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顾维钧人物生平

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生于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嘉定区）。祖上自昆山迁来嘉定，至顾维钧祖辈时已成为嘉定城中大户。其父为顾溶，母为蒋福安。顾维钧成长于一个上海租界内的富裕的官商家庭，有两位兄长及一姊一妹，本人排行第四。

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兄长进入朱先生的私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跟随姐夫蒋昌桂，考入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上海英华书院。翌年因大病数月而一度辍学，并与张云骧之女张润娥订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思想开始转变 。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自费随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由湖北留美学生监督施肇基代为接洽，进入纽约州的库克学院读英语及预科课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考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法学院，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在修完大学课程后，取道欧洲回国探视，返美前奉父命与张润娥成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赴美进行外交活动的清政府特使唐绍仪会面，其风度与口才给唐绍仪留下深刻印象。宣统元年（1909年），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同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相见。 其后当选为全美中国同学会会长。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顾维钧于课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先后担任学生会代表、学校刊物编辑、校际辩论代表队员，并应《纽约先驱报》之聘，从事关于中国电讯的翻译。

（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

民国元年（1912年）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4月，经唐绍仪推举，回国抵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6月，唐绍仪辞职，顾维钧照例与其共进退，辞去所有职务，前往天津，准备返回上海。但袁世凯召顾维钧回总统府任秘书。经唐绍仪劝说，顾维钧先回上海探亲，随后返回北京，得到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举荐，担任外交部秘书处秘书，兼总统府英文秘书。

民国二年（1913年）6月，在上海虹口公园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结婚。同年兼任外交部翻译科科长。 同时与颜惠庆、周诒春、梁敦彦、詹天佑、王正廷、叶景莘等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 。这个组织在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三年（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仍兼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翻译科科长。期间多次参与袁世凯同外国公使的会谈（如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担任翻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两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谈论日军进攻青岛（参见词条青岛之战）事。当时顾维钧与汪精卫、梅兰芳有“三大美男子”之誉。

民国四年（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因为担心列强干预，日本方面强迫北洋政府允诺并保密。顾维钧提出：中国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谈判期间，顾维钧征得袁世凯同意，始终与英、美驻华公使朱尔典、芮恩施保持接触，暗中传递消息，使中国获得世界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同情，迫使日本有所顾忌而作出若干让步。5月9日，当北洋政府屈服于压力，决定接受日本最后通牒时，顾维钧尽管正生病住院，仍力主“须将四个月交涉经过昭示全球，以明是非” 。他在发高烧的情况下仍在医院昼夜撰文，经北洋政府批准，迅速公布于世。

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对日交涉中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遂成为了驻美公使的最佳人选。8月，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并授二等大绶嘉禾章，以提升其外交资历，为赴美做准备。为不得罪墨西哥政府，袁世凯特派他先赴欧洲，与驻英公使施肇基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随后在10月正式任命在伦敦的顾维钧为中国驻美国兼古巴公使。12月，顾维钧抵达华盛顿，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呈递国书。 由此，顾维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

民国五年（1916年）4月，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同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洋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青年顾维钧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

顾维钧就任驻美公使后，密切注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看到英法陷入西线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却抓住这个机会巩固其在远东的地位，认为中国只有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抗衡日本，他秘密致电北洋政府：“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民国六年（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洋政府追随美国参战。他预科随着美国的参战，协约国将最终赢得胜利，力主中国应追随大国参战，“若我助关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敦促北洋政府采取“联美抑日”的外交方针。

为了研究战后如何收回中国权益，他使馆内主持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收集，研究美、英、法等国不时出版的各种计划草案，并对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周密的研究。自民国七年（1918年）夏天起，顾维钧就连续向北洋政府发回由该小组提出的报告书，力劝政府及早考虑战后参加和会的方针，提议“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定的中日条约”。

