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阳

李元阳生平成就

李元阳在探究理学方面有极深造诣，被后世人称为滇中“理学巨儒”。他交游甚广，曾与王（阳明）学的分支学派如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南中学派的学者王畿、罗洪先、罗汝芳、唐顺之等交流切磋，并对儒学经典进行悉心研究，还吸收了先贤哲人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李元阳提出性、心、意、情四种命题，并将“性”放在最高的位置，认为无论圣人、凡人都有性，但圣人能“复性”，凡人则因外物产生了心、意、情，迷失了本性。李元阳对事物的中与和、知与识以及儒学、道统的传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认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无喜无怒，故为天地万物之大本”，是“道之体也”。“中”又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张要以“爱民为主”，治理百姓要“节用爱人，己任其劳，处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国，以爱身之道爱其民”，如此天下就“无难处之事，亦无难化之人”。

李元阳学贯儒、释、道，境界宏阔。他把释、道的思想及实践方法引入儒学，欲为儒学发展另辟蹊径。借鉴道家的养气，以静坐来“内视反听”，此为内功；学佛家的救苦度厄，以救济穷人为事，此为外功。他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通之处，佛教和道教两家的方法也可以综合运用到社会实践和个人修养上。李元阳在《天地世界图序》一文中，借助大量的佛、道学说，对世界结构作了详细的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阳陶醉于苍洱山水，却对鸡足山情有独钟。他与鸡足山高僧大德探讨佛理、唱和诗文，交往十分密切，还出资出力兴建、重建或扩建鸡足山寺院，著诗文数十篇，立碑十余通，介绍鸡足山。可以说，明清时期鸡足山的兴盛并成为佛教名山，与李元阳密切相关。《鸡足山志》中写道：“山中寺院，凡倾颓者，无不修葺，并为撰文。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李元阳人物简介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别号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县人，白族。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取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参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后改授江苏江阴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洁著称，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碑建祠，载其种种善举。晋京任户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官吏、整肃政纪。他刚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来以爵禄畜小人。”被同僚称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嘉靖十五年丙申，以御史巡福建。嘉靖十八年己亥（1539年），因上疏请求嘉靖皇帝不要去承天，被贬往荆州任知府。在荆州府任上，荆襄百里之间没有水井，他带头捐俸打了几十眼井，限期各县修复河堤池塘，使沿江州县不受水灾，当地人民遂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兹纪念。李元阳清正耿直，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又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年），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于苍山洱水之间，省却了尔虞我诈的倾轧，再无宦海的羁绊，既与杨士云、杨慎、张含、李挚等文化名流诗文唱和，又勤于著述，其诗文集有《艳雪台诗》、《中溪漫稿》，理学著作有《心性图说》，并在晚年编纂了嘉靖《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八年（1580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4岁。

李元阳文学贡献

与杨士云同修《大理府志》，并修订《云南通志》。著有《心性图说》、《艳雪台诗》、《中溪漫稿》。在闽中曾校刻《史记题评》、《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等计764卷。

李元阳后世评价

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被称为“地方典献”、“致用经籍”。作为本土著名学者，李元阳以其学识和威望，竭力倡导并亲自编纂方志，这也是他隐居后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李元阳曾三次编写方志，第一次是1542年，其返乡不久就与杨士云合作编修了《大理府志》刊印行世，后此书失传，具体情况已不可考；第二次是1562年至1563年，他独立修撰了嘉靖《大理府志》十卷；第三次是1576年，编纂完成了万历《云南通志》。

因兵燹战乱，嘉靖《大理府志》流传至今的只有目录及正文卷一、卷二。由于明代云南的府、州、县方志多数没有付梓刊刻，而刊刻印行的后又流失散佚，流传保存至今的只有寥寥数种。因而该志虽仅存卷一、卷二，其保存的有关明代大理地区的山川、形势、物产及大事、沿革方面的资料，却显得弥足珍贵，深得后世赞许。

万历《云南通志》是第一部由云南少数民族本土学者编纂的省志，以编纂年代顺序，为现存第三部完整的云南省志。万历《云南通志》共十七卷，分地理、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等十二志，下又分为五十八目。该志吸收历代地方志的优点，以独具匠心的编排、类列分明的条目、旁征博引的资料、独到的见解而为后世所瞩目。其中《赋役》、《兵食》、《羁縻》、《学校》诸志系李元阳首创，亦为后代云南省志所承袭。

李元阳为官十多年，任过县令、府守等亲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浓厚的“经世”思想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而十分重视方志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方志不仅要 “采诸故实，征诸人事”，更应“将施有政”，使“善为政者成其务”。他深知经济、军事对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故万历《云南通志》大量使用档册及采访材料，详细记录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譬如，在该志“物产”中有关“玉蜀黍”、“蕃薯”（即今俗称红薯）等外来作物的记载，为今天研究外来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路线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佐证。旅美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在研究玉蜀黍、蕃薯传入中国的课题时，“基本翻遍了美国著名图书馆所藏的3000种方志”，得出结论说：“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阳1563年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版的《云南通志》”。这充分表明万历《云南通志》在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尤其是物产方面，不仅在西南，就是在全国也属上乘佳作。可以说，万历《云南通志》是云南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方志编纂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