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

左懋第人物生平

莱阳左氏，一世祖左原。明永乐间自章丘迁徙至莱阳。左原生左盛，左盛生左方，左方生文升，文升生奎、英、彦。左懋第祖父左奎，生之龙、之藩、之祯。左之龙（1550-1623），字用化，号云楼，万历己卯（1579）举人，历任河北房山、良乡知县，陕西西华知县，延安府同知，滦州知州，署北平太守，南京刑部广东司员外郎、河南司郎中。诰授奉政大夫、敕封光禄大夫。继配陈氏，宁海指挥佥事陈治安长女，敕封夫人，生左懋第。左懋第、左之龙墓地在莱阳市沐浴店镇北旺村。

万历四十三年（1615），左懋第与堂兄弟左懋泰、左懋芬、左懋桂、左良辅等人参加了著名的文社山左大社（复社分支）。据《莱阳县志》记载，山左大社91名成员，莱阳人占了十之六七。左懋第经常参加交游聚会，切磋学问，评说时局，文名远扬。左懋第的父亲在莱阳城西郊建有“西墅草堂”，草堂中有一处“浴月台”，左懋第经常与兄弟和同学来此读书，诗文唱和。母亲陈氏，是宁海州（今牟平）指挥佥事陈治安之女，懋第经常往来于莱阳、宁海之间。天启二年（1622），左懋第游昆嵛山烟霞洞，听闻宁海州张国俊将军在平定白莲教之乱中战死，年仅28岁，懋第十分惋惜，作诗《挽张将军》：“孰若海上张将军，慷慨杀贼生绝?。……血渍寒沙英魂归，风悲鬼啸昏白昼。”天启三年（1623），莱阳县教谕朱?在县学里选拔左懋第、张允抡等八位优秀学生加上自己，组成“九龙社”，一起上课研讨学问，左懋第颇受器重，成为“九龙”中的佼佼者。后人评价他：“为诸生，即负海内盛名。为文高古雄奥，不可一世。”赞誉他：“学富五车二酉，文追东洛西京。”

左懋第为人正直，胸怀大志，青少年时即关注国家命运。天启六年（1626），权臣魏忠贤授意党羽编编纂《三朝会典》，借以诬陷打击东林党人。左懋第读后不胜愤恨，认为这是“变乱是非，颠倒贤佞。”手指纂修诸人姓名，说：“此皆邪佞之人。”手击纸碎。当他得知翰林院编修陈明卿先生因得罪魏忠贤而被削职时，十分气愤，作文予以抨击，抒发心中不平。崇祯二年（1629），白莲教教徒董大成聚众五千人围攻莱阳县城。莱阳承平已久，人不识兵，形势非常危急，县衙只好组织城里的绅士、市民自卫。左懋第自告奋勇，登上城墙，开炮击贼，结果炮膛炸裂，自己差点被炸死。左懋第仍奋不顾身，简单包扎后，再次举炮轰击敌人，并击中敌人首领。董大成见取胜无望，率众遁去，后逃至蒙阴被杀。左懋第的英勇事迹传遍胶东士林，这次战斗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对日后的仕途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崇祯三年（1630），左懋第乡试考中亚元（第二名），翌年联捷成进士。大诗人吴伟业、张溥也高中进士。莱阳县的姜?、沈迅则与左懋第同榜，三人志同道合，皆以志节留名史册，成为著名的“明末莱阳三君子”。其时左懋第的叔父左之武任登州卫镇抚，姐夫孙承祖任登州卫游击将军。左懋第与亲友一起来到蓬莱游珠玑崖，见大鱼长约数丈，出没涛中，乃乘兴题诗石壁：“水扑青天涛卷雪，石峰片片皆奇绝。浮白狂歌长吉诗，元气茫茫收不得。”崇祯五年（1632）八月，左懋第授陕西韩城知县。韩城地处黄河之滨，历来有“秦中最敝邑”之称，由于连年灾害，流寇四起，民不聊生，这对初出茅庐的左懋第来说无疑是踏上仕途的第一场严峻考验。“郡县治，天下安。”左懋第熟读史书和儒家经典，深知自己担负的责任，面对艰难局面，没有退缩，决心有所作为。他在给恩师陈明卿的信中说：“闻命之初，恐愧战栗，知不胜任，严训之下，不敢重违，勉为之。”十月，左懋第与母亲一起来到韩城，开始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涯。