民国七年（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进行战后分赃，决定召开巴黎和会。然而此时的顾维钧却因妻子唐宝玥丧命于西班牙流感而悲痛不已。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和会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新丧爱妻，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还是决定为国出使。 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12月，顾维钧随使团到达巴黎。刚到巴黎，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参加和会的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徵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洋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顾维钧位列第二，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民国八年（1919年），在和会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大国中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本主导的“十人会议”召开，商议山东问题。会议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经过准备后，顾维钧在次日（28日）下午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十人会议”上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答辩。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为争取西方人士同情，顾维钧甚至将孔子比作耶稣，山东比作耶路撒冷，指出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针对日本方面“中日已有成约”之说法，顾维钧驳称：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条约》及换文系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之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纵使该约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该约已不能执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准转让，胶济铁路可以由中国收回等。他坚定地表示：“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酿胶州租界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接着牧野伸显发言，在顾维钧犀利的攻势下，他改变昨日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的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给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顾维钧表示赞赏日本允不将山东据为已有的姿态，同时针锋相对指出：“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到，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

顾维钧精彩的发言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使日方完全处于劣势，在会场上引起强烈反响。 辩论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及英国外长阿瑟·詹姆斯·贝尔福等相继走上前去，与他握手道贺。 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这一成功不仅使刚到而立之年的顾维钧成为巴黎头号新闻人物，而且为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奠定了法理基础，使山东问题引起举世关注。

会上，威尔逊询问：双方愿否将各自所引的秘密条约公布，以便审查，实际上是对日方施加压力。中国代表当即表示同意，日方代表答称须请示政府，双方辩论告一段落。会后，中国代表拟定了详尽的山东问题说帖，并将有关中日密约等作为附件，准备一并提交和会。而顾维钧又积极展开活动，频繁会晤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和美国代表团顾问豪斯上校，为收回山东奔走呼号，不遗余力。2月15日，当中国方面按照惯例，把说帖抄件抄送日方时，日方却以拖延答复来进行阻拦。中国代表团决定不等日方答复，径直将密约送交和会，日本代表牧野伸显闻讯派遣秘书官吉田茂来到中国代表团进行威胁：“两国订立密约，如有一方欲宣示第三人，当得他方同意。”并指责顾维钧1月28日发言没有事先与日方接洽。顾维钧严词反驳：“当时牧野男爵向五国会议提出山东问题，余等均不知悉”，“阁下所谓接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驳得吉田茂哑口无言。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驻华公使直接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警告在未得日本同意前不得公布中日密约。中国代表团终于冲破阻力，将中日密约公布于世，取得中日交锋第二回合的胜利。

但是，在五强控制的巴黎和会上，原则常被用来做交易。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收效甚微。4月16日，“五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未被邀参加。美国国务卿蓝辛提出，日本如果认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交还中国，应由本会交还，如果认为应暂缓交还，亦应由本会共同保留。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各国外交部长均缄默，此议遂被搁置。次日，和约起草会开会，美国代表又建议德国在华各项权利、利益“交由五国处置”，再次遭到日本拒绝。

到了4月下旬，形势发生剧变。意大利因对阜姆的领土要求未得满足，擅自退出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英、法遂倾向日本，美国立场亦开始摇摆。4月底，美国先是主张将山东问题交与和会接管，后又提出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同处置的方案，但均遭日本拒绝。最后，在对德和约中，美英法“三人会议”决定将山东问题从中国问题中单列出来，仅规定德国在山东之权益须让与日本，而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之事，竟然只字不提。中国代表团闻讯后，一方面表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退而求其次，提出“保留”签字的方案（即可以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但必须列入中国对山东问题不能承认的保留意见）。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受到多方影响，6月28日，当巴黎和会与会各国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时，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没有到场，拒绝签署条约。 那一天，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他继而写道：“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同年年底，陆徵祥返回北京，顾维钧负责代表团事务，代表中国参加签订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与对奥斯曼帝国的《色佛尔条约》（后因中奥未宣战，他电告北京政府对奥和约未签字） 。

