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珩

张玉珩个人生平

1929年，他在辽宁台安县任党的特支书记时，叫张汝恒(张如恒)。

1930年10月，他任中共吉林县委书记时，叫张玉珩。

1932年2月以后，他在磐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队长时，叫张振国。

1933年7月，在哈尔滨任中共东区(道外)区委书记时，叫张敬山(张进山)。

1935年8月，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时，改姓杨，叫杨主任(杨瞎子)。

“张瞎子”牺牲50多年了。

他的真实姓名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近视眼，戴度数很大的近视眼镜，人们都习惯称他“张瞎子。”

张玉珩主要事迹

“张瞎子”，原名张玉衡，号德铨，常用名张玉珩，河南省信阳县人。1901年生于五里店乡郝堂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因而自幼能够上学读书。他小学毕业后，考入河南省立第三(信阳)师范学校读书。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信阳，张玉珩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下，开始接触新思想文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0年，张玉珩考入浙江大学，1923年初于浙大肄业回到信阳，在桑蚕学校任教员。不久，京汉铁路爆发了“二七”大罢工，信阳地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张玉珩参加宣传工作，曾把“打倒军阀吴佩孚”的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带到大江南北。

1925年，“五卅”运动中，张玉珩是信阳反帝爱国斗争的积极分子之一，被信阳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同年秋，张玉珩被选为信阳县委农运负责人，县委派他到中山铺、郝堂等地农村办农民夜校，领导农民运动。当地风俗，每年正月十六，群众都到太平山赶庙会。张玉珩利用这一机会，在庙会群众集中的地方进行演讲，号召群众声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1926年春，信阳地区陷入吴佩孚的反动统治之下，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信阳县委负责人张玉珩等受到通缉，暂时离开信阳。不久，张玉珩被上级组织选派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张玉珩直接听到毛泽东、夏明翰、邓恩铭等同志讲课，学习、掌握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策略，吸取了新的知识和经验。学习结业后，张玉珩被留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

1926年7月，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总政治部、全国农协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四个单位，各抽调一部分工作人员组成“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配合北伐军向河南进军。邓恩铭为“农运委”主任兼中共支部书记，张玉珩是被选的工作人员之一。北伐军于1927年4月胜利到达信阳，“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信阳设立了办事处，将张玉珩等人派到前线组织群众支援北伐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大革命，信阳反动势力也猖狂活动起来，欺骗、操纵农民群众武装红枪会，同南京蒋介石相呼应，于5月初发难镇压革命。中共信阳县委书记兼农工委员周叙伦不幸牺牲，组织决定由张玉珩继任农工委员职。临危受命的张玉珩，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东双河、朱堂店等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大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阴谋，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并利用各种关系到红枪会里去宣传，争取多数受蒙蔽群众，得到红枪会下层会员的同情。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大革命，宁汉合流，北伐军被迫退出信阳，吴佩孚残部又卷土重来，革命组织遭受更严重的摧残。张玉珩再次受到通缉，不能留在信阳工作，被中共豫南持委派到汝南县工作。

张玉珩到汝南后，深入农村调查基层组织状况，不久在孔庄主持召开了骨干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新形势下的活动策略，确定了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坚持地下活动的方针。会上分工由张玉珩负责筹组汝南县委。同年9月，孔庄、薛岗、温庄和三桥等地党的基层组织相继恢复、建立起来，组建县委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张玉珩在汝南城关大有粮行召开会议，正式建立了中共汝南县委员会，张玉珩任县委书记。

1928年，汝南县委根据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指示，决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张玉珩同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到汝南指导工作的军事特派员周邦彩紧密配合，周密计划，成功地领导了“智取白塔寺”、“夜袭高平寺”的战斗。这两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10余支，镇压了当地恶霸地主唐有林、王中法。初战胜利，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打击、震慑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反动势力在恐慌、震惊之余，便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凶残向人民群众进行报复。驻水屯的反动军队，7月12日突然袭击孔庄，烧毁民房200余间。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中共汝南县委决定以汝(南)确(山)地区赤卫队为骨干，发动革命群众参加，赶跑驻水屯的国民党军。

