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觉顿

汤觉顿人物经历

[1]据蒋贵麟记载，当时介绍汤觉顿入草堂的就是梁启超[2]

[1] 《番禺汤公墓志铭》，《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页。又，“为刚”之名，仅《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有录，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知新报》第四十七册之《横滨大同学校近闻》及康有为《皇上三十万寿时……与梁尔煦、汤为刚设香案龙牌……恭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一诗可为证。

[2] 蒋贵麟：《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蒋贵麟文存》，第137页。

梁启超是草堂弟子的“龙凤”级人物，汤觉顿也是草堂的后起之秀。1896年康有为赴桂林讲学期间，汤觉顿就是少数随行的得意弟子之一。1897年秋，旅日华侨筹建华人学校于横滨，特遣邝汝磐来求教习于康有为，据说那时横滨方面有意聘请当时已因《时务报》而名动天下的梁启超执掌总教习之席，但因梁脱不开身，故康有为改派另一得意弟子徐勤担任，同时很慷慨地推荐了包括汤觉顿在内的三名弟子担任教习，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1]1898年春，汤觉顿受命出任横滨大同学校教习之时，年仅20岁。[2]从广州到横滨，是汤觉顿事业的开始，也是其政治生涯的开始。

汤觉顿主要成就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仓促渡日，汤觉顿却从日本返回上海，接替了以前梁启超的（李提摩太）翻译角色。

[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第40－41页；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2] 梁启超在《番禺汤公略传》和《番禺汤公墓志铭》中记叙“戊戌变作，公（指汤觉顿——引者）急师友难，间关涉海外……”，笔者疑此处为梁氏记忆之误。汤氏在1898年春即奔赴横滨，戊戌变作时汤氏正执教横滨，已是身置海外，不闻此前有回国之行，《横滨大同学校近闻》（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知新报》第四十七册）及冯自由的记载皆可印证；梁氏在戊戌十月变作不久的“风头上”能推荐汤觉顿担任李提摩太的翻译（此事后面有详述），且后来汤氏往返奔波于国内外而不受阻碍，正是因为汤身居海外没有直接参与戊戌变法，因而未列入清廷的“黑名单”之故。其他叙述多转引梁文，使此讹遍传，故特此订正。

1899年12月，康有为因母病返港，汤觉顿遂赴港与乃师相会。翌年1月27日又陪康有为、梁铁君等人前往新加坡侨商丘菽园处。在新加坡，汤觉顿陪伴康、梁（铁君），并助理康有为处理保皇会事务，康有为指挥布置运动的一些信件文稿，不少是由汤觉顿起草或代笔的，甚至连模仿康广仁的笔迹代写家信以诓慰康太夫人的事也由觉顿代劳了。[1]此时的汤觉顿，深得康有为信任。

[1] 1900年3月23日康有为《与同薇同璧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166页；康有为：《幼博之丧，未敢白老母，时时伪作家书以报平安，今日使觉顿写之，心痛泪下》，《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117页。

庚子上半年，梁启超一直在檀香山为勤王运动筹款。七月底梁潜回上海，不料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已经被镇压，故勾留十日之后即过香港走南洋，与康有为会合，但此行却没有会上汤觉顿，后者在不久前刚离开新加坡。[1]汤觉顿此行回国，本是为协助布置勤王运动，但回国不久，汉口自立军起义计划泄露，唐才常等起义领导被捕牺牲，他自己的情况也很危险，遂逃至日本。梁启超后来回忆汤觉顿在勤王失败后“仅以身免”[2]，即指此变故。

