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叙五

王叙五生平事迹

王叙五，字天行，又名伯森，子羽；1906年9月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县高升场（今属蓬溪县）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里，祖籍湖北孝感麻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迁来遂宁高升场。

叙五七岁入学，先在本村上私塾。1924年进入遂宁高小读书，他学习很用功，在私塾八九年中，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诸子百家的著作，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上高小时，他学习成绩很好，是班上的学习长，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常受到老师当众夸耀。

叙五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勤劳、正直的传统美德。十一、二岁就开始同父母—起下地干活，栽秧、打谷、放牛、割草，样样都能干。他熟悉长工和放牛娃的生活，对他们的疾苦深表同情。

一次，高升场的豪绅勾结军阀部队到他家勒索钱粮，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母亲拉出去吊打，周围邻居愤怒不平，站出来齐吼，才把人救了出来。父亲咽不下这口冤枉气，第二天请乡保长和绅土吃茶评理结果还是输了理，这件事使叙五深深感到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反抗压迫，向往光明的思想。

1925年，叙五考入蓬溪县立中学，受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在读新书、演新剧、抵制日货等爱国民主活动中，思想进步很快，他和同学排演反映苏联十月革命的话剧，曾被国家主义派攻击为“左倾”。

1928年秋，叙五考入成都大学理预科，校长张澜是一个思想民主的教育家，他主张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并倾向于民主革命，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因之成大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社”发展得很快，影响很大，活动十分活跃，这年秋发生了“二·—六惨案，成大有六名同学被无辜杀害，但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并没被反动军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中共川西特委的秘密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强大的抗议反动军阀屠杀革命师生的斗争。“社科社”转入地下，仍以曲折的方式对马列主义进行研究和传播。叙五进入成大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对他影响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1929年春，纪念成大建校五周年活动。这次纪念活动是张澜提出的。党组织抓住时机开展活动，以“社科社”掌握了筹备会领导权，纪念会搞得有声有色，张澜还为纪念特刊撰写了《中国学生的出路》一文。这次示威性纪念活动，打破了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沉寂空气，振奋了革命精神。这是叙五入校后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他感受很深。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二是广汉兵变，1930年10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广汉驻军起义，并成立苏维埃政府。虽然起义很快失败了，但在一度沉寂的川西大地上响起了武装起义的炮声，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社会也为之震动。兵变失败后，许多师生上了黑名单，大批军警深夜包围学校滥捕无辜。影响所及，一些进步书刊亦遭查禁，凡有“毛边书”和“红壳子”书的同学都有杀头的危险，师生人人自危。大家不得不将心爱的书籍焚之一炬，一时间，烧书的烟火弥漫校园。叙五借朋友的进步书籍和诗刊也被迫烧光。他对国民党军阀清剿共产党人，迫害进步师生的罪恶痛恨已极。

爱国诗歌也是促进叙五思想变化的重要因素。那时成大有一位国文教师，叫吴吉芳，吴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上国文课时，经常告诫同学们说：学理科的同学也要学文学，学写诗，也要懂得社会，懂得生活，叙五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有兴趣，加之有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在吴老师的鼓励下，叙五学会了写诗，他用寒暑假潜心研读了一些进步文学书刊和诗集，并广泛接触社会，研究生活，以各种题材的诗歌揭露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反映人民生活的痛苦，抒发自己心中的忧愤之情，从此培养了他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一生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歌多是即兴诗，缺乏艺术的锤炼，但爱憎强烈，锋芒直指。由于广泛接触社会，他在思想感情上和劳苦大众更为紧密。

1931年夏，叙五在成大预理科毕业，因家庭经济衰落，无钱供他继续读书，他打算回家挣钱，然后到北京求学。他回家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组织本村十几个青年一面读书，一面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后来在本乡办小学，但很快被地方势力挤了出来。1932年秋，叙五再次考入川大生物系。实际上，他无心研究生物，而是醉心于诗歌。把课余时间全都用来读文学书刊。他从《新文艺》杂志上读到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了。于是开始系统地研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如《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释》、《中国青年》、《向导》等，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受压迫最深的工农群众，才能取得胜利。