7月中旬，县委书记张玉珩和周邦彩到水屯一带秘密活动，为发动武装暴动作准备。这期间，县委召开会议，张玉珩报告了侦察水屯和暴动准备情况。会上确定周邦彩为总指挥，张玉珩为政委，暴动时间定于7月28日夜。会后大家分头去做准备。28日夜10点多钟，武装赤卫队员和400多名群众积极分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水屯西南的台子寺，张玉珩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由周邦彩指挥队伍迅速包围了水屯，并将赤卫队快枪队埋伏在东门外，准备伏击逃出东门的敌人。当西、北门外的枪声和装在铁筒里的鞭炮声响起以后，睡梦中的国民党军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狼狈向东门逃窜。埋伏在东门外的赤卫队员缺乏作战经验，未等敌人出寨门，就开枪射击，过早地暴露了作战意图。敌人见四面被围，旋又缩回寨内，凭借房屋院墙顽抗。

由于暴动队武器弹药少，凭大刀、长矛一时难于攻破寨门，眼见天近拂晓，再相持下去群众就要吃亏，张玉珩同周邦彩商量一下，立即下令撤退。敌人听枪声稀落，才明白过来，知暴动队伍战斗力不强，仗胆打开寨门追击。撤退混乱中周邦彩等同志牺牲，水屯暴动失败了。

事后，上级党委帮助汝南县委总结了水电暴动失败的教训，撤销了张玉珩县委书记职务。张玉珩回到信阳家乡隐蔽一段时间，不久，被上级组织派往东北工作。

(二)

1929年春，张玉珩到达奉天(沈阳)，同满洲省委接上关系。省委组织部考虑到张玉珩是位老党员、知识分子．有领导基层工作经验，便派他到辽宁省台安特支任书记。台安特支的党员多数是学校教员和中学学生，张玉珩的掩护职业是台安师中(师范、中学联合)学校的国文教员，十分便于开展工作。

他在师中组织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讲地主剥削穷人是不合理的制度，启发学生觉悟。他还领导师生创办《先声》半月刊，油印数百份散发给学校师生，被群众誉为“代表被压迫者说话”，是“工农商学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先声’”。

1927年7月，学校放暑假前，张玉珩主持召开学生党员会议，向他们部署组织“农民协会”的任务。当时正是麦收季节，他让学生党员回乡后，发动雇工(劳金)、贫农，同地主进行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价。缩短劳动时间，这样容易把雇、贫农发动起来。朱家坊子、梅家窝堡等地，很快都组织起“农民协会”，同地主展开经济斗争。张玉珩由李维新(党员)陪同，到梅家窝堡住半个月，总结农运经验，向别处推广。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台安反动县长，假藉慰劳东北军名义，到处张贴“集款”布告，搜刮民财，还要在县城戏院演戏募捐。张玉珩及时发动党员，带领群众进行抵制，撕毁县政府的布告，揭穿县长骗钱的阴谋，还组织数百名师中学生，捣毁了戏院，致使县长募捐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台安特支领导下，台安县学生运动、农民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又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反动当局怀疑是外来教员张玉珩、李一质(朝鲜族)等人背后鼓动的，对他们进行秘密调查。满洲省委为避免损失，于1930年1O月，调张玉珩到吉林工作，任中共吉林县委书记。

(三)

吉林党的组织是1930年3月恢复的，8月建临时县委，10月省委将临时县委改为正式县委。省委派在团省委工作的纪儒林(原吉林毓文中学学生、共青团员)，陪同张玉珩来吉林，协助他工作。纪儒林带张玉珩先到城郊二道河子，在共青团员车成惠家住下。不久，张玉珩将纪儒林、车程惠转为共产党员。当时吉林县委所属基层组织都在农村，城内还未建立支部。张玉珩根据省委关于发展农民运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农村工作上。他向纪儒林、车成惠传授工作方法，经常带领他们深入农村，在贫苦农民中进行调查研究。他把农村土地占有情况，雇农、贫农生活贫困情况，写成报告给省委。他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主张，讲农民受苦的根源，是由于受地主、官僚剥削的道理，深得群众的拥护。张玉珩经过半年的努力，健全了县委的领导核心。配备了专职巡视员，定期到农村指导。所以，吉林县委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仅巩固了原有的农村党支部，而且又在丰满、青山子、江东、江密峰、尤家屯、舒南、小城子等地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有的地方还发展了党、团员，建立了支部或小组，有的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等群众组织。吉林县委发动基层组织，弄到几支手枪，在双河镇一带建立了小型的武装赤卫队，保卫党的机关，打击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