民国九年（1920年），顾维钧调任驻英国公使。10月，返美结束工作，11月赴英就职。期间与华侨富商黄仲涵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兼任国际联盟及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

民国十年（1921年）11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位全权代表之一 。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 在中国政府、人民及代表团的努力下，中方最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中国收回胶澳租界、海关权等权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此过程中，顾维钧为争回山东权益出力尤大。2月6日，顾维钧等代表中国签署《九国公约》。 同年，顾维钧的次子顾裕昌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为了纪念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复山东主权，他为顾裕昌取小名“开元”。

华盛顿会议的努力，使顾维钧不仅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国内各界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比如1922年顾维钧回国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请他到北京大学演讲，并在校刊上为其“做广告”，称顾维钧为“青年外交大家”“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

（本目录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顾维钧返回伦敦。4月，奉召回到北京。6月，颜惠庆组阁，邀顾维钧任财务委员会主席。8月，改任王宠惠“好人内阁”外交总长，11月因“好人内阁”垮台而辞职。 自此开始被视为民国“外交系”的核心成员 。

民国十二年（1923年）7月，顾维钧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同年，三子顾福昌出生于北京。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9月，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0月，“北京政变”发生，对顾维钧颇为倚信的大总统曹锟被囚，顾维钧弃职离京 ，翌年（1925年）寓居上海，周游列国。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顾维钧再任颜惠庆摄政内阁财政总长。7月，杜锡珪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因杜锡珪辞职，遂在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由于当时北京方面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因此摄政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扮演了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角色。11月，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的宣言。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面临南方革命形势高涨的威胁，顾维钧政府下令征收2.5%的海关附加税，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拒收二·五附加税，顾维钧毅然下令将其免职 。6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顾维钧内阁总辞职，隐居北京西山。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近北京，张作霖被迫退回东北（参见词条北伐战争）。当时，与张作霖私交颇深的顾维钧还特地乘坐专列为后者送行至天津。随后，张作霖死于皇姑屯事件中。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3天后，新政权便以顾维钧曾服务于北洋政府为由对其明令通缉。获知此消息后，顾维钧不得不再度携家眷赴欧洲、加拿大旅居。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应新任奉系首领张学良之邀，返回沈阳，在东北投资开垦，并时常往来于沈阳、北京及北戴河等地，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因母亲蒋福安逝世，顾维钧前往上海参加其葬礼。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危难之际，顾维钧应邀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重返外交界。11月23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因主张和日本直接谈判遭反对而辞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中国代表）。4月，陪调查团赴各地（主要是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9月赴欧。10月，任国际联盟全体大会及驻国联行政院代表。在国联行政院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时，顾维钧与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辩论，提出“中日问题和解草案”的修正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8日，顾维钧等因国内战事失利，对外难以解释而联名电请辞职，未获批准。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6月，任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代表。7月，以代表身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说，为中国申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请假返国，暂居国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因中法外交关系升格，顾维钧被正式任命为驻法大使。3月，与厉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4月去巴黎就职。9月，代表中国出席国联第17届大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9月，顾维钧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并在10月被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代表中国政府求助《九国公约》缔约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经法属印度支那铁路过境运输的路线成为抗日战争命脉所系，顾维钧多方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以保证道路开放通畅，并争取法国的援助。 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中国驻法使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 7月，抵达伦敦。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加入国民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外交部长宋子文访英，顾维钧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抗战时期图册参考资料 ）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同时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联合国宪章》等工作。 顾维钧在会上将确保中国四强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国与会方针的确立和会议的具体应对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国回到重庆。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组成问题上，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性，因此极力促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各党派代表参加会议之事（包括最初提议应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终在顾的劝说和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董必武为与会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团长为宋子文），出席旧金山会议，也是实际上的会议事务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拟定代表团的工作原则，团结代表团成员，调节其矛盾，以保持中国对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举行，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7月，回到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的建立、大会的召开等方面作出贡献。此后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代表。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