返日后，汤觉顿一边执教大同学校，一边加强自身的学习。是时，梁启超特别倡导学日文、读日书，汤氏亦受其影响。汤氏最感兴趣的是政治学和财政学，是时，汤觉顿读到日人所著有关鸦片战争之书，颇有所触，遂译之成中文，希望可勉励国人，此即《英人强卖鸦片记》。梁启超闻之，欣然为之作序，这也算是梁汤提携的一个小影。[3]汤觉顿热心教育，在大同学校，有一名较为特别的学生与汤觉顿关系密切：他学习基础虽不太好，但有血气，学习勤奋，进步也很快，他就是后来的爱国诗僧苏曼殊。1903年夏苏曼殊回国之时，汤觉顿等人为之饯行，苏由此写下了《以诗并画留别汤国〔觉〕顿》（二首）。[4]汤苏二人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胸怀报国之志，却报国无门，“苦心忧国计难工”[5]，汤觉顿的这一心情在他1902年春所作之诗《春日感怀》中也有所流露。其诗云：“五载风霜漂泊身，饱经苦乐未由人。春国浩荡三山国，奇气消磨十丈尘。仅有干戈悲弟妹，难将愁思付江滨。当街柳色新如许，惆怅无端悟后因。”[6]

[1] 汤觉顿离开新加坡的时间，可根据康有为《大庇阁诗集》等来推测。庚子六月廿八，汤觉顿陪同康有为等为光绪遥祝寿，七月中旬康有为迁入新居时，汤觉顿已经不出现在康的诗中，代康写信的也非汤而为梁铁君；又，根据宫崎滔天回忆，汤觉顿曾代康出面会见宫崎，其时为七月初二日左右，故汤当在七月上至中旬离开。参见康有为：《大庇阁诗集》，《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119－120页；〔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书店1981年版，第184－188页；1900年8月11日康有为《上母亲书》、《与同薇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6－178页。

[2] 《番禺汤公略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4页。

[3] 参见梁启超：《汤觉顿译〈英人强卖鸦片记〉序》，许董衍总编纂，汪宗衍、吴天任参阅：《广东文征续编》（二），广东文征编印委员会刊行1986年版，第594页。编者附注：此文转录自冼玉清女士所辑《近代广东文钞》稿，《饮冰室文集》未见收录。

[4] 见癸卯八月十七日（1903年10月7日）《国民日日报》附张“黑暗世界”栏。“国”字可能为刊误。

[5] 荷庵（汤觉顿）：《和有情子感事诗次章步韵》，壬寅年《新民丛报》第七号文苑部“诗界潮音集”栏。

[6] 荷庵（汤觉顿）：《春日感怀》，壬寅年《新民丛报》第七号文苑部“诗界潮音集”栏。

1907年秋，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政闻社，并以《政论》为喉舌，率先在海外吹响了立宪的号角。由于康梁尚未解禁，故梁启超没有在社中担任实职，而聘请国内德高望重、年届七十的马相伯来担任总务员，并特派汤觉顿以政闻社特派员身份赴沪迎接马相伯。此后，汤觉顿以马相伯贴身秘书的身份，随马先生回国宣传鼓动。政闻社又运动当朝权贵，与皇族中溥伦贝子、肃亲王善耆等人都有来往，而汤觉顿正是奔走其间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政闻社的灵魂，梁启超对政闻社的控制，实多通过汤觉顿这一纽带来完成；汤觉顿恰如政闻社的马前卒，对梁启超之重要性，可想而知，是故梁启超在康有为面前大夸觉顿：“觉顿近来老练勇猛，诚吾党后出之英奇，现在彼所负责任最大……”[1]梁启超非常看重汤氏在国内的奔走联络，对汤氏日常开销，虽“每月所费亦不少”，梁仍竭尽其力来支持。为了让觉顿在国内行走方便、不招人耳目，梁启超还曾打算在京中“为觉顿谋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2]是时，善耆、良弼等人受袁世凯排挤，对立宪派表示亲近，为康梁所倚重，是故立宪派有联络善耆、良弼、岑春煊等人打击袁世凯之议。1907年夏，善耆派手下李步青赴日与梁启超接洽，相谈甚融洽。后觉顿至京，亦经李氏联络，得以会晤善耆。在汤觉顿致康有为的信中，就明显流露出对善耆的推重。[3]因为汤氏熟悉京中诸人，对国内情况也摸得最透，所以梁启超遇上棘手之事，就“俟觉顿到商”，觉顿已经是他身边不可缺少的参谋和助手了。