为了开展城市工作，张玉珩在纪儒林的协助下，于1930年末和1931年初，在省城各中等学校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李馥慧(李维民)、姜成(何一民)、纪春林(周化南)等人入党。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张玉珩派李维民到吉长铁路吉林车站开展铁路工人工作，派纪儒林和姜成到榆树、缸窑驻军开展兵运工作，在士兵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几名士兵党员，以便时机成熟，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

张玉珩以省民教馆、图书馆等处为活动据点，同积极分子谈话，向党员部署工作。1931年3月，张玉珩发动和领导了吉林教育界驱逐省教育厅长王伯康的斗争。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省国民党部书记长熙洽，借1930年10月“吉林五中共产党事件”，将思想开明的教育厅长王可耕撤职，换上了保守落后的王伯康。他为效忠熙洽，上台伊始即施展其反动政客伎俩，撤换有进步思想的县教育局长和中小学校长．换上他的亲信。并提出复古读经，反对白话文，意欲扼杀“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成果。王伯康的倒行逆施，激起进步师生的愤慨。张玉珩因势利导，推进了省城学潮，于8月将王伯康赶下台。

1931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制造了“万宝山惨案”。张玉珩立即去汉、朝农民中宣传“万案”的真相，揭露日本帝回主义为侵略中国制造借口，挑拨汉、朝民族关系的阴谋。并在群众中散发了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为了革命事业，张玉珩不辞辛苦，白天奔波宣传，晚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刻写钢板，印刷传单，以“中共吉林县委”、“吉林反帝大同盟”的名义散发，号召“中、朝劳苦群众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搅得警察当局提心吊胆，日夜不得安宁。

(四)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决定撤销吉林县委，将吉林县委改组为吉林特支。张玉珩不再担任吉林特支的书记，省委任命他为省委驻吉林特派员，指导吉林、长春两地工作。这期间，张玉珩先后给省委写了吉林特派员吉字报告第一号、第二号，将吉长的形势，党、团工作，群众工作以及兵运工作的情形，比较详细地进行了汇报。

这年秋天，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张玉珩不能及时得到省委的生活补贴款，交不上房租，不得不经常转换住处。吉林日伪宪兵、警察、特务三天两头查户口，张玉珩是南方人，没有家庭掩护，没有固定职业，处境十分危险。这年冬天，张玉珩为了节省经费和安全，经请示省委同意，退掉租的房子，搬到地下党员李维民家住。因为无钱买油印机和钢板，党的文件和宣传品不能及时翻印送出，张玉珩十分焦急，他曾向省委请求拨款买油印机，但终未实现。后来他同李维民商量，自己动手做了一架土油印机，找一把平钢锉代替钢板，试着刻写党的文件和传单。在漫长的的冬夜里，张玉珩坐在李维民家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一丝不苟地刻着钢板。他是大个子，又是高度近视眼，只能佝偻着身子，扒在小饭桌上，一笔一划地刻着。当时李维民家也很困难，烧火很少，屋里很冷，墙角全是冰霜。坐的时间长了，他就在屋地里踱步，搓搓手，活动一下冻得麻木的双腿，藉以取暖。李维民母亲看张玉珩冻得实在可怜，东拼西凑地为他做了一件棉袄。张玉珩穿在身上，外罩他那件旧棉袍，厚墩墩的，他高兴地说：“暖和!暖和!谢谢大娘啊!”

