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亶

舒亶古文简介

舒亶

字信道，慈溪人。生而魁梧，博闻强记，为文不立稿。

登治平二年进士第，授台州临海县尉。县负山濒海，其民慓悍，盗夺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者，至亶前，命执之，不服，即断其首以令，投檄而去，留诗云：“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丞相王安石闻而异之，欲召用会，丁父忧服阕。乃除审官西院主簿，徙秦凤等路提点刑狱。郑民宪相度熙河营田，民宪言其宣力最多。乞以减年磨勘回授之，特改奉礼郎，提举两浙常平。熙宁八年十一月入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裏行。

元丰二年七月，论知湖州苏轼上谢表讥切时事，并上其印诗三卷，时御史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亦攻轼，诏罢轼任逮赴御史狱，十二月狱成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使本州安置。亶又言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收受轼讥讽朝廷文字，各罚铜二十斤。亶为县尉坐废时，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材可用，得改官。及亶知谏院，商英为中书检正，以其婿王沩之所业属亶。亶并其手简缴进，自以职在言路，不受干请也。

四年自侍御史、知杂事、除知制诰、兼判国子监、累迁试给事中、直学士院、御史中丞。六年以论奏尚书省录事坐废。绍圣元年三月复通直郎、管句洞霄宫。

崇宁元年正月起知南康军，时方开边，蛮寇扰辰州。七月除亶直龙图阁、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钤辖。辰州故黔中郡，历汉唐皆建郡县，至五代始弃不通，然亦有内属者。熙宁元丰开复沅诚，而元祐中又弃之，自是猺人恃险难制。亶图上地形，募施黔土人，分七路遣将，授以方略，斩贼首并其徒党三千馀级，俘数百人，破洞百馀。遂分叙浦、辰溪、龙潭为七，以忠顺首领主之。既奏功，朝廷又诏亶兴复诚州，乃进屯沅州，兵未压境而渠阳五溪降。胡耳西道最为僻远，至是亦请命天子为之告庙，肆赦改诚州为靖州。亶复计议筑屯沅之洪江，分兵江之南，建若水、丰山、贯堡三寨。靖州跨大江，在飞山之东，猺人出入多以为障蔽，亶乃选形胜，得飞山福纯坡，建新城，最为控扼之要。

二年朝廷遣使抚问，除龙图阁待制。卒于军，年六十三。赠龙图阁学士。有手编《元丰圣训》三卷，文集百卷。

【 出续通鉴旧志：“自熙河分画蕃汉疆界，还授太子中允、御史里行” 与续通鉴不合】

舒亶为临海尉，弓手醉呼於庭，舒笞之，不受，乃加大杖，益厉声愿杖脊，又大呼“尔不敢斩我”，舒即起刃断其头。被劾，案上，朝廷方求人材，颇壮之，令都省审察。

舒壮貌甚伟，博学有口辩，王荆公一见大喜，荐对称旨，骤擢，未几至御史中丞，弹击不少恕。

宰相王珪自京尹执政，曽携官浴桶入东府，舒文致以为之罪。后舒败坐狱，以用台中官烛于私室计赃。神考薄其罪，因言：“亶岂盗此？”，或对云：“舒亶不爱官烛，王珪岂爱木桶？”，乃抵罪除名勒停。

居乡里，甚贫，聚徒教授，资束脯以营伏腊，凡十八年。中间元佑政出帷箔，务姑息，置诉理所，湔涤先朝尝得罪者。群小竞自辨，不逞之人，至於指斥熙、丰滥刑，以迎合国政。舒独无一言辨雪，坐此久废。绍圣复辟，稍还舒官，又为群怨所沮。

庚辰龙飞，始得军垒，会荆蛮作过，乃移南郡帅，除待制，未受而卒。

元丰间，御史中丞舒亶以罪除名勒停，及租客舟东归，时有诏召僧慈本住慧林，许驰驿，轻薄者以“中丞赁航船出京，和尚乘递马赴阙”为对，以见异事。

常州李充，元丰间在太学，梦裸身见舒亶。时舒主学，李意裸身有脱白之兆，甚喜。后太学贿狱起，事连诸生，李亦系御史台。舒为中丞，夜阅囚，李正裸身对之，因悟前梦。

舒亶后人评价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舒亶的行为固然有“过头”之处，特别是将苏轼的一些诗句与文章“上纲上线”，确实有悖“君子之道”，为后世所鄙视。但是，他与苏轼主要是由于政见与观念不同而导致的矛盾。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混乱，因此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而舒亶积极赞成并参与变法，且性格执拗，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弹劾张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类似的文人品性。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袖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而且“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世人由此认定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

据历史资料研究与分析，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见闻录》，而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好在同一时代的文献《东轩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

原来张商英要女婿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作联络。让张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张商英的这种行为受到惩处。

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也多有不满。《宋史》载：“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多私”未必，但这个时期的舒亶意气飞扬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丰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也许是神宗为了平衡新旧两党的力量，发话说：“身为执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舒亶就这样被罢免了。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对朝官而言，少一个比较会“寻麻烦”的人毕竟不是坏事。当时对此事的记载是“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

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很可能蕴含着他心中的愤懑与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没有再被起用。直至绍圣元年，53岁的舒亶才被起用为官，后为朝廷带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巩固地方统治。崇宁二年，舒亶生病死于军中，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