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栗名人彭康介绍
彭康（1901年8月-1968年3月），字子劼，江西省上栗县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彭康是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
1952年起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56年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并担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掌校期间，交通大学经历了建国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为交通大学西迁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1968年3月，彭康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6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交大举行了“彭康同志追悼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由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主持，胡耀邦等送了花圈。
彭康人物生平
1901年8月26日，彭康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福田镇双源村南岭下村。
1916年，彭康毕业于江西省萍乡中学。
1917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
1924年，彭康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消息传到日本京都的帝国大学，来自江西的中国留学生彭康拍案而起，毅然抛弃即将到手的学位和毕业证书，赶赴血与火考验中的上海。彭康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
1928年11月，彭康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康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传播共产主义真理，参与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我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战士。这之后，彭康身陷国民党牢狱长达7年半，英勇不屈，斗志更坚。出狱后，彭康即奔赴战斗岗位，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工作，董必武亲自恢复他的组织关系。武汉失陷后到重庆，后转延安。
1930年2月15日，彭康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等5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4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至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加上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7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
1945年，彭康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彭康先后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代理书记、湖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宣传部长、淮南路西区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中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等职。
建国后，彭康历任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
1952年，彭康率代表团赴东欧各国考察文教事业。同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
1953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批复彭康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同年，彭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彭康积极率领交通大学西迁西安。历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等职。
1968年3月，彭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6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交大举行了“彭康同志追悼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由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主持，胡耀邦等送了花圈。
彭康人物成就
彭康是二十世纪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
在彭康出任交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期间，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建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完善院系和学科体系，制订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促进交大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彭康到交大任职之际，正当学校全面开展教学改革。他积极倡导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尊重来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建议。由于改革要求过高过急，在院系调整和重组教研室的情况下仓促开课，教研室工作一度出现被动、混乱，彭康及时进行调查研究，采取各种办法努力克服忙乱现象，逐步安定教学秩序。鉴于改革铺开的面太广，步伐不稳，他在校务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出某些课程内容精简、某些课程缓开、程度较差的学生免修俄文、考试测验暂停3周等建议。他认为苏联的经验与中国国情并不完全吻合，苏联大学是5年制，而我国大学是4年制，因此提出运用苏联教材、制订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采用，又要有充分准备，要求全体教师积极备课，对课程内容进行适量缩减，根据学生的实际程度和接受能力来传授，以提高课堂效率。当他发现学生健康水平有所下降时，便果断地中止“六节一贯制”（即一个上午连上六节课，然后吃中饭；一周共排三十六节课）的试验，对学生作息时间作了调整。他十分尊重陈大燮、张鸿、钟兆琳、赵富鑫等教授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要求教务等部门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制订出适合国情的“四年教学规划”。这样通过一边实践、一边改革、一边调整，彭康不断检验并总结出符合实际的教学经验，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还要很好总结运用我国过去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注意“发扬老交大的优良教学传统”，并希望教师、干部要“领会苏联教学经验的思想性”。在当时政治气氛下，彭康说要“发扬老交大优良教学传统”，这是很不容易的。
彭康人物评价
彭康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也是具有深厚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陕西日报评）
彭康老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功勋人物，是西安交大的领路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宫辉评）
彭康同志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开拓者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是交通大学西迁的奠基人，用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在西北大地上谱写了华章，为陕西建设高等教育强省和科教兴国奠定了基础。（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评）
彭康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我们上栗人民的优秀儿女，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献身教育的一生，他的光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传承，家乡人引以为豪。（江西省上栗县委宣传部部长熊渊评）
彭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教育和革命事业，他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思想品格、先进的教育思想，铸就出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汇聚为西安交大两甲子的辉煌。（光明网评）
彭康后世纪念
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
2006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成立，以彭康老校长名字命名。是西安交通大学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书院。
彭康校长铜像
2001年8月，西安交通大学举办各种活动，纪念曾率领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西北古城、被尊为西部大开发的“开拓者”彭康同志百年诞辰，缅怀彭康同志对我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在西安交大花木扶疏的西花园，举行了彭康校长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115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2016年9月23日，彭康先生诞辰11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西安交通大学隆重举行。会上播放了纪念短片《光辉的榜样 永恒的丰碑》，回顾了彭康校长奋斗求索的人生历程。彭康先生是交通大学西迁丰碑的重要奠基者，是开创西安交通大学千秋基业的杰出领头人。
《彭康传》
2016年9月，在彭康校长诞辰115周年来临之际，西安交大计划组织撰写《彭康传》，缅怀彭康历史，传承彭康精神。
彭康生平业绩陈列室
2021年6月21日，彭康生平业绩陈列室在江西萍乡上栗县挂牌开馆。
西安交大举办纪念彭康校长诞辰120周年活动
2021年8月26日是彭康校长诞辰120周年。当日上午，“听党指挥跟党走，爱国奋斗勇担当——纪念彭康校长诞辰120周年”主题活动在西安交大西花园彭康校长雕塑前举行。此次活动旨在缅怀追忆彭康老校长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格。
彭康补充介绍
