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声

黄显声人物生平

黄显声早年曾就读于安东道立中学。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迫离校。 “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次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服务于东北军。他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信任，一再提升。

1928年，他任第一旅（即卫队旅）旅长负责沈阳警卫，保护张的安全。在同亲日派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张学良一边，并以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张产生过一定影响。

1930年，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雷厉风行地整顿了社会秩序，并开展禁烟、禁赌的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夕，黄显声已经通过一些渠道获知了日本人即将发动事变侵略东北的消息 ，他努力搜集情报、向上反映，请示对策。但由于蒋介石不可抵抗的密令，使他不能有所作为。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公安督察长熊飞报告，称当天早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已经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并闻有谋，有可能采取爆发行动。 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当晚就到公安局坐阵以待，并严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队待令行动。 下令将下属的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他自己从9月初开始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立即投入了抗击日军的战斗中。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军果然发动事变，随机炮轰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的营房。19日早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当时沈阳南市场、三经街等公安分局均按黄显声的命令奋起抵抗，这是当时沈阳唯一 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率领公安局各分局、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抗击，直到确实无力继续抵抗，才下令退出沈阳。在如今的沈阳二经街一带，黄显声指挥警察依靠一些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警察们的轻武器难以抵挡日军坦克的攻击，因伤亡太大被迫撤离。 其后，他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转战于辽南、辽西一带，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1932年秋，其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

撤到锦州后，黄显声继续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抗战，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而黄显声作为一个历史明白人在这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前他扩充的12支警察部队成为东北各路义勇军的重要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显声也因此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

1931年10月上旬，黄显声在锦州召开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根据会议精神，刘澜波起草了组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方案实施后，辽西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而且抗日烽火很快燃烧到白山黑水之间。 1931年10月，黄显声的部队消灭了汉奸凌印青和日本特务仓风繁太郎等组织的 “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 “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布防。 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他又率部出关迎敌，在百马关一带进击日本侵略者，他的部队让日伪军头痛不已。

1933年长城抗战开始，他又率部出关迎敌，在百马关一带进击日本侵略者。后因国民党二五师尾随监督胁迫，不得不忍痛撤回，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于是，他通过其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与中共北方局联系，派来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骑二师开展工作，并在骑二师建立了中共党组织。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骑二师的政治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抗日气氛十分浓厚，他也因其爱国热忱和进步思想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和蒋介石集团的忌恨。蒋介石为分化东北军，曾以高官厚禄利诱他，被其拒绝。尔后，又宣布调东北军到南方参加“剿共”，他联合东北军将领拒不服从命令，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1935年，张学良回国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后，成立了一个骑兵军。经张学良坚请，蒋介石才同意让黄显声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部队驻防陕甘一带。他一再向张进言，不要上蒋“一石二鸟”政策的当，要联共抗日，并拒不执行“剿共”的命令。蒋介石建立此军的目的是为了“剿共”，但由于黄显声接纳了刘澜波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向其渗透的联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让共产党在骑兵军的七团、十六团建立了组织，致使蒋介石的意图落空，而骑兵军则成为驻防西北的东北军中唯一 没有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生过任何敌对行动的部队。期间，他还曾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劝其与共产党合作，逼蒋抗日。每与张论及“还乡大业”时，必慷慨陈词，直抒利弊。后来，为了表明自己耻于参与“剿共”战事，他索性离开了骑兵军军部，留居平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没忘记向张学良推荐共产党员刘澜波到总部四处（政治处）任科长，并委托刘澜波“将党的政策向张学良作诚恳的解释”。

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西安成立了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把分散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确定了“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转变到抗日战线上来”的工作方针。与此同时，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后，张学良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

为了改造东北军，培养青年抗日骨干军官，5月，张学良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办起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同年七八月间，东工委改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由当时兼任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负责。就在这个期间，黄显声被我党接受为中共特别党员。此后，他把对党对共产主义的真情实感隐藏在心底，在另一条战线上更加自觉地为党的事业工作。10月，训练团第三期将结束时，张学良特调黄显声接任教育长。期间，训练团在东工委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学员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也提高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联共抗日的思想认识，对促使这两支队伍后来与共产党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6年8月，黄显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冬，他受张的委派到河北任五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他到任后，支持扶助了一一六师吕正操等部，使之成为该军的抗日中坚。同时，撤掉一批腐败分子，吸收了一批爱国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参加军内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表示坚决拥护，并做好了迎战准备。就是张学良被扣之后，也未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拉出自己的部队，在漳河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激战，重创日军，但他的队伍也遭到重大损失。当他正收拾残部、准备再战时，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只身奔赴武汉，相商大计。到武汉后，他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为营救张将军奔走呼号。当他认识到这是徒劳时，便转向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曾将党从香港运来的物资以及他在西安和五三军保存的武器，一次次送往延安；并组织东北籍进步青年和老部下，赴延安考察学习。

1938年春，他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邀请，准备去延安参加抗大的领导工作。蒋介石始终视他为眼中钉 ，就在他决定动身离开武汉的前夕，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他。特务机关对其多次审讯，企图从他身上多找些材料，以罗织所谓“通共”，“联络东北军反抗中央”的罪名，但都被他严词驳斥。他先后被关押在武汉稽查处、湖南益阳、贵州息烽，最后被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监禁，使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摧残。但他宁死不屈、经常对狱中难友说：咱们要“虎入笼中威不倒。”在狱中，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他始终尽自己的努力，为难友、为同志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并始终坚定的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党组织对他一直非常信任，白公馆地下党组织曾指示陈然与他联系，从他那里获取报纸上的消息，以此为信息来源，办起了白公馆版的《挺进报》。1949年11月27日下午，他在离白公馆约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被刽子手枪杀，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