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京

苏京人物生平

苏京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苏京出仕，初任河南杞县知县。三年任期，经考核政绩卓异，时称“中州循良第一”，后升兵部车驾司主事。庚辰（1640年）任武选司员外郎，钦命监督京营事务，辛巳（1641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

苏京任御史后，勤于政务，清赋锄奸，名声大振，蜚声朝野。是年奉诏入京研讨治国之策，同去的还有台臣王燮，抚臣侯恂。苏京慷慨直言，不随浮议，力抒己见，深得崇祯赏识。

明崇祯十六年（1642年）三月，李自成第三次围开封，京城震慑，崇祯调各地兵马救援，孙传庭仍迟迟不动。于是，崇祯派苏京为监军，命其监督延、宁、甘诸军，总制军务。其间，又派人给苏京送去尚方宝剑，督促孙传庭立即出潼关，在河南汝州一带与李自成军开战。李自成军所到之处，饥民闻风而动。而明军，如按孙传庭的权力，挂着兵部尚书兼挂陕、晋、豫、鄂、蜀等七省总督之印，有权调动更多的兵力，但手下将领阳奉阴违、各怀异心。苏京调兵兵不到，催粮粮不至，“天时、地利、人和”不占其一，只能空握尚方宝剑而无力回天。

癸未年（1643年）苏京在无备的情况下，被叛将陈永福之子绑架。因变故突发，猝不及防，苏京只能将印绶密遣心腹交于陈潜夫，并略陈事件原委，待陈潜夫组织营救时，苏京早被挟持而去。至李自成军营。苏京只求速死，但李自成仅将他奚落嘲弄一番后关押。

李自成陷开封后，挟苏京北上。经夷齐墓时，大概想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不食周粟的故事，又想想崇祯帝对自己的恩宠，苏京乘隙挣脱，决心殉难，以头撞墓碑，头破折一齿，血流满面。李自成怒不可遏，拔剑欲杀，其部下劝阻：此北京人望也，务留之以系人心。随后，改用槛车囚禁继续北上。抵宁武关，苏京暗遣心腹密报守将周遇吉：闯近多疑忌，仇杀其勇将谋士多人，部下咸怀二心，此来利在速战，久持之必内变。勿遽战也。然周遇吉盲目轻敌，刚愎自用，置苏京建议于不顾。结果关破兵溃，周遇吉被擒，举家自焚殉难。

甲申年（1644）二月，李自成北上攻北京。战前忙碌，放松了对苏京的监戒，而使之乘机逃脱。苏京出逃后，数日未出李自成军控制区。一日忽遇明叛将苏见乐率兵士十余人在面前。苏京守开封时，该将曾因犯法而被苏京监禁等候处理，后逃脱。苏京暗想，怨家路窄，必定前来报复，除一死别无他计。但出人意料的是，苏见乐竟下马匍匐在地，不但承认自己的罪过，且又道出一番令人惊诧的缘由。原来苏见乐因罪下狱后，曾遣数人骑带礼物银两及书信到安东卫苏京家，意在求情。苏京之子苏敷生礼待来人，退回礼物及银两，焚烧了求情书信，明其大义。苏京为官清正，使苏见乐良知发现，忙吩咐军士更衣备饭，并护送苏京逃出义军控制区，几经波折，于甲早年（1644年）三月回到安东卫。

苏京回家不久，传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吊死景山的消息，苏京奔往南京，与流亡的明朝官员商讨拥立新君，复明抗清。逆党马士英为挟君秉政，执意立福王朱由崧，所有流亡到南京的明朝官员没有谁能够和马士英抗争，福王即位成定局。但朝野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马士英把持朝政，明亡在旦夕之间。

福王践位后，命苏京驻守庙湾以防御江北的清军，因朝中政事繁忙，苏京派马阮代行公务。以后由于受朝中奸党排挤，不久被调往扬州督师。此时唐王朱聿键、朱聿锷、韩王朱本铉、桂王朱由榔，皆觊觎王位，相互倾轧。明朝遗老遗少得过且过，只知享乐，无心收复失城。苏京见复明之志已成泡影，愤而辞归故里。苏京回家后，见安东卫几经战火，满目疮痍。此时，清朝刚立，明朝又拥新君，新旧交替，连年战祸，盗贼劫匪山头林立。因安东卫此时已从军事重镇继而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商贾云集，铺号栉比，更为盗贼必劫之地。莒州曹武生啸聚山林后，干脆驻扎安东卫城西，多次倡乱安东卫，邻里乡亲苦不堪言。苏京将家产大部变卖捐出，招募乡勇与本卫绅衿士民同心固圉。曹贼再来犯时，苏京带兵勇亲冒矢石力挫其锋，并乘胜追击一举捣毁匪巢。以后数年，安东卫未遭兵祸。