抗敌御寇，保障一方平安，维护群众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崇祯初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土匪盗贼四起，韩城尤其猖獗。崇祯五年（1632）十月，左懋第刚到韩城，原任知县外出未归，尚未正式交接公务，就遇上流寇侵扰，左懋第随即下令各乡收敛粮畜，坚壁清野，接着征兵、调饷、防河、守城，成功地击退了敌人。

韩城西北山中乃流贼旧巢，残余五七百人盘踞山中，时常出山抢掠，农民不敢上山耕种土地，附近百姓也无法安生。左懋第愤然曰：“无农，民胡以为命？寇不清，民又安得而农耶？”于是，招募十一路民兵，亲自指挥，清剿山中流贼余孽，部分逃往山西，相戒以后“毋入韩境”。对于抓获的三四十人，则令其回家种田。

左懋第下车伊始，果断出手，指挥有方，得到韩城士绅百姓的赞许。崇祯六年（1633）十二月，流寇千余人西渡黄河侵袭韩城。这一年韩城夏无雨冬无雪，遭遇严重干旱。左懋第一边组织抗旱救灾，一边戎装上阵，亲自督兵进山五十里追剿，指挥士兵于河上作战，取得胜利。

崇祯七年（1634）二、三月，流寇再入韩城。干旱导致庄稼绝收，韩城发生饥荒。左懋第想方设法赈济灾民的同时，组织协调军队御敌，敌退，乘胜追击120里而还。

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七月、十一月两次侵扰韩城，韩城全线告急。特别是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40多天里，民军、流寇数万人围困县城，日夜呐喊攻杀，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岌岌可危。左懋第每日与守军将领研究战斗方案，“以火器击之，以步兵接战，于城外筑拦马墙，城内筑敌台，伏义兵，设火炮，贼不能攻，意在坐困。”左懋第会商士绅相约分守四门，亲自巡查城防，调度部署。西门最为紧要，左懋第夜宿其上，意气风发，阅读兵书，指挥若定。战斗闲暇“从容赋诗不少休，见者以为神人。”最后“贼不能入，前后共攻四十余日方引去。”左懋第知人善任，身先士卒，枕戈待旦40余日，赢得了韩城保卫战的胜利。

左懋第治理韩城的六年，时间不长，但政绩斐然，展示了出色的理政才能。他深知职责所在，心系百姓，体察民情，换来了韩城人民的普遍拥戴，人们把他与司马迁、苏武、郭子仪、白居易并称为“禹门五贤”。韩城历史上先后建有十座杰出名人祠，左懋第占了两座，一处左公祠，一处萝石祠；韩城名宦祠里供奉十位先贤，左懋第又是其中之一，可见左懋第在韩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左懋第出巡长江防务。尚未返京。

崇桢十七年（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不久，清兵入关，迅即攻占北京。明安宗朱由崧在南京以伦序续统。左懋第到南京进谒安宗，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后被任命为太常卿，不久又右佥都御吏，巡抚江南诸府。左懋第的母亲陈氏身陷北京，绝食而死，其堂兄弟左懋泰投降了清朝。

