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

朱安人物生平

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1947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鲁迅。

1899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唯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是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鲁迅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鲁迅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鲁迅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鲁迅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诫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

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

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意。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可是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遗作。

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

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

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

朱安人物事迹

自母亲去世后，当时已经附逆的周作人担负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内心并不情愿，而且这笔钱也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她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令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准备委托来薰阁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留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请你收到此信，快快回音，详细告诉我你的意见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同时，许广平委托律师在1944年9月10日的《申报》上发表申明：“按鲁迅先生终身从事文化事业，死后举国哀悼，故其一切遗物，应由我全体家属妥为保存，以备国人纪念。况就法律言，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规定。如鲁迅先生在平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

听闻朱安打算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责任阻止此事，他给在北京的朱安写了信，但可能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朱安请人代笔的回信里体会到内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说:“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从信中可体会这位毫无谋生能力的老妇人凄凉的晚景。

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这事的经过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关于周作人》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944年10月1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到北平后，将书信一一投送，一面请赵万里把旧书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访问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条见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着哲民和我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朱夫人和原来侍候鲁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见到我们，两位老人都把手里的碗放了下来，里面是汤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几块酱萝卜。朱夫人身材矮小，狭长脸，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看上比较精干。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宋紫佩说明来意，我将上海家属和友好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她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说着有点激动的样子。

长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对上海方面的误会，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悲怆的呐喊。其实，从她的内心来说，一定也不愿意卖掉鲁迅的藏书，她之所以同意这么做，恐怕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她这个“遗物”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弢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等的经过告诉她，并将海婴的情形说了一遍，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当她听到海婴病已痊愈，竟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让她看看。于是气氛一转，藏书出售问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朱安社会评价

读《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由于孤陋寡闻，平生好像只知道许广平女士，却不知在鲁迅身后还有一个叫朱安的女人。 朱安虽然是鲁迅的妻子，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毫无怨恨之意。

相关出版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修订增补版）

上海鲁迅研究院乔丽华女士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作为愚民的朱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评论说：“作为一个启蒙家，鲁迅为中国的未来操碎了心，古今中外的启蒙都发生在思想界，只有鲁迅和钱玄同等那一批先知是对平民启蒙。不得不承认鲁迅有些过度片面夸大了愚民之恶，中国人并没有那么邪恶。反愚民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朱安是一个典型的善良朴实的中国古代劳动妇女，她身上集中了古代妇女的很多优良品质。朱安的悲剧只是因为她不小心成了愚民中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