虽然康梁一心想打击老对头袁世凯，却终究不是袁的对手。老谋深算的袁世凯闻得风声，就抢先一步，借陈景仁事件向政闻社开刀，向西太后密奏政闻社与梁启超之渊源。1908年8月13日，清廷给政闻社定了一大通罪名，并下令“即行严拿惩办”。[4]事至如此，梁启超亦不得不解散政闻社。汤觉顿也因此受到怀疑，不得不再次隐匿海外。

[1]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34页。

[2]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梁启超《致南海夫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7页。

[3]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夫子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8页。

[4] 《查禁政闻社上谕》，见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1908年8月14日）《申报》。

1910年10月，汤觉顿带上梁启超草拟的开党禁之呈文，由日本归国。时值国会请愿代表团在北京活动，汤便以日本四埠之华侨代表名义列名其中。考虑到运动开放党禁的势力较为单薄，征得同人意见后，汤觉顿决定将开放党禁之运动与国会请愿之运动并力进行，合而为一。[1]然而，汤觉顿等人在京城的活动却阻力重重，王侯之门“皆深闭固拒”，凡事都需金钱开路，令一贯清高的汤觉顿大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肃王善耆虽应承一些承诺，却无法兑现，运动京官一途成效甚微。汤氏又指望新成立的资政院，经过一番周折，汤觉顿终于以海外华侨代表身份将请愿书送达资政院。10月28，汤氏的请愿书经资政院总裁溥伦上奏朝廷，但久久不见朝廷的回应，令觉顿颓丧之至。梁启超得知此情形，便函召觉顿早日返回。后来此事虽经麦、潘等人活动，鼓动方杰、罗还等人上奏，终因载泽、袁世凯等人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经此次奔波，汤氏对清政府的黑暗内幕，认识又深了一层。

[1] 宣统二年汤觉顿《致双涛主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9页。

1911年5月，梁汤二人游台湾归来不久，便又开始筹划组织政党之事。组织新政党，在去年请愿失败之后立宪派已有此议，并已经在民政部登记一组织曰帝国统一会。为此，梁启超与徐佛苏、康有为、汤觉顿等人多次商议，决意以咨议局联合会为舞台，联络各省咨议局人士，成立一大政党，这就是6月4日正式挂牌成立的“宪友会”。为了更好地指导宪友会的运作，梁启超决定再派遣汤觉顿回国，协助当时宪友会的常务干事徐佛苏秉持会务。6月上中旬，在迎接康师来日本后不久，汤觉顿即匆匆归国。[1]

然而，汤觉顿此行的任务似乎不仅仅是为了宪友会的党务这么简单。汤回国奔赴北京之前，却先到了沈阳且“勾留数日”[2]，关于汤觉顿在沈阳等地活动的具体事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发生的“滦州兵谏”等一系列事件来推测，汤氏此次回国可能与北军中某些人有所联系，即参与秘密布置梁启超辛亥“宫廷政变”的计划。

……无论如何，汤觉顿的此行最终并没有达到汤梁等人目的，革命的暴风雨比梁启超预想中的来得还要早，武昌起义的枪声不仅结束了“宪友会”，还打乱了梁启超整个“宫廷政变”的计划。

[1] 汤归国大致时间可由徐佛苏宣统三年五月十三日及六月三日写给梁启超的信等资料推算出来，又参考《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1页、《万木草堂诗集》第317页。