清兵击败李自成后，饮马黄河，意图南下。富有民族气节的左懋第坚决反对割地求和，不甘屈膝苟生，极力主战，并请求拨给他人马，以收复失地，恢复明王朝江山，但未获批准。安宗梦想偏安江南，准备向入关的清廷割地求和，朝议遣使与清通好。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前往，面对国难家仇，左懋第悲愤填胸，他上书安宗，要求持节北行，阻止清兵南下。于是，弘光帝升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与左都督陈弘范、太仆寺卿马绍愉出使北京。左懋第深织赴京议和，希望渺茫，临行前，他力劝皇帝“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 “勿以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提醒南明王朝不要期望和议一定能成功，即使议和成功，也不一定是可以信赖的，主张以武力保平安。“夫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面守，始能画江而安。’强调以天下为重，以耻仇为念，以沦陷之民为忧，要整军伤兵，以田恢复大业。

左懋第对北行议和的危险也深有预料。他在一封信中说，“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立志要“效宋之文天样”，“留正气于千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左懋第到达北京张家湾，摄政王令左懋第入居四夷馆，左懋第严词拒绝，说：“我是奉朝廷之命来酬谢贵国灭闯之义，若以属国礼相见，我宁死不入。”摄政王只得遣官骑迎左懋第住进鸿胪寺。

双方相见后，清方大臣指责安宗即位为僭，左懋第大义凛然，驳斥了清方谬论。祭告威宗，清方阻挡，左懋第便在鸿胪寺陈设太牢，率随员北面哭祭三日。清摄政王重左懋第为人，数次派人劝左懋第降清，皆为左懋第斥退。而左都督陈弘范却暗地里降清，答应说服南明的淮北守将投降。

受到清廷的冷遇和细弄，面对清王朝的种种威胁和侮辱，他愤怒地予以斥责并据理力争，始终不辱使命。

十月二十七日，清方遣左懋第南返，等走出永定门，冯诠劝多尔衮不要“放虎归山”，十一月五日行至沧州，十四日多尔衮遣百骑追回，独放陈弘范南返。左懋第被押回北京后严密禁锢在太医院。墙上遍布荆棘，他知道，是到了尽忠报国的时候了。摄政王不断派人前去劝降，左懋第手书一联明志：“生为明臣，死为忠鬼。”为了击退清王朝的利诱劝降，他写了“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的对联贴在门上。一则明志，一则堵劝降说客之口。并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像，挂在墙上以自励。劝降者进门，他便指着对联说：“此为我志，不必多说！”次年（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打下南京。有人告知左懋第，劝他早为身计，左懋第说：“此事皎然如日月经天，我志已决，请不必多说。”

鉴于左懋第在文人和官吏中的影响，清王朝加紧了对他的劝降活动。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出马，设宴劝降。左懋第挥之不食。原明朝兵部尚书、叛徒洪承畴的劝降也被他严词拒绝。最后清政府又派左懋第的堂兄、原明朝兵部员外郎左懋泰劝降。左懋第曾将母亲托付于堂兄左懋泰，其母亲死后又由左懋泰扶柩归葬。因此，左懋泰对左懋第来说，不仅有兄弟之情，而且有养母葬母之恩。左懋第谢过左懋泰养母治丧之恩后，便怒责他叛明降清的变节行为。并说：“懋第无降敌之兄。”断然断绝了兄弟关系。清政府见劝降不成，便将他逮捕入狱并施以酷刑，后又在水牢里关押了7天，终未能使他屈服。左懋第的哥哥左懋泰即辞官回到莱阳，后因为受到清廷迫害，被全家数百口流放到尚阳堡。

清廷设“太平宴”宴请，懋第拒食。又遣洪承畴前来说降，左懋第说：“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承畴惭愧而退。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怒斥说：“老奴尚在？先帝宠饯，勒兵剿贼，既不殉国，又失身焉，何面目见我？”左懋第又责问劝降的堂兄弟左懋泰：“此非吾弟也？”随之将其叱离。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懋第，懋第直立不跪。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回答：“头可断，发不可断！”金之俊劝他：“先生何不知兴废！”左懋第针锋相对答道：“汝何不知羞耻！”