这年除夕之夜，邻居们都放起鞭炮，迎接新春。可是因为任务紧急，张玉珩如往常一样，仍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他经常彻夜不眠，两眼布满血丝，眼球越发往外突起，他就往眼睛里滴几滴药水。李维民怜惜地劝他说：“今天是三十晚上，不要再工作了。”他微微抬起头来说：“咳!我们的事情多得很，纪念节日快到了，没有革命传单还行吗?”说着，又俯下身去继续工作，直到李维民煮好饺子，摆在桌上的时候他才停下笔，走到李维民母亲面前拱手作揖说：“我给大娘拜年了”。张玉珩同李维民一家人，围在桌边，说说笑笑吃着饺子，愉快地度过了除夕之夜。

这一年冬季，敌寇虽然凶残，白色恐怖笼罩着江城，但因李维民家在吉林有名的“三不管”地方，比较僻静，又有李维民的加意保护，张玉珩很安全、顺利地工作几个月。由于张玉珩的指导，吉、长两地党的组织都有所发展，并培养了当地干部做负责工作，为开展群众性的反日救国斗争打下很好的基础。

(五)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调张玉珩到磐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他到磐石，按中心县委分工，抓干部培训工作。张玉珩主持办干部训练班，培训一批青年骨干，县委将他们派到磐北、磐东农村，连续发动农民暴动和反日游行示威，掀起群众性的反日斗争热潮。

磐石中心县委为贯彻省委指示，扩大赤卫队和打狗队革命武装，决定由张玉珩和省委派到磐石的杨君武(杨佐青)负责组建游击队。当时赤卫队、打狗队的武器很少，不能直接同地主武装“大排队”对抗。为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张玉珩细心侦察比较分散的小股敌人的活动规律。有一次，张玉珩带领十几名赤卫队员，拿着仅有的两支枪和大刀、农具等，埋伏在伪军铁道守备队巡路必经的树林里。他们远远地看见十几名伪军，肩扛大枪懒洋洋地走过来。张玉珩同赤卫队员迅速出击，齐声呐喊：“不许动，举起手来!”伪军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和赤卫队员的威武气概惊呆了，只好乖乖地交枪。赤卫队有了这十几支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更足了。5月16日，共产党员孟洁民成功地领导了老七连哗变，带出19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加上赤卫队原有的武器，可以组建游击队了。

1932年6月4日，经省委批准命名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亦称磐石游击队)，在磐东小孤山正式成立。张玉珩被任命为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这时张玉珩改名张振国，意在驰骋南满，重振国威。这支工农群众的革命武装，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教育队员不准侵扰百姓。6月10日，由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署名发发布告，申明：“本军受全国反日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承担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并劝告群众“切勿听信走狗们的谣言，以自相惊扰”。游击队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农民干活，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许多青年农民，铁路工人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员由开始的30余人，很快增加到50多人。当时，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正在磐石指导游击队的建设工作。鉴于部队武器不足，队员缺乏军事斗争知识和作战经验，特别是缺少有指挥才能的军事干部，杨林指示张振国、杨君武，暂时要隐蔽训练，不能轻易行动。杨林离开磐石后，游击队求战心切，张玉珩根据孙子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原则，在磐东郭家店偷袭伪军骑兵，俘敌一个班，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和马匹。后又设伏袭击日伪“讨伐队”，打死一些敌人，同时，还在磐东、磐北领导群众搞了十多次分粮斗争，镇压了5个恶霸地主，冲垮了地主会兵(大排队)对游击队的围攻。初战胜利，鼓舞了队员的士气，振作了游击队的声威，使日伪当局震惊，地主豪绅仇恨。但是，由于游击队四处出击到处树敌，也暴露了弱点，隐伏着危机。敌人千方百计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一面派兵加紧围剿，一面散布“义勇军是高丽胡子”的谣言，挑拨游击队同人民群众，以及汉、朝两族人民的关系，并派奸细打入游击队，伺机搞破坏。所有这些情况，没有引起游击队领导人张振国、杨君武以及中心县委的警觉，没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策略。因而，没过多久，混入游击队的奸细在郭家店蛊惑部分游击队员携械叛逃，打死一些骨干队员。6月9日，又遭到地主会兵勾结土匪队的袭击，牺牲了3名队员，失掉1O支枪。政委杨君武负伤，游击队受到损失和挫折。

