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从哲

方从哲人物生平

出仕前的早年经历已不可考。从哲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名列二甲。在翰林院任编修时文笔突出，多篇文章被首辅王锡爵收入文选，以为模范。讲学东宫，曾多次上书神宗，维护太子（后之明光宗）的地位。转从四品朝列大夫，为国子监的司业、祭酒，又上书神宗，请求不要再开矿收税（东林与浙党都希望如此）。不久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田义让做监生的侄子走后门当官，被从哲拒绝，就放话要整从哲（“若不爱官耶”），于是从哲辞职在家闲居。

在家十多年，从哲交游很广，声望日隆。东林老前辈叶向高很看重他，先后举荐他续修玉牒、出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但从哲未就。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按例举行会试。但此时朝政日非，缺官严重，竟然找不到能充当主考的人。于是叶向高又举荐在家的方从哲出任礼部右侍郎，权副主考官。叶四次上书，明神宗仍不决。但关键时刻，他又突然下中旨，委任从哲为吏部左侍郎，辅佐叶向高主考会试。

结果因为中旨与吏部的会推结果不合，引起言官们反对。从哲于是告退，但是神宗坚决这样任命。

方从哲居家十五年，一出山就引起风波，预告了他之后艰难的首辅之旅。

当时内阁叶向高也是一人独相，他上书75次要求增补阁臣，都如泥牛入海。

然而方从哲出山后，神宗似乎找到了理想人选，于是下令立即增补。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下令从哲与前礼部左侍郎吴道南同加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为相。吴道南暂时未入京，因此由方、叶二人辅政。

当时吴道南尚在官籍，叶向高任首辅，政事大多由叶向高裁决。叶向高离开京都，方从哲便独自为相。奏请召回旧辅臣沈鲤，皇帝不同意。御史钱春弹劾他逢迎取悦皇上，方从哲请求罢职。皇帝下诏好言抚慰，挽留。不久，吴道南到来。遇上张差遭梃击的事件发生，刑部以疯癫为名将他藏匿在监狱中。王之寀搜取了情况，庞保、刘成等人的马脚开始显露。方从哲与吴道南斥责王之寀言语荒谬，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吴道南遭舆论的诋毁，多次请求辞职，后来因母亲的丧事而回乡。方从哲又单独任宰相，马上上奏请求推举、补充内阁大臣。从此之后每月必定奏请。皇帝认为一个人足以胜任，终究没有增添内阁大臣。

当时东宫长期停止讲授，瑞王的婚礼过期，惠王、桂王没有选择配偶，福府的庄田派宦官督促赋税，又提议下令卖盐，御旨指令吕贵监督织造，驸马王籨因为救助刘光复被剥夺冠带，山东兴起盗贼，多次出现灾变，言官翟凤罛、郭尚宾因为直言劝谏贬职，皇帝派宦官传令工部侍郎林如楚修缮咸安宫，宣府数月缺粮饷，方从哲都上奏极力劝谏，皇帝大都不听。而方从哲有内援，为名誉而争辩罢了，实际准备顺从皇帝的意志，没有匡正什么。

叶向高执政时，党论鼎沸。言官与吏部相交结，指责清流派为东林党，于是将他们全部驱逐。等到方从哲执政，言官中已经没有正直之人，党论渐渐平息。丁巳年(1616)的京察，将东林党人全部贬斥，并波及隐居之人。齐楚浙三党鼎立，着力搏击清流派。齐人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势力尤为嚣张。

