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常

　　王树常，字庭五，1885年9月1l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三日)生于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肖寨门乡南三台子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王父锡珠，兄弟两人，迨至王锡珠支撑门户时，家道开始中落。王树常兄弟五人，他适其中。王树常自幼丧母，幸遇家中贤慧女工李周氏悉心照料，不致孤苦无依。童年的不幸使他养成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和矢志不渝地奋发读书、希冀出人头地、显赫门楣的抱负，因此才有后来两次负笈东渡求知于异国并获取较高学历的经历。王显赫后，不忘李周氏的抚育之情，遇有回籍省亲，从不先到族中，而是微服简从，安步当车，去拜见李周氏，以报桑梓养育之恩。后来王树常官至河北省主席时，又把周氏之孙李玉明带在任上为贴身侍从，这种知恩必报的品德，时至今日，当地还有传闻。王父思想开明，较少保守，宿志供晚辈读书。王树常幼年入村塾童馆启蒙，严冬酷暑，伏案攻读。稍长，专攻四书五经，兼浏览佛道经典，得到金石碑帖更是爱不释手。久之，练就一手秀丽挺拔的蝇头小楷，在侪辈0类拔萃。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奉天首创大学堂，王树常届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时他四处求师就傅，长足进取，终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赏识，选派其留学日本，入军事学校，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张群均有往还。

　　l911年秋，王树常毕业归国，时值武昌首义告捷，遂先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未几，去南京参谋部第二局充任一等科员。I912年随参谋部迁到北京。l917年陆军部再度选派王树常去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发妻相伴同行，并在日本喜得长子。1919年岁末王树常学成回国，任北洋政府参谋部第四局第四科上校科长。后调任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参谋长、奉天“镇威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争结束后，王赴黑龙江省督军公署任少将参谋长，兼任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王在督军署初遭吴俊升的冷眼相待。但由于他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勤奋，对吴也多毕恭毕敬，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吴俊升心目中的“王诸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奉军大败曹、吴，实力猛增，占有八省地盘。张作霖分别派杨宇霆、姜登选出任苏、皖二省督办。王树常调任奉天上将军公署总参议。郭松龄功绩本在杨、姜之上，而封赏却在其下，因而引起郭松龄的思变之心。第二次直奉战后，政治暗潮迭起，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满意地盘而对张作霖衔恨在心，张作霖出兵沪宁又威胁到浙督孙传芳的地位。因此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表示弃嫌修好，终干掀起反奉风潮。孙传芳首先发难，驱逐苏皖境内的奉军。苏皖二督狼狈出关。鲁督张宗昌南下增援被阻，孙传芳旋即轻取徐州。此时郭松龄暗中在天津策划，联络冯玉祥、李景林等共同反对张作霖。张对此有所察觉，欲立即召回郭松龄，时王树常从旁劝张要慎重，此事不宜操之过急，以免激之生变。张作霖认接3重识别力劝其父退兵出关。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和平息争”佳电，随后奉军全部转移到滦东集结。王树常受命由阜平、龙泉阳向滦东集结，因预先设有浮桥，得以顺利通过。后张作霖见求和无望，遂于6月2日通电声明退出北京。6月4日晨回奉，专车遭到日本关东军暗算，张作霖被炸，因流血过多旋即殒命。张学良闻讯出关奔丧，并下令奉军继续东撤。9月杨字霆指挥于学忠、王树常等各奉军缴械收编了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奉军在关内的战事始告结束。

　　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在奉天召开大会，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王树常是17委员之一。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先整编军队，取消军师番号，以旅为单位。王树常任军事参议官兼军令厅长。

　　王树常发迹后，不仗势欺压乡里。王家曾与同村韩家因茔地之事发生纠纷，王得讯后告诫家人要宽宏忍让，不可因小事伤了邻里和气，因此没有经官得以0解决。王在宦海生涯中少与人争名夺利，深受张氏父子器重。王父病危时，张作霖馈赠发丧费甚厚。张作霖死后，王是以张学良马首是瞻的所谓新派，在张学良的左右运筹帷幄，处理军国大事。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图谋对中国扩大侵略，东北局势相当复杂和紧张。为联系方便，张学良和王树常的办公室装上直通电话，以便二人深夜通话商讨对策，与日本人周旋，妥善处理了“皇姑屯事件”的善后事宜。

