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裕藻

马裕藻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青少年时期的马裕藻，因父亲马海曙事业有成，延请浙江杭县叶瀚在家中设馆，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学传统经典，有幸受业于这位近代教育先驱、维新人物、著名学者，接受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启蒙教育。

1898年，马裕藻、陈德馨夫妇到上海，结识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张元济、陶成章、夏曾佑、吴敬恒等人，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对马裕藻一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马裕藻的一生，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继承还是创新，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都有蔡元培、章太炎二人的深刻烙印。

1901年，张元济创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主持编译所工作，邀请蔡元培为所长，蔡元培对比他小10岁的马裕藻十分赏识，遂聘他为编译所编辑主任。这是马裕藻走出旧书斋，投身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马裕藻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与张元济创办的鼓吹改良维新的《外交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介绍弟弟马衡、马鉴等从宁波老家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同年4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中国教育学会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马裕藻积极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企图长期霸占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拒俄运动爆发。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广大群众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俄国和清廷，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成立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马裕藻参加了义勇队。1904年11月，统一浙东各派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马裕藻和陶成章、徐锡麟、鲁迅、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纷纷加入。

1905年，浙江公费选派一百名学生留学日本，专攻师范，俗称“百名师范”。马裕藻夫妇双双入选，东渡日本。马裕藻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建功北大

1913年5月，马裕藻在“读音统一会”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获得大会通过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开始了他与北大的一生情缘。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进北大。此时，马裕藻已经在北京大学工作三年多了。据周作人回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

马裕藻进北大后，努力营造“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氛围。有学者回忆，“每逢一学年的开始，马裕藻常常坐着黄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折衷感动新旧之间，谦虚态度令人动容。”实际上，马裕藻是秉持了中国古代“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他后来十分认同蔡元培的治校理念的内在原因。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公开表示：“我对于各家之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刊词”）

对于蔡元培改革当时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反应不一，较为守旧的黄侃最主张余杭派独大，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则毅然站在蔡元培一边，从而使蔡元培的新主张对北大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学术氛围产生了巨大影响。

1915年冬，北大成立首届评议会，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蔡元培主政后，为实行北大改革，进一步把北京大学评议会作为推动“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办学理念和治校体制的重要组织措施。当时，北大有四个机构负责管理校务，他们是负责立法的评议会，负责行政的行政会，负责教务的教务会和负责总务的总务处，其中，评议会的权力最大。

于是，按照新的《北大评议会章程》，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蔡元培校长为当然评议长，评议员由全体教授于每年第四季度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马裕藻自1918年10月首次当选，至1926年，连续八年担任校评议员，在文科教授中，绝无仅有。

作为资深的校评议会成员，马裕藻直接参与了北大各种政策、章程的制定乃至学科的废立，推动了北大评议会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中积极发挥作用，鼎力支持了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中，以北大为舞台掀起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经过改革，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并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之翘楚。

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因当局对山东问题丧权辱国，从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集结出发走上街头，和其它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集会于天安门，同时往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示威。驻日公使章宗祥适在，受学生痛打。当局命军警镇压，北大学生30余人遭逮捕。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所学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并扬言说要调廊房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元培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

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919年5月9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元培，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八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马裕藻当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在争取挽留蔡元培校长，维护北京大学正常秩序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19年6月22日，教育部不得不派官员与汤尔和、马裕藻等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赴浙江杭州，隆重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在这场闻名中外的伟大运动中，马裕藻与众多北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强国文系

1920年，马裕藻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任期14年。在职期间，马裕藻为国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吴虞、鲁迅等名师都为马裕藻所聘任。除此之外，马裕藻还致力于弥合鲁迅与钱玄同、沈尹默和胡适、胡适与刘半农等之间的成见，调解新旧两派的关系。

1921年12月，北大成立全校性的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有关院系牵头分门筹设，其中以国学门进展最快，培养了郑天挺、容庚、罗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卓然成家的优秀研究生。

马裕藻对国学有精深的研究，学识渊博，且专于文字、音韵和训诂学，先后讲授国文预科、国学概要、中国古籍校读法、文字学等课程，著有《经史学目录》、《声韵概要》等著作。

秉公维权

1924年2月，杨荫榆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由于杨荫榆曾留学美国，把西方教会办女校的一些高压作风搬到女师大。8月，鲁迅退回了该校的聘书。