8月下旬，磐石中心县委开会，讨论磐石的形势和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斗争策略，认为在敌伪军的围攻下，磐石革命处于紧急阶段。为了改变局面，保存实力，会议决定将磐石游击队同“常占”山林队合并，任命“常占”首领穆容山为总队长，张振国(张玉珩)为政委，全光兼参谋长，王耿为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大队，大队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心县委将磐石的形势、游击队的处境及人员、枪支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9月初派张玉珩去哈尔滨汇报，将县委报告交给省委。

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与“常占”合并后，有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是配合宋国荣部攻打磐石县城；一次是攻打伊通大地主何家大院。攻破何家大院取得重大胜利，缴获几十支新枪和40多匹马，常占借口这次战利品分配不均，在队内闹摩擦，暗地里同大土匪头子殿臣勾结，妄图吞并工农义勇军。

9月30日，中共满洲省委针对磐石中心县委的报告，给磐石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明确提出要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北游击队。10月2日，张玉珩带着省委的指示信回到磐石。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张玉珩在会上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讨论了对策，决定同“常占”分离。10月21日，第二大队首先动手打死常占的“二当家”(二号头目)和两个心腹，处决了一个叛徒，同常占分离。磐石游击队同常占队分离后，没有按省委指示，恢复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名称，对外报号“五洋”，由孟洁民任总队长，张玉珩任政委。为防止常占报复，把队伍带到桦甸县蜂蜜顶子、常山屯一带活动。当时队伍思想比较混乱，向何处发展立足，中心县委领导思想极不统一。这时有人主张占领吉林八区(旺起屯)，便于补充给养，解决棉服过冬。队伍到达旺起时，受到当地红枪会阻击，为避免同群众武装冲突，“五洋”队又返回常山屯。11月4日，“五洋”队各党小组开会，张玉珩因为不赞成用武装哗变办法同“常占”闹翻，这时被撤销政治委员职务，在队内负责训练队员工作。会上对行动方针意见不一，少数人主张回磐石，多数人主张去东满。最后，经党总支干事会决定，派张玉珩去省委，要求省委速派人来队，“解决一切问题”。

11月6日，张玉珩从驻地出发，经磐石去哈尔滨。他到省委以后，因省委已派杨靖宇到南满巡视，检查指导工作，便将张玉珩留在省委。这期间，张玉珩每天要刻写几千字的党内文件和宣传品，印发给各地党组织。11月29日，张玉珩写完“关于义勇军在胡匪中进行哗变情况”的万言书面报告，交给省委。报告详细地讲述了磐石的形势，中心县委会议讨论情况，以及哗变的过程。从此，张玉珩离开吉林和南满地区，转到北满工作。

(六)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玉珩到哈尔滨道外区任区委书记，在道外祥泰铁工厂当管账先生，改名张敬山，领导道外区群众的抗日工作。

5月1日清晨，哈尔滨车站广场人山人海，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伪建国纪念碑。他们惊喜地看见碑上写着鲜红的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震撼人心的标语，就是道外区委书记张玉珩领人写的。

五一前夕，张玉珩把哈尔滨机械分厂工人反日会员柴好、地下党员老杨，找到祥泰铁工厂。研究五一宣传活动。他们商量决定4月30日深夜，把反日标语写在伪建国纪念碑上。这天后半夜两点钟，火车站没有火车通过，站前死一般寂静。马路旁的路灯，鬼火似的闪着暗淡的微光。这时，一辆马车从霁虹桥驶来，不紧不慢地向车站走去。车上坐着3个人，张玉珩、老杨和赶车的柴好，似送站上火车的样子。马车到站前右侧小树林边停下，老杨掀开坐板取出油漆桶和板刷，随张玉珩跳下马车。柴好站在车上四下了望一下，低声说：“没事，快干吧!”他俩快速奔到纪念碑后隐避起来。老杨跳上台阶蹲好，张玉珩嘴叼刷子，一手提着油桶，一手扶着碑身，蹬在老杨的肩膀上站立起来。老杨站起身，两人加起来3米多高。老张快速地写，老杨逐渐往下蹲，不到5分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8个鲜红的大字就写好了。他们登上马车，柴好扬起鞭子，飞快地消失在夜幕里。

