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朱寿桐人物经历

2001-2002年间作为访问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研究，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在内地10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或研究员。因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到访过奥地利、俄罗斯、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丹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及香港地区的一些著名大学。现为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

社会与学术兼职

兼任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广东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民进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江苏省教育委员会主任；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丁芒文学艺术网总编 。2012年5月被聘用为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

朱寿桐主要贡献

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学术月刊》《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中国电视》《电影艺术》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3篇、《文学评论》9篇，为《新华文摘》转载7篇），出版《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朱寿桐论戏剧》《民生新闻概论》等专著16部。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跨世纪人才”基金和“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项目各1项，目前还主持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

学术成果

对外及对台港澳地区学术交流方面，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校专任教授；日本九州大学访问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马来西亚韩江学院客座教授；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另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访问过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意大利比萨大学、香港大学等。朱寿桐教授已出版的学术专著

★《创造社作家研究》

与武继平共同主编，日本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本书系创造社作家研究的专题论文集，收入朱寿桐的论文《创造社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研究》《博多湾风物与郭沫若文学及文学活动：论辩与考订》。另收入朱寿桐在日讲学期间参与指导的博士课程和硕士课程论文5篇，译文2篇，资料一篇。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

朱寿桐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朱寿桐撰写导论部分以及第一编全部，第二编的大部分。这是国内第一部以现代主义为专题的文学史专著。

★《新月派的绅士风情》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是作者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成果之一。

★《殉情的罗曼司－－创造社的文学倾向》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是《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的姊妹篇。

★《宽容的魔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导引》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

与邹恬教授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酒神的灵光－－文学情绪论》

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丁芒文集》

朱寿桐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朱寿桐教授已出版的学术随笔和文学传记

☆《幽默与政治家》，（署名：郑舍农）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郭沫若 安娜》，（署名：郑舍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文学研究

《批评与学术的乖谬》 朱寿桐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逐步脱离了意识形态的规约与限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学术队伍，积累了丰硕辉煌的学术成果。在巨大成就的背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乃至于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存在相当多的理论问题需要反思，其中包括如何界定和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这样的问题。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研究，但与文学史的研究、文学规律的探询和文学理论的探讨等等并不是一回事，后者一般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而前者则属于文学评论。也许有人会说，有必要做这样的区分吗？能分得那么清楚吗？后一个疑问恰恰切中问题的要害：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的区别，确实很难截然区分清楚，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区分的必要。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在理论上明确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分别，哪怕有这样的意识，无论对于建构学术研究的某种规范，还是对于增强文学批评的活力，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

到目前为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学术的规范性建设似乎还欠火候，这不仅影响了相关研究成果水平的提高，而且也部分地造成了这类研究门槛较低、学风粗糙的状况。造成这样的状况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未能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区分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其中一个较为深层的原因。从学术评价、学术推介到学术管理、学术生产等各个环节普遍忽略这样的区分，导致文学的学术研究失去了相对于文学批评的规范性，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出批评化、评论化的趋向，同时也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在学术化、经院化的做作处理中失去自身的活力和灵性。这是文学研究体例上型类的混杂，有必要加以克服，以促进文学研究有序、健康地发展。

诚然，在实际的学术操作中明确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并不容易，但中国文学研究界面临的情境恰恰是，人们从来没有试图做这样的区分，反而通过学术权力主导着这两种型类的混杂。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刊物叫做《文学评论》，其命名尽管体现着某种历史的、政治的无奈，但却在权威性的暗示中模糊甚至抹煞了文学的学术研究与一般文学批评的界限，同时也有力地阻止了区分两者的努力。这样的定位使得该刊发表的文章——尤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常常是型类混杂：文本论析的评论文章可以与文学史论述的学术论文同时出现，并且在各类学术评价中取得同样的份额，全然不顾两种类型的文章从学术定位到投入的工作量的巨大差异。国内各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统计，理所当然地对这两种类别的文章不加区分、一视同仁，长此以往，必然导致文学研究类学术评价的严重失衡，既不利于文学的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发展，也不利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文学的学术研究成果需要具有一定内涵的学术传统，具有相当实力的学术习惯，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文本体式。这些方面都会与文学批评的自由和个性化的鼓励拉开相当的距离。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区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微观的基点上，其实从研究者的学术构思，治学理路，包括材料的准备，资料的厚实度、可信度，理论的厚重度，论证方式的严密度等等各方面来看，文学的学术研究都远远高过文学批评。由于文学的学术研究需要尽可能多的迫近对象的本真与本质，其学术结论的严肃性甚至学术表述过程与方法的严整、严密，都成为必须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一般文学批评可以含糊其辞的史料史实，在学术表述中则必须言之凿凿，一般文学批评可以概略表述的内容，在学术表述中必须精确无误。当然，一般文学批评中充满感性甚至情绪色彩的词语，在学术表述中则应三缄其口。