　　王树常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0。支持张学良“易帜”。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王树常为奉天省政府委员。

　　1929年中苏关系尚未恶化时，张学良曾派王树常赴南京，力陈对苏联不宜诉诸武力的意见。胡汉民对王树常说：“你是军人，怎么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很弱，他不敢如何。”蒋介石接过去说：“你不必说了，我已有电话给汉卿了。”王树常怏怏而回。同年夏秋间， 中东路总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纷纷电告张学良，要求派兵黑龙江，吉林强制接收中东路。张学良约王树常、王树翰，邹作华和刘翼飞等开会研究。这些人对苏联用兵表示消极。后来防俄战役开始，张学良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出发时，辽宁省民众30000多人在省城-欢送王树常出征。王率军进驻哈长、哈绥各线要隘布防，令刘翼飞率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工事，准备迎敌。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本来对防俄就是消极的，对王树常率辽宁部队开赴吉林，主持东线作战，更是怀有很深的疑惧和不安。他认为王树常有觊觎吉林地盘改客为主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也为吉林方面对他的态度而踌躇，深怕与这位东北军元老发生冲突。为此，王树常在出发前曾向张学良提出派他当军长去东线指挥作战，务必把张廷枢(张作相之子)的步兵第十二旅编入第一军序列之内。王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仍未能解除张作相的疑虑，张作相授意王树常留日同学丁超，向王渗透最好不要进出一面坡以东地区，以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为此，王树常抵达哈尔滨之后就不再前进，终日无所事事，以打扑克练字为消遣，以致外间不明内情的人指责王树常抗俄态度消极，实际上王树常有他难言的苦衷。

　　东北边防公署派东北航空大队第二队配属给“防俄”第一军。空军运抵哈尔滨之日，恰是吉林李杜所部在松花江畔苦战，追切需要空军支援之时，而王树常却决定将所有飞机全部分配给他的同学丁超，可见王树常用心良苦之一斑。派系间的利害冲突给东俄战局造成严重损失，后来在东北边防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召开的敌情分析会上，李杜说王树常没把军队主力用于松花江方面是缺乏战略眼光。他说：“以前吴大帅很推崇王庭五的军事才能，称他为‘王诸葛’。在东北军军官中数他的学历高，声誉好，我一向很景仰他，现在看来还不是将才。”

　　1930年蒋，阎、冯新军阀中原混战，各方代表云集沈阳，对张学良进行拉拢活动。为此张学良举行一次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问题。王树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东北军元老张作相持不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王树翰则力主与蒋合作，而王树常则表示静听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本人亦举棋不定。后来张学良到锦西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典礼，吴铁城以南京铁道部代表身份为开工纪念碑揭幕，蒋介石的代表刘光亦带有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来锦，交与张学良，以此拉拢张出兵。然而张并未马上答应，直至蒋介石的军队占领济南，阎军退到黄河北岸，才于9月出兵关内，进行武装调停。张学良发布进军关内的动员会，先行编组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兼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任河北省主席，司令部设在天津市内。之后，张学良在奉天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负责晋军、西北军及石友三所部的整编工作。

　　1931年5月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石友三趁张学良因病住院之际，在天津日本驻屯军的唆使下，欲发动叛乱，密电被副司令行营译电员破译，于是参谋长戢翼翘立即召开会议，王树常，万福麟、于学忠等参加，共同助商对策，并从关外急调东北军入关增强防务。副司令行营发布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王统辖步骑五个旅，外加一个炮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石友三的叛军在于学忠和王树常的一、二集团军的迎头痛击下彻底溃败。蒋介石借此机会对于学忠，王树常进行拉拢，赠款各10万元。事后，于学忠、王树常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他们如数收下。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正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下，苦无上策，只能电告“避免冲突，不加抵抗。”与此同时，张又电请南京，但得到蒋的指示仍是“不能打”、“静候‘国联’处理”云云。张学良唯中央之命是从。所以，这一夜凡是沈阳来的电话都立即转报南京，南京来的指示，即刻电告沈阳“听命中央”。当时陪坐的有王树常、戢翼翘，万福麟、荆有岩等，亦皆缄默不语。