日伪宪兵、警察发现标语，惊恐不安，一面用刺刀、枪托驱赶围观的群众，一面命人用水洗刷。然而，标语是用红铅油写的，用水怎能刷掉?敌人实行戒严，用白布把伪纪念碑围起来，用铲子刻，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把标语铲掉。

7月，张玉珩被省委任命为哈尔滨东区委员会书记，直属省委领导，除了党的基层组织外，还有工会、反日会、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都要经常联系和部署。因为工作忙，张玉珩辞掉了祥泰铁工厂账房先生的职务，生活费靠省委供给。当时省委的经费来源非常困难，只能供给一天两顿饭钱和冬季取暖费用。他为了及时赶到各处联络工作，不得不节省饭钱用在乘车上，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一天，张玉珩在街上遇见李维民，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对他说：“老李啊，请我吃顿饱饭吧!”李维民说：“行，行!我请你吃。”于是，他们在道里八道街一家饭馆，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在虎狼当道的旧社会，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一个职业革命者，要吃一顿饱饭是多么不容易啊!

夏天，省委指示要在北市场举行飞行集会，指定张玉珩同群众见面。在日寇严密统治下，汉奸、特务横行的哈尔滨搞飞行集会，这无异是左倾冒险行动。但党的区委书记张玉珩，为了革命并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张玉珩召集党、团支部书记，工会、反日会和互济会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和分工。决定7月30日中午12时，在道外七道街和八道街之间，真假王麻子膏药铺一带举行“飞行集会”。11点左右，东区三个群众团体会员和党、团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像逛市场似的东游西荡。党、团员按分工监视各自范围的警察、特务。中午到了，“集会司令”、共青团员小王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爆竹，张玉珩提着化装包，立即登上市场中央的板凳上，三个团体的会员忽拉一下把他围住。下班的码头工人、学生和逛市场的市民都凑在外边观看，密密麻麻地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张玉珩激动地高声讲话：“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了!我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我们不能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奴隶……”。张玉珩的话一停，红红绿绿的传单，飘落会场。警察、特务要钻进会场去抓人，但被人群隔住。张玉珩早已换好装，在同志们的簇拥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胡同走掉了。

哈尔滨的冬天滴水成冰，张玉珩租住白俄的房子，屋里仅生一面火墙。他每天工作很晚才回来，煤不足，舍不得多烧火。有一次，他为了保温，在煤还没有烧透时，就提前把火墙插板关上了。深夜，正当他睡熟的时候，煤烟灌满屋子，把他呛晕了，从床上折腾到地下。刚好屋地放一桶水，被他登翻，淌了一地，借着水气，他才苏醒过来。事后，同志们埋怨他不该为节煤不顾安全。他说：“省委经费困难，大家应该节省花啊!”

(七)

1935年5月，满洲省委把在哈尔滨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到外地工作。张玉珩被派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改姓杨，大家称他为杨主任，或“杨瞎子”。张玉珩辗转到达珠河县三军根据地时，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已由军长赵尚志、政委李兆麟率领，转移到松花江北汤原山区进行游击斗争。日寇把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视成眼中钉、肉中刺，派重兵疯狂讨伐。张玉珩没有找到部队，只好同珠河中心县委的同志一起活动。7月下旬，日伪军又加紧对珠河山区进行篦梳式的围剿，张玉珩他们不停脚地转换住处，成天在山沟里同敌军周旋。日军进山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每天都能听到无辜群众凄惨的叫声，到处可以看见被烧毁房屋的残垣断壁。

8月2日．张玉珩同县委书记鲍巨奎、宣传部长冯仲云以及韩光、朱新阳等十多个同志，转移到娄家窝棚山脚下一家农户休息。天已经晌午了，大家既累又饿，请看房的老人做点饭，派一个人在山顶警戒放哨。大家正在吃饭时，有股敌人从沟底树林中的小道窜出来。敌人来的非常突然，山顶站岗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当敌人走到房西二十几步远时，被团县委书记周一夫先看见了，他把饭碗一摔说：“日本鬼子来了!”大家立即分散跑开。因为他们是县委机关干部，没有大枪，只有几支手枪，无法抵抗，只能撤走。当时敌人也愣了一会，看清跑散的人们，敌小队长才下令“卧倒、射击”。大家已跑远一些，但是仍在射程之内。几十个敌人乒乒乓乓一阵乱枪响过之后，张玉珩同另外两位同志倒在血泊里。敌人退去后，冯仲云和朱新阳重新返回来，找到了三位牺牲的战友，将他们的尸体火化了。