这就是说，文学批评可以任凭批评家的聪明才智尽情地发挥，而文学的学术研究则须在一定的学术规范制约下谨慎从事；前者像文学创作一样需要足够的天才与悟性，而且也往往只需要这样的天才与悟性，后者作为学术操作的内容，则需要充分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功底，还需要对于文学史料和文学规律的熟悉以及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于是，文学批评家可以凭借天分和漂亮的表述能力进入角色，而可能不必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文学的学术研究者则必须经过足够的学术训练和充分的学术规范培养，对于他们来说，在学术认知和学术传统上的训练有素远远比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及灵性感悟重要得多。

对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和文学的学术研究文本的型类混杂现象不试图加以克服，放任自流，乃是文学研究界对于上述辨别的必要性认识不清的缘故。人们习惯于模糊两者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模糊非常吻合于社会的世故，同时也非常投合于学术投机者的心理。文学研究界的事实情形是，常常有一些毫无学术训练的人凭借着文学评论的“写文章功夫”， 登堂入室，俨然跻身于文学的学术研究者之列，然后以那种连三脚猫都不如的“学术”， 培养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指导学术论文，甚至还参与掌管国家级文学博士评估之类的权力。这样的情形怎可能指望严格尊崇学术规范？从个人来说，这固然属于缺少自知之明，而就文学研究界而言，则是放弃了区分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的理论环境造成的怪胎。这样的怪胎继续存在甚至大行其道，则文学的学术研究势必沿着低水平低层次的评论化甚至是读后感式的文章路数走下去，至少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其恶劣的风气难受遏制。

当然，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本身从来就不应是低水平低档次的，出色的文学批评充满着批评家的聪明和感悟，充满着富于激情的笔墨并给人以灵性的享乐或精神的愉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所需要的天才和悟性超过文学的学术研究，对于普通读者的重要性也大大超过后者。文学批评更富有创造力，更需要才力和悟性，它应能引领读者的灵魂，向一个更加美好、完善的方位进行文学伸展运动。甚至，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大可以成为读者欣赏的对象，让人从中感到一种美、一种抒情。

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这样一种广受欢迎的文学批评专著，文笔非常优美，加上中文翻译的精彩表达，使它成为一种完美的批评文本。洋洋六巨册，它几乎就不是在批评，而是作者自我灵魂的一种自语和对话，使批评家借助于10世纪文学现象在做审美的深呼吸运动，充满了文学的情感。如在谈到英国感伤主义作家缪塞的时候，他几乎是流着眼泪在诉说：“那时候的天才，他被由来自他自己内心的苦闷压扁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苦闷的灵魂，因为他们脸上都擦了玫瑰制的胭脂。”评论家这时已经进入了角色，他是在和作家对话，他自己也在对话中坦露自己的心灵，在塑造自己的形象与灵魂，评论者实际上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创作者。

鲁迅先生很推崇勃兰兑斯，他在写《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时就常常采用这种笔法。他对于沉钟社用诗歌表达他们内心难以名状的隐曲之歌的描述，都充满着感性和灵异的悟解，读来如同朗诵一段优美精致的散文。李健吾先生的批评经常令作家不服，卞之琳等都对这位批评家提出过质疑乃至抗议，但他们哪里知道，李健吾在进入某些作品的批评之际，完全进入了自我表现的精神境界，与其说是批评作品，还不如说是在披露自己的心灵隐曲。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应该为批评家的自我表述所迷惑，而不应去指责他是否“忠实地”解释或理解了作品。批评家富有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灵性和感悟，在文学批评的文本中是不应受到指责的。这些文学批评都是理想的境界，成功的范例，这样的成功往往是一般的学术研究所难以企及的境界。