清兵下江南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易服。左懋第随员中有人剃了发，左懋第立即令人将他杖毙。清廷前来责问，懋第曰：“吾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预？”清廷以擅杀人命的罪名将他逮下刑部。次日，摄政王召见左懋第，左懋第丧冠白袍，南面坐于阶下，不拜亦不语。摄政王还不放弃劝降的企图，令明朝降官逐个劝说。有个降官说：“左先生何不知兴替？”左懋第鄙夷地瞟了他一眼说：“兴替，国运之盛衰，廉耻，人臣之大节。先生知兴替，知不知廉耻？”一句话说的再也没人敢作声了。摄政王说：“尔是明臣，为什么食清粟半载而不死？”左懋第说：“是你们夺了我大明之粟，何曰我食尔粟？我国家遭此大难，并不是亡国亡种，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左懋第今日只有一死，何必多言！”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日，清政府终于决定将他杀害，遂被押往菜市口。在刑场上，多尔衮再次劝降，左懋第坚贞不屈，不为所动。左懋第昂首高步来到菜市口，南向两拜说：“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北向两拜，然后端坐受刑。刽子手跪在他面前挥涕稽首不忍下手，都中士民奔走流泪，拜送者不可胜计。左懋第慷慨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五岁。随员陈用极、王一斌、张良佐、王廷佐、刘统等人皆不屈而死。

左懋第就义后，人们发现了他在太医院写下的绝命词：“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磨尽，荡作寒烟总不磨！”表达了他忠心报国、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左懋第主要成就

屡次上疏

左懋第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崇祯年间，大明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内有李自成农民军纵横半天下，外有清兵屡次入侵，边防破败，天灾频仍，三饷加派，竭尽民脂，吏治腐朽，民不聊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身为朝廷言官的左懋第忧心如焚，他屡次上疏，针砭时弊，提出救国救民之策，为朝野所瞩目。

左懋第从民族利益出发，多次向当政者提出治国的正确主张。左懋第被擢升为户科给事中后，尖锐指斥民穷、兵弱、臣工推诿、国计虚耗这四种时弊，提醒明王朝加以解决。为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以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较好地进行与崛起于关外的满族的民族斗争，他屡次上书奏请纳监、出钱赎罪、广开财源，行平仓法、监法及减轻赋税，输粟边塞、以充军粮。

崇尚正气

左懋第整修司马迁墓，撰写《祭司马子长文》，赞其丰功伟绩。又修缮苏武墓，撰写《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对苏武的节操给予了极高评价。修建白公祠，歌颂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的情怀。左懋第的这些做法，向社会传达了纯正良好的风气。尤其是苏武的精神，对左懋第本人影响很深，为他出使清廷不屈殉国埋下了伏笔。

左懋第虽为一介书生，但对用兵之法却有一番独到见解。崇祯四年（1631）冬，胶东发生登莱事变，明将孔有德等攻陷登州，登州卫总兵张扶舆自杀殉难。第二年左懋第得知好友殉难，哀伤之余，为其《阵图》一书作序，说到：“余书生不知兵，然窃见其条理错综，可教民猛果克战斗。民之猛果生，于将可恃，而将之自恃，惟用兵有法。”左懋第凭借忠勇谋略，力保一方平安，不仅地方绅民称赞，省府政要、封疆大吏也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左懋第又改任刑科给事中，仍不断提出减轻人民负担的奏请。

初入谏垣，左懋第便上疏要求停止三饷加派，在他和其他大臣的苦谏下，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帝宣布停征剿饷。左懋第请马上公告天下，免得地方开征，小民不得实惠，崇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年三月，北京大风不止，左懋第又借天变上言，直陈时政缺失。他指出：朝廷虽然数次下诏减兵省饷，但小民却日困一日。原因在于朝廷免征，而地方催征，贪官污吏借机中饱私囊。欲除此弊，必须公开各地征赋之数，让小民明白，使贪官无法作奸。停征的加赋，必须严令各地实行，不许各级层层追加，这样才能使皇帝的恩惠润泽万民。崇祯帝很赞赏他的建议，下令免掉上灾七十五州县新、旧、练三饷，中灾六十八州县新、旧二饷，下灾三十八州县三饷缓征。