[2] 宣统三年六月三日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50－551页。

为了进一步了解袁世凯、拉近与袁世凯的关系，一并打探政府动向、把握国势发展动态，民元之初，梁启超就将汤觉顿推荐给袁世凯。在致袁世凯的函中，梁称汤“其人有肝胆，而达于事理，治事之才过启超十倍，专治经济学，明体而达用，银行货币尤为专门，举国恐少出其右者。”[1]这里梁氏赞扬汤觉顿之才，虽有溢美的倾向，但也可见得梁氏对汤觉顿才学的信任。汤氏的经济理论水平自不用说，其治经济实业之能，梁启超也并非完全是自吹自擂，汤觉顿的能耐倒也是货真价实。四年前政闻社的侯雪舫就曾盛赞过觉顿之才：“觉顿之位置最好是筹得经济，……专营实业”，“以觉顿之才，苟稍得凭借，则静足以守，动足以攻，为吾党最难得之将。”[2]后来汤觉顿到京，袁世凯表现出一派重视人才的样子，在梁氏面前大夸一番，并为汤氏安排政府财政顾问这一虚职。

汤觉顿这次归国，是否担任政府内的职务倒在其次，主要目的是观察局势，妥商接洽梁启超归国事宜。汤氏3月16赶回天津，[3]时值天津兵变方平，孙中山仍执政南京，袁世凯则不露声色，以低姿态敷衍革命派，“政治方面，项城事事撝谦，多以南方为主”，使觉顿一下子也搞不明白，故云“此事太觉蹊跷”。[4]于梁启超的行止问题，觉顿也咨询了诸位同人的意见，“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5]，归期则应稍后看形势而定，这也是初回国来的觉顿的意见。

回国后汤觉顿还拜见了任职总统秘书长的梁士诒。梁士诒是力召任公回国的主要角色，觉顿与之谈论了梁启超回国后一些经费供给问题，乃知此时政府无法为梁启超拨款。汤觉顿意识到政府此时并非真正召唤梁归，若此时回国，能产生多大影响还很难说，故对梁士诒急请任公归持谨慎态度，并告知梁启超“不可轻发”，同门潘若海亦认为暂勿归国。汤氏对梁启超的归国与否真是费煞苦心，“再四研究”，故请任公等自己返日“细商”后才下结论。[6]

[1] 民国元年2月23日《致袁项城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8页。

[2]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四日侯延爽（雪舫）《致任公先生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62页。

[3] 汤氏此行归国时间可由觉顿归国后第一函可推断，《梁启超年谱长编》节录此函，并以落款时间“初二”定为公历4月2日，但笔者认为此说并不正确。《梁任公年谱长编例言》第廿条云：“本书于记载年月日为便利记，宣统三年以前采用阴历，民国元年以后采用阳历，惟材料中阴阳历月日如有不可考者，则概括编入之。”实则梁谱中确实有极少数日期未详作考订而误，尤以民国后阴阳历之未作明辨之误（民国时期阴阳历常混用），此处即为一例。编者节录汤觉顿此函时，刚好把前面有关时间的叙述删去。原函云：“孟远兄长：别后十六抵津，十九入都，初来情形未然甚悉……初二京第一号。”笔者认为此处落款“初二”为阴历时间，“十六”、“十九”则为阳历时间，因为若汤氏阴历“十六”归国，不可能到下个月初二才回函致梁启超，且与函中内容亦不符；再查对当时阴阳历对照表，壬子二月初二为为1912年3月20日，三月初二为4月18日，四月初二为5月18日……故当只能为二月初二，即入都后次日写此函。原函手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印行，第1044－1052页。

[4] 民国元年3月20日汤觉顿《致孟远兄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印行，第1044－1045页。

[5] 民国元年3月20日汤觉顿《致孟远兄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4－625页。