只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层次与这样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这种不理想的情形一方面由批评家自身的素质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研究界对文学批评本质属性的认知不够清晰有关。当人们没有打起足够的精神从文体特征和学术品质上厘清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不可能对文学的学术研究及其规范性有足够的重视，同样，也不可能对文学批评的应有素质和特征作出清晰的认知与准确的把握。批评家的才力、悟性跟不上，是影响精彩的文学批评产生和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批评家根本不清楚什么是理想的文学批评，根本不知道文学批评是可以而且应该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完全分开的。其实，只有当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分开后，才可以获得独立的地位，而只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后，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文学研究现实中，大部分批评家、研究家没有进行这种区分的意识，当然更没有区分的努力，长期造成型类的混杂。长此以往，自会导致文学评论没有批评的灵性和创造力、冲击力，倒是染上了学术研究常有的经院式习气，这样的习气如果不充实以可靠的学术内涵，则会迅速酸腐化，本应精彩的评论让人读来味同嚼蜡；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向批评和评论方面趋近，从学术缺少规范到严重失范，学术最终成为不学无术者上下其手的工具与器械，既掉了学术的分量也失去了批评的灵性与冲击力。型类的混杂最后导致型类的破产，学术研究既受到严重干扰，合格的精彩的文学批评也同样难以产生。

二

虽然从实际操作层面硬性将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区分开来往往吃力不讨好，但从学术建设的必要性以及为文学批评发展的前景计，至少必须在理论上体现出这样一种区分的学术努力，甚至哪怕仅仅体现这样的一种区分的意识，也对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规范的建立以及文学批评本质特性的把握较为有利。其实，从理论上作这样的区分并非没有可能，关键是要解决人们的学术认知和学术自觉问题。

从文学事业的整体上考虑，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显然都属于合理的价值构成，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而彼此之间的区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循着德里达的思路把文学的社会运作称为“文学行动”，则这个“文学行动”中所包含的文学写作，至少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分别构成文学行动的创作本体、批评本体和学术本体。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虽然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文学研究，但其实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学本体，因而可以加以区分。

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所以可以区分，是因为两者的研究旨归有着明显的差异。文学的学术研究同其他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以揭示对象的本真，解释对象所显示的内在运行规律和现象本质为价值旨归，这与文学批评不一样；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就文学文本或一定的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判断、评论意见，其以表述批评家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性感悟为价值旨归。简明一点说，文学的学术研究是以客观的学术阐述，尽可能接近对象的本真与本质，其可能的学术结论往往通向事实的唯一性（尽管我们也许永远抵达不了这种唯一性），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则是以批评家的自我感悟及其表述，通向新异和别出心裁的理念丰富性。

文学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从一个学问的继承出发，按照一定的学理，顺从一定的规范，谨慎客观地抵达某一种学术结论。它也跟文学批评一样要得出一个学术结论，但是这个学术结论并不是随便得出的，它必须从学问出发，按照一定的学理，在一定的规范的方法的导引下去抵达这个学术结论。如果这个学术结论是目标的话，要求这个结论尽量是客观的，是符合文学史最基本史实的，是符合文学规律最一般的实质的，是符合文学理论最普遍的真理的。虽然实际情况下，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往往最后都达不到这个目标，但依然是所有的文学的学术研究者都矢志追求的理想。

为什么文学的学术研究往往很难企及学术结论唯一性的目标？第一，由于文学史实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经年日久的遮蔽，使得文学史研究很难抵达历史的本真。很多文学史的史实被历史的烟尘所覆盖，学术研究如何去拂拭干净这样的历史烟尘，回归史实的本真，这就是一个特别的难题，而且很多情形将会是，即使回归到了历史的本真也很难做出肯定的判断和恰如其分的评价。但这样的难题哪怕注定千古难克，也不应成为阻止文学的学术研究努力迫近唯一性结论和目标的理由。事实上，这样的努力与追求应该被理解为文学的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第二，文学理论的普遍真理也很难抵达。理论的特性就是要在不断的言说中产生和发展，而这样的特性也就决定了很难产生出足以被奉为“真理”的理论。苛刻一点或者绝对一点说，任何关于文学的理论都难以抵达真理的境界，因为所有的理论都余留下巨大的空隙供人们去反复盘诘，供文学实践去不断开拓；哪怕是可被视为公理的关于文学的定义，几乎每一个关键词都似乎有商榷的余地。所有的这些反诘和质疑之论都可能有些偏激，但又都可以消解文学定义的权威性和真理性。不过文学理论真理性的消解并不能成为文学的学术研究放弃追求真理性结论的口实，学术研究所运用的理论，以及学术研究所论证的理论，都应该尽可能稳妥、精当，并努力接近真理性。

与文学的学术研究相异其趣，文学批评所通向的结论，包括所运用的理论，都无需而且也不应迫近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唯一性或真理性，相反，它鼓励多样化和新异感。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意义上，分明验证着俗语所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文学批评家理应以一个单个的当然有些独特的读者的身份发表自己富有创见的意见。一篇好的评论应该是通过评论者跟评论对象之间的对话和相互间的否定，然后擦出思想和情感上的火花，照亮蒙昧中的读者，让他们的灵魂不仅在作品当中找到对应，而且在批评当中得到伸展。作为文学的学术研究者，则就不应属于这样一种读者，他应该以历史真相的揭示者，文学规律的客观总结者出现，他的学术结论理论上不属于他自己，而应该属于公理甚至真理。

