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名人董安于介绍
董安于（？-前496年），字阏于，平阳翼城人。古代晋阳城的始创者。出色的建筑家，超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董安于人物生平
春秋末年，用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说，是 “天子衰，王室贬，礼崩乐坏”的时代。那时的晋国公室，也如周王室一般衰微，国政把持在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手中。六卿之间相互结党，各怀异心，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只要有机会，都想从别人身上撕下一块肉来。
董安于出身史官世家，据说是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的董狐后人。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人后文韬武略，忠义仁爱。
董安于比赵鞅年稍长，很早便作为家臣跟随赵鞅。他早年为赵氏起草文告政令，不仅才华出众，其义也闻名诸侯。壮年时方为赵鞅肱骨，担任司马之职，协理军政。他秉公执法，将赵氏治理得十分清明。年长则担任家宰，总管家族事务，治下百姓毫无二心，是赵鞅最信任最贴心的左膀右臂。
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鞅率兵讨伐卫国，卫都被围，卫侯为避免亡国，将五百家献给赵鞅，赵鞅于是退兵，将五百家暂寄邯郸。当时赵氏领地颇广，但少要地，亦无坚城固堡依凭，赵鞅思及下宫之难，同时为了处置先前卫侯献上的五百家，决定建一座城池作赵宗的“保障” ，便命董安于建造晋阳城。
董安于深知赵鞅用意，他审时度势，将睿智而长远的目光投向远离其他五卿的太原盆地，在背靠龙山、面临晋水、北依盂邑（今太原阳曲东北）、南带梗阳（今山西清徐）的汾河西畔筑城，因其南为晋水，故名晋阳。城中宫殿衙署的墙壁用丈余高的荻蒿楛楚等植物茎秆做墙骨，外面糊上泥膏。平时遮风挡雨，万一被围则敲掉泥膏，将里面的植物做成箭杆、戈柄等武器。同时这些建筑以铜柱取代木柱，平时美观耐用，危急时则可熔为箭簇、刀戈。四围城墙采用版筑法，利用太原盆地本地“卤土”、汾水河沙、卤土沙三者合一夯实压紧，凝固则坚如铁，且遇水卤碱渗出，与沙土混而结成坚硬的外壳，可防溃散。 董安于所建晋阳城可谓固若金汤，进可攻退可守，面面俱到，成就了晋阳城两次救赵氏于危难的功绩，其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晋阳建成后，董安于受命出任第一任晋阳宰。他治理晋阳注重法治，耿直无私，执法严明。于是晋阳政通人和，是法家思想实践的成功案例，比战国商鞅变法早了一百多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董安于不仅是出色的建筑家，也是超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鞅向赵氏小宗的邯郸氏宗主赵午索要自己寄放在他那里的500家人质，一方面为了充实晋阳，另一方面也为了控制邯郸氏，整顿赵氏内部即将分裂的局面。赵午虽然应允，但回到邯郸却遭到他父兄的反对。邯郸氏一番谋划，一方面拖延，一方面侵齐而谋，赵午才将五百户人口送至晋阳。赵午故意拖延，赵鞅自然猜出邯郸用意，暴怒之下，处死了赵午。消息传到邯郸，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晋定公派遣籍秦率兵围邯郸。