[6] 民国元年4月18日汤觉顿《致孟远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5－626页。

……汤觉顿却很快就对民初政局失去兴趣。初，他曾在私下与梁启超讨论设立一中央银行的方案，其草稿成后，还曾请梁氏过目。后梁士诒访任公，谈及银行事宜，任公记起旧岁汤氏之草案，复取出再览，仍觉得规划宏远，切实可行，便有让汤氏主持中国银行之意，梁士诒也颇为赞同。1913年夏，梁氏推荐觉顿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之时，觉顿已生颓废之意，但梁启超认为“此机关为全国财政命脉所系，非以极远之眼光，极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枢以振衰敝”，并力促觉顿任之。[1]汤觉顿接手中国银行之后，也很想把它办成一个“超然独立”的中央银行，“一切规程，多由汤氏手定”，但武人执政，银行不过是袁世凯筹措军饷、玩弄权术的工具而已，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就是迫于被财政等问题而下台。同年3月，财政部通过了梁士诒控制的交通银行新则例，规定由交行经营、轮、路、电邮四政，甚至控制纸币发行、分理国家金库，中行大受排挤，其原法定地位动摇。汤氏洁身自好的思想，早已有之，[2]银行经营掣肘，觉顿便觉索然无味，又见周围皆与自己格格不入，更生隐退之意，是故任职不到一年，觉顿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而去，奉母于天津，时值1914年夏。[3]

[1] 民国2年梁启超《致张仲仁、陈仲恕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678页。《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者未考证此函具体写作时间，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认为此函作于1913年冬。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之《中国银行历任领袖姓字一览表》（见该书第101－102页），汤觉顿于民国2年8月21日被任命为署理副总裁（周自齐为署理总裁），9月1日到任，同年9月25日被任命为总裁，次日到任，次年7月31日卸任。该表转录自《中行生活》第25期，民国23年4月1日。其后编者附注：“该表于民初情况颇有疏略，今仍其归，希读者参阅有关史料便知其详。”参考其他资料，笔者以为这里记载的有关汤觉顿任离职的时间是比较可靠的，如姚崧龄著《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印行，第18页）记载汤觉顿为熊希龄内阁出台后派任，次年6月辞职。又1913年10月12日梁启超致周印昆的函中，已提及“觉顿引退”（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98页），与此处可相符。故梁启超此举荐之函当作于1913年夏8月汤觉顿任职之前。梁启超在《番禺汤公墓志铭》中云“公尝任中国银行总裁……公草创经画，一年有奇……民国三四年之交，袁世凯叛国征露，公毅然弃职，奉母津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页）汤觉顿引退在1913年夏，任职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梁启超自己倒是在“民国三四年之交”辞职，梁此处记述不确切。而梁在《番禺汤公略传》中记述汤觉顿“民国元年，任中国银行总裁”（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4页），则是记忆之误。

[2] 1914年7月3日梁在《致乡老书》中提及觉顿“时时有洁身之志”，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95页。

[3] 参见姚崧龄著：《民国史料丛刊第二十九种——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印行，第18页。

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梁启超一直吞声不言，盖梁氏不愿引起国家之再动乱，宁愿维持现状，同时又寄希望于袁氏或可悬崖勒马，但又放心不下，故常让汤觉顿、蹇季常等人赴京打听情况。至“二十一条”之议起，梁启超拍案而起，驳斥日本罪行并警告袁世凯当局。然而，袁世凯并没有停止称帝的筹备活动，气焰反而愈加嚣张。面对鬼蜮暗流，梁启超“心绪至不宁谧”，实在忍无可忍。1915年8月22日晚，梁启超花了一夜的功夫，挥笔写成脍炙人口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称帝活动进行了总清算，次日晨即交付汤觉顿带入京中。[1]9月3日，北京《京报》刊载此文，一时间京城纸贵，一连几天，凡转载此文的报纸都被抢购一空，梁启超此文成为街头巷尾大家谈论的热点。

梁启超的反袁檄文引起社会的轰动，为倒袁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舆论，但是也较早地暴露了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动机和谋划，使他们成为袁世凯的重点防范对象。早在筹安会成立的次日即1915年8月15日晚，梁启超与从北京赶来的蔡锷同至汤觉顿的住所，秘密商议倒袁计划，他们分析了国内形势，决定分头行动，合力讨袁。此后，三人继续秘密酝酿和布置讨袁之役。[2]汤觉顿主要研究战时财政问题，同时负责联络。蔡锷在京中则极力韬光养晦，伪装赞成帝制、与梁之政见不合，伺机溜出京城，辗转上海、日本、越南，最后回到老巢云南，组织起护国军。