救济灾民

全力救灾，拯救饥民，化解社会危机。左懋第初到韩城，忙于剿匪御寇，几乎无一宁日。同时，严重的灾荒也给这位初来乍到的青年县令严峻考验。崇祯五年（1632）“冬无雪，春田迟，遂无麦。夏又雨少，秋霜早，杀谷无禾。”六年（1633），“冬又无雪，麦子不入地”，七年（1634），“春又不雨，地皆焦土。”连续三年的旱灾使全县陷入饥荒，许多人被饿死。百姓从吃草根刮树皮，发展到卖妻鬻子，刮死人肉而食。

左懋第这位善良正直的封建县令目睹惨状，不禁潸然泪下。他一边把触目惊心的灾情向上级如实报告，请求赈济，一边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救灾。崇祯六年（1633）年底，左懋第倡导“捐俸劝赈法”，带头捐俸银50两，发动官绅和其他富有而好义者捐银赈济饥民，共得银250两。左懋第亲自下乡排查，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3529人作为重点救助对象，全县分八个救济点进行救助。

崇祯七年（1634）春，灾情加重，饥民越来越多。左懋第实行“各里赈各里法”，饥民由各里乡绅和有威望的耆老核定，查出急需救济者5200人，由各里耆老主持救济。又查得里甲不收和流浪街头者311人，在城北门外设粥厂赈济。同时，左懋第把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为三类，共计14000多人，造册上报，得到朝廷赈银1437两。左懋第区别灾民不同情况发放赈银，还对贫困的读书人给予特别照顾，极贫生18名，每人给银二钱，次贫生29名，每人给银一钱五分，尽力使学子们不因贫困辍学。

韩城严重缺粮，百姓数米而炊，为防止市场粮价暴涨，左懋第自己捐俸买粟100石，又发动其他官绅捐粟2000石，设置“常平仓”，在全县实行“平准法”，平抑粮价，规定“私粜者禁，必至于市。”使灾民拿到赈银后能够买到粮食。由于左懋第赈灾得法，措施可行，全活数万人，大大减少了死亡和流亡人数，韩城百姓十分感念他的功德。

韩城连年灾害，饥荒严重，但百姓却仍然负担沉重，左懋第下决心改变现状，给百姓一条活路。韩城“户口不啻以十余万计，而富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皆饥民矣。”而且“贼残之后，民散其半，地荒其七。”饥民连饭都吃不上，拿什么交税？因此全县赋税拖欠严重，“（崇祯）四、五年拖欠至五千两，而六年未完，将浮于一万两。”左懋第毅然多次上书，请求将韩城历年拖欠的赋税全部蠲免，并暂缓征收新税，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

为国家征收赋税本是一个封建县令最基本的职责，考核升迁全赖于此。左懋第却不忍心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向“无居、无衣、无食之百姓、有皮无肉之赤子”征收赋税，他说：“功令既不宽我，我也甘之。”又说：“畏功令而迫于催科，既不能完赋税，而又有以伤国家之元气，卑职所不敢出也。”左懋第认为：“民不安其生，吏难尽其职。”作为封建官吏能够把百姓疾苦放在第一位，不顾个人前途安危，实属难得。除了连年灾荒，韩城百姓生活贫困拖欠赋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空赔钱粮。

韩城自嘉靖四十年（1561年）丈地均粮以后，按照地亩数缴纳钱粮。韩城地处黄河岸边，大量土地被冲毁崩塌，农民失去了土地，70多年来却一直要按照嘉靖四十年确定的地亩数交纳赋税，每年空赔银粮两千余石，年复一年，农民生活难以为继，“死者半、逃者半”。左懋第下乡巡视，看到近岸村庄因“赔粮卖屋，屋尽人逃与死也。沿河居民，老幼万余人……皆身无完衣。”面对惨状，左懋第心急如焚。