而同为六卿的中行氏，与邯郸氏有姻亲关系，范氏也与中行氏有姻亲关系，自然关系亲厚。范、中行两家亦都与赵鞅不和，便试图在邯郸氏叛赵氏事件中，将赵鞅处死赵午的行为定为始祸，同时两家厉兵秣马，准备攻打赵氏。董安于得知消息觉察到形势的严峻，赶紧提醒赵鞅：“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赵鞅不以为意：“按照晋国法律，始祸者死，我们等他们先动手，他们就是挑起祸端的人。”董安于继续劝说：“一旦打起来晋国内耗生灵涂炭，不如就说杀赵午是我的主意，我一人死，可免内战。”但赵鞅哪里舍得牺牲董安于，坚决不依。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发兵击败籍秦的军队，又挥师攻打赵氏之宫。赵鞅退守晋阳，范、中行氏围晋阳。赵鞅凭借晋阳坚城与两家联军周旋，董安于则趁机带兵抄范、中行两家重镇下邑。 与此同时，晋国的其他三卿中韩氏与赵氏是世交，且韩不信与中行寅交恶；魏氏魏曼多与范氏范吉射不和；智氏智跞欲使宠臣梁婴父为卿，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三家达成协议，由当时执政智跞牵头向晋定公提议：“您曾下令始祸者死，如今只驱逐赵鞅，未免处罚不公正。请把范氏、中行氏都驱逐。”冬十一月，智、韩、魏三家奉定公之命讨伐范氏、中行氏，没有攻下，范、中行两家决定进攻晋定公，瞬间成为晋国的众矢之的。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仓皇逃往朝歌（今河南淇县）。韩、魏替赵氏求情，十二月，赵鞅回到晋都绛邑（今山西曲沃西南），与三家和定公盟誓，得到晋定公宽宥，重新回到晋国朝堂。
范、中行逃亡后，晋国政局似乎安定。智跞的嬖臣梁婴父与董安于关系不好，此时对智跞说：“如果不杀董安于，让他在赵氏执政，将来整个晋国都将落在赵氏手里。赵鞅私自处死赵午就是董安于的主意，您何不继续追究赵氏的责任，顺便除掉他呢？”赵鞅其人强悍坚韧，他的回归令智跞不快，智跞听了梁婴父的话深觉有理。
晋定公十六年初（前496年），智跞派人通知赵鞅：“晋国法令，始祸者死。虽然范氏、中行氏作乱，但归根结底还是董安于造成的。现在范吉射和中行寅皆已伏罪，只有董安于还逍遥法外。特此与您告知！”
面对智跞要挟，赵鞅左右为难。赵氏刚刚经历大战还未恢复，况且智跞是执政，又占法理，但安于因为自己获罪，赵鞅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处置。董安于听说后却从容不迫：“我死，赵氏才能安定，晋国才能安宁，我现在死已经很晚了。”不久，自缢而死。赵鞅强忍悲恸，将安于的尸体陈街示众，并告知智跞，赵氏才得以真正安宁。
危机解除后，赵鞅将董安于的灵位安置在赵氏宗庙，世代享受祭祀。
董安于人物轶事
《韩非子·观行》中记有一件小事：“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是成语“佩弦自急”的出处。韩非子还说：“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安于思虑周全，未雨绸缪；赵鞅则风风火火，冲动行事，赵鞅与董安于的君臣之谊就是绝佳的“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故而董安于是赵鞅心目中最合适的家宰，董安于也甘愿为赵氏牺牲自己。有几个小故事足见君臣二人间的情义。
有一次，赵鞅从晋阳到邯郸去，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拉车的小吏问其故，赵鞅说：“董安于还在后头呢。”小吏说：“您车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三军的大事，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就停了下来？”赵鞅只得下令继续前进，但刚走百步又停了下来，小吏正要再次劝谏，董安于已经赶过来了。两个人开始边走边谈：
赵鞅：哎呀，我忘了安排人把秦晋交界的路口堵上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我忘了让人把府中的珍宝拉上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行人（外交官）烛过年纪大了，凡他说的话无不为晋国所师法，我走得匆忙，忘了向他辞行并聘问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那咱们继续赶路吧！这个故事出自《说苑》，后面还有评语：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也，故身（逸）国安。