杨荫榆的高压校规受到许广平、刘和珍等进步学生的反抗，她们毅然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

这件事引起了兼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为了声援女师大同学反对旧的专制思想的正义斗争，以马裕藻为首，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位教授联名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1925年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1925年8月18日，北大评议会随即做出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925年8月22日，马裕藻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评议会布告》，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迫于北大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警察，并免去了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职务。11月，章士钊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返回学校。马裕藻等北大评议会成员与专制官僚势力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抗议当局卖国的对日外交，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当局请愿，遭军警弹压，死伤2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5年3月21日，马裕藻所在的北大评议会发表宣言，严正指出：“三月十八日的请愿，绝非一党一系的群众运动，而确为一种国民的运动。”1925年4月9日《京报》披露，北京临时执政府继通缉李大钊等人外，又发布第二批通缉48人的名单，其中有马裕藻和鲁迅。

1932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援助与保护进步人士，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

1933年1月3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马裕藻和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共9人为执行委员。

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逮捕了爱国人士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马裕藻、沈兼士和许寿裳等人，不顾个人安危，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

留平守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教育界开始陆续向南方撤离，学术界人士纷纷南下，各高校也陆续南迁。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祖荀等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

此时，马裕藻和孟森、冯祖荀为保持士不可辱的民族气节，拒不为日伪办事，也不再回被日伪控制的北大讲课。周作人却相反，北平一陷入日寇魔爪他即露变节投敌之端倪。就在周作人当汉奸的前一天，马裕藻还向他说，决不要给日本人作事，周作人也答应一定不作，但第二天报纸就发表了对他的任命。

期间，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义正辞严，断然拒绝为日寇效命。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此言一出，说明马裕藻心意已决，随时准备慨然面对日寇的酷刑。

溘然长逝

1945年4月，马裕藻满怀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北京大学的深情，对教育事业的眷念，走完了他67年的人生历程。1946年，马裕藻全部藏书21000余册由北大图书馆收购。

马裕藻人物轶事

好好先生

当年，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名师中不少人都是个性鲜明，特立独行，如鲁迅与钱玄同、沈尹默和胡适、胡适与刘半农等之间就是关系复杂，互有成见，但是马裕藻和他们的关系都颇好，这也许就是身为系主任应有的作为和襟怀吧。

例如，马裕藻与鲁迅相交最深，但他对与鲁迅交恶的顾颉刚却同样礼遇。1929年顾颉刚的父亲顾子虬过六十大寿时，正逢鲁迅自上海返北平省亲，顾颉刚本为马裕藻的学生，马裕藻却亲往顾府为顾子虬祝寿，并在顾府“寿序”上签名。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红楼里，教授们普遍认为有两位“好好先生”，一位是校长蔡元培，另一位便是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实际上，这恰恰说明马裕藻真正践行了蔡元培治校的核心理念——“兼容并包”。

刚直耿介

据说，马裕藻任系主任时，家里有个年轻人要报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探问马裕藻：“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主任顿时大怒：“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

北平被占领时，有同学请他写些字留作纪念。他却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

学生张中行在与马先生接触日久之后，一改先前对老师的认识：大家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的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

北大评议会的许多教授，更是领教过他容易激怒的作风。在评议会上一旦遇见不合理的意见，他总是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两样。

惟喜购书

马裕藻的女儿马珏她在回忆父亲马裕藻先生时说：“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朱红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21000册)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马裕藻与反清革新派

在日本留学期间，马裕藻、陈德馨夫妇和陶成章等光复会同志在东京小石川合租了一所二层楼的房子，马裕藻一家住楼上，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竺绍康五位住楼下。陈德馨、何香凝就读的是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廖仲恺也在早稻田大学读预科。直到1913年回国前，马裕藻与章太炎、鲁迅、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秋瑾、徐锡麟等许多反清革新派人物、光复会浙江籍仁人志士始终交往密切，因此深受他们革命思想的影响。