崇祯八年（1635）十月，左懋第与县内士绅反复磋商，毅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平均田赋，彻底改变韩城百姓空赔钱粮的现状，为韩城百姓“除百年之害，兴百年之利。”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涉及到各个阶层的利益，阻力很大，左懋第做了精心细致的安排。他颁布了《均地法则示》，设计了程序严密的“三番清丈法”：各里自己清丈地亩数，造《鱼鳞册》上报县里。左懋第再率人逐里抽丈，最后全县28里互相复丈。三番清丈后，允许彼此举报，如有揭发举报，左懋第则亲自带人前往丈量。对于故意“隐漏”、“受贿”及“强梁不公”者，“依律定罪，决不食言”。为防止有人行贿，左懋第命所有工作人员“各带口粮，遇村镇随便买食，不许地方搭棚结彩，不准备饭献茶。”左懋第不避劳怨，专精力行，从而准确地掌握了全县土地数量，做到了“有田则有粮，无田则无粮。”韩城百姓数十年空赔钱粮的重大弊端终于革除了，广大农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左懋第指导编写的《鱼鳞册》，用来管理河岸滩地，解决了河水淹没土地无地可耕种和河水退后土地没有耕种仍要纳税的难题，此举深得百姓认可，后世沿用至今。

崇尚节俭

左懋第在韩城期间，十分注重访听民间疾苦和风土人情。他“深山穷谷，足迹殆遍。”发现韩城习俗有崇尚奢侈之风，“相沿不止，势且繁多。”特别是婚丧嫁娶方面礼数繁琐，奢侈浪费，一般百姓负担不起。男女婚姻，女方专索厚聘，男方强索妆奁，“以至富者贫，而贫者不能嫁女。生女则愁异日之费，有弃之不育者。”为死者发丧，则流行大摆酒席、设台唱戏，妄费甚多，以至于“父母病时不自忧其病，而忧其子之无所费。人子遇丧，不一味哀痛，反留心检点诸费，久而不葬其亲。”老百姓结不起婚、埋不起死者，左懋第感叹：“奢之为害，一至于此！”

左懋第认为，韩城灾害频发，盗匪猖獗，不尽是“天数使然”，百姓奢僭之风，也“皆足致异”。为严禁奢靡，以挽风俗，左懋第与地士绅共同努力，韩城民风为之一变。崇祯九年（1636）七月，左懋第发布了著名的《崇俭书》告示，提出“以俭朴为风化之首”，明令限制和禁止婚丧嫁娶中的种种奢糜风俗。他根据官宦、士庶各个阶层不同经济条件，对婚丧嫁娶的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作了质和量的具体规定，婚礼、丧礼形成定式。同时规定，婚礼中禁止沿街摆列妆奁，以示夸耀；丧礼中不许摆酒设宴、搭台作戏。

除此之外，还对日常生活方面诸如居处、穿衣、戴帽、宴会、礼尚往来等作出量化从俭的细致规定。为使各项规定符合习俗又切实可行，左懋第征求各阶层的意见，用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定稿，公示于众，要求缙绅士民“各守其应得之分”，如有违犯，“许乡约邻佑地方举报”。因为这些措施事先征求了各个阶层的意见，先在乡绅中试行三个月，之后顺利地在全县推开。大户人家婚丧嫁娶时率先遵守《崇俭书》的规定，一般百姓纷纷效仿，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左懋第为韩城百姓的生活作出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方向性设计，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受到广大百姓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欢迎。三百多年过去了，《崇俭书》历久弥新，韩城百姓至今仍然遵守着左懋第立下的很多规矩，早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韩城六年，尽管兵荒马乱，多灾多难，但左懋第仍做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崇祯七年（1634），左懋第充任陕西乡试考官，录取了11人，韩城仅有1人考上。左懋第受到很大触动，内心深感不安，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回到韩城，左懋第在全县选拔优秀生员，成立“尊经社”，每月两次亲自到明伦堂讲解经书，学生常常“执经问难于前，竟日乃已。”左懋第的努力取得了实效。三年后，陕西乡试中韩城有8人中举，全部是“尊经社”的学生。

