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平

李济平人物生平

1924年毕业于励实中学，后到天章绸缎店当学徒。

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江阴县委委员。同年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8年冬回国。

1929年1月担任中共扬州特委委员，为特委主要负责人之一，9月任中共江都县委书记，12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在南京铁汤池某电影院散发传单时，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在重刑下没有口供，后获释。

1930年4月担任南京市委委员，5月调镇江负责党的工作，6月调回南京。7月15日，中共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李维选任中共南京市行动委员会书记，并指示他组织“八一”大暴动。

1930年7月29日，在下关美华理发店开会时被捕，审讯中坚贞不屈。8月18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李济平人物事迹

李济平，号公舫，原名李维选，曾用名王仲斌、周志清，生于1908年3月。世居江阴城内北锁巷。父亲李厚斋是前清秀才，曾在本县励实中学教书。

李济平先在江阴城辅延小学读书，后就读其父所在的励实中学。他平时鲜言寡语，不善活动，对功课则孜孜不倦，成绩优秀，颇为师友所器重。17岁初中毕业后，李济平因家贫辍学，由亲戚介绍在天章绸布店当学徒。1926年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次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江阴县县委委员，负责职工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政府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李济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他坚定的表示：“誓死跟共产党走，决不为恶势力所屈服。”

党为了培训革命干部，于1927年上半年从全国各地挑选了数百名党、团员，送往苏联学习，李济平是其中的一个。6月的一天，当李济平正式接到省委通知时，心情分外激动。他在准备行装的时候，被父母探知，遂百般阻挠，不准他去，亲友也从旁劝说。李济平意志坚决，终不为动，毅然于接到通知后的第三天，偕同顾志鹤、缪世友秘密乘船到了上海。他装扮小工模样，来到苏联“恒利”海船上，经由海参崴到达莫斯科，被分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增设的军政班学习。该校当时约有400多名学生，分为五个教室授课，李济平在第一教室。他常常深有感触地对同学说：“以我家庭和个人条件，在国内继续升学都不可能，何能谈到来外国留学?只有党给我这样的条件。”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课堂上，他聚精会神地听讲；课余，又总是在寝室潜心研习，很少外出闲逛。学校每年有三个月的野外军事实习，李济平对此尤为重视。他编在重机关枪连，每次学科测验，成绩总是优等，为苏联教官和带队队长所器重。

1927年底，当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至学校后，李济平和同学们心情都很沉重。在一次纪念死难烈士追悼会上，李济平表示：这届学习期满，不再继续升学，一定要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以替代牺牲的同志。正巧，次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李济平趁代表们来校找同学谈学习、思想的机会，诚恳地向代表们提出回国工作的请求(其时，组织已决定他到炮兵学校继续深造)。他说：“学习固然重要，但工作更为重要，何况国内急需要人。”他的这一请求，很快得到党中央批准。是年冬，李济平学业修满后，与缪世友等近百名留苏同学一起回到了祖国，准备接受新的革命任务。由于刚到上海时预约接头处遭敌人破坏，李济平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后来，他化装成卖水果的小贩，在接头处附近耐心守候了近两个月，才接上关系。组织上分配他负责扬州县委的工作，1929年底调任江苏省委巡视员，负责指导南京、镇江、常州等京沪沿线的地区的工作。李济平对待巡视工作，不是蜻蜓点水听听汇报，也不是下车伊始，指手划脚，摆出一付“钦差大臣”的样子。他作风扎实，事必躬亲。每到一地，除了听取上面情况汇报以外，更多的是深入基层党组织，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1930年的旧历年除夕，人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李济平却还在紧张地工作着。这一天，他从镇江完成巡视工作后，又立即赶到常州。除夕的常州城，街灯昏暗，行人稀少，家家都在吃年饭。李济平冒着严寒，忍着饥饿，趁黑与常州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两三个月的巡视工作期间，李济平常常乔装学生、商人、工人，出没在京沪沿线。1930年2月，当巡视工作告一段落时，他向省委作了关于《巡视南京、镇江、常州三地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中，他从各地“目前总的形势与前途”、“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现状”、“各地开展的斗争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党对下级的指导工作，一定要及时、详细、准确，否则将成为工作进步的障碍”。并认为：“党应该经常地从机关选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充实到基层组织中，去做些更实际的工作。”他在报告的结尾部分，向省委郑重地提出：“希望不要让我坐空屋子。”省委认真地看了他的巡视报告并考虑了他的要求。同年4月，李济平被调到南京任市委委员。工作月余，又被调镇江去负责党的全面工作。

这时，实际上在中共中央负责的李立三，由于片面地、过高地估计了党在白区的力量，提出了城市暴动的错误主张，并把南京作为全国城市暴动的样板来抓。被迫执行这一错误指示的中共南京市委，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于5月16日合并了党、团、工会组织，成立了南京“红五月”行动委员会。党的工作，也开始由秘密的地下活动转入公开，如搞什么“飞行集会”、“示威斗争”、“五罢运动”(罢工、罢市、罢课、罢岗、罢操)等等，使党的力量完全暴露在反动势力面前。南京市委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组织发动工作，广大党员、群众也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但由于路线的错误，南京党组织损失十分严重。从5月中旬到7月上旬短短一个多月中，先后有数十名党员被捕。更令人痛心的是，党所控制的国民党龙潭宪兵连，在一次执行国民党枪杀共产党人的任务时，本来完全可以把他们营救出来，但因为要等待所谓暴动时机、不能打乱全国暴动计划，硬是自己枪杀了自己的同志。事后，宪兵连的士兵们想不通，痛哭一场。最后，这支武装力量自动解散了。7月10日，成贤街的市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市委委员任雪涛和市委秘书谭籍安同时被捕。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立三不但没有总结教训，反而认为是南京行委书记王弼领导不力。7月15日，经江苏总行委决定，把王弼调离南京，将李济平从镇江调来南京，任行委书记。

李济平深深明白，南京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此时赴南京任职，还要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国民党首都去搞公开武装暴动，必然是凶多吉少。但想到是组织安排，他毅然受命，重返南京，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具有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来到南京后，经组织安排，由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政府审计院工作的师集贤作保，以客商身份，化名王仲斌，投寓在交通旅馆。他稍事安顿后，就开始投入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为迎接市行委决定的8月1日暴动的来临，他把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他亲自到浦口、下关去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落实赤色先锋队、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情况；部署暴动时的有关通告、传单的排印工作……南京暴动已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八一暴动”的前两日——7月29日，由于特务盯梢，市委设在下关美华理发店楼上的一处指挥暴动的机关被敌人发现，正在楼上开会的市行委书记李济平、行委委员夏雨初、党员干部郭纪堂、李文如、陈宝化、宋如海等六名同志当场被捕。敌人从阁楼上搜出赤色先锋队组织计划一份，各种传单、标语、印刷宣传品一大包。“八一暴动”由此流产。

李济平等被捕后，被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虽遭酷刑审讯，但敌人始终没能再从李济平的口中得到任何情况。半个月后，凶残的敌人终于对李济平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0年8月18日下午，李济平等20名共产党员，被敌人绑缚在黄包车上，押赴雨花台刑场。除李济平外，他们当中还有市行委委员夏雨初、市委委员任雪涛、市委秘书谭籍安、中央大学支部书记黄祥宾等。在长长的黄包车队伍的前面，机枪开道，军队压阵。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20名共产党人，个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回荡在南京上空。道路两旁的围观群众，为英雄们的精神而鼓舞，又为他们的殉难而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