在上饶的叶挺军长，立即接见慰劳团全体成员，并和大家照了相；随后派专车将他们送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慰劳团员们在军部稍事休整后，就出发到前线去，代表菲律宾各界华侨和爱国华侨团体慰劳抗日将士。两个多月的慰劳宣传活动结束后，沈尔七留在军政治部工作。其他同志除另有安排外，都参加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学习班学习。慰劳团带回的铜管乐器，交给军文工团使用，周东君和蔡紫茵直接参加了军文工团。

1939年10月底，沈尔七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参加者为营级以上干部)学习。据当时任第九队党支部书记的王直回忆：沈尔七在学习中积极勤奋，刻苦钻研，不怕劳累，进步很快，曾受到党支部的表扬。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他和第九队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江南前线。在从皖南到苏南的行军路上，他不畏艰险，热情帮助同志，表现很好，受到陈毅、粟裕的赞扬。

在苏南前线，沈尔七参加了西塔山战斗。他英勇作战，战斗中还帮助抢救伤员，积极地做宣传鼓动工作。8月间又参加了保卫镇保公路的战斗，他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随部队勇敢冲杀。由于他作战勇敢积极，战斗结束后，被提升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副科长。

1940年10月，江南指挥部成立了江南四县(句容、溧水、镇江、丹阳)总会，沈尔七被调到总会政治部工作。同年年底，遵照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经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松，继续动员旅菲侨胞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新四军抗日杀敌。

因为沈尔七早在30年代初，就积极投身于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在菲律宾华侨中声望较高，所以这次返菲期间，曾一度代理劳联会的秘书长。当时，国内的抗战与妥协，团结与分裂的斗争，在菲律宾华侨中也有反映。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于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爱国侨胞更深表愤慨!沈尔七代表劳联会和其他爱国侨团，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抗议；对于追随蒋介石制造谎言、迷惑侨胞的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的反动言行，纷纷加以揭露和谴责!沈尔七更以他两次回国参战的亲身经历，宣扬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揭发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和罪行。这对于提高广大侨胞的识别能力，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方针的认识，起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沈尔七一面宣传祖国抗战的消息，一面为筹募物资支援前线而到处奔走。他身在菲岛，心在前线。1941年11月间，他第三次离开马尼拉，准备回国杀敌。当他在香港停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与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人，在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游击区。

到了东江游击区后，沈尔七被安排在东江游击总队(又名第五大队)的一个战斗连任指导员。在一次对敌作战时他负了伤，加之他原先就患有肺病，组织上送他到阳台山区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并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工作。

从1942年2月起，东江游击区展开了反对国民党顽军的战斗，沈尔七带病参加反顽斗争。5月间，顽军袭击后方医院时，他带病组织掩护伤员撤退工作。同年12月，他参加宝山县尖岗山反顽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8岁。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堪称为爱国华侨青年的楷模。

沈尔七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一次回国参战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英名永远载入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史册，写进祖国革命烈士英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