马裕藻与鲁迅

马裕藻与鲁迅自1906年在日本共同师从太炎先生后就成了莫逆之交，一生挚友。这是因为二人同是光复会会员，同在日本留学，同为章门弟子，同样以文化教育报国为己任，共同与黑暗反动势力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一生都与北大有着不解之缘。

蔡元培决定聘请鲁迅进北大讲课后，刚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亲自将聘书送到鲁迅家中。1920年8月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述：“六日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当时北京大学聘任鲁迅为国文系讲师的聘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1923年后又被增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按当时北大规定，在政府部门兼职的教员只能受聘为讲师而不得任教授。当年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故在北大就不能像他二弟周作人一样被聘为教授。但从校长蔡元培到国文系主任马幼渔均十分器重鲁迅，同时，这也是马裕藻和鲁迅在北京大学共事的开始。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大教授、学生也呈分化趋势，王世杰等教授以及罗家伦、段锡明等学生领袖到南京国民政府为官去了，许德珩、范文澜等仍然为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斗争，多数则游离于两派之间。

鲁迅十分了解马裕藻的为人，知道他有浓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思想上倾向于进步一方。所以，1929年（民国十八年）6月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感慨写道：

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

鲁迅在北大任教时，马裕藻是他最亲近的同事之一。据统计，《鲁迅日记》提及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就有近200处，可见交往之密切。

特别是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后，于1929年和1932年两次从上海返京省亲，看望母亲时，相访最多的就有马裕藻。

如，1929年，鲁迅在5月28日《日记》中记载：“晚访幼渔，在其寓所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

1932年，鲁迅第二次返北平探望老母时，11月9日《日记》记载：“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及其幼子，共七人”。又如11月18日《日记》记载：“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11月26日，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又说：“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

自此，马裕藻与鲁迅已从章门弟子的“同窗”之情，发展到北京大学的“同仁”之谊，也进而形成了浙江宁波马氏和绍兴周氏两大家族中北大人之间的世交。

1936年，鲁迅逝世。蔡元培在上海领衔鲁迅治丧委员会，他悼鲁迅的挽联是：“著作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马裕藻也写了一副意味深长的挽联，其联云:

豫才尊兄千古

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菿汉阁

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弟马裕藻敬挽

此后，马裕藻和蔡元培还为第一套《鲁迅全集》的出版费尽心力。由于鲁迅生前的著作多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故其出版《鲁迅全集》最有优势。但由于北新书局曾因版税纠纷与鲁迅对簿公堂，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认为此次由其出版《鲁迅全集》已“必不可靠”，希望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促成好事，于是就请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胡适出面与王云五接洽。但由于北新书局拒绝让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落空了。在日寇入侵、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上海出现新闻出版控制缝隙的情况下，许广平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决定由上海复社以民间的方式运作出版全集。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是一项浩大工程，在最盛时期，胡愈之、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等近百人参与到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中。1938年5月至8月，在禁出红色书籍的上海孤岛，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陆续出版。1938版《鲁迅全集》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效率之高，在今天看来亦颇不易，而其影响广大，至今无与伦比，其中也饱含了众多敬仰鲁迅的同道者的心血和努力。

马裕藻与胡适

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始，就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请陈致函胡适，邀请胡适来北大任教。同年9月，胡适回国，任北大教授，时年二十六岁。

马裕藻比胡适大13岁，海外留学经历方面，马裕藻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思想观念、人生经历应有“代沟”，但巧的是，马裕藻和胡适都推崇清代学者、思想家戴震。

马裕藻当年在北大国学门多次作过《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的学术讲座，后发表于《国学季刊》，胡适则写过《戴东原之哲学》一书。既然均喜戴学，马、胡二人便一唱一和，共同宣扬起戴东原的学说。谢光尧先生在《红楼一角》中认为，“戴东原之在北大显灵，是马、胡二位对戴学解剖之故。”

马裕藻对胡适在治学方面的主张非常推崇。当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得到了马裕藻等北大学者纷纷响应。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胡适就“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查《胡适日记全集》，有28处提到马裕藻，除聚会宴饮、日常谈天外，也有不少学术交流。如1922年2月4日的日记中说：“我疑心徐积余刻的《随菴丛书》中的菉斐轩《词林韵释》不是宋时之物，已作书问玄同了。今天幼渔来，我又问他此事，他也说此书至早是元时之书。”