1932年冬，刘文辉和田颂尧在成都巷战，川大皇城校本部成为主战场，师生被包围校中，惊慌失措，分走躲避。一些校舍被炮弹击中，火光冲天，倾刻变成焦土，破物残书，狼籍满地，师生财物多毁于战火，战后教学仍不能继续进行。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在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心中燃起希望之火，严酷的现实使叙五感到“读书已是空洞的奢望，改革社会不是诗人的激情和眼泪所能办到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于是他烧毁了诗集，毅然决定回乡找红军，投笔从戎。

次年初，蓬溪地方党为支持和配合红军入川战斗，在溯东乡策动民团举行暴动，叙五应好友蒋仁岚之邀，参加了暴动策划和组织工作。暴动于1月7日举行，先围攻县城未破，后转东乡相峙。由于民团成份复杂，党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又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在各路军阀部队的围攻下失败了。在这次革命斗争实践中，叙五受到了很大锻炼。

1933年4月，叙五在东乡任隆场小学由任兴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中共东乡特支成立，他被选为领导成员之一，以后又参加区委、蓬溪县委，负责宣传工作。他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常年光着脚板，日夜不停地奔波在遂宁、蓬溪一带农村，发动农民破仓分粮，建立农民武装，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以支援红四方面军。

1933年10月，蓬溪县委在高隆乡姚家沟一个院子里研究布置武装暴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前来参加会议的省军委戴XX、南充中心县委书记闵德厚及县委等二十多人被捕。叙五因及时转移文件出走。方免不幸。党组织被破坏后，叙五与党失去联系。

1934年初，叙五上成都找党未遇，决定投奔红军，在什邡川军新编一师的文书王子元和排长陈天阶硬留他在陈部当兵，做土兵的工作，伺机起义投奔红军。次年初春，新编一师开赴南充、阆中、苍溪一带担负二线任务，叙五几次冒险避开部队前往红军驻地联系，几经周折，未能如愿。1935年5月红军渡过嘉陵江，迅速挥师西进，叙五三人开小差离开军阀部队上成都探寻红军去向，到成都后却闻红军已到川西藏区，相去已远。

叙五徘徊于成都街头，不料被叛徒认出而遭被捕。先押在别动队审讯，他机智地以早已脱离组织关系，现准备到川北读书为由，并有与北大蒋明谦的来信为证，使敌人无从深究。后关押进华阳监狱。他在狱中饱受折磨，后结识了同监政治犯胡思明和杨绍轩。胡、杨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叙五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后来叙五取保出狱。胡曾告知四川各级党组织多遭破坏的情况，并鼓励他出狱后继续追赶红军，将来回川重新建党。

1936年5月，经陈天阶、刘孔庸进山探知红军到甘孜六合一带的消息后，叙五和陈天阶以刘湘部团长王子先赠送的五十块大洋为资本，扮着商人由灌县进山，过水磨沟，爬牛头山，翻巴朗山，经达维约两个月时间才到达抚边的碧石沟。一路上，他们爬山涉水，攀崖越险。住岩洞，吃野菜，战胜病魔和死亡，历尽千辛万苦。但向当地人一打听，说是红军已经过草地北上了。他们大失所望，决定转回成都再作打算。

叙五千方百计找党。虽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其信心丝毫没有动摇。“七七事变”后，遂宁招募抗日义勇军。他和陈天阶商定随义勇军去武汉，然后转道去陕北。但到重庆后义勇军就被留下改编了，愿望没能实现。一天，叙五在重庆偶然遇到难友胡思明和杨绍轩，胡、杨闻其经历，很受感动，介绍他认识了《新蜀报》总编漆鲁渔，并告诉他可由川陕路去延安。

1938年初，叙五筹足路费，准备去陕北。漆鲁渔从重庆转来介绍信，介绍他先到成都去找—个姓侯的同志，信中说，“王叙五同志经过英勇奋斗，听说在监狱表现很好，请审查”。叙五汇报了找党和追赶红军的经历与监狱中的情况，经过组织审查，四月的一天，由杨绍轩介绍，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同志亲切、热情地接见了他，并代表省工委恢复了他失掉五年的组织关系，留他在四川工作，叙五非常激动，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叙五到南充，找到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于江震派他回蓬溪、遂宁、潼南三县开展党的工作。他根据党的指示，在党组织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中积极慎重地发展组织。

