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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

陈立夫人物照片

吴兴名人陈立夫介绍

中国国民党政治家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吴兴人。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其义兄为著名军事教育家厉尔康。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陈立夫成立了中统 。

陈立夫曾与厉麟似等人共同创立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并与厉麟似等人一同编纂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百科辞典——《中国电影年鉴1934》。

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1969年,陈立夫回台定居 。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使他在两岸关系中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 。他的这一主张,在两岸都得到积极回应,他也因此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2001年2月8日逝世于台湾台中,享年101岁。

陈立夫人物履历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生,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系。

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9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2年7月,与厉麟似、朱家骅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共同创立中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4年,陈立夫与厉麟似等人一同编纂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百科辞典——《中国电影年鉴1934》。

1938年—1944年任教育部部长。

1939年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

1947年2月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党团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党团合并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年6月18日—1948年12月22日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1949年去台湾。

1951年定居美国,先后创办养鸡场、做皮蛋生意,同时还在家里做豆腐乳和粽子卖给附近的中餐馆以谋生。

1961年因其父亲陈其业病重,首次获准回台。

1966年贺蒋介石八十大寿,再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湾定居,历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联合33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

2000年10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陈立夫轶事典故

和蒋介石源远流长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机要秘书 。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

陈立夫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 。蒋被张、杨软禁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命名为“正气亭” 。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卫立煌、王耀武等先后在亭子内题词,歌颂蒋介石 。

流亡美国养鸡卖蛋

由于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另一心腹---台湾省主席陈诚不睦,为防止内斗,败退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决定清除陈立夫这块绊脚石。陈立夫察言观色,明白蒋的用意,一次在跟蒋介石谈话时主动表示:“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蒋介石听后,默不作声。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不久,陈立夫得到了蒋介石的命令,叫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台。

离台后,陈立夫一家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最终定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此时的陈立夫,刚年满50岁。虽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论资产陈家实际上根本不够格称作“大家族”,因此,谋生很快成为陈立夫流亡生活的主题,于是陈立夫决定办个养鸡场。当时,在美国定居的江苏医学院前院长胡安定准备投资办个养鸡场,需要合伙人,找到了陈立夫。陈立夫与胡安定考察了60个养鸡场,挑一个便宜的买下来,成交价为4.7万美元,可先付2万元,剩下的分十年付清。陈、胡二人翻箱倒箧,倾尽所有,只凑足8000美元,四下里告贷,经朋友援手,总算把鸡场盘了下来。

陈立夫的这个养鸡场,上上下下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打理。夫妻二人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这段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曾经回忆,陈家当时只有一间房子,鸡儿就那么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家人只好在鸡群里面跑来跑去。

那时候很多人去看陈立夫,有人看到陈立夫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作家李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陈泽宠,陈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带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陈家养鸡场最兴隆时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曾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陈立夫无奈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为节省开支,陈立夫的养鸡场全部采用人工饲养,劳力支出很大,陈立夫出力最多。三年下来,养鸡场利润可观。

但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不幸的是,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好在陈的长子、次子均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陈立夫夫妇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些接济。

鸡场被焚后,陈立夫又把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在美国的华侨之中,人称“陈立夫皮蛋”。中秋节到来之时,颇有商业头脑的陈立夫将2万个鸭蛋制成鸭蛋黄供应,着实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咸鸭蛋等。

在当年唐人街,陈立夫家制作的辣椒酱也一度成了热销品。当时,陈家在美国有很多老朋友,经常到陈家聚会。陈夫人很会做菜,大家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订购。陈夫人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这种辣椒酱味道鲜美,有人美其名曰“陈立夫辣椒酱”。

陈立夫开养鸡场、卖皮蛋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在鸡场起火和出鸡瘟的时候,蒋介石还曾秘密通过近臣俞国华给陈家寄钱,帮陈家渡过难关。陈诚死后,蒋介石派人赴美,让陈立夫准备尽速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1969年国民党开完“十全”会后,陈氏夫妇回台湾定居。

养生之道

陈立夫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却身体安康长寿,享年102岁,其中确实有些养生之道。