顾维钧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评价，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称赞顾维钧“在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微妙问题时，善于运用机智，贡献殊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顾维钧回国述职。国共内战爆发后，顾维钧于同年6月返英卸任，7月任驻美大使 。在美期间，为蒋介石集团争取美援用于内战不遗余力。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以应对法国军舰派兵登陆西沙群岛的举动。 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任出席国际小麦会议特别会议全权首席代表。11月，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出援华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头等战犯”，顾维钧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同年任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代表团团长。

1949年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杜鲁门声明向台湾当局提出应对建议。

1951年6月，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声明台当局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10月，向台当局“外交部部长”叶公超提出辞职要求，被劝阻。

1953年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翌年11月，和叶公超一起与美国谈判“共同防御条约”。12月2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字。

1955年1月至2月，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6年1月，顾维钧返台述职。2月28日，向台当局递交辞呈。3月8日，蒋介石同意他辞职。5月8日，顾维钧离开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漫长的外交生涯。卸职同时，他被聘为荣誉性的“总统府”资政。

退休后的顾维钧前往纽约，但不久后便接到了台北的要求，希望他能竞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以填补1956年6月底中国籍法官徐谟逝世后产生的空缺，顾维钧欣然同意。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他成功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1957年10月，因徐谟9年的任期于1958年2月终止，顾维钧再次当选法官。

1959年，与分居多年的夫人黄蕙兰离婚（一说离婚在1956年） 。9月，与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54岁的严幼韵结婚，时年71岁。

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邀约，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1964年3月，顾维钧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顾维钧在任职10年间，参加了国际法院召开的历次会议，无一缺席；参与了国际法院研究和判决的17个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对其中8个案件发表书面意见（包括被认为是“国际法史上，历时最久、案情最为复杂”的“西南非洲案”）。有的意见书刊登在法德的国际法学会专刊上，足见其受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在国际法院的这段特殊经历，也被顾维钧总结为“这是我的一生公职中，我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

1967年10月，顾维钧自海牙国际法院退休，定居纽约。

1976年，顾维钧毕17年之力的口述回忆录完成，全书共11000余页。 完稿后，他将此书捐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77年，召集亲朋举办庆祝九十寿辰的宴席。

1985年11月14日晚11时，顾维钧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寓所入浴时因心脏衰竭病逝，享年98岁 ，临终前几个小时，他刚刚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是安静的一天。” 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与台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均以不同方式表达吊唁之情。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轶事典故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最早成为通商口岸的上海，自幼目睹许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因此萌生通过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在少年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一次，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晚年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时仍印象深刻，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顾维钧留美期间，唐绍仪曾作为清特使访美，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非常欣赏并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秘书。那时，顾维钧正准备博士答辩，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这令顾维钧感到为难，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眼下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此外，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选过当时初出茅庐、后来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的几门课程，他的宪法课老师是后来担任袁世凯政府法律顾问的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欧洲史的老师是后来随行参加美国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肖特维尔（James Thomson Shotwell）。

冤孽情史

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在袁希涛幕府时，有一位同僚张衡山能看相。张衡山自顾维钧幼时便认为他非等闲之辈，内心十分喜爱。等到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顾溶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顾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其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顾维钧毕业后，张衡山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顾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张衡山，张衡山大喜，设宴招待。席间，顾维钧竟向张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张润娥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是因为顾维钧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

顾维钧归国不久，就由张衡山介绍，去见时任外交总长唐绍仪。他常出入于北京饭店舞场，偶然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二人一见倾心。自此以后，顾维钧步步高升。远在上海的张衡山以为得此乘龙快婿，函电顾维钧回沪举行婚礼，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情史，一怒之下写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唐绍仪当即训斥顾维钧，令他返沪。唐宝玥知道后，大闹脾气，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为了示威与恐吓，唐宝玥跑到了北京白云庵，并通知她父亲已经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她又回到城里，威胁要到八大胡同去做生意，并且挂上国务总理小姐的招牌。唐绍仪最终妥协，叫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负责退婚一事。何丰林包围了张宅，逼张衡山写退婚书。张衡山愤然：“顾维钧不是东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直嚷拼命。此时，张润娥出面，同意退婚。张衡山长叹：“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在陆家观音堂落发。