乙酉年（1645年），苏京在安东卫住了一个时期，为躲避清廷对明朝旧吏的追捕，曾隐居江苏连云港北固山，这期间他终日以漫游阿掖、云台山水，吟诗作赋消磨时光，过着逍遥世外、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至今北固山仍有其亲书碑石：

明二苏避难处。

清顺治三年（1647年）冬，苏京接到日照人安鸿胪从北京转来的急报，言有人向朝廷举报苏京曾“受南京伪诏，驻扎庙湾防御江北，征兵集饷与扬州为声援，抵抗王师”。此案若发，定有灭族之灾。为保全安东卫苏氏家族，苏京铤而走险，入朝觐见清世祖顺治。

当时清朝初定天下，为笼络人心，对明朝旧吏采取怀柔政策，“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赉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清史稿·本纪四·世祖本纪一》）”。于是，明朝众多高官大将纷纷归顺清廷。故清廷尤对有“北京人望”之誉的苏京另看一眼，因而未对此事未加追究。顺治安慰苏京“若辈浮言，此前朝事，勿介介也”。并以原官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兼茶马事务。

劫后余生，即使身在黄土高坡，苏京偶仍感慨万千：

尚忆岚山口，孤帆入海年。

衔杯看蜃市，高忱对楼船。

多难余生在，浮名知己怜。

陇头今夜月，似为故人圆。

在任期间，有同事旗人权势显赫，气焰灼人，飞扬跋扈，作威作福，虐待商民，草菅人命，朝野无不侧目，苏京上疏弹劾，旗人终于被革职查办。但因这一案件，清顺治五年（1649年），苏京被改授真定巡按。

清顺治七年（1651年），因朝廷对官员进行考核而回道，正值甄别台员，苏京被流言蜚语中伤，虽升福建按察司佥事分巡建宁兵备道，实则外转边疆，远离朝廷。同僚均扼腕叹息，但苏京处之坦然，叱驭出都，回家乡与亲朋故旧欢宴辞别。慨言曰：我祖为抗倭战死于福建，忠烈感动天地，我得其回报，复到福建是花落结果的时候。我此行不会回来。

到福建任职后，沿海一带战事频发，苏京终因操劳过度于癸巳年（1653年）即清顺治九年卒于任上。

关于苏京的人生结局，民间口头相传，却与正史大相迥异：

按邑人说法，明朝末年，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吏治腐败。日照后马庄的李蕃自幼就不守本分，放荡无羁。明万历癸丑（1613年）科中进士后，便拜在魏忠贤脚下，做了魏的干孙子。

据李敖先生考证，李蕃还拥有明末给大宦官魏忠贤修生祠的专利。在《从小术到大手术》一文中，李敖先生这样记下：

生祠是人还没死就给他盖祠堂，祠堂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给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太监盖生祠，不始于魏忠贤，而始于“法门寺”的刘瑾，后来有刘璟、王堂跟进，只是到了魏忠贤时候，数量就大变了。为了拍魏忠贤马屁，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为宦官遍天下建生祠，是中国政治黑暗的一个特色。据“明史”魏忠贤传，当时立生祠的情况是“海内争望风献媚”、“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再据“二申野录”小注，礼部阎可升曰：二三年建媚献祠，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

如此一来，李蕃更有恃无恐，杀夫夺妻，强占民女，无恶不作，成为日照一患。

后有一年，日照周边大旱，赤地千里，惟李蕃家有口井水很旺。于是李蕃借机高价卖水。最为缺德的是，他定了个死杠：来挑水的只能是大姑娘、小媳妇。他每整日一丝不挂躺在井旁大树下，鸡巴上拴着一根红线，谁来挑水，先得牵着这根红线同他玩够，连亲外甥媳妇也不例外。最终因霸占其外甥媳妇，引起公愤，被他的外甥和忍无可忍的百姓用铁耙挠钩活活打死。