《说苑·臣术》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 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 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晋阳之围中，董安于功劳大，赵鞅要给予重赏，但董安于拒绝了，赵鞅一再坚持，董安于道：“当初臣年少时，为赵氏作文书，帮助起草文告命令，为当世人所称道，信义树于诸侯，您没有赏我；及臣壮年，操心劳体担任您的司马，为您执掌军法，军中没有发生过暴虐邪恶之事，您没有赏我；臣年老之后，穿起礼帽礼服宽袍大带担任赵氏的家宰，使百姓对您没有二心，您没有赏我。这次臣一时丧心病狂参加了内战，您却一定要赏我了。与其因为自己的丧心病狂受赏，臣还不如逃亡去呢！”说罢转身就望外跑，赵鞅赶紧挽留，赏赐的事情也只得作罢。
《国语·晋语九》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趋而出，乃释之。
晋国是法治思想的策源地。董安于担任司马时，“察阴奸,博谍贼”，使敌间和邪佞之徒，闻至丧胆，不敢作乱。后为晋阳宰，运用“不赦”之法，推行类似后来商鞅在秦国的政策，法治严明。
董阏于担任上地的太守，（有次）他在石岩山中行走时，看见山沟极深，山崖陡得如同墙壁，于是问深涧附近居住的人：“有没有人曾经掉入山谷？”回答说：“没有。”又问：“婴儿、痴呆聋人、发疯的人，有没有曾经掉入山谷？”回答说：“没有。”又问：“牛马狗猪有没有曾经掉入山谷？”回答说：“没有。”董阏于感慨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能治理这个地方了，让我制定的法令没有可以赦免的情况，就如同人们掉进山沟里必死无疑一样，那么就没有人敢触犯它，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 这段对话表明了董安于在政治上严厉治事的态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董安于治理晋阳时，向蹇老问政。蹇老说：“要忠、要信、要敢。”董安于问：“忠是什么？” 蹇老回答说：“忠于主君。”又问：“信是什么？”回答说：“信于法令。”再问：“敢是什么？”回答说：“敢于得罪人。”董安于说：“有这三样就够了。” 同样，忠诚、信任、敢于得罪人也是董安于的为人之道
《说苑·政理》
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董安于补充介绍
董安于（？——前496），又称董阏于，生年不详，春秋末晋国人，是晋卿赵鞅之心腹家臣，古晋阳城的始创者。
安于出身于史官之家，本姓辛。先祖辛有是西周王室之大史 （史官），他的次子子承父业在晋国任 “董史”之职。所谓董史，乃诸侯国之史官，专门从事晋国典籍和史册的撰写及管理。由于世袭晋国董史之职，遂以其职董为氏传后。饮誉史册的“秉笔直书”者董狐，乃安于之祖辈，他不畏权臣赵盾，对晋灵公被杀之事，直笔“赵盾弑其君”，名垂青史，获“董狐笔”之誉，被孔子褒扬为“良史”。这样的家世传统，使安于从小得到陶冶和造就。逮于长大成人，他忠心追随晋卿赵氏，尽心竭力为赵鞅效命。史载，安于青年时为赵氏“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成年时成为赵氏心腹家臣“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匿不产”。壮年时“端委 韦毕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均见《国语·晋语九》），协助赵鞅治理军政“察阴奸，博谍贼”，使敌间和邪佞之徒，闻至丧胆，不敢作乱。