1990年8月27日晚,陈氏家族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庆祝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90大寿。为了感谢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校友门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以介绍他的养生之道作为答谢致辞。

陈立夫说,他的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共32字:“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会上,陈立夫的致辞如下:

人生活到90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尤其夫妇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谢诸位第一句话就是“祝诸位全体健康和长寿。”同时要乘此机会报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达到四大条件之要点如下:

老健

老而不健康,是不幸福的,所以要保持健康为最重要。让我奉赠你们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古人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因为它常动之故。人体亦然,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其理易明。人都了解自己身体方面的缺点何在,就得在这方面多做运动。我每天清早5时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钟,连洗脸拭牙等约需1小时。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决没有一天间断。持之以恒为最重要,此之所谓“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首在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我随蒋公服务25年,从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乐。他要我做这事做那事,我尽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学(我是学采矿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厌不游,此之谓“养心在静”。

老伴

中国人的夫妇观念与现代美国不同,是要“白头偕老”的。所以要慎择于始而和顺至终,惟如何能达到“和顺”二字,必须做到下列八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须知天地间没有两个全同的人,就是亲兄弟姊妹,都是个个不同的,强人同我,就是自私,自私是争吵之主因,为“老伴”之大敌。所以只要大体相同,不必求对方一定要同我,则得之矣。大同世界,如何达致,亦就靠上述之八个字,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相处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就是靠上面的八个字。夫妇和顺,对于下一代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儿孙,似乎亦没有听到有任何问题。这八个字是我创造的,谨供大家参考。

老友

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交友辅仁为目的也。为欲维持长久友谊,亦有八个字,供大家作参考:“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老本

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于此我亦有八字奉献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点,仅述以往之经验,仅供诸位之参考,仍请指教。

据采访过陈立夫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描述,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百岁寿诞时,陈立夫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文章开卷语写道:“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属于先天所禀赋、有属于后天的保养、有灾难而能逃过、有俗务而能减少。”在《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中,他谈了自己独到的体会: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 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 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他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贫乏。因其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其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其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做到。

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免于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未破例破例。

头部宜凉,足部宜热。有一美国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减少俗务,寻求安宁。陈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陈坦言,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自58岁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100岁,不亦乐乎。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 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保住政权,先拿陈立夫开刀。陈立夫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 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元,买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

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 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热衷中医药事业

陈立夫晚年一度热衷于中医药事业。他认为:“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

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分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陈立夫人物事迹

执掌战时教育事业

1938年1月起,陈立夫任教育部长达七年之久,主持战时教育事业的维持和发展。他担任部长后,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他主持拟订《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

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

为推动教育事业纳入正规,陈邀请教育专家拟订了全国统一的大学课程标准,并创议实行全国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以改变过去各大专学校课程设置不一、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接着,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对中学课程的教学课目、时数和课程标准作了统一修订和规定。他还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在各地增设国民中学及中心国民学校,于1944年公布了《国民学校法》。

在战火迅速蔓延的形势下,为保存和延续中国的高等教育,更为了高等学校不被敌伪沾染。陈立夫当机立断,将高校内迁作为教育部当时的主要工作,并亲自主持了这个中外教育史上空前的大迁徙。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华北、东南沿海各大高校一齐向西南、西北搬迁。据教育部1939 年的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 所,战事初起时,因日军占领被迫迁移后方的高校是52 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续办的25 所,停办17 所。余下14 所学校,或是原设后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当时能在沦陷区继续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国108所高校中,只有新疆文理学院一所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全国高校几度举迁,绝大部分高校虽辗转千里,却得以保持完整,这离不开陈立夫及其执掌的教育部的精心筹谋、密切配合。

然而,陈立夫虽然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诸如贡献,但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例如,在陈立夫的控制之下,教育部在各级学校严加防范“赤化” 。为达到防共、反共目的,同时也为了扩展其个人政治势力,陈立夫还想方设法将CC 势力渗透于学校之中。CC 特务在校园内大肆活动,对具有进步思想的师生进行迫害,施以绑架、逮捕,甚至杀害,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慨与反抗,也引发国际国内民主人士的反感和谴责。