魏忠贤得知此事，便奏本皇上，告日照百姓无法无天，打死进士李蕃，属犯上作乱，皇帝即派苏京带兵血洗日照。苏京不忍残杀故乡的无辜百姓，带兵出了京城就扎下大营，按兵不动。他一方面上疏皇帝说：血洗日照事小，李自成进兵京都事大。要权衡利弊，顾全大局，放弃血洗日照之举。另一方面，却暗地向李自成通风报信：趁京城空虚，尽快攻占北京。同时，将各地告急、求援文书全部扣压。

李自成得知京城空虚，便火速进兵。当大顺军兵临城下，京城将要沦陷时，苏京将各地告急文书一并呈报给崇祯帝。崇祯阅后，五脏俱焚，眼冒金花，死时留下遗书：

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自成李皇兄，坐殿不办别的事，先杀相中苏之亨。

还晓谕李自成：

莫坏我尸，莫毁我陵，莫容我官，莫害我民。

写完，走投无路的崇祯帝便吊死在煤山上。

李自成本来就十分忌恨苏京。因此，当他一进金銮殿，得到李自成的遗书，抓到苏京后，就立即将其杀死。但事后转念一想，苏京曾给自己提供情报，是有功之人，因此又有些追悔莫及，于是就给苏京铸金头以完其尸，并送回原籍安葬。为防止窃墓者毁其尸，在沿途真真假假埋了72座坟。

关于苏京的结局，日照民间说法不一，还有一种传说：在李自成杀尽北京前，苏京仓惶出逃，避难在西南岛庙前湾，避却尘埃，不与世争。清朝定都北京后，查访前明遗老，得知苏京避世在外，于是遣钦差宣苏京进京仕清。苏京一臣不事二主，惹得清帝大怒，下诏处死苏京，并将头颅带到金銮殿验证。为完其尸，苏京之妹便给他仿铸金头，回乡安葬。同时，为迷惑盗墓者，就在回乡的途中，相距不远就起一座坟，后人将这些坟呼为“御中坟”。

【6】

苏京半生苦读，四十六岁中进士。初授河南开封府治下杞县县令。到任第二年（1638年）陕北就爆发农民大起义，接着蔓延大半个中国。因苏京在杞县任上剿贼表现不俗，对河南情况了解，且有在兵部熟悉军务的经历。所以，1641年底李自成围开封时，崇祯帝多次召见苏京。金銮殿上，苏京慷慨陈词，缕缕万言，上奏“昔之大患在奴虏，今之大患在流寇……松、杏为东北之藩篱，松山失则畿辅之藩篱不固。鲁、豫为西南之门户，汴藩警，则畿辅之门户不严”等奏折。这些“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正合崇祯口味，于是上嘉纳赐宴。崇祯以皇帝之尊请一个只有五品的兵部属官吃饭，这对苦读大半生且踏入仕途仅六年的苏京来说，可谓诚惶诚恐、皇恩浩荡。从崇祯帝来说，这反映了他面对中外棘手的复杂形势求贤若渴的心情；对苏京来说，也反映了在庸碌众臣中他干练能为的一面。所以几次召对后，苏京就被崇祯帝任命为御史。因他提升如此之快，史书用了　一个“拔”字，也使苏京和崇祯帝间构成了日后荣辱与共的君臣关系。

按明制，御史负责纠核百官、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苏京此次任御史具体负责监军记功，属临时差遣，虽官品不高，但权力重要，是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大事凑裁，小事可立断，苏京也就由一个兵部属官变成了皇帝的亲信之人。

崇祯十五年（1642），苏京奔赴陕西催孙传庭出关东行解开封之围。但天公不作美，一路秋雨绵绵，行军缓慢。这年十月二十日冢头一役，明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苏京无军可监，崇祯帝又命他为河南巡按御史，可见崇祯对苏京宠爱有加。在李自成攻下宁武关，苏京乘乱逃出狂奔回日照的路上，三月丁酉初九，崇祯在吊死万岁山歪脖树前十天，“上命问苏京下落”。可以想像崇祯帝问这话时的心态是复杂的。