　　王树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主张积极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也感到老家丢了，父仇未报又添国难，不明-的人都痛诋他失职，举国上下责难不已。新仇旧恨，促使他决心罄出家底也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张学良把关内东北军编为以于学忠为第一军，王树常为第二军的两个军开往关外，加强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州、锦西、兴城一带与日军决一死战。但由于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撤兵，对日妥协，拆除了大凌河防线，全部撤进关内。

　　王树常在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天津地方局势颇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收买当地汉奸及青红帮头子张璧、李际春，纠集地痞流氓500人(号称2000人)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本租界为巢穴，不断出来骚扰，滋生事端，制造了一起武装-事件，藉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乘混乱之际把寄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逊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去，此其目的之一也。其二，日本准备进攻锦州利用“便衣队”的-，钳制在华北的东北军出关援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由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一手操纵和导演的这次便衣队武装-持续了一个多月，给天津市民带来灾难。

　　1931年11月8日夜11时30分，便衣队分三股窜出日租界，在市区进行扰乱，突然枪声四起，居民从梦中惊醒，不知何事，惊恐万状。

　　-发生前三天，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兼-长)，已获悉“驻津日人军方和领事馆，主使我国失意军人张璧、李际春及天津青红帮一部分首领和著名匪首曹华阳、肖云峰、高鹏九等，要组织‘便衣队’实行暴力”等情报，于是召集省市军政党警及保安主管官员联席会议，研究对策。然后命令各保安警卫队严加戒备，必要时可调姚东藩第十五旅协助会剿。王树常在会上严正表示：“我是军人，守土有责，如果有-闹事，扰乱天津，遇事必须因时制宜，刚柔相济，深思熟虑，妥筹解决。但我绝不做臧式毅(臧在“九一八”时任辽省政府主席)当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由于事前有所准备，迨便衣队窜出日租界时，即受到保安队和警察的狙击，战斗直至拂晓，终于击溃了便衣队的进犯。11月9日上午11时，王树常及市长张学铭在张的私宅召见各国驻天津领事，介绍-经过和当局戡乱之决心，并照会日本领事馆，为维持市内治安，保护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协助肃清匪徒，指出：“日本租界藏匿暴徒，中国官方无法肃清，今后如有危害侨民生命财产之事发生，应由日方负责，与中国无干。”便衣队在8日夜的-中没有得到便宜，随即于9、10两日由日人亲自出马进行捣乱。他们派日官兵身着中国百姓服装，混过防线，其中有4名宪兵竟闯进王树常军部的卫队营房，被中国卫兵拘讯，经盘查才承认他们是执行侦察谍报任务的。日方得知后，马上派一名少尉带5名宪兵到省政府径直向王树常要人，其态度极为蛮横，说他们是被中国军队掳进兵营的，惨遭毒刑，性命不保，对此提出“ ”，说这是对日本的不友好行为。王树常当即驳斥之：“我们的卫队有理由、有权力执行警卫任务。”“你们宪兵穿中国百姓服装闯入我的兵营是不合法的，正要照会贵军司令部究办。”日军少尉被驳得张口结舌，自知理亏，开始软了下来。日军少尉无理纠缠竞长达3个小时，最后向王树常提出3个条件：要求中国赔偿医药费、服装费500元，最后逼迫中国让步，把扣押宪兵领回去才算了事。对于日本侵略者，王树常曾说：“日本在东北，是强盗行为。在天津，则是贼窃手段。一面是抢抢夺夺，一面是偷偷摸摸。”真是一针见血。

