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鼐

公鼐人物生平

两朝帝师，刚直峻介

公鼐是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提出“齐风”的诗歌主张，公鼐“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情反对模拟复古”，与于慎行、冯琦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在晚明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人一起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以地域之风影响全国，成为晚明诗风走向的先导。“齐风”主张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产生的原因，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明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清著名学者朱彝尊、清朝文坛领袖王士禛、同时代人杨涟都给予了公鼐极高的历史评价。

焦竑评公鼐：“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

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

清朝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评价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士禛《池北偶谈》

明朝著名政治家、东林党人杨涟极为钦慕公鼐，杨涟认为公鼐“有古大臣之风……心丹识卓，骨劲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司马光）实伯仲间者。”—杨涟《与秦贞予刺史书》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遗》载，公鼐所著的《问次斋稿》三十一卷，为明万历刻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内版本的《问次斋集》则毁于战乱。近年来，这一说法得到更正。2008赵广升对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的《问次斋稿》明刻四十三卷本（包括《问次斋稿》三十一卷、《问次斋西游稿》七卷、《问次斋续稿》五卷）进行了点校，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公鼐所著明刻本《国语髓析》二十一卷收入《四库全书》，明刻本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诗坛巨擘，首倡齐风

明万历前期，朝廷馆阁重臣公鼐、于慎行、冯琦、邢侗等诸大家，植根齐鲁文化，倡言革新，倡导雄浑大雅的“齐风”，在在公安、竟陵派“楚风”劲吹中，齐风”着力透出雄浑大稚、真情为宗、自我树立、巧夺自然的深刻内涵；万历后期，王象春（吏部郎中）、公浮来（公鼐弟，字敬与，号浮来，官至工部主事）、李若讷（四川参政）等人主张重开诗界、不袭陈言，诗风纵横放驰，“齐气”奔轶，独立一方；

山左诗人讲求学务根本、经世致用，他们倡导宏大雅正、雄浑大稚的“齐风”，而鄙弃公安、竟陵柔靡诗风。同时，地域文化对山左作家精神气质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山左诗人们大多廉直清正，耿介不阿，不纵情于声色，怀抱兴国济世之志，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在李攀龙、李开先、公鼐、公鼒、于慎行、“临朐四冯”、王象春、姜埰、姜垓、宋玟、赵士喆等众多作家身上，都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个性特征，即刚正峻切、雅负性气、疏狂任达，呈现出才气奔轶、兀傲雄肆的“齐气”。

大器晚成，嫉恶如仇

两次“引疾归”

清《蒙阴县志》载：鼐“生有异才，龆龄能诗，读书一目即记，载籍靡不腹笥之。弱冠文名炳著海内，直指毛公试而奇之，升蒙阴为‘中邑’”、“著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由于公鼐的特异慧敏，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吏都为之惊异、钦佩，因而把蒙阴由“小邑”升为“中邑”，每届蒙阴得以增加五、六个秀才名额，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公鼐虽然自幼才华横溢、少年英才，但科举、仕途极不平坦，可以说是一生坎坷，饱经磨难。1571年(明隆庆五年)，在他十四岁时，其父公家臣考中进士，不久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公鼐即随父入京读书。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翰苑文英的指点熏陶，使他学业日臻精深，十六岁时写下的七律《拟秋怀》已颇显大家风范了。但是好景不长，1577年(万历五年)，在他刚满二十岁时，公家臣因触怒张居正而贬官，他只好重新回到故乡蒙阴，从二十岁至四十岁的二十年中，他忍受着父亲遭迫害，继而去世的打击，同时自己的科名亦不得意，直至1597年四十岁时，才考中举人。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公鼐中进士（辛丑科二甲三十五名），当时，公鼐已经是四十四岁“高龄”了，但是公鼐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改变自己耿直的个性。公鼐初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迁国子监司业，累官左春坊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职责给诸皇子当老师。当时皇宫争权夺势的斗争错综复杂，前前后后发生了几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身为太子首席侍从官的公鼐成为“后党”“阉党”的眼中针，动辄得咎，处境十分困难，在考中进士7年后，秉性刚直、不屑阿谀的公鼐选择“称引疾归”来避世，以此来抗争阴暗的宫廷内斗。

1619年，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公鼐以帝师身份被召回京，拜为国子监祭酒。明光宗对自己的老师公鼐极为器重，公鼐成为辅国重臣，“国家有大事，公卿咸就裁”，光宗亲书“理学名臣”四字的匾额，挂在公鼐府第。然而光宗继位不逾一月，就因食“红丸”而丧命。在这场派系斗争中，他持论公允，“秉董孤之笔，疑剖千秋”。

光宗驾崩，为公鼐政治生命里的短暂春天画上了句号。光宗去世，熹宗即位，仍以“两代帝师”身份加封公鼐为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詹事。但在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性格耿介正直的公鼐遂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

1621年( 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鼎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公鼐自感势单力薄，又不肯趋炎附势，不得不再一次选择称“引疾归”脱离仕途。这位耿介正直的“两代帝师”在魏忠贤专政的混乱局面中，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只得以选择称“引疾归”来保全士大夫的风骨，这在明朝后期波诡云谲黑暗的政治斗争中确属一种无奈。