1939年初，遂宁、蓬溪、潼南先后成立县委，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遂宁中心县委，叙五任书记；1939年10月叙五调任川康特委秘书长，这时川康特委书记是邹风平，分工专门负责地下工作，副书记罗世文，公开身份是八路军驻蓉代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程子健和于江震负责组织工作，郑伯克负责宣传，张文澄任青委，甘棠负责妇女工作，张曙时管统战工作。邹风平公开身份是某酒精厂的厂长，程子健和叙五是邹的伙计，甘棠是邹的爱人，他们同住在一小公馆里，以搞企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叙五在邹风平的直接领导下，具体分管交通工作，党内文件刊物印刷的领导工作，管理文件书刊、秘密代号和完成临时交办的任务，同时遥领遂宁中心县委的工作。

我党对内争取团结、对外积极抗战，而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暗中讲和，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春，特务头子康泽率领反革命别动队到成都阴谋策划，企图一箭双雕，既打击我党和一切进步力量，又破坏地方实力和我党结成的统战关系。3月14日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强迫地方势力派同意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罗世文夫妇和共产党员车跃先等人被捕，情况紧急。川康特委邹风平、罗世文、程子健、郑伯克、王叙五等主要负责人在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派人乘飞机去重庆向南方局汇报，特委领导机关迅速撤退、疏散。邹风平和甘棠、张曙时去西门外罗家碾乡下暂避，程子健到苏坡桥农村，郑伯克留城内负责。叙五转移南门外南门小学。他将特委重要文件书刊一部分交蜀华中学学生王子度运送到西门离城十来里远的他哥哥王子先团长部下的—个连里藏存；一部分藏存在南门小学校长何湘泉处。未几，发现有特务跟踪，他立即烧毁文件书刊。但由于身份暴露，不能在成都继续活动。川康特委决定派叙五去闽中疏散转移所属八县党组织。

1940年至1942年，国民党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一方面对解放区进攻，一方面在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地下党组织，这期间，党中央为了保存力量，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为国统区制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南方局根据这—方针，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大任务。叙五积极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对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同志进行转移，割断横的关系，分布各地的党员由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分头联系。他先后在巴中、广元、三台等地开展活动。由于环境恶劣，特务横行，必须随时转移活动区域。他经常化装成山区农民，或卖香烟的小贩，或教书先生，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从没考虑个人的安危，怀着坚定的信念，火一般的热情，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1941年叙五到巴中开展工作，了解到地方实力派人物赵济刚，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绅士，早年供职军队，抗战初曾在衡山训练班听过周恩来、叶剑英讲课，因有感于共产党人明大义和为国家民族的博大胸怀，尊重共产党，曾和新四军有过联系，后来负伤归田。他遵照叶剑英同志“为民众多办些好事”的嘱咐，在化城办了一所小学。如果能与赵济刚这个巴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对党在大巴山中保存一块根据地，隐蔽和积蓄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叙五、赵济刚不曾相识，但却相互了解，通过上层社会党员肖X介绍，二人开诚相见，各诉胸怀，相识恨晚，赵当即请叙五在他的化城小学任校长。叙五办学认真，勤于职业，关心爱护学生，诲人不倦，由于办学出色，师生家长都很满意，赵济刚也觉得颜面生辉。巴中的封建地方势力斗争很激烈，叙五积极为赵出谋划策，团结新派，分化旧派，使赵的势力进一步巩固扩大。因之，叙五逐渐成为赵济刚的至交，在赵的掩护下，叙五把化城小学变成隐蔽和保存党的干部的可靠据点。这种关系一直保存下来，魏文引、王朴庵；郝谦等川北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都先后在这里隐蔽活动，后来还为开展武装斗争，解放川北作出了贡献。1943年，董必武在接见叙五时鼓励他说：“巴中的工作搞得很好，要进—步搞好统战工作，教好书，扎好根。”