赵鞅信任和青睐安于，安于也殚心竭虑为赵氏尽忠。他谙韬兵旅之事，洞悉晋国六卿尔虞我诈、互为邻壑的险恶形势，深知当时六卿中，赵氏尚处势寡力单的一方。尤其是公元前500年（晋定公十二年）赵鞅兵临卫国都之下，迫使卫灵公献上“卫贡五百家”，却因没有合适的城邑，暂置邯郸一事，使他深感，六卿角逐，赵氏尚无可以屯兵固守的根据地。遂居安思危，深谋远虑，选择远离其它五卿势力集中的太原盆地北缘，在背依龙山，面临汾河，南凭晋水，北系盂邑，控带山河，千畴沃野的汾河西畔，为赵鞅肇建了军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晋阳城。
关于建晋阳城的具体时间，史无明载，最早见诸《春秋·定公十三年》所云：“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为什么要在前497年秋入晋阳以叛呢？为了讨回三年前即前500年，暂留邯郸的“卫贡五百家”。这一点《左传》和《史记》字凿清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但是邯郸赵午先应诺，后变卦，于是赵鞅杀了赵午，引来邯郸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三家的合力围攻。赵鞅孤掌难撑，退保晋阳。为什么赵鞅要在前497年，而不在前498年、前499年，讨要卫贡500家呢？因为前两年晋阳城还没有建成，直到前497年董安于建晋阳城告竣，急需人口、兵员充实，才向邯郸赵氏讨要“卫贡”以充实新建的晋阳城。个中道理浅显明白，丝丝入扣，岂有它哉？
董安于建晋阳城，采用殷商相傅说所创“版筑”之法，圈筑城墙。而对城中宫室、官署等建筑，则以铜为柱础，以荻蒿楛楚等坚韧的灌木主干为墙骨。这些建筑材料都可在战争中取出以造兵器，确属一项创举。就是这座晋阳城成为日后赵氏与其它五卿抗衡角逐的可靠后方和军事堡垒。赵鞅、赵毋恤两代人，正是凭借董安于精心创建的这座晋阳城，先后挫败范氏、中行氏和知氏、韩氏、魏氏的两次发难，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避免了杀身灭族之祸，奠定了与韩、魏“三分晋室”的基础，创建了后来的赵国。
董安于之死，颇具悲剧色彩。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因赵鞅向邯郸赵午讨要“卫贡五百家”，赵午背诺被杀于晋阳。赵午之子赵稷遂据邯郸叛，与范氏、中行氏合兵攻赵鞅。赵鞅时为晋国正卿、执晋政，依据当时晋国“始祸者死”的成法，晋定公委秦籍率兵，伐罪邯郸。然而，赵稷在范吉射、中行寅的支持下，不仅抗拒定公“伐罪邯郸”之成命，反而与范、中行合兵一处，击败秦籍所率的讨伐之师，兵困赵鞅于晋阳城。当是之时，赵鞅进退维谷。若出兵迎战三家联军，无晋公之命，必与范吉射、中行寅、赵稷同罪；反之，则坐以待毙，死无葬身之地。董安于见其主赵鞅举棋不定，一筹莫展，唯恐坐失战机，遂挺身而出慷慨直言：“与其坐待范氏、中行氏作乱害民，倒不如由我率兵与他们决一死战，如若将来晋公追究责任，就说是我董安于发难的。”随后便冒着“始祸者死”的罪名，率兵奋战，在范吉射、中行寅和赵稷全力攻打晋阳之时，奇兵突袭敌后重镇下邑，使敌无心恋战溃退，化解了晋阳之围，解救了赵鞅，为赵氏立下了卓著功勋。
第二年，晋卿知跞借口在范吉射、中行寅、赵稷和赵鞅的争斗中，始祸者范吉射、中行寅都已伏罪，只有赵鞅的家臣董安于还没有受到追究。要挟赵鞅治罪于董安于。赵鞅明知这是知跞巧设的圈套，董安于完全是为了自己而获罪，踌躇不决十分为难。董安于见状，却坦然无畏地说：“只要我死了，赵氏可以安定，晋国得以安宁，活着又有何用？”（见《史记·赵世家》）遂自缢而死。
董安于死后，赵鞅迫于无奈，将其尸体陈弃于市，并告知知跞，知跞才与赵鞅盟誓和好。对于安于之死，赵鞅内疚不已，为怀念死者，安抚众臣，昭彰后世，遂立安于神位于赵氏宗庙，以祀不忘。一个赤胆忠心，足智多谋的古代名士，就这样做了晋国诸卿角逐争权的牺牲品，而他所建的晋阳城则成了赵氏立国的早期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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