方从哲亲昵群小，而皇帝懈怠，荒疏也更加厉害。京郊、山东、山西、河南、江西以及大江南北相继报告灾变，奏疏都没下发。旧制，给事中五十多人，御史一百多人。此时，六科只有四个人，而五科的官印没有归属；十三道只有五个人，一人负责几职。在京城之外，巡抚一律不能代理。六部堂的上级高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缺，督抚监司也多次空缺，没有补充。文武大选、急选官以及四方的教职，累计数千人，因为吏、兵两科缺掌印人而不签凭证，长期滞留京都，时常攀附内阁的公车哀怨、诉说。诏狱的囚犯，因为没有人负责刑部，不做判决遣送，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号哭。职司各业全部废弛，上下级分离，脱节。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大清的军队攻克抚顺，朝野震惊。皇帝起初很忧虑、惧怕，时时下达文书，不出几个月就像原来一样迟缓。方从哲的儿子方世鸿杀了人，巡城御史弹劾他。方从哲请求罢职，皇帝不同意。长星出现在东南方，长二丈，宽一尺多，过了十九天才消失。当天，京城发生地震。方从哲上奏称：“妖象与怪征兆，层出迭见，除了我尽职，痛心修身、反省之外，希望陛下大振天纲，使天下更新。”朝廷人纷纷地讥笑他。皇帝也不做反省。御史熊化因为时事多艰、辅佐无效而弹劾方从哲，请求依灾变的方策罢免他。方从哲恳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坚持在家躺卧四十多天，内阁空虚无人。皇帝再三抚慰、挽留，他才起身处置事务。

第二年二月，杨镐分四路出兵，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用红旗督战，官军大败。礼部主事夏嘉遇称辽地事情的严重，由赵兴邦与方从哲庇护李维翰所造成的，两次上奏弹劾他们。方从哲请求罢职，不敢进入内阁，在朝房处理政务。皇帝下优诏恳留，才如常上班，而且反而提升赵兴邦为太常少卿。不久，大清的军队接连攻克开原、铁岭。朝廷大臣在文华门跪拜上奏，请求立即批示、发放奏章，又在思善门等候圣旨，都没有答复。于是，方从哲在仁德门叩首，跪着等候皇帝的答复，皇帝始终没有答复。不久，奏请皇帝出宫，驾临文华殿，召见群臣，当面商议战守的策略，也没有答复。他十次上奏请求补充内阁大臣，心情极度悲哀，皇帝才命令朝廷大臣推举。等到推举给皇上，又不任用。方从哲又接连奏请，才选用史继偕、沈..，奏疏仍然留在宫中，终万历皇帝之世没有下达。御史张新诏弹劾方从哲的诸封奏疏，归罪于君王，诳言骗人，祖宗二百多年的基业毁坏在方从哲的手中。御史萧毅中、列蔚、周方鉴、杨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的参政徐如翰也相继上奏攻击他。方从哲接连上奏表白自己，并请求罢免官职。皇帝都没有理会。自从刘光复被投入监狱，方从哲数十次上奏相救。皇帝特例释放他为平民，而用人与行政的诸件奏章始终没有下发。皇帝患病几个月。遇上皇后逝世，方从哲刚刚哭完，就奏请到皇帝龙床前侍候。皇帝在弘德殿召见他，他跪着诉说了很久，于是奏请补充内阁大臣，任用大臣，下发谏书、命令。皇帝同意了，他才叩头出门。皇帝一向厌恶言官。在此之前的考选后任职、授命的人，都要候职二、三年。等到这时候，等待再次任职的人则要四年。方从哲几十次上奏想请求任命这些人最终没有下发。皇帝自认为天下平安，官吏不必完备，有意减少他们。等到辽左的兵事兴起，又不想矫正以前的过失，照旧施行。方从哲单独执政，最终没有什么匡扶、救助。又任用姚宗文到了辽东察看，将经略熊廷弼倾轧离去，于是丢失了辽阳。论事者称明朝的灭亡，实际上由神宗酿成，而方从哲是罪魁祸首。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九日，皇帝不舒适，十七天后渐渐加重。外廷忧虑，方从哲与九卿台谏到思善门问安。过了两天，皇帝召见方从哲和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黄克缵等人接受遗命。又过了两天，皇帝才逝世。

