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城名人陈介祺介绍
陈介祺(1813~1884) ,中国清代金石学家。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字寿卿 ,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陶父。山东潍坊潍城区城里人。
陈介祺人物生平
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嗜好收藏文物。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
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簠斋印章》。他在京时,目睹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咸丰四年(1854年)借口处理母亲的丧事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回到潍县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到处购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渊源,考其价值,解奇释疑,一丝不苟。
嗜好收藏文物,铜器、玺印、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搜集。精于鉴赏,尤擅墨拓技艺,其手拓铜器、陶、玺、石刻等拓片享有盛名。其收藏中包括大量重要文物。收藏的汉代纪年铜镜、淮阳玉玺等大批古代玺印,都是同类文物中的精品。他一生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其《簠斋金石文考释》一书对较重要的青铜器均进行了精审的考据和释读。著有《簋斋传古别录》专门介绍拓片技法。
他收集到秦代“铁权”(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簠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 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9字,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藏有商、 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 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
一生著述极为丰富,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藏古目》《簋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传古别录》《簠斋古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簠斋藏镜》《簋斋藏镜全目抄本》《簋斋藏古玉印谱》等十余种,还有后人辑的《陈簠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陈介祺代表作品
陈介祺的藏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嘉德拍卖会上,竞得了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两册,墨拓铜镜一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镜,孤品,加上为陈介祺亲手墨拓,精彩有加,自然十分高兴。诸多友人怂恿我将其整理出版,公诸同好,乃成书三卷。不日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今从书之总论中摘编小文一则,先行就教于方家。 陈介祺的藏镜殊为不凡。仅纪年镜这一铜镜中最名贵的镜种即有七面,占当时存世的此类铜镜的十分之一。陈氏究竟收藏了多少铜镜,从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他五十二岁以前在给吴大?的信中曾说"藏镜不皆精,共拓得百七十纸,自名二百镜斋,以所好不笃,未能补足"。及至陈氏五十二岁,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抱残守缺斋"将所藏陈介祺藏镜拓本影印出版《?斋藏镜》,全书一百零八镜。据编者宣哲说,此书所以较陈介祺所说的百七十之数少六十八纸,估计是汰除不精者的结果。但笔者将在嘉德拍卖会露面的陈介祺藏镜拓本(以下称"嘉德本")与"抱残守缺斋"出版的《?斋藏镜》(以下称"藏本")一书仔细对戡,发现宣哲所言非是。具体情况是:"嘉德本"共一百八十二纸,"藏本"一百零八纸,"嘉德本"较"藏本"竟多出七十四纸,"藏本"有而"嘉德本"没有的六纸。可靠的材料说明,陈介祺的藏镜实数,应该是陈告知吴大?的一百七十镜加"嘉德本"较此多出来的十二镜,再加"藏本"所有而"嘉德本"所无的六镜,总共一百八十八镜。作者最近查阅了出版于四十年代初的梁上椿《岩窟藏镜》,梁氏多次称该书著录陈介祺藏镜二十面,经与"嘉德本"仔细核对,梁氏谈的这二十面,在"嘉德本"中找到了十一面,一百八十八面再加这十一面正好是一百九十九面,由此看来,陈介祺藏镜不会少于二百面,至于他对吴大?谈只有一百七十面,是在他去世之前二十五年的话,已经不足为凭了。
从一百八十二纸的"嘉德本"看,陈介祺藏镜镜种十分丰富,一百八十二面铜镜,贯穿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个时代,而重点在两汉。其中西汉镜约五十多面,东汉镜约八十多面,已知的两汉镜镜种几乎无所不包。陈介祺藏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一百八十二面铜镜中,不仅有不少纪年镜而且至少有二十面为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这里先以西汉镜为例,稍加介绍与说明。
五十多面西汉镜中,有保留着先汉镜遗风的蟠螭纹镜、蟠虺纹镜、四叶镜。在这三个镜种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两面"四叶心思君王镜"。此镜曾被梁上椿的《岩窟藏镜》等许多镜书所著录,这是两件保留有先汉遗风的名品。有开创汉镜新面貌的草叶镜、日光连弧镜、昭明连弧镜、铜华连弧镜、日有?连弧镜、清白连弧镜、连弧铭文带镜。在这七种新镜种中,草叶镜以其秀丽柔和的风貌惹人;日光镜和昭明镜以其高洁明快、含蓄深沉揽胜;铜华、清白、日有?连弧镜,以其端庄大方、气势恢宏得宠;博局四神镜以其结构稳重、纹饰丰富而傲视群镜。有大量的四神禽兽镜,鸟纹镜、兽纹镜、蜂蝶纹镜、长乐未央镜、君宜高官镜、长宜子孙镜、富贵镜,也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佳作。