护国战争时期，沉寂一时的汤觉顿再次活跃起来，自觉担负起民族使命，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倒袁的运动之中。1915年12月，汤觉顿随梁启超蔽匿上海，协助其筹划滇、黔、桂诸省的举义。同时，又运动南京的冯国璋，联络孙中山、岑春煊等各派势力，建立起广泛的反袁 “统一战线”，引导全国反袁阵营。由于护国军早期准备比较充分，士气旺盛，开战连连告捷，但至1916年2月份，前线主力在泸纳战场遇到袁世凯的优势兵力的顽强抵抗，一时进入相持局面，这使在上海运筹帷幄的梁启超焦灼万分。[3]梁认为，要改变当前不利局面，必须尽快策动广西独立，使滇、桂、黔连成一片。于是梁启超致书广西将军陆荣廷，对陆又请又激，由于陆本有反袁之念，曾答应蔡锷响应起义，故向梁启超表示（梁）“朝至，桂夕发”，并先后派心腹陈祖虞、唐绍慧赴上海迎梁入桂，于是便有了梁启超等人的广西之行。

初，梁启超打算由汤觉顿带上文电书信先行一步，但唐绍慧称独行太危险，故汤等至3月4日才与众人一道乘日轮南下。3月7日，一行七人抵香港，却遭遇巡捕的严密搜查，行李中所有纸片都被细细翻了一通，幸好机警的汤觉顿早将文件藏在贴身的小油布包内，才未给巡捕发觉，倒让众人虚惊一场。由于梁启超无法公开露面，不能通过海防关卡，所以大家兵分三路：由汤觉顿带上文件陪唐使先行赴南宁，梁启超则由黄溯初陪同，设法偷渡越南，其余人暂留香港观变。[4]3月14日，汤觉顿唐绍慧先行抵达南宁，汤当晚谒见了陆荣廷。次日，陆即发布了由梁启超起草的电文，宣布独立，又将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府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梁启超为两广护国军总参谋。广西的独立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大大鼓舞了前线的护国军战士，护国军克服困难，接连取胜。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梁启超进一步指示：对袁须一战到底，“现在舍袁退位外，对京师无调停余地”[5]。

随着广西的独立，广东的龙济光也挂出“独立”的招牌，然其实为袁世凯的爪牙，并无独立的诚意。是时，广东反袁呼声极高，计有朱执信与邓铿率领的中华革命军、陈炯明组织的共和军、徐勤领导的护国军等反袁力量，其中徐勤为康有为嫡系，其护国军多受康有为的资助。4月4日，停泊在珠江的“宝璧”、“江大”等军舰起义，加入徐勤的护国军。6日，徐勤属下攻城司令魏邦平率军舰进入广州白鹅潭江面，声言要开炮攻城。[6]龙济光为形势所迫，于当日晚宣布独立，又与张鸣歧通电民军及广西陆梁等人，敦请派代表前往协商。为了逼袁退位，梁启超也从大局着想，仍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广东问题。[7]4月4日，梁启超抵南宁，与陆、汤等人商议广东问题，汤觉顿深知“粤不定则贼不灭”，故决定亲自赴广州与龙济光交涉。在汤觉顿赴广州的前晚，梁汤二人共卧一室，促膝长谈。汤觉顿认为当前的政局混乱，与公众政治素养低下也颇有关系，欲真正达到宪政的目标，须从长远着手，所以等战乱平息后，他打算投身社会教育，致力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8]梁启超没有想到，这一晚的谈话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4月6日，汤觉顿以陆荣廷和梁启超的特使身份，只身赴粤，向龙济光陈说利害。4月12日，龙部、民军和广西三方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于广州海珠岛水上警署，讨论独立善后问题。与会的有将军府顾问谭学夔，广东省警察厅长王广龄，龙济光的部下颜启汉、贺文彪，民军总司令徐勤，中路民军司令吴仲铭，北路民军司令王伟，商团领袖岑伯著及两广护国军的代表汤觉顿等。会议由徐勤主持。当谈及军队改编问题时，发生严重争执，颜启汉及卫士突然拔枪射击，汤觉顿、谭学夔当场饮弹身亡，会场乱作一团。王广龄、吴仲铭、岑伯铸相继身亡；徐勤和王伟逃出会场，幸免于难。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海珠惨案（海珠事变）。[9]汤、谭、王都是梁启超朋友，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骨干分子，这场血案，明显是一场“有计划有准备的政治谋杀事件”[10]，龙济光与此案当有不可逃脱的干系。案情发生后，立即引起两广军民的愤慨，身在梧州的梁启超第二天闻得消息，悲痛欲绝，为了顾全大局，贯彻“维持秩序、戮力北伐”的方针，梁启超含泪与陆荣廷向龙济光发出通牒：让出都督并率师北伐。狡猾的龙济光一方面答应统一北伐，认同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又象征性地抓了几个凶手和幕后指使人（颜启汉外逃），另一方面却按兵不动，跟护国军来“软对抗”。广东民军终于忍无可忍，率先掀起一场全省范围的“讨龙”斗争，最后，龙济光在一片讨伐声中，带着残部仓皇逃往海南。