两人在藏书方面也有不少互赠互借的交往。如胡适1923年12月16日的日记：“访马幼渔，借得万载辛启泰辑刻的《辛稼轩集钞存》一部，焦循《雕菰楼集》一部。”1934年3月27日日记写道：“马幼渔来谈，借去我的《墨辩新诂》稿本三册。”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红楼梦》“东观阁原本”第二页中，留有胡适的题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胡适。十八、五、廿四晨四时。”在该书目录的结尾，也有马裕藻的题记：“民国十八年二月二日敬赠适之尊兄。”现存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中，至少有8种是马裕藻赠送胡适的。在北大图书馆马裕藻藏书中，有一册《秋蟪吟馆诗钞》，书衣有马裕藻题记：“胡君适之所赠，民国十年三月十六日裕藻识。”

此外，胡适与马裕藻也有不少书信来往，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就有八封。

胡适对马裕藻任国文系主任的一些举措也非常赞成，曾给予高度肯定。如他在北大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来路》时指出：“马幼渔先生在中国文学系设文学讲演一科，可谓开历来的新纪元，……”

但是，马裕藻和胡适也有不同之处。马裕藻和胡适曾经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负责人，但胡适的主张却多不合民权保障同盟宗旨，马裕藻则认为遵守同盟的宗旨是重大是非问题，与胡适颇有分歧。后来，胡适被同盟除名了。

1932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34年，接任了马裕藻的北大国文系主任之职。马裕藻很平和地退下这长达十四年的系主任职位，仍当教授研究和讲授文字学、音韵学。

1935年，马裕藻因高血压及脑动脉硬化而中风，病情非常危急，当时胡适对马裕藻照顾格外周到，经常来家和马裕藻的夫人陈德馨商量治病方案，并请协和医院最负盛名的魏毓麟大夫亲自到家中为马裕藻诊治直至痊愈。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早年在治病方面也曾得到马裕藻的帮助。他在《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中，介绍了自己1920年秋天生病，西医没有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病竟然好了。

马裕藻与钱玄同和夏康农

北平沦陷后，钱玄同和夏康农两位同事常来马裕藻家相访，给闭门不出的马裕藻以极大安慰。

钱玄同早年和马裕藻在日本东京一道听章太炎讲“小学”，一道研究文字学和音韵学，民初又一道进京，同为北大教授，是马裕藻交往了几十年的挚友。

夏康农曾留法勤工俭学并参加过大革命，当时他有一台短波收音机能听到抗战后方的广播。当平型关、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时，他就邀马裕藻到他家秘密听广播，他们为抗战的每一捷报欢欣鼓舞，两人常常促膝谈到深夜。

马裕藻与后学

马裕藻很注重提携后学。马裕藻长女马珏记得，“与父亲经常往来，往往畅谈至深夜而毫无倦色的有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陈百年等，常听他谈起的得意门生有范文澜、陆颖明等。”

马裕藻和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对顾颉刚很是认同，遂着意提携。顾颉刚在1921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幼渔先生要我任国文系参考室管理事，守常先生与我商量兼任，因兼任中文目录编纂事。”同年4月13日的日记又写道：“昨幼渔先生来，不知何事。今日往，乃闻吾将归，特为挽留，谓开课有望，无论如何总等至暑假。”

魏建功先生也是得益于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黎锦熙等教授的指点和教诲，终成语文大家。在《魏建功文集》中，他专门收入了自己与章太炎、马裕藻、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等诸师的合影，并在自序中写道：“

等到听了沈师及马幼渔（裕藻）师、钱玄同师许多时讲以后，对于文字语言的古今中外的关系就很想要给他打通，由这个打通的意义上就愈加想说出个实在来。”

马裕藻学术贡献

强“国文系”

1920年，马裕藻任北大国文系主任。在此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马裕藻兼容并包，广纳群贤，为北大中文系始终是我国最权威的汉语言文学高校院系之一，奠定了深厚基础和优良传统。