八月二十八日，光宗继位。郑贵妃因为以前福王的缘故，怕皇帝怀恨她，呈送珠玉以及八名侍姬利诱皇帝。所选送的侍姬李氏最受皇帝宠爱，于是贵妃请求立选侍为皇后，选侍也替贵妃请求册封太后。皇帝已经在乙卯(九月六日)患病，丁巳(九月八日)病重，命令方从哲册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赶紧命令礼部。侍郎孙如游极力争辩，此事才终止。辛酉(九月十二日)，皇帝不朝见，方从哲与朝廷大臣到宫门前问安。当时京城纷纷传说宦官崔文升进呈泄药，皇帝因此萎靡，而且皇帝的圣谕中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脚”的话，众人的情绪更加疑惑、惊骇。给事中杨涟弹劾崔文升并波及方从哲。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一起呈书方从哲，请求保护圣体，迅速建立皇储。方从哲向皇帝问安，于是劝谏皇帝慎重吃药。皇帝褒扬并答应了他。戊辰(九月十九日)，新任内阁大臣刘一燝、韩爌上任，皇帝的病情已经很危险。辛未(九月二十日)，皇帝召唤方从哲、刘一燝、韩爌，英国公张惟贤，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礼部侍郎署理部中事务的孙如游，刑部尚书黄克缵，左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杨涟，御史顾慥等人到乾清宫。皇帝驾御东暖阁靠着茶几，皇长子、皇五子等人都侍从在旁。皇帝命令诸位大臣上前，方从哲等人便奏请皇帝慎重就医、服药。皇帝说“：十多天没有吃了。”于是下谕册封选侍为皇贵妃。甲戌(九月二十五日)，又召见诸位大臣，告谕册封的事。方从哲等人奏请迅速册立皇储。皇帝看着皇长子说：“你们辅佐他成为尧、舜。”又谈及寿宫，方从哲等人以先帝的山陵作答。皇帝指着自己说：“我的寿宫。”诸位大臣都哭泣了。皇帝又问“：有位鸿胪官敬呈药物，他在哪里？”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我们不敢相信。”皇帝命令召李可灼来，催促他调配药物奉献给皇帝，即所谓的红丸。皇帝服完一再称他为“忠臣”。诸位大臣退出恭候在宫门外。宦官传告皇上身体平安。将近下午三至五时，李可灼出来，称又呈送了一粒红丸。方从哲等人询问状况，他回答：“像先前一样平安。”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六日卯时(上午五至七时)，皇帝逝世。朝廷内外都恨李可灼，而方从哲拟遗旨却赏赐李可灼银币。当时李选侍居住在乾清宫，群臣进去哭诉，诸宦官紧闭宫门不允许进去。刘一燝、杨涟极力讥讽他们，才得以依礼面对皇帝哭泣，拥着皇长子出来，住进慈庆宫。方从哲只是周旋罢了。

起初，郑贵妃住在乾清宫侍候神宗的病体，光宗登基后她仍然没有迁移。尚书周嘉谟责备贵妃的从子郑养性，于是她迁居慈宁宫。等到光宗逝世，而李选侍住在乾清宫。给事中杨涟和御史左光斗思虑选侍曾经要求册封为后，不可以让她居住乾清宫，以防冲撞了皇帝的嘱托。因此商议迁移宫殿，争辩几天不能决定。方从哲想慢慢处理。新皇帝登基的前一天，刘一燝、韩爌邀约方从哲到宫门奏请，选侍才移居哕鸾宫。第二天庚辰，熹宗登基。

在此之前，御史王安舜弹劾方从哲轻率地推荐疯癫的医生，又奖赏他以掩饰自己。方从哲草拟太子的指令，罚李可灼一年的俸禄。御史郑宗周弹劾崔文升的罪行，请交给法司，方从哲拟令由司礼察处。等到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焦源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王光，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先后上奏说“：李可灼的罪行诛之难泄其愤，方从哲却庇护他，国法何在？”而且给事中惠世扬径直检举方从哲的十条罪状、三条可杀的理由。上奏称：“方从哲独任七年宰相，妨碍贤良祸害国家，为第一条罪状。骄横愚钝，没有礼节，在皇帝去世处理事务时出现失误，为第二条罪状。在太子宫中发生梃击案，庇护奸党，为第三条罪状。随心所欲，破坏皇帝的诏书，为第四条罪状，纵容儿子杀人，蔑视法令、典章，为第五条罪状。阻挠、抑制言官，堵塞皇帝的耳目，为第六罪状。丢失城池违反法令，宽纵抚臣，为第七条罪状。马上督战，全军覆没，为第八条罪状。徇私骗上，使辅臣蒙羞，为第九条罪状。代征专卖税，侵蚀国家，殃及百姓，为第十条罪状。贵妃请求封为皇后，举朝极力争辩，方从哲模棱两可，为第一件该杀的事。李选侍是郑氏亲近的人，凌辱圣母，致使圣母饮恨而死。方从哲接受了刘逊、李进忠所盗取的美珠，想封选侍为贵妃，又听任她长期居住乾清宫，为第二件该杀的事。崔文升用泄药伤害先帝的身体，诸位大臣议论此事，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李可灼奉献毒药，方从哲还拟作赏赐，为第三件该杀的事。”奏疏呈入，皇帝责备惠世扬轻率地诋毁人。方从哲多次请求离去，皇帝都抚慰挽留。不久，张泼、袁化中、王允成等人接连弹劾他，皇帝仍不听。当年冬天，给事中程注又弹劾他，皇帝仍不听。方从哲极力请求离去，六次上奏，皇帝任命他为中极殿大学士，赏赐银币、蟒衣，派遣行人护送他回乡。