1933年，顾维钧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润娥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 在顾维钧心里，他真正意义的爱情生活开始于第二次婚姻。

1913年6月4日，顾维钧和唐宝玥在上海虹口花园正式举行了婚礼。二人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期间，唐宝玥在华盛顿为顾生下长子顾德昌；1918年，他们的爱女顾菊珍出生。可惜，天妒良缘，1918年初，美国境内大规模暴发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同年10月死于流感中。顾维钧的精神大受打击，甚至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但因巴黎和会召开在即，遭到拒绝。

合作婚姻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形影不离。唐宝玥死后，黄蕙兰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顾维钧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次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是佳偶天成，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顾维钧很快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维钧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维钧予以接济。不久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 不久顾维钧果然组阁。

（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曹锟政府被推翻。作为曹锟倚信的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当即迁往北京使馆区一位外国朋友的住所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乘坐其加拿大密友何士的汽车仓皇回到天津的家中，数日后匆匆离开。对于顾维钧的这次逃亡，有两种有趣的说法。一种广泛流传于当时的报端，说顾维钧是化装成女人才逃到天津的。因为当时顾维钧坐何士的车来到天津时，在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见了《北京导报》的编辑辛普森，二人进行了短暂交谈。第二天一早，《北京导报》就登出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然而，顾维钧本人对此一直矢口否认。另一种见于黄慧兰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说顾维钧此次逃亡并没有穿女人的衣服。但是为了丈夫的安全起见，黄慧兰曾经从下人那里弄来了一套蓝布的农民衣服让顾维钧换上，同时让他将平时所穿的皮鞋换成了一双只有下人才穿的粗布鞋。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通缉。他逃到国外，并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黄蕙兰乃以重礼敲门，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

顾维钧和黄蕙兰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其婚姻逐渐走向名存实亡，直到1956年顾维钧退休，二人分居，最后在1959年离婚。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夫人理家

顾维钧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严幼韵早年为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于日军占领马尼拉后以身殉职。1945年，严幼韵携三个女儿前往美国，不久进入联合国工作。1958年，与顾维钧结婚。婚后，严幼韵对顾维钧关爱有加。顾维钧也最喜欢她。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的三个继女。顾维钧视她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他也如同对待亲生父亲一般。

严幼韵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并且好客。二人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

严幼韵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时，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严幼韵为顾维钧选择的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在对枕头的选择上，严幼韵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让他睡高枕头。还替让安排了菊花枕。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睡早起的习惯，惟恐他从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之间的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间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有一个关于顾维钧的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充分体现其作为外交家的风度。据说他有一次去一个旅馆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贵宾席上有一个美国人坐在他旁边，撇着外国人的腔调说：

_{“Youlikee soupee——soupee?”（你喜欢汤——汤吗？）}

顾维钧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过一会儿，他被作为当晚的主讲演人被介绍给大家，并就国际事务作了演讲。演讲结束后，在热烈掌声中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定之后，顾维钧侧过头问他的那位美国邻座：

_{”Youlikee speechee——speechee?”(你喜欢我的演说——演说吗？)}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越到晚年，顾维钧越思念故国家园。

顾维钧以记忆力强、精通英语著称，这一技能甚至得到了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数量最多的人之一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认可。但当有人问他，在中英文两种书中，以读何者较为称心愉快时，顾维钧答道：“是中国书，我们的‘根’究竟是中国啊！”

顾维钧在外交舞台上常以西装革履的形象出现，即使退休后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但平时如果没有客人在家，他却喜欢穿中式服装。顾维钧百看不厌的电视剧是台湾连续剧《香妃》，喜欢的戏曲是京剧。他还专门抄写了《武家坡》《空城计》和《碧玉簪》等京剧唱词。