《韩城县志》载：“韩人知通经学古自公始。丙子登科者八人，皆社中士，其余泽也。”“由是捷书蝉联，至今为国家桢者，先生开之也。”韩城崇文重教之风兴起，人才辈出，有的成为栋梁之才。

左懋第不仅开重教之风，还十分注重宣扬社会正气。左懋第有“东海孝子”之名，曾为父亲守孝三年，因父亲葬在萝石山上，遂自号萝石，终身不忘父亲养育之恩。在韩城不仅自己侍奉母亲起居尽心尽力，无微不至，还重刻《孝经》一书，号召百姓讲究孝道，懂得孝亲大义。有一县民因犯事被押到县衙，懋第听说他家里尚有老母需要侍候，即放回。久之，不免有人作假。懋第说：我并非不知道，但是从长远来看，孝亲之风兴起，所得必多啊。韩城有程氏妻燕氏，面对盗贼的利刃毫不畏惧，以身护住婆母，“贼感其孝，舍之而去。”懋第得知，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旌表。韩城芝川为宋代太师张升故里，张升为官耿直，懋第作诗赞扬他：“吾想君子直，亭亭山上松。”

督办漕运

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奉命督办漕运，即督办自江南沿运河向京城运送粮食。当时江南发生饥荒，遍地饿殍，饥民的反抗时有发生。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左懋第多次向崇桢皇帝上书，请求放粮赡灾。并发出了“赡救安可不变”的呼吁，为民请命。当时明王朝兵连祸结。国库空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内外交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左懋第的意见未被采纳。

左懋第历史评价

明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大厦将倾，莱阳进士左懋第却登上了人生最壮美的舞台。他治理韩城，政绩优异，考选钦定第一，由知县擢升朝中担任要职，成为崇祯皇帝信任的股肱之臣。崇祯甲申清兵入关，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与摄政王多尔衮唇枪舌剑，坚决维护大明尊严。面对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作大明鬼，不当清朝王，成为比肩文天祥的民族英雄。

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评价：“初知韩城县，流寇三薄韩城，再躏其境，懋第率士民而战，身当锋，辄大破走之。关中保障，推懋第第一。”

左懋第个人著作

左懋第著有《梅花屋诗抄》一卷，《萝石山房文抄》四卷，《左忠贞公剩稿》四卷。《姜烈士正芳传》。

左懋第后世纪念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钦定殉节录，赐专谥“忠贞”，祀本邑乡贤、韩城名宦祠，莱阳又建左公祠，春秋次丁致祭。韩城人建祠与汉代的苏武并祀。

左公祠建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山东学政佥事徐炯主持，在莱阳修建左公祠，莱阳人踊跃捐款，赞襄其事。乾隆十五年（1750年），莱阳知县郝大伦重修左公祠。位于莱阳工人文化宫西侧，七星街东侧。祠堂整个院落占地约10亩。大门朝西，有三间正殿，客房三间，杂房三间，裙房10余间。左公祠在他做知县的山西韩城有一座，与莱阳祠相似。

左懋第墓地

左懋第墓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沐浴店镇北旺村东北左家莹，距村约700米，该墓原葬地在柏林庄镇东南方向罗石顶上。1952年部队营房建设时其后裔将此墓迁至该处左姓居住的北旺村左家莹内。墓区有墓冢3座成品字形排列，懋第墓立龙头碑阴刻“恩宠”二字，乾隆41年追谥“忠贞”，赠礼部尚书，墓志是清嘉庆十二年（1808年）敕授文林郎莱阳知县延君寿敬题的，由左氏五世孙寅文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