　　王树常为了应付特殊环境，于12日命令成立天津-司令部，张贴布告周知全市。张学铭任司令。但便衣队的-抢劫仍时有发生，后来竞发展到昼夜-，连南市警察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队占领，—连多日枪声不绝，人心惶惶，市民叫苦不迭。 面对事态的发展，王树常除向张学良及时报告外，还同张学铭联名电告南京，报告津变过程。讵料1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训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御工事与日本司令香椎谈判。”王树常接电令后悲愤交加，对其秘书说：“我老家辽中，未放一枪就叫小日本给占了。我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天地良心，不能让天津成为东北的继续，我真不知道中央是怎么想的。这训令不能公开，你存档吧!”王树常按南京政府的训令，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会谈，几经磋商，按日本无理要求消除敌对情绪，拆除距日租界30O米以外的防御工事，并在这个区域内恢复警察岗哨。以后，王树常每谈及此，都感到是莫大的耻辱。

　　日本视中国地方当局的忍让为软弱可欺，就在中国方面拆除防御工事后，便衣队在日军机枪的掩护下，11月26日又发动了攻势。保安队当即予以还击，香椎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用重炮对天津市区疯狂地轰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方提出 ，谴责日本-天津居民的暴行。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树常调十五旅参战为由，向中方提出“质问”，要求中国撤兵。同时提出惩处河北省及天津市军政长官的无理要求。一批汉奸，也大造舆论要求撤换省市军政长官，妄图把这场汉奸特务的-说成是当地群众由于不满省市当局所造成的。王树常迫于压力则表示同意让步。

　　王树常镇压便衣队-的态度虽然坚决，但屈于蒋介石的压力，行动上不可能果断，加之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无法根除，天津形势依然紧张。王树常只得采取每日-的消极办法，地方上的小商、小贩以及三轮车夫均叫苦不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计，直接受害者约30000人之众。天津市各界对王树常颇多指责，使他压力很大。于是便向张学良提出辞呈。鉴于王树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势，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很难应付，你做事果断，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此时河北地方也有人抨击王树常所任用者多为东北人，而用当地人甚少。

　　l932年8月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情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曾释放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张学良于北平誓师，率东北军投入抗战，王树常参与帷幄运筹。 3月热河失守，张学良-下野出国“考察”，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王树常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特别是对张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十分不满，但他为人怯懦，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1935年夏日本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王树常被解除平津卫戍司令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曾命王树常去西安接替张学良职务，整编东北军，达到瓦解东北军上层集团的阴险目的。王识破其险恶用心，严正地拒绝了这一安排。 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任令王树常继朱绍良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未就。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有甲、乙两案。于学忠接到甲，乙两案指示后，曾电留居平津的东北人士，征询意见，并希望推代表，同西安代表何柱国共赴溪口晤张。由张作相、万福麒、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常、汤玉麟、胡毓坤、陈兴亚、高纪毅等人，在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大家一致赞同万福麟的意见，实行甲案，继由东北元老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赴溪口晤张。东北军整编后，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副主任和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未就。1937年11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王不久随军避往华南，即辞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职，在野赋闲。未几举家迁往香港，旋即送子去美国读书，而其眷属由香港迁往上海。 l940年王树常由美国回到上海，后又迂回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又举家迂到北平隐居。王树常不为日伪汉奸的高官厚禄所诱，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王树常希冀国共两党继续合作，以图和平建国，造福于人民，他曾去南京找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但蒋介石一意孤行要打内战，王痛心疾首，因此他始终没有卷入内战漩涡。蒋介石曾一度想利用其在东北的影响。任命他为东北行辕主任，因遭陈诚、何应钦反对而作罢。事后张群向王泄露这一内幕。王一怒之下要求退役，这一“上将退役”事件，当时曾轰动国民党军政界。

　　北平解放前夕，蒋介石曾给王树常送去飞机票，要王氏夫妇去南京，王则借口年老体弱，家小众多，拒绝随国民党南逃而留居北平。后来他为北平和平解放积极奔走斡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北平解放后，王树常得到妥善安排，周总理曾经给予亲切关怀。

　　新中国诞生后，王树常积极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他曾出任水电部参事室参事，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王树常于196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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