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鼎法

沈鼎法人物生平

沈鼎法，又名生祥，曾用名沈志明，1906年5月出生于崇明县今大同乡蟠龙村一户农民家庭里，父亲以修理钟表为业，母亲是个勤劳忠厚的农家女。鼎法8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后母也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大。鼎法8岁入小学读书，14岁进入县城一所初级中学读书，17岁考入上海东华大学附属高中部读书。在校期间，他思想开朗，富有理想，追求真理，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向往祖国美好的未来，1926年秋高中毕业后回崇明。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2月，沈鼎法经人介绍，去武汉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党务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上由黄毓璜、陈云章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15日，武汉政府叛变，蒋汪合流反共，训练班被迫解散。8月，沈鼎法回到家乡崇明，在浜镇南边龙王庙创办了大同小学，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0月，与党务训练班里的同学高士贤、陈云章、陈文钊等建立了一个党支部。

1928年1月9日，沈鼎法参加了县委书记高士贤在大同小学召开的会议，计划在春节举行暴动。当日被国民党崇明县政府探知，在会议未散时，前未捕人的反动警察已离大同小学及沈鼎法住宅不远了。沈鼎法立即将到会人员疏散撤走，并迅速返回家中，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转移到柴堆里。刚要出走时，敌人已破门而入，沈鼎法当即被捕。敌人在他家中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残忍的敌人竟将他的小女孩从床上拉出来丢在地上，后因受寒而病故。沈鼎法被解到苏州反省院，以“创办大同小学，进行危害民国活动”的罪名判刑2年。

1930年3月，沈鼎法刑满释放回家，但仍遭到国民党政府暗中监视。鼎法感到在崇明已经无法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自己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党的组织。他知道吴淞中国公学是一所早有地下党组织的大学，经常开展反帝爱国活动，1931年秋天，征得家人同意后，进入该校大学部文学系学习。他积权参加校内各项政治活动，在共同的学习和斗争中，结识了瞿犊等同志，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鼎法在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后，同翟犊一起在上海接办了振德中学，瞿犊任校长，鼎法任教务主任兼上外语课。学校以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主，学费收入甚少，教师的薪金也极为微薄，然两人乐于此项事业，并以学校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国民党反动派跟消极抗日，广大人民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榨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沈鼎法、瞿犊等青年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启东、海门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沈鼎法与瞿犊商定，由瞿犊留下开展抗日工作，鼎法和其他同志去延安学习。1938年夏初，沈鼎法从延安陕北公学回到启东，与翟犊一起开展抗日斗争。他把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文献交给瞿犊，他俩一起向地方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经鼎法的介绍，瞿犊与中共党员茅埕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38年8月下旬，瞿犊率领数十名战士回崇开展抗日活动，经过沈鼎法的联系，与原在崇明的沈鼎立，施鼎新，金有样、蒋煊洲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简称“崇总”），沈鼎法任“崇总”政训处主任。“崇总”在成立后的20多天时间里，曾三战三捷，打得日本侵略军狼狈不堪，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率下乡“扫荡”。

1939年1月，瞿犊应邀北上抗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茅埕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崇明从事武装抗日工作。沈鼎法陪同茅理与沈鼎立，金有祥、蒋煊洲等取得联系，恢复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领导机构，总队长一职仍由国民党崇明县长挂名担任，茅埕任副总队长，沈鼎法为政训处主任。

国民党崇明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崔振兴，以抗日为名，行扰民之实，群众称他为土匪部队，茅埕和沈鼎法根据情报，指挥部队分路包围崔振兴部，除崔本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缴械。

1939年7月起，中共江苏省委先后派韩念龙等到崇明。9月，建立了中共崇明县工委，以加强党对“崇总”的领导。工委委员韩念龙任“崇总”政训处主任，沈鼎法继续在部队搞政治工作。日寇在遭到“崇总”多次袭击之后，恼羞成怒，从上海等地调集数千兵力到崇明进行“扫荡”，从1940年7月30日起连续数天大肆烧杀。中共江苏省委考虑到崇明四面环水，回旋余地小，为保存革命力量，要工委和“崇总”北撒。1940年8月，“崇总”大批战士北撤，10月部队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12月中旬，又改编为苏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六团，沈鼎法任团长，驻防掘港。下旬，六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击退了国民党徐承德部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掘港。