张玉珩，为了东北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独立，抛家舍业，从豫南来到东北。他对党忠心耿耿，一贯服从组织分配，他能上能下，从不计较官职高低、个人得失；他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腔热血洒在东北大地上。

张玉珩，原名张玉衡，字德铨，曾化名张振国、张敬山、杨振江。1901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县王里店分郝堂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20年考入浙江大学，1923年毕业后回信阳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汝南县委书记、辽宁台安县党的特支书记、吉林县委书记、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总队长、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是吉林地区党组织和磐石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

1923年，张玉珩参加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张玉珩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负责信阳县的农民运动，经常在贫苦农民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经常在太平山庙会上进行讲演，号召群众声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

1926年春，北伐战争之后，革命之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起来。中共豫南特委为了培养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将张玉珩派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那里直接聆听了毛泽东、夏明翰、邓恩铭等领导人的讲课，学习掌握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策略，吸取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张玉珩在信阳县遭到通缉，被豫南特委派到汝南县工作。张玉珩到汝南后，很快把基层组织恢复起来。同年9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成立中共汝南县委员会，张玉珩任县委书记。从此，他开始酝酿组织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1928年，汝南县委书记张玉珩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特派员周帮彩紧密配合，周密计划，成功地领导了“智取白塔寺”“夜袭高平寺”等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争热情，狠很地打击震慑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

1929年春，张玉珩被派到东北工作，被满洲省委派往辽宁省台安县任特支书记，1930年10月，省委又派他到吉林任吉林县委书记。他初到吉林时，以东局子机器局职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他经常亲自刻写革命传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发展了纪儒林、车成惠、李维民、姜成、纪春林（周化南）等人为中共党员，并在五里河子、东响水河子、双河镇、尤家屯（天北）、青山子等地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共发展了26名党员。

1932年2月，满洲省委为了巩固以磐石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调张玉珩到磐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此时他改名为张振国，负责干部训练班，培养革命骨干。时值磐石中学以孟洁民为首的一批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接受干部训练班的培训，在磐石全县掀起了反日斗争的热潮。他率领干训班学员直接参加到磐北区委组织的“三·七”“四·三”“五·一”“五·七”等农民反日暴动中，使学员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 1932年6月4日，磐石中心县委贯彻省委发展革命武装的指示，正式成立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亦称磐石游击队），张玉珩被任命为总队长，省委特派员杨佐青任政治委员。

1933年初，省委调张玉珩到哈尔滨东区（道外区）任区委书记，化名张敬山（张进山）。“五·一”前夕，张玉珩与工人积极分子柴好等人研究“要给日本侵略者一点颜色看看”。于是，在4月30日深夜，柴好赶着一辆马车，装成接送站的样子，在哈尔滨战前广场转了一圈，没发现有巡逻的警察，张玉珩和老杨乘势溜到伪建国纪念碑下，借着旁边小树林的掩护，搭起人梯，张玉珩迅速在碑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红漆大字标语，表达了群众的抗日心声。

1935年5月，张玉珩被省委派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改名杨振江，大家都称他杨主任。这年夏季，日本侵略军对三军根据地——黑龙江省珠河县（现尚志县）进行铁壁合围“大讨伐”，三军主力暂时撤离珠河县，张玉珩随同珠河中心县委书记鲍巨奎、宣传部长冯仲云、团省委巡视员韩光以及团县委的干部坚持在珠河山区斗争。

1935年8月2日，张玉珩率部到达汤原县娄家窝棚一农舍休息，正在吃午饭时，一支日本讨伐队突然从山间小路窜来与我部发生激战，在这次遭遇战中，张玉珩与两名同志被日本鬼子的枪弹击中，英勇牺牲。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