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戈

任白戈人物生平

1926年入党。

1927年3月，重庆工商学兵大同盟愤然于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国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国。军阀政府大肆屠杀以镇压游行，杀人愈千，制造了中外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重庆气氛由此骤然紧张，进步人士在接连不斩的搜捕中被迫转移，逃离重庆。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竭尽全力，冒着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迅速恢复中断的联系，终于于1928年使四川临时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开始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7年任团地委宣传委员、中共重庆临时地委成员（负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从事抗日军政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

1929年，任白戈、沙汀、葛乔、王义林寺九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辛垦”是英文“think”的英译，即要辛勤垦辛勤植之意。书店的第一批书目中就有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等。任白戈、沙汀在坚持办店方针以及实际业务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后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两书，沙汀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也由辛垦出版，二人又组织编辑刊物《二十世纪》，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

1929年，叶青初加入辛垦时，任、沙二人便坚决反对。之后，杨伯恺为在文禁加剧的情况下煞费苦心之际，叶青趁机同国民党当局拉关系、找门路，企图出版抵制土地革命的《中国农业问题》一书，为个人发迹寻找阶梯。任白戈、沙汀二人与叶青的冲突加剧，二人便“很快退出辛垦，就连家也搬了”。

1932年1月28日，松沪战役爆发，沙汀的住处正处于日军监视之下，任白戈便乔装打扮，混进日占区，领着沙汀家人及艾芜“绕过两道岗哨，穿过几条小巷”，终于把沙汀等人安顿在一个安全处，任白戈这才放心离去。

1933年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宣传部长。左联时期译有《科学的世界文学观》等。1933年任白戈被捕后，沙汀也积极为其奔波，“向杨伯恺借了一千元，在史良律师的帮助下，把任白戈保释出来”。

1933年后历任上海左联宣传部长、秘书长，延安抗大教师，重庆军管会文管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市长。全国政协常委。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文艺评论《关于国防文学的几个问题》、《现阶段的文学问题》等。

1949年后，任白戈历任重庆市军管会文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席、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为西南经济建设筹划奔波，使重庆成为我国常规武器的重要生产基地，重庆老工业区由此得以全面持续地发展。

1981年8月，任白戈与沙汀又同时被授予四川省优秀作品荣誉奖。

1986年，任白戈病逝于成都。成都各界隆重哀悼其战斗的一生。

任白戈重要事迹

任白戈在左联期间，长期担任执行委员和常务负责人，与鲁迅、胡风、何谷天等一起领导左联事务。1934年秋，任白戈又担任左联的秘书长，代理胡风主持左联事务。到了1935晴天，“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相继被捕。其他的‘文总’负责同志也一时找不到，‘左联’失去了上级的领导，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我们只能独立地进行工作”。下面的区委书记也找杜鲁人、官一民组成干事会，领导“文总”各团体，任白戈领导左联与剧联，同期主持编辑《杂文》、《东流》、《诗歌》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据任白戈在《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一文介绍，《杂文》“得到郭沫若同志的全力支持，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又通过魏猛克写信向鲁迅先生索稿，鲁迅先生寄来了几篇文章。在国内很难见到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同时在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杂文》由于这个特点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

出了几期，被日本警厅禁止了。我们又改名为《质文》出版。《质文》由于得到鲁迅、郭沫若的支持，在任白戈的主持下，与东京其他进步文艺刊物和团体一道胜利地进行了左翼文化运动。同期任白戈又领导组建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团体，通过这些团体去团结群众，“经过各校留日学生会选举留日学生总会，竟将被国民党长期把持的领导权夺取过来。”

任白戈的活动一直是以假名的身份进行的，但仍被日本当局列人监视的名单，直到1937年春天，形势缓和后，任白戈才在《大公报》记者于立忱的掩护下，安全回国。

回国后，任白戈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抗大总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政教科长及抗大总校陆军中学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宣传部华北军区政治宣传部部长兼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随军参加扫清同蒲线的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

在繁重的工作中，任白戈仍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支持川剧的发掘、鉴定、整理、编剧工作。退居二线后，任白戈又为《川剧艺术》撰文，祝曲剧《阿Q正传》的改编、演出成功，“演出既忠实于鲁迅原著，又有所创新，而且丰富了阿Q性格描写，对剧情的发展也起了联结作用”。为扩大此剧影响，任白戈又亲自掏钱约请省属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观摩。

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文工团（现市话剧团）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全囯享有盛名。这个剧本的创作，灌注有任白戈的心血与汗水。

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重庆市文工团剧本创作成绩是空白。中共重庆市委发出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

当时，我和石玺在101厂（现重钢）深入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任白戈，听了我们在厂里体验生活的汇报，以及我们心中构建起来的人物，认为我们具备了写钢铁厂供应钢轨修建成渝铁路剧本的基础。创作组增添了创作力量后，任白戈亲自领导这个剧本的创作。有他这位左联时代的文学家参与，我们当然十分高兴。

剧本初稿出来，就受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和我们一起解决剧本中刻画人物的难题。创作组成员加上沙汀，六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的修改，酷暑难当，汗水打湿了衣裳，一个个索性打着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汉。任白戈一有空就来，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马路上，到剧场的二百多级石梯坎还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和我们共饮白开水解渴，稍有优待的是，他坐在从票房拉过来的一张旧藤椅上。他不满意我们剧中人物说的一些口水话，强调人物要以自己独特的形象和观众见面。

一天晚上，为了赶一场戏，任白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开夜车。他先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几十个日日夜夜赶写剧本，恋爱对象有没有意见？当时谁也没有好意思回答，却感受到他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凌晨三点多钟，我们把稿子赶出来了，他从里屋的床上起来，拿出准备好的锅盔和卤肉招待我们。他逐句逐字地看我们的稿子，或点头称是，或停下来和我们商量。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宵夜，和他一起谈笑风生地把这场戏改好。

任白戈紧接着成渝铁路通车，《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了150多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生产热情。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14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该剧，贺龙又带着国家剧院到朝鲜去演出该剧。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庆剧本创作首次获得的国家级奖励。重庆市文工团被誉为全国十个著名话剧团之一。

50多年来，任白戈悉心领导剧本创作的事迹在文艺界传为佳话。至今仍有媒体向我们采访时谈及此事。我们说：不要求领导文艺创作的人都像任白戈那样是文学家，但要有任白戈关心文艺创作、关心作者的细致入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