1972年9月，奉命出席第27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主席之托，以晚辈名义（顾维钧与章含之父章士钊颇有交情）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据章含之在《风雨情》中回忆，顾维钧“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这的确是时机不成熟所致的。章含之回国汇报后，毛泽东也表示谅解他的回避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后，向美国派遣了正式的外交代表。中国驻美使馆有好几位外交官曾经拜访过顾维钧，向他表示敬意并请教，顾维钧都予以接待。曾经通过在上海访问的顾维钧之女顾菊珍向顾维钧赠送过《嘉定风光》画册和《上海经济》杂志的前上海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在退休后访问美国，于1985年拜访顾维钧，并赠给顾氏夫妇一幅寿星图。顾维钧非常高兴，在与张承宗的交谈中询问并赞扬了“改革开放”，问候邓小平，关心叶剑英的健康。张承宗后来回忆认为，顾维钧虽旅居海外，但他的心仍然紧紧地同祖国联系着。

在美时，顾维钧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1983年，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1984年，97岁的顾维钧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同一年，他还用毛笔为家乡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浓厚的思乡之情。

据杨玉清回忆，顾维钧处事非常细致，一件事、一份公文，常反复考虑、推敲，常在夜间办公。他为人雍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对同僚、下属总不称“你”而称“您”。他说：“在外交上讲话，一定得有礼貌。例如知道对方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而话一定得这样说：‘我相信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吧。’”

1960年，顾维钧应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该校的“口述历史计划”。作为当年主要的采访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道：“那时，顾维钧先生尚未退休。他在海牙国际法庭当法官，但是‘家’却在纽约，因此每年要回家度假三个月。我们就乘他的这三个月假期访问他。”他在文章中说：“顾维钧先生活了近一百岁，做了一辈子外交官，他老人家又是一位心细如丝，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和详尽的日记作家。他把每日所处理的公私大小事务，都不厌其详地记下来，公私文件也全部保存，真是海内外所仅见。他个人文件保存得非常完整和有条理，不像李宗仁先生那样片纸毫无，或胡适文件那样杂乱，或黄郛文件像个字纸篓。顾维钧所有的‘私档’，都是条理分明，分类储藏的，把它们稍加整理，便可随心所欲，若有所需，探囊可得。”虽然文档资料相对齐备，但由于顾维钧非常看重回忆录，许多史实都要逐一核实，令唐德刚感到工作十分繁重。“顾氏不只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博士’出身的学者。如今他写回忆录的办法，简直就是在继续写他的博士论文。等到他度假结束，回海牙上班去了，我才吐口气。”

严幼韵后来追忆说：“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坚持每天写日记，并用十七年的时间口述回忆录，记录自己一生的工作。” 历史学家齐世荣评价其为口述史上的一个壮举，“500多个小时的录音访问，11000多页的英文书稿，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中国人最详尽的口述史。”

研究绘画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20世纪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爱吃枇杷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他从小便极爱吃枇杷，一直到老。

热爱运动

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在美国居住期间，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他虽住在纽约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为此他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装些零钱好打发抢劫者，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他戏言道：“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戏谑牌技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顾维钧还自订了几条玩牌守则，其中有：受人欢迎，首重牌品，旨在消遣，大小勿论。准时赴约，不得迟到，圈数决定，不增不减。

生活规律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顾维钧历史评价

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一位报纸专栏作家：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曾与顾维钧共事的温源宁说：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的朋友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出色的才华以外许多美好的品质。他的敌人会在他做的任何事情中觉察到“圆滑”这样一个因素。但是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

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曾在顾维钧为驻法大使时担任大使馆秘书、后来与其多有接触的杨玉清回忆：“顾维钧是一个办外交的人，却非常着重‘内交’；顾维钧是一个学外国文的人，却非常着重中文。他对国内去的任何人都不得罪，使每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