彭康(1901～1968)原名子劼，又名坚，号嘉生。江西萍乡彭高镇(今属江西上栗)人。1919年萍乡彭高镇(今属江西上栗)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鹿几岛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文科。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内风云突变。刚刚修完帝国大学全部课程的彭康，急切地希望早日返回祖国参加革命斗争。他顾不得撰写毕业论文，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证书，于同年秋天回到了祖国。11月到上海，在-下参加文学团体创造社，从事《文化批判》等刊物的和出版工作，撰写了有关文艺、哲学方面的理论文章，诸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新文化的根本任务》《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等。此时，他还在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兼任哲学教授，利用讲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革命的大众的文化艺术，号召人民“学习辩证法以清算一切反动思想，解决一切紧迫的问题”，成为当时文艺评论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1928年5月彭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创造社中共党团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等职。同年底，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9年，彭参加中共闸北区委、中共沪中区委工作期间，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著作；还出版了文集《前奏曲》。就在他紧张进行译著之时，创造社被国民党封闭。他即与鲁迅、夏衍等组织成立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继续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1930年4月，彭因收藏遇害同志遗留的0，不慎失密被捕。租界临时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进行违反-宣传”的罪名判了他七年刑。在提篮桥监狱，他虽饱尝肉体折磨，被搞得妻离子散，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利用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传共产主义真理。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彭获释出狱，恢复了中共党籍，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为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了贡献。1941年5月，彭调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调查研究室副主任，主办《江淮日报》，华中局党刊《真理报》。华中党校开办后，彭任副校长(刘少奇为校长)，后兼党委书记。1945年春调任建设大学校长，曾讲授《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等专题课程。
1945年12月以后，彭先后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文化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中共渤海区委副书记、华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战争年代，他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岗位上，不仅熟悉党的办学传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掌握了严谨的治校艺术，为他解放后在高等教育战线做出卓越成绩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大学与原国立山东大学合并为山东大学，彭被任命为校长。此时，他仍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校校长，还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1952年9月，彭作为中国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赴东欧六国和苏联考察，历时七个月，1953年4月1日回国前，他被任命为设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校长兼校中共委员会书记。
经过1952年院系大规模调整的交通大学，已成为一所完整的机电类工业大学。彭到任后，发扬老交大的优良传统，借鉴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加上他战争年代办学的实践，领导师生进行全面教学改革，提高了交通大学的教学水平与学术水平，不仅满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也为以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打下了基础。
1955年，国务院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际形势调整工业和教育布局，决定交通大学自1956年起内迁西安。4月9日，彭接到高教部电话通知后，即召开校党政领导班子会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进行传达，并多次与教师、职工、民主党派成员座谈，阐明迁校意义，进行思想动员；还亲赴西安勘察新校校址，组织师生员工和家属代表去西北参观。在绝大多数人员拥护国务院决定的前提下，彭主持校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按照决议，彭一边督促西安加紧新校建设，一边组织迁校工作的领导机构与工作机构，做好搬迁前的准备工作。到1956年暑假，10万平方米的新校舍在西安落成，6000名师生员工和家属由上海搬到西安，加上当年面向全国招收的200 0名新生，西安校区已有8000人，第一期搬迁任务按计划完成，留在上海的1000余名学生和几百名教师，计划在1957年暑假全部迁完。
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沿海工业内迁计划的调整，交通大学部分师生对迁校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到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时一下迸发出来，大部分人认为迁校没有必要，并要求把已经迁到西安的人员和物资搬回上海。彭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并成立五人小组研究处理迁校问题，5月19日又带上汇总起来的意见赴京汇报。6月4日，周恩来在京召开中央有关部委和交大代表出席的会议，对交大西迁作了长篇讲话，提出坚决搬往西安、全部迁回上海和愿留西安的留在西安三种方案交交大师生讨论。彭等回沪后，传达周恩来讲话，发动师生继续讨论迁校问题。在高教部、中共上海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讨论至为热烈，但意见难趋统一。彭看全部西迁已无可能，回迁上海困难更大，自愿支援西北等于一句空话，遂根据杨秀峰部长6月23日提出的“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建议，在6月25日的校常委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交大，两个部分，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方案，得到校委、党委的一致通过和广大师生的赞同。这一方案很快得到高教部和国务院的批准，到1958年暑假，交通大学的西迁任务顺利完成。
此后一年，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忙坏了彭康这位一校之长。他以饱满的热情在两地奔波，较好地完成了院系调整。随着高等院校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交大的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又都被确定为全国的重点大学，教育部于1959年6月呈请国务院，拟将交大的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独立成两个学校，上海部分改称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任西安交大校长。7月3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9月23日，彭在西安交大全校大会上宣布国务院文件时说：一个大学变成两个大学，这是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更便于今后的继续发展。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彭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即使在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刻，他也没有忘记教书育人这个教育工作者的根本职责，一直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主义高等教育的规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诸如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教书育人这个中心，培养又红又专高质量的科技人才是学校的根本任务，等等。在1958年教育革命0现“左”的冲击时，交大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比较能够稳住阵脚。彭对以“劳动代替课堂教学”、以生产代替科研的做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引导师生总结经验，尊重教学规律。他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学生是接受间接知识的，教学不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应先传授知识、理论，然后在实践中去验证、运用”。他曾多次纠正不尊重知识分子，要专家、教授写血书、“拔白旗”等错误做法。他要求学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同志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说：“政治挂帅”，就是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把思想工作做到业务里去，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业务里有许多思想工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解决，解决好了业务中的思想问题，也就是政治统帅业务了。如果不这样，政治就会脱离业务，政治就会落空。”他对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鼓吹的那一套 做法作了 ，说：不要讲毛主席语录进课堂，应该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教学与科研工作，走 不好，应该实事求是。为了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在1964年共青团西安交大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号召青年学生在“创三好”的同时，还要努力做到“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造成生动活泼的、民主的、有纪律的、心情舒畅的学习环境。在他的努力下，交通大学从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到分别独立建校，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特别是西安交通大学，经他多年辛勤培育，使其在大西北生根开花，成为中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和重要的教学、科研基地。彭也因此被人们誉为西安交大的奠基人。彭到陕西后，还兼任中科院陕西分院副院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彭便被诬为“三反分子”，遭受批斗。1968年3月28日上午在游斗中被破孩致死。1978年，中共陕西省委为他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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