破坏政协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1945年8月底,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被解放区军民打退,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终于开幕。在政协会议的会场上,代表中国多种政治力量的会议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各种争斗中,最尖锐的自然还是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国民党右派的陈立夫一马当先,与共产党代表进行唇枪舌剑,顽固坚守反共立场。

在关于军队问题上,陈立夫与张群一起,坚持“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这一提议自然受到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周恩来表示,在一党专制的现状没有改变之前,把军队交给政府实质上就是交给国民党。双方争论激烈,最后达成折中的协议,即“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在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陈立夫表示:“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并说:“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参加选举,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这一说法遭到中共代表陆定一的反驳,陆定一明确表示:“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中有不愿参加选举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此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选举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意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陈立夫被批驳得哑口无言。

在关于政治制度问题上,陈立夫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他口若悬河大谈一党制的好处,甚至不惜搬出他早已弃之不顾的苏联的建国经验,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他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不仅如此,陈立夫同时还对中共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提出质疑,表示不信任,说什么:“当时国民党中委只有260名,国大代表有1440名,只占六分之一,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针对陈立夫的无理发难,中共代表陆定一给予坚决反击。陆定一表示,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的工农知识分子还处于无权的地位;更何况苏联也非陈立夫所理解的一党专政,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对于陈立夫否定的“三三制”,陆定一根据自己事先掌握的事实,揭露国民党代表包括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的真实数目,明确表示:“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要比’三三制‘下的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

陈立夫在政协会场上得不到半点便宜,便想办法在会场外搞各种卑劣的“小动作”。陈立夫密令CC特务及重庆市党部严密监视中共及各党派的活动,并指令用“以组织对组织、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会议期间,CC特务破坏了重庆各界人士为促进会议召开而成立的政协会议促进会,制造了为各界各阶层民众所不齿的“沧白堂惨案”。

会议将近尾声,陈立夫又指使中统特务捣乱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企图“抓住这个群众集会的机会,夺取对大会主席选举的控制,以转移大会的目标,给共产党一次无情的打击”。特务、流氓在校场口大打出手,致使到会群众负伤、失踪达60多人,许多著名民主人士遭受人身侮辱与围殴。此外,中统特务还在全国各地挑起事端,如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冲砸军事协调处执行部,威胁军调部中共小组成员;毒打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还都”南京之后,又制造“下关惨案”等等,均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晚年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远在1973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希望实现两岸沟通,便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来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章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还写道: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给了陈立夫极大的鼓舞。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34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的提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陈立夫等三十四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台湾《新新闻》发表题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一文。文中称这位公众形象是常年满口孔孟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以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90年代以后,近百岁高龄的陈立夫在依然坚持不懈地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1992年,在接见大陆首批访台记者时,他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1994年陈立夫曾赠送亲笔书法给前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内容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

1999年在澳门回归的时刻,101岁的陈立夫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

陈立夫人物作品

陈立夫退出政界后,旅居美国近19年(1951年-196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著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撰有《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陈立夫补充介绍

  陈立夫(1900年8月21日-2001年2月8日),名祖燕,字立夫,浙江省吴兴人。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陈立夫成立了中统。

  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1969年,陈立夫回台定居。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提出“中国文化统一论”,使他在-中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他的这一主张,在两岸都得到积极回应,他也因此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2001年2月8日逝世于台湾台中,年101岁。

  人物履历

  陈立夫,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采矿系。

  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9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年—1944年任教育部部长。

  1939年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

  1948年6月18日—1948年12月22日任(国民政府)-副院长

  1949年去台湾。

  1951年定居美国,先后创办养鸡场、做皮蛋生意,同时还在家里 做豆腐乳和粽子卖给附近的中餐馆以谋生。

  1961年因其父亲陈其业病重,首次获准回台。

  1966年贺蒋介石八十大寿,再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湾定居,历任-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联合33名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中国文化统一论的首创,奠定了陈立夫在-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后来还当选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2000年10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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