顾维钧逝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在发去的唁电电文中说：“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中国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海峡两岸对他评价的一致性，在中国现代史上实属少见。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称顾维钧是“近代中国第一位职业外交官” ，并说：

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中国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未尝间断。直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翻译家资中筠针对唐德刚“半个外交家”的观点指出，以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无论如何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 她还在文章中称赞顾维钧为“近世中国罕见的外交高手”。

长期研究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评价：“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几乎参与了那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 他显现出的外交智慧和经验，即便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中国历史学家魏宏运说：“考察民国一代职业外交官（家），以服务年限和成就论，当以顾维钧为最。其从事外交工作达55年之久，近世罕有其匹，是为真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以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身份参与了诸多中国和国际重要事务，是为现代国际政治与外交发展之历史证人。”

中国欧洲史学家金重远将顾维钧与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相比较，认为二人“均可称得上是各自时代杰出的外交家”。

中国历史学者王立诚认为顾维钧是“继伍廷芳后的第三代外交家的典型”，是“一代完全职业化的外交官群体”。

曾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刘晓明评价：顾维钧是北洋和民国政府时期外交界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最为人称道的外交壮举，就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陈，以出色辩才扭转了舆论颓势并博得国际同情。在其力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维护了国家尊严，也打破了近代中国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止”的惯例。无奈国力不济，他能做的仅仅是拒签和约，却扭转不了中国主权和利益被列强私相授受的现实。顾维钧一生睿智，却未能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顾维钧既做过驻美国、英国、法国的大使，也做过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还做过外交总长、外交部长，在民国时期拥有如此丰富外交履历的外交官仅此一人。在20世纪的许多外交事件里，顾维钧或是决策者，或是参与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对研究历史非常重要。”

顾维钧主要作品

顾维钧平素有记录所处理的公私事务、保存公私文件的习惯 ，到晚年口述了500小时的回忆录音，英文稿厚达11000页，捐赠给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85年起相继出版中文版《顾维钧回忆录》计13卷，共600余万字。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2018年，在顾维钧诞辰130周年之际，顾维钧档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回到中国，并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另有《外人在华地位》（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 、《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

顾维钧人物荣誉

荣誉学位

学位名称

时间

授予学校

名誉法学博士

民国五年（1916年）

美国耶鲁大学

——

圣约翰大学

——

阿伯丁大学

——

伯明翰大学

——

曼彻斯特大学

名誉民法学博士

——

迈阿密大学

名誉古典文学博士

——

罗林斯学院

（表格参考资料 ）

勋/奖章、勋位

学位名称

时间

授予国家

二等大绶嘉禾章

民国四年（1915年）

中国（中华民国-台湾当局）

勋三位

民国八年（1919年）

一等大绶嘉禾章

民国九年（1920年）

一等文虎章

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民国十一年（1922年）

一等景星勋章

1956年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荣誉奖章

1949年

美国

（表格参考资料 ）

顾维钧后世纪念

顾维钧墓位于美国纽约芬克里夫墓园。 其余纪念建筑、活动等展示如下：

上海祖宅（顾维钧故居）：“厚德堂”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由顾维钧的父亲顾溶所建。 2003年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天津寓所：顾维钧故居位于天津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由1921年以顾维钧名义在英租界工部局部分土地基础上所建。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上海纪念馆：顾维钧生平陈列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大街394号法华塔院内 ，馆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和大量顾维钧使用过的实物，并展出有顾维钧的大量照片。

纪念铜像：2006年，上海福寿园为顾维钧铸成纪念铜像。

纪念会议：2000年9月15日至17日，复旦大学召开了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区文化局联合举办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 2017年7月14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主办《顾维钧与抗日战争》展览暨学术研讨会。

纪念音乐会：2018年至2019年，“人生如歌：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纪念音乐会先后在上海嘉定保利大剧院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上演。作曲家龚天鹏为纪念顾维钧而作有室内乐作品《致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