崇祯《谕祭公鼐文》：发粟赈济，仁殚乡旅

公鼐为官期间，不畏权贵，敢斗邪恶，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与宦官魏忠贤进行了不懈斗争，同时，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清《蒙阴县志》载，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大饥，此时已赋闲在家的公鼐上书请求赈济，得到允许， 沿途百姓“一路赖以全活”。

崇祯皇帝后来在《谕祭公鼐文》中提到此事，褒扬他“发粟赈济，仁殚乡闾”。

“李三才事件”再受牵连1621年3月( 元启元年)，后金攻占沈阳、辽阳。公鼎出于公心，认为封疆大吏在远方，李三才具有将才谋略，且居京师附近，可朝发夕至，极力主张起用。1625年( 天启五年)，魏忠贤残害东林党人，时已去世的李三才被追夺诰命，御史叶有声又旧事重提，“追论鼐与三才有姻”，曾对李三才徇私妄荐。公鼐遂被削去官职，1626年，公鼐六十九岁，卒于故乡蒙阴。

崇祯继位后，翦除魏忠贤，追封公鼐为礼部尚书，谥“文介”。公鼐谥后得到“全谕祭”、“崇祀先贤”荣誉，并在蒙阴敕建“五世进士坊”。在蒙阴县城县署后街，崇祯敕命建造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一座。石坊高大壮观，坊上浮雕的人物、花卉、珍禽异兽，栩栩如生，名闻遐迩。该坊北面石刻“五世进士”，南面石刻“父子翰林”。此坊于1961年因建筑工程被毁。

公鼐的诗，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复杂的政治斗争，人民群众的疾苦，祖国的壮丽山河都在诗歌中得到体现，充分反映了他的政治见地和文学思想，在明万历前期“山左三大家”中，公鼐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

公鼐明史记载

公鼐，字孝与，蒙阴人。曾祖奎跻，湖广副使。父家臣，翰林编修。鼐举万二十上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左谕德，为东宫讲官。进左庶子，引疾归。光宗立，召拜祭酒。熹宗进鼐詹事，乃上疏曰：“近闻南北臣僚，论先帝升遐一事，迹涉怪异，语多隐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臣窃痛焉。皇祖在昔，原无立爱之心。只因大典迟回，于是缴还册立之后，有三王并封之事，《忧危竑议》之后，有国本攸关之事。迨庞、刘之邪谋，张差之梃击，而逆乱极矣。臣尝备员宫僚，目睹狂谋孔炽，以归向东宫者为小人，不向东宫者为君子，尽除朝士之清流，阴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纪乱常。至今追想，犹为寒心。夫臣子爱君，存其真不存其伪。今实录纂修在即，请将光宗事迹，别为一录。凡一月间明纶善政，固大书特书；其有闻见异词及宫闱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笔指陈，勒成信史。臣虽不肖，窃敢任之。”疏入，不许。天启元年，鼐以纪元甫及半载，言官获谴者至十余人，上疏切谏，并规讽辅臣。忤旨，谯责。寻迁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充实录副总裁。鼐好学博闻，磊落有器识。见魏忠贤乱政，引疾归。

初，廷议李三才起用不决，鼐飏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远道未至。三才猷略素优，家近辇毂，可朝发夕至也。”侍郎邹元标趣使尽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后御史叶有声追论鼐与三才为姻，徇私妄荐，遂落职闲住。未几卒。崇祯初，复官赐恤，谥文介。

公鼐历史评价

明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评公鼐

“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

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评公鼐

“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对此评价，公鼐是当之无愧的。

清朝一代诗宗、刑部尚书王士禛评公鼐

吾乡公文介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

—王士禛《池北偶谈》

明代著名政治家杨涟评公鼐

杨涟是明代晚期著名大臣、谏官、东林党人、政治家

作为同时代人的杨涟极为钦慕公鼐，认为公鼐

“有古大臣之风……心丹识卓，骨劲力沉，范希文（范仲淹）、司马君（司马光）实伯仲间者。”　—杨涟《与秦贞予刺史书》

明·杨涟小传

杨涟（1571~1625），字文孺，号大洪，明代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人。明代晚期著名大臣、谏官、东林党人、政治家，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初任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

天启五年（公元1625 年）任左副都御史，因弹动魏忠贤24大罪，被诬陷，惨死狱中；后平反昭雪，谥号“忠烈”；有《杨忠烈公文集》传世。

杨涟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崇祯初年，诛灭魏忠贤阉党之后，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杨涟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有慨然雄浑之气，万刃加身不改之志。

历史余音

在明后期的历史舞台上，公鼐、杨涟等人就像一颗闪烁而耀眼的彗星，轻轻划过明朝后期动荡不安的历史天空，公鼐以其当朝文学鸿儒的身份保持着自己应有的士大夫尊严，而像公鼐这一批人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正气文明的继承者也是捍卫者，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昂扬起伏的“激浊扬清、为民请命”的正气旋律又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亦增加了一节悲剧美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