海珠案发之初，正值讨袁高潮之时，梁启超戎马倥偬，无暇亲及汤氏之善后事宜，乃托付长女梁令娴女士和朋友来办理。至半年之后，梁启超才与同人在北京公祭汤觉顿等海珠三烈。梁启超悲愤满怀，挥笔写下了《祭海珠三烈文》。作为与自己患难与共多年的挚友，这次汤觉顿虽说是为国家而殉职，其实也可以说是为梁启超的事业奔走而殉难。多少年来，为了这位蜚声国内外、赤心为国的师兄，汤觉顿几乎舍却“私己”，把梁启超当作自己事业的中心，代之历险阻，为之洒血汗。对这一点，梁启超自己也很清楚，他明白自己欠觉顿太多。他在挽觉顿之联中写道：

纳公规若毫发，贻公谤若丘山，不祥如余，愿世世勿相友；

尽其力为张良，洁其身为龚胜，非命而夺，疑苍苍者匪天。

联中称汤氏才比张良，节如龚胜，赞誉之意自不消说，而追忆二人交往，汤觉顿几乎是以半生精力，全力来扶持自己，自己却屡屡不听其规劝，最后给他带来灭顶之灾。梁氏内疚和悲痛交织，悲绪万端，想到此债今世无法偿还，来世还是不要作朋友了，免得又沾上自己的晦气。如此之挽联，也只有梁启超这样与之“情同骨肉”的密友才能作出来；如此之表白，只有深知二人之交谊者才能明白其中味道，才能明白梁氏的心情。梁启超又追忆去年天津定策之时，汤君“志气其如神，每发一谋、定一议，其断制之力若截众派而举万钧”，后潜赴广西，临危不惧、处变不惊，赴粤谈判，更是置生死于度外，“快意于魑群”，为国家大义，以三寸不烂之舌，向龙济光陈说“一昼夜”，真可堪“永裂肝而断魂”。[11]1922年12月，广东同人正式以公葬之礼，悼念汤氏忠骨，梁启超再次缅怀觉顿之风仪，哭曰：“公固为国死，亦为启超死也！”梁启超广交朋友，师友遍天下，但像汤觉顿这样长期相伴、无间亲密者也只有汤氏一人；对汤氏来说，平生知交，则无出梁氏之右者。早在汤氏遇难半年前即1915年10月，梁启超为汤太夫人祝寿时，有一段回忆汤梁交往及对汤觉顿个性的评述，倒是颇有总结性：“启超交觉顿逾二十年，其间患难相从若形影者且十年，侪辈中熟知觉顿性行者，宜莫如启超。其为人也敏达而方严，慷慨而淡薄，可以历无量艰阻以负荷世事，可以悠然蝉蜕于浊秽，君子人欤？君子人也！”[12]汤觉顿既是良友，也是一名孝子，其人“有至性，事母常坐孺子慕，趋朋友之急若其私。”[13]谦谦一君子，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得如此一良友，实为任公之幸也！失如此一良友，真苍天无情也！是为任公所痛。