这就是说，由于学术旨归的差异性，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即使在行文风格上也应有不同的规范。文学批评可以以第一人称的句式出现，而文学的学术研究则不应该经常以第一人称表述论证语言。第一人称的理论表述本质上不应属于学术研究。文学的学术研究的态度应该尽可能是客观的，而文学评论的态度则可以是主观的，而且鼓励主观：既然文学批评的目标是多样化的，当然鼓励主观性强的观点。文学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通向唯一的真实，所以研究者的态度就必然要克服自己的主观，要使自己的主观服从于学理，服从于资料，服从于大家普遍认同的史实和理论，因此，文学的学术研究的论文必须要以事实形态，以共有的立场，以通行语气说话。既然学术研究的论文是以客观的态度，公理的形态，公共的形态，以普遍的原理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它必须尽量回避第一人称，如“我以为”、“我认为”、“笔者以为”等等。学术研究论文的观点应是以综合的研究推导出来的，要求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代表着史实、公理和普遍的姿态说话，而不应该以主观的态度出现，因为它已经不再属于个人，只有属于史实，属于普遍的原理，这样才更有说服力，更有分量。学术研究的“我”应该湮灭在普遍真理的探寻中，消溶在普遍的历史史实的寻觅之中，融入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之中。同样的道理，文学批评在行文之中可以不带任何的引文和参考资料，而文学的学术研究则不可以如此。文学的学术研究对注释有严格的要求，因为作为一种综合的研究，需要调动各种相关的材料，调动各方面的观点，所以引用是必不可少的。

撇开研究的指向和归宿，单从研究者的构思特征、学术准备而言，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应具有明显的区别性。文学批评倚重于批评者自身的颖悟与聪明才智，倚重于对文学作品的独特而新异的了解与阐发，而文学的学术研究倚重于对文学史实和文学规律的熟练而准确的把握，倚重于对文学理论以及其他各科理论娴熟而精切的运用。不同的研究思维路数和不同的学术准备所产生的成果样态自然会有所不同。固然，这两者所需要的学术资源绝不可能彼此绝缘，但由于研究指归和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重点显然并不一样。文学批评重要的是包括审美判断在内的各种判断，依据的甚至可能是批评家自己的好恶，当然也需要学理，但在有的文学批评中，学理不是必须的；然而在多数文学的学术研究之中，学理的缺席则不被允许。总之，文学评论的理论目标应是在于鼓励人们的思想、判断的多样化。文学批评更多地倚重于批评家才气、灵性、感悟力以及相应的表达能力。文学的学术研究倚重的是学问、学理和学术训练。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文学批评不一定要求受过什么学术训练，可以依靠天才；而文学的学术研究则一定要求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

从文学的研究方式来说，文学的学术研究最常用的是综合式的方式，综合各种学术、学问，然后进行富有逻辑性的推导。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一般来说不需要综合，而且越是综合的批评或者评论往往越会显得平庸。人们阅读文学批评就是为了欣赏文章中的闪光点，而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却往往是要去磨平这样的闪光点。文学批评的论点常常越新异越好，观点常常是越鲜明越好——当然要言之成理；但学术论文则不一样，一篇学术论文的观点如果过于新异，跟公认的论点和常识距离拉得过大，则会显得稚嫩、摇晃，缺少综合力度。

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从学术目标到研究方式，再到文体形态等等，都存在着不可抹杀的差异。当然，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宜看得过于简单，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在实际的学术操作中要想截然分开这两种文体相当麻烦和复杂。套用鲁迅当年在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论论辩中的言语，人们所看到的批评文章可能“都带”评论的性质但不是“只有”评论的品性，或者，人们所看到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常常是“都带”学术研究的性质，但又不是“只有”学术研究成分。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如此。这是型类混杂时代的特产，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时常出现的怪胎。

由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者都同时倾向于模糊两种研究的不同界限，所以人们在写文章时就没有明确的意识给自己的文章进行定位，从不试图明确自己写的是学术论文，跟写作批评文章应有不同的心态和姿态，甚至拥有不同的格式与语汇。这样的后果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有失规范，趋向平庸，同时也使得文学批评同样趋于平庸并且安于平庸。这种平庸是因为研究者的学问、悟性、天才、功夫不够的缘故，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建立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区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