1941年下半年，根据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陶勇指示，建立了崇明警卫团，沈鼎法任团长。1943年4月，苏中军区党委决定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为一个团，在团长汤景延，副团长沈鼎立率领下，打入南通县敌人内部，了解敌人“清乡”“扫荡”计划，做好情报工作。领导上考虑到沈鼎立“投敌”，而他哥哥沈鼎法任新四军团长，易引起敌人怀疑，苏中军区将沈鼎法调离苏北解放区，去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这时起到1946年的3年多时间里，沈鼎法奔走于苏北解放区和上海及浙江温州，丽水一带，并与汤景延团的商业机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运送军械、药品等军需物资。以后，经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批准，沈鼎法与龚乐天建立了“江海贸易公司”，从事军需物资的采购运输工作。

1946年10月，上级将沈鼎法的党组织关系转至上海。此后，沈鼎法与龚定中、倪平等一起，从事军需物资采购、运输等工作。当时，地下党的联络点就设在闵行路181号沈鼎法的家里和大上海饭店旅馆部。由于人员来往频繁，容易暴露，经领导决定，由进步人士资助，在林森中路（今淮海路）28号租用了2间街面房子，创办了“文化建业公司”，沈鼎法任经理，以制造印刷机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新四军迫切需要枪械、药品，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沈鼎法通过国际友人，利用英国海军的关系，购得大批“七九”子弹、黄色炸药、精密望远镜等，还通过关系，从浙江丽水兵工厂购得子弹30多万发及一部分枪械运往苏北解放区。

1947年3月9日，曾任崇明县办事处主任的倪瀛受江海贸易公司委托到上海采购军火。一天，倪瀛在福建路上与启东县的2个顽乡长相遇，被他们扭送到老闸警察分局，后被解送到亚尔培路2号中统特务机关关押审讯。苏北党组织得悉此事后，派专人到上海，请沈鼎法营救。沈鼎法接到任务后，立即设法摸清倪瀛被关押的地方，打通国民党中统内部人员的关节，并3次深入中统特务机关探望倪瀛，统一讲话口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同年6月7日，鼎法用金钱将倪瀛营救出狱。

1948年，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敌人加紧了“剿共”部署，上海一片白色恐怖。2月25日，国民党吴淞要塞司令部将沈鼎法逮捕，关入提篮桥监狱。沈鼎法在狱中受尽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经党组织营救，化了黄金将沈鼎法从虎口中营救了出来。沈鼎法出狱后，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8年12月23日，龚定中在沪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沈鼎法等同志积极营救，通过关系送了重礼，将龚定中保释，安全脱险。1949年2月，沈鼎法在地下党联络员陈波涛的领导下，与龚定中一起建立了以地下党员为主的核心工作小组。龚定中、沈鼎法分别任正副组长，下设政工队和人民自卫军。他们将上海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政法系统、机关、工厂、仓库、银行等进步人士组织起来参加政工队，保护好黄金、物资、枪械、档案等。

沈鼎法曾对龚定中说过“解放上海时，要活捉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作为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份厚礼”。1949年初，沈鼎法知道自己的寄儿子施南岳与毛森的汽车司机是“挚友”，鼎法要施南岳策反汽车司机，有机会时将毛森劫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所在地。谁知施南岳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向司机交待了扣留毛森的事，结果反被司机告密。施南岳被捕后，经不起拷打，供出了地下党联络站“文化建业公司”及地下党主要领导成员等。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的军统特务郑某知道后，13日晚即把消息告知一地下党员，部分得悉情况的地下党领导人迅即研究对策，转移人员，销毁文件。5月14日清晨，4个便衣特务闯进“文化建业公司”搜查。下午3时龚定中在马路上找到了沈鼎法，并说明出事的经过。此时，沈鼎法想到永乐旅馆里还有几个地下党员，需要通知他们转移，心急如焚。晚上8时回到家里，他连忙告诉妻子去通知他们转移。鼎法踏进家门未几，特务破门而入，逮捕了沈鼎法。在永乐旅馆的地下党员，由于鼎法的妻子已去通知，所以敌人前往搜捕时扑了空。敌人逮住沈鼎法后，继续在他家周围监视，妄图抓走更多的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但最终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