客观而言，苏京不是帅才，至少不是一个军事家。四十六岁以前，没干过一官半职，出仕后仅任县令，缺指挥千军万马的阅历和气魄。虽王铎有《平寇颂》鼓之，但也只是守城之绩。在汝州之战的惨败上，苏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已经证明，当时明主帅孙传庭加修城池、蓄积粮草、虚以待敌、慎重决战的战略是正确的，但远在京城的崇祯帝严令速战速决，身处战场一线的“监军”苏京不但没有向皇帝直言，却反而在奏折中火上浇油：“若该督（指孙传庭），身自诓怯，愤误军机，致汴城失事者，臣即一面暂理军务，就将该督绑解赴京”。致使孙传庭只能冒险出关，导致明朝支撑半壁河山的一个集团军被彻底消灭，敲响了朱明王朝覆灭的第一声丧钟。更为差劲的是，在从李自成军中逃出后，苏京选择的方向不是进京共赴国难，而是躲回老家。尤其在史可法扬州抗清时，苏京临阵脱逃，这虽有南明政权腐败之因，可苏京置国难于不顾是无法解释的。

从1644年甲申之变崇祯帝死到1647年清顺治四年冬，这四年中苏京除在南明短暂任职外，大部分时间逍遥世外。而此时且不说南方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烈，即使在当地，庄调之等也高举抗清义旗，诸、日、诸边抗清如火如荼，苏京却游戏山水间，以诗酒自娱，逍遥匠心世外。没几年，又置君父之仇于脑后，剃发留辫，主动入朝觐见清世祖顺治。故与苏京同时代、以大明遗民自居的彭贻孙在《流寇志》中，专门记下崇祯临终前“上命问苏京下落”这一条史料，对苏京以后降清的行为作了春秋笔法式的道德判断。

日照民间数百年来流传的崇祯对“李皇兄”的“拜托”及李自成杀苏之亨的情节，与之交相呼应。而关于苏京被清帝处死、金殿验头的“壮举”，极有可能是苏京后人也自感惭愧的一块遮羞布。

对此，孟庆星先生在《苏京与崇祯帝》一文中的剖析入木三分：

实际上，苏京早在夷齐墓前那一触一折，反而使他产生了更强烈的求生欲望，标志着他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那份君臣契约了，同时也结束了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段落，在个人利益和忠节之间重新摆平了。三月十九日酶爽，崇祯帝终于在那棵歪脖树上解脱了。但留给像苏京这样深受君恩，在因时代鼎革而最终做出保留身家性命选择的人是一颗永远不能安宁的灵魂。就在这逍遥的背后，是一颗一直抓挠颤抖着的心灵。逍遥意味着自我平衡、麻木，同时也暗含着首鼠两端的窥探。因而吟风弄月，在故乡安东卫题字刻石，编次族谱就成为乱世中逍遥的内容之一。经过几年的痛苦选择之后，苏京决定于1647年冬到北京谒见大清皇帝。真是物是人非，不知此时苏京与前几年被崇祯帝在金銮殿上召对赐宴时的心情若何。在北京，苏京想必晤见了早已降清的书法大师王铎。因为王铎早在苏京河南巡按时就写过称颂他的文章（原件现藏辽宁博物馆，九五年北京荣宝斋出版，为王铎晚年代表作品），并且明亡之后，苏京还请王铎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故人相见于异朝，往事恍如隔世，自然吁叹不已。结果苏京官复原职……当时与苏京同时降清的大学士刘正宗（山东诸城人）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真实地记录了他此时的失意痛苦和不被信任的贰臣心态：鼎革前，锐意建树，数年来，多感慨菀结，忆在台班时，常与予相过从，虽浮白挥尘，不异当年，而寄意深远，恒若有忧者。刘正宗与苏京心有通焉。苏京始以谒诚报君恩，继以保身而逍遥，最后降清而又进退失据，这代表了离合之际为人臣的一种无奈和悲哀。

历史的进程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可以有多种解读。或换者话说：人生有时无法真实，简单地以曾否剃发、甚至仕清，并不能准确反映清初包括苏京在内的“遗民”的心态。在当时，没剃头的恐怕极少，他们在清朝统治未稳固前大抵致力反清复明，天下局势已定后大多采取同清廷不合作对策。“遗民”诗文中留恋故国心声随处可见，然也不免出现个别为清廷或清朝官员歌功颂德的文字。

历史上确有表里如一、绝不作违心之论的硬汉，但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每当处于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才可作出较公正的评价，并进而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的进程。

忠奸怎辩，一言难尽苏之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