1945年初，叙五同川西、川北、川东、川南等地负责同志到南方局参加学习，组织部长于江震任学习组长，王叙五任副组长，大家总结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南方局引导大家进一步深入理解党的“隐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的精神实质和相互之间的辨证关系，纠正了一些同志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工作中的偏差，严肃批评了一些同志埋伏不动，对自发的群众斗争不闻不问，袖手旁观，甚至无动于衷，使埋伏政策变成了水鸟政策的错误。五个月学习结束，南方局决定调李维回重庆，由叙五接替负责川北的工作。

叙五回到川北，立即奔走各地传达南方局指示精神，着手纠正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对部分同志进行了调整，改变了消极被动局面，从组织上积极准备迎接抗战胜利后革命高潮的到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南方局对国统区工作也有新部署；1946年初，在川北的涪江流域和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建立川北第二工委，叙五任书记。在遂（宁）、蓬（溪）、潼（南）等地区建立县工委，恢复和发展党员50余人。

1947年初，叙五与王子度到重庆周恩来公馆，向省委汇报工作，吴玉章书记、张友渔副书记听了汇报。并指示：为配合解放战争，要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准备武装起义。不久，情况恶化，南方局被迫撤回延安；叙五与中央失去联系，仍积极执行南方局的指示，分别在江油和通、南、巴建立两个中心县工委，领导群众开展抗丁、抗粮及城镇手工业工人增加工资和夺取地方乡、保政权的斗争。同年底又增设中江、三台、射洪3个县工委，党员发展到400多人。叙五通过川康特委同上海局取得联系后再和中央取得联系。

1948年春，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继续在农村开展抗丁、抗粮斗争；9月中旬，叙五由上海局调香港学习，在钱瑛领导下，总结四川建党以来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搞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学习海南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批判了搞“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交流川北工委在叙五等领导下，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积极从事武装斗争的准备，没有贸然起义，所以党组织未遭受损失的经验。

1949年1月，叙五回川，遇川康特委蒲华辅、川北工委华健、遂宁县委袁儒杰叛变，大批党员和遂宁、蓬溪等地党组织暴露，情况十分紧急。当年春节，叙五在中江县艾文家召开紧急会议，贯彻香港会议精神，积极开展游击性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同年5月，叙五在蓬溪召开了总结武工队斗争经验的会议，在总结中肯定武工队是最好的组织形式，要求川北各地普遍把武工队建立起来。继后，川北各地武工队纷纷建立，党的组织遍及遂宁、绵阳、达县、南充等专区的25个县，党员达3000多人；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入川，叙五任中江川中游击纵队9支队总指挥，与解放军密切配合，为四川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王叙五任川北区党委委员及组织部副部长，川北行政公署委员会委员 兼民政厅长，遂宁军管会副主任和西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安排使用干部，使地方党的干部和南下的同志紧密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新的川北而努力奋斗，并把赵济刚、蹇幼樵、龙杰三、谭荣茂等民主人士安排进各级政协和人民政权机构，形成了统战基本队伍，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底，原川西、川北、川南、川东四个行政区合并为四川省，叙五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在许梦侠生病期间，他主管组织部的全面工作，同时兼任省人事厅厅长。在省委组织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他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在检查万县专区“三反”、“五反”遗留问题时，他坚持原则，对原地委主要负责人擅自在运动中推行“斗争就是—切，斗争就是胜利”，扩大打击面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纠正。他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1958年，一些人抓住叙五在1935年被捕的历史问题纠缠不放，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叙五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调任南充师范学院副院长，1964年任院长；对行政和教学工作不辞辛劳，深受群众爱戴；但在“文化在革命”中，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直至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冤屈得以洗雪，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党史工委顾问，积极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被“左”倾错误歪曲的川北地下党史恢复本来面目，作出巨大努力；他为被冤屈致死的党员和知识分子能得以昭雪而高兴，因过分激动而引起脑血栓；在患病中，他坚持写了30余万字的回忆录，为研究川北党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85年12月25日病故，享年80岁。

王叙五人物评价

王叙五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战土，革命的实干家，川北地下党卓越的领导者，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生。

他逝世后，家乡人民，各级领导，有关单位，生前好友都表示沉痛哀悼；人们在挽联中写到：‘干革命历险，大江（涪江）南北生死置度外，英名千古垂青史；搞建设奔波，川东蜀西晚年献余热，正气长存满人间。”这是人民对他的一生作出的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