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元善

经元善人物生平

经元善的父亲经芳洲（经纬）早年即旅居上海经商，且以在上海县城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诸多善举，有沪上著名的“经善人”之誉。相传清同治元年，太平军二次攻打上海城，一些未来得及逃避的妇女纷纷投清节堂避难，忠王李秀成也闻经芳洲之名，严令不许进扰清节堂。后来太平军进入浙江，经过上虞驿亭经家村时，听说是经善人的乡里，亦相戒不得惊扰。

经元善不但自幼好学，其好善之举更胜于父亲经芳洲。17岁时经元善奉父命到上海学商，清同治四年（1865年）继承父业经营钱庄，并从事慈善事业。由此结识郑观应、谢家福等洋务企业活动家和社会名流。

光绪四年间，山西等地迭遭水、旱灾害，灾情惨重，经元善即带着父亲死后留下的五万多元钱从上海乘船北上天津，然而亲赴山西灾区散发赈款，救活灾民众多。此后几年鉴于各省灾害频繁，经元善便邀集江浙沪绅商，首创成立了“协赈公所”，组织、领导江浙沪绅商赈灾，持续十余年，筹募善款数百万，以救济灾民。当时的上海地方官把他的善行上报北京，经元善亦因此得到朝廷的奉旨嘉奖达十一次之多，朝廷还封了经元善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职。

光绪六年，受李鸿章委任，入上海机器织布局任驻局专办商董会办，开始涉足洋务企业。采用资本主义公开招股的集资方法，收到效果，却遭织布局官方代表排挤，退居家中。

光绪七年（1881年）夏，被李鸿章委为上海电报局会办后，受总办郑观应的委托，积极推进津沪电报线的建设和上海电报局的创建工作。

光绪八年，中国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集股湘平银8万两。经元善本着振兴民族实业的意愿，再入股1万两成为主要股董之一。

光绪八年三月，接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任职至光绪二十六年，苦心经营长达18年。在任期间，善于经营管理，他认为企业中有人才有一切，只有任用称职的管理人员，企业才能兴旺发达。经元善就任总办后改进服务，节省开支，不到一年就使上海电报局扭亏为盈。

光绪二十年起，中国电报总局开始分红，总局督办盛宣怀提出按营收多寡分配红利的方案。据此全国共派发花红5722.78原，上海电报局得益最多，可得1408.32元，而烟台济宁局等有一定数量的转报和来报，营收甚少，分红只得4.32元和1.35元。经元善知道后，认为“临时戒苟得，取之当有道”，在两天之内三次致电盛宣怀，提出他的主张是：少分花红，多留积累；不仅按营收多寡分红，还需照顾边远局所、中转电报多的局所和线路工人的劳务支出；要按年提大修公积一成。企业红利“应以一半归股东余利，按股照派，以一半归在局花红，均年酌给”，使企业、股东、职工三方得益。

由于经元善的主张，虽使上海局在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少得花红16.5万余元，（当时中国电报局的全部资金为80万元），却体现了他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经元善还主张电报局应“自办电报材料厂”、“不信仰求他邦”，使电报局成为当时成功的洋务企业，受到洋务派官僚及中外绅商瞩目。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起，北洋水师败于大东沟，卧病在床的经元善响应李鸿章“募义饷兴义兵”的号召，驰书各路旧友，疾呼“毁家纾难，合众志以成城，抵抗日本侵略”。马关条约签订，众多爱国之士痛心疾首，经元善的忧国之心倍炽。经友人赵凤昌的介绍，他认识了时旅居上海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常与康、梁交流时局，探讨强国之策。经元善虽赞同康、梁先从上层政治着手，实行立宪，开制度局，分办新政的主张，但更强调多办学堂以开通民智，尤其要先办女学堂。在他看来“有淑女而后有贤子，有贤子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可致国富强”，因此康、梁北上以后，经元善即与赵凤昌、何眉孙等联名呈请总理事务衙门，准在上海开办学堂。除了力佐何眉孙筹建上海南洋公学外，他自己还在上海高昌庙创办了经正书院。

光绪二十四年经正书院改为经正女学，因此经元善不仅是近代沪上兴学的重要功臣，更成为开中国女学先河的鼻祖。

戊戌变法开始，向张之洞递交变法请愿书，主张“扶圣教（孔教）而正人心”。

光绪二十六年，当获悉慈禧欲逼光绪帝让位而立溥隽为储，于次日以候补知府衔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维新人士和绅商联名发出反对“己亥交储”通电要求收回成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由此得罪慈禧太后，遭清政府通缉，家财被抄，被迫去澳门避难，由此离开上海电报局总办岗位。清廷行文澳门葡督，遭当局拘禁。幸得国内外舆论声援未被引渡，后获释。

1903年秋，在上海病故，享年63岁。

生前热心桑梓公益，创办上虞赈公所，与知县唐煦春创办积善堂，用作育婴及其他善举。

经元善人物著作

著作有《趋庭记述》、《居易初集》等（于光绪二十七年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