铜镜加饰铭文是汉镜划时代发展的标志。"嘉德本"西汉镜铭文的内容丰富多彩,许多佳作,铭文的书法精湛者也颇多,显示着汉篆、汉隶结合的书法变化轨迹和汉篆、汉隶、八分体的美的魅力。
现在谈谈"嘉德本"的东汉镜。东汉铜镜的纹饰、铭文循着西汉镜的思路发展着。东汉铜镜艺术在西汉铜境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也有了许多突破。在纹饰上的,比如画像镜,变形四叶镜;在铭文上的,比如姓氏铭文镜等,都可以说是新的面貌,这从"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来,但总地说来东汉铜镜没有像西汉铜镜对战国铜镜那样的巨大变化。东汉铜镜的进步表现在纹饰方面,主要是大大发展了博局镜,它充实了博局镜的内容,改进了博局的若干制作技术,最后又对博局镜逐渐进行了简化,直到将其汰除。
东汉镜的进步,表现在铭文方面,主要是大量出现了姓氏铭文,如"李氏作竟自有纪","五氏作竟四夷服"等等。在"嘉德本"八十多面东汉铜镜中,姓氏铭文不下二十家。单从如此众多的姓氏铭文即可看出汉代铜镜制作是如何繁荣。
汉代铜镜以其千姿百态的纹饰与样式,内涵丰富的铭文,足以垂范后世的健雄浑厚的书法,形成一道彩虹,划破万里长空,辉耀于中国艺坛,为中国艺术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这从"嘉德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铜镜却一直在汉镜的传统和影响中延续着,没有中断。总体说来,铜镜的制作流行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说这个时期的铜镜没有一点的发展和变化,至少纪年镜是从三国时多起来的。纪年镜在考古学上有其重要价值,它可充当判定一定铜镜和一定墓葬的年代的标尺。除了博局镜外,汉镜中原有的镜种如变形四叶镜、禽兽镜、神人瑞兽镜、铭文镜,大体都还维持着,半圆与方枚交织成带的这种纹式,还有某些发展。陈介祺藏镜的重点在汉镜,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不是他最注意的主要对象,但因这一时期铜镜基本上没有超出汉镜的范畴,他也还是收藏了不少,"嘉德本"总计有二三十面,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纪年镜。
藏书之家
清著名书画家、金石学家、藏书家。字寿卿,号簠斋,别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读学士。咸丰四年(1854)辞官归里,绝意仕途。一生惟以征文考献为事,收藏宏富,又精墨拓,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毛公鼎有文字四百九十七字,推天下金器之冠,1948年运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周、秦、汉三代印玺7 000余方,钟、鼎、尊、彝等235件,器物80多件,道光三十年(1850)建成“万印楼”,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收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如宋本《金石录》10卷。与江苏学者潘祖荫并誉为“南潘北陈”。广搜博求,缉成宋、明以来山东名人书画真迹数十册,名《桑梓之遗》。著《桑梓之遗人物考略》《桑梓之遗录文》《石文杂录》《传古别录》《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玉印谱》《簠斋藏镜全目》《簠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簠斋金石文考释》等。近人邓实集录其所藏彝器拓本为《簠斋吉金录》8卷。去世后,其后裔将所藏古籍、书法、画册出售,今已罕见。
陈介祺补充介绍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斋。潍县(今潍城区)城里人。自幼勤奋好学。青少年时随父清吏部尚书陈官俊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于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学问,无不深入研究,而尤酷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质疑,并与何绍基、吴式芬、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仅三代、秦汉古印一项,就有7000余方。1850年(道光三十年),他在家乡潍县城内旧居建成“万印楼”一幢。在许瀚、吴式芬、何绍基、陈等人协助下,他将所收藏的古印、封泥反复鉴别,系统整理,编成《斋印章》。他在京时,目睹朝廷丧权辱国,不满官场腐败黑暗,1854年(咸丰四年)借母丧返归故里,从此不再复出为官。回潍后,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到处购求文物,每得一器一物,必察其渊源,考其价值,解奇释疑,一丝不苟。他收集到秦代“铁权”(秤锤),别人以为是块“顽铁”,他却视为珍宝,妥藏入库。对于古陶文字,前人没有收藏、著录的,他独予重视,不仅搜集了很多齐鲁古陶,而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著成《斋藏陶》一书。他鉴精藏富,治学严谨,多有创见,与江苏学者潘祖荫被并誉为“南潘北陈”。他收藏的文物青铜器最多,其中的毛公鼎,驰名中外。 此古器内壁铭文多达497字,极为罕见。所作毛公鼎考释,对研究西周时期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藏有商、 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又因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 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著有《十钟山房印举》《封泥考略》《斋藏古目》《斋传古别录》《斋古金录》《斋金文考释》《斋藏镜》等十余种,还有后人辑的《陈斋尺牍》,也保留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未曾发表的著述手稿十几种,1964年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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