汤觉顿逝世后，梁启超特别挂念其家人，在自己无暇常赴汤府慰问之时，便嘱女儿令娴“常往存问”[14]。1919年1月，梁启超为中国权益交涉奔赴巴黎和会，由上海坐船到香港，所乘船竟刚好是三年前护国之役期间由沪赴港时与觉顿等人同乘的横滨号。睹物思人，当年与汤觉顿等人共历患难之情景仍历历在目，今物是人非，怎不令梁启超唏嘘不已？[15]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追忆护国运动这段“伤心历史”，想起在这场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蔡（锷）汤（觉顿）等“国中第一流人物”和“生平最亲爱的朋友”，不由得“痛彻肝肠”。[16]梁汤二人交谊深厚，情真意切，今天我们从前人的文字中[17]，得以品味近一个世纪前的这番情谊。另外，笔者还曾见过一张梁汤合影的照片，那是1910年二人在神户时所摄，[18]睹此照片，或可知其中相濡以沫的一段故事。

[1] 民国4年8月23日梁启超《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0－721页；又参见1915年8月23日梁启超《致梁思顺》，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二函乃同一函，但后函落款为“廿三晨”，而前函未节录落款时间，仅认定为“二十二日”，笔者为此参考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版），当以23日晨为准。

[2] 《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3] 护国军较早地陷入被动，与梁启超指挥一时心急、提前发布讨袁电文也略有关系，故梁对此心怀内疚，急于赴桂策动以扭转局势。见民国5年1月8日梁启超《致蔡松坡第一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7－738页；又参见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1页。

[4]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民国5年3月10日），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0－762页；《从军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21－127页。

[5] 梁启超《致汤觉顿电》（3月28日龙州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32页。

[6] 参见张带山：《广东海军参加讨伐龙济光之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61－62页；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上、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1－833页。

[7] 当初，梁启超也是认为“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见《致汤觉顿电》（3月28日龙州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32页〕，但陆是龙的儿女亲家，也不愿意通过拼掉龙而消耗自己的实力，陆乃掌握兵权之人，梁启超必须考虑此因素。

[8] 《与报馆记者谈话一》（民国5年8月10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33页。

[9] 关于事变冲突的详情，众说纷纭，董方奎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收录了当时的几种说法，本文基本采用吴贯因和梁启超之说。参见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民国5年4月13日），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73－774页。

[10] 董方奎：《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11] 《祭海珠三烈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2－13页。

[12] 《汤母蔡太夫人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8－9页。

[13] 《番禺汤公墓志铭》，《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页。

[14] 民国5年5月3日梁启超《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82页。

[15] 《欧游心影录（节录）·欧行途中》，《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上），第39页；民国8年1月13日梁启超《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6页。

[16] 《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7页。

[17] 笔者现在能够搜集到的有关梁汤的资料中，只能看到梁启超对汤觉顿的评述的内容，而看不到汤觉顿对梁启超的评论。除了史料的挖掘有限外，可能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汤觉顿先于任公逝世，汤逝世后只能有梁对汤的追忆和评述；其二，梁启超年长于汤氏，成名又极早，汤觉顿多受其提携，故汤在世之时，梁启超评价汤的场合多，而汤觉顿评价师兄的场合要少；其三，梁启超长于言论，亦长于论人物，生平文字为世人瞩目，绝大部分都保存下来，汤觉顿留下的文字不太多，且不长于评论人物，可能也有一些对梁启超评述，但今天也不容易找寻。

[18] 钟珍维、万发云著《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耿云志、崔志海著《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前插页均刊录了这张照片。

摘自 陈学章：《梁启超与汤觉顿》，经作者本人同意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