天启二年(1622)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追究李可灼奉献红丸的事，斥责方从哲为谋害君王的逆贼。诏令朝廷大臣商议。都御史邹元标赞同孙慎行的奏疏。方从哲上奏辩解，自己请求削夺官阶，发配到边远的地方，皇帝下谕安慰他。给事中魏大中因为九卿的提议长期拖延，上奏催促。朝廷大臣大都赞同孙慎行给方从哲定的罪名，只有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般偏袒方从哲，而詹事公鼐持中立态度。当时大学士韩爌陈述呈送药的前后经过，替方从哲解脱。因此吏部尚书张问达与户部尚书汪应蛟联合上奏称：“呈送药的前后经过，我们一起耳闻目睹。辅臣探视皇帝的病，情形急迫、仓促，怎么忍心说‘弑逆’二字？但是李可灼不是医官，而且也不是知脉懂医道的人。用药做尝试，先帝就去世了。方从哲与我们九卿未能制止，都有罪，反而赏赐李可灼。等到御史王安舜上奏，只令他以养病而离去，处罚太轻，怎么告慰先帝，让朝廷内外心服。应该像方从哲的请求，削夺他的官阶，依法追究。至于李可灼的罪行不胜诛杀，而崔文升在先帝不幸感染伤寒的时候，呈送大黄凉药，罪行又在李可灼之上，依法都应该处决示众，以泄公愤。”奏议呈上，李可灼被遣送去戍边，崔文升贬至南京，而方从哲没有治罪。不久，孙慎行称病离去。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辑录“梃击”、“红丸”、“移宫”三件事编成《三朝要典》以倾轧正直的人，于是免去了李可灼的戍边之罚，任命崔文升督导漕运。他的党羽徐大化请求启用方从哲，方从哲不出仕。然而一时间请求诛杀方从哲的人被贬官、杀戮几乎殆尽。

崇祯元年(1628)二月，方从哲去世。赠封太傅，谥号文端。

方从哲人物评价

呕心沥血的方从哲本来是各党妥协所推举出来的一个人物，本身并没有充分的能力来解决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他所做的只能是协调各方，并勉强维持局面。然而时运不佳，当此天灾（小冰河时期）人祸（奴尔哈赤崛起辽东）党争之时，方从哲终于不能有所作为，仅仅是勉强保全自己，最后落得“明亡首罪从哲”的评价，实在是无奈。

从哲本人有协调之才，办事能够集思广益，为人老成大度，政治品德也不差，实在是一个循吏。如果在一个太平盛世，或许能做一个好宰相。但不幸遭逢此末世，他终于因为自己懦弱寡断，不能匡正时局，使得大明走向没落。

明朝灭亡，他作为任内种种危机逐渐爆发的首辅，当然有责任。但他毕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他的悲哀，大概就是被党争推上了自己不能胜任的宝座，而自己又无法离开吧。

当他终于能卸任的时候，想必他也松了一口气，虽然即使如此这一次的退休生活也不会再和那十五年优游林下的日子一样轻松了。

惠世扬：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

邹元标：当时依违其间，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无以解人之疑。

谷应泰：时叶向高既去，方从哲独相，庸庸无所短长。

张廷玉：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方从哲主要作品

《乙卯召对录》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