当时的北大国文系，汇聚了钱玄同、刘半农、沈士远、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黄侃、许之衡、刘文典、林损等诸多教授，正可谓名师云集，巨匠辈出，阵营之强大，呈一时之盛。

作为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为国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就是在马裕藻的努力下被聘为北大国文系教授的。吴虞在192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北京大学有聘予教授文学（国文部）之议。北大教授马幼渔君，曾来君毅处言及，嘱为致意”。他在1921年2月11日的日记中又说：“君毅来信，云：今日过马幼渔处，接洽兄事，知已通过北大聘任委员会，以教授聘任。又附一纸云：马幼渔……章太炎弟子，与弟颇好。此次兄被聘事，渠最尽力。”日记中提到的“君毅”是吴虞的堂弟吴君毅，时任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

据记载，部分名师所授知名课程还有：钱玄同讲文字形声、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沈尹默讲唐宋诗、马叙伦讲老庄哲学、黄节讲曹子建诗注、黄侃讲文心雕龙以及说文六书、吴承仕讲三礼名物、周作人讲新文学源流等等。

立“国学门”

1921年12月，北大评议会决定改变各系设研究所的格局，成立全校性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有关院系牵头分门筹设。在此之前，蔡元培于1921年10月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已正式宣布“本校国学研究所，现由马幼渔先生、沈兼士先生担任整理贡献”。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研究所四门“以国学门进展最快。”

1922年2月11日，北大评议会通过《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蔡元培以研究所所长为当然委员，其他委员则包括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顾孟馀等。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柯劭忞等。在蔡元培的建议下，国学门委员会决定出版《国学季刊》，由胡适任主编，马裕藻和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朱希祖等任编委。

北大国学门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研究所，在北大研究生教育史上一枝独秀，培养了郑天挺、容庚、罗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后来卓然成家的优秀研究生。

主定“国音”

清末，民间产生了27种以“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和“统一国语”为目的的拼音方案，统称“切音字”。民国成立后，为统一国语读音，当时的教育部于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通知各省可派代表二人参加。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极高，一须精通音韵，二须精通小学，三须旁通一种外国文，四须谙熟多处方言。马裕藻与朱希祖两人皆为浙籍，都曾留学日本、同为章门弟子、皆精于语言文字等小学，很自然地被公推为浙江省代表，赴北京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代表们先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审定国音七千余字。接着是审核音素，采写字母，制定方案。会上各种方案的设计者各持己见，提出的字母方案很多，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讨论了两个月，竟毫无结果。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注音字母”条目，最后的讨论结果是：

接受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部员周树人（鲁迅）等的提议，把会议审音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字母通过。这套字母共38个字母，都是笔画很少的古字。其中15个采自1908年章炳麟“皆取古文篆籀迳省之形”制订的《纽文·韵文》。

马裕藻等人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以章太炎的“纽韵文”方案为基础，并吸取了当时各种方案的精华，可谓力排众议，又博采众长。由于拼注的是国音，所以又叫“国音字母”。方案通过后，又议决《国音推行方法》七条。后因政局变动和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套字母被无端搁置了五年之久，直到1918年11月25日，《注音字母》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全国。

《注音字母》是中国第一部法定的汉字形式的拼音字母。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注音字母》作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以及代替汉字的工具，推行了整整四十年。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纵横谈》中这样评价《注音字母》：这是汉族创造汉字经过了3000多年后产生的第一套正式汉语表音字母，来之不易！

1919年 4月21日。民国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马裕藻、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172人为会员。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马裕藻与蔡元培、胡适、刘复、周作人、沈兼士、许地山、林语堂等31人为委员，主要负责编辑国语书刊、撰拟和刊布国语宣传品以及调查国语教育状况等工作。

马裕藻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汉语正音和推广国语中一展所长、做出重要贡献，既是与他在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分不开的，更是与他教育报国、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分不开的。

倡颁“标点”

清末，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汉语中使用统一的标点符号已势在必行。

1919年 4月21日，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马裕藻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朱希祖、周作人等六名来自北大的会员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在参考各国通用的标点符号基础上，提出12种标点符号，要求政府颁布通行。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正式颁布全国。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