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郭秉文个人生平

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苏青浦 （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 。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攻读理科。

1911年，郭秉文从伍斯特学院毕业后随即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 ，邀请他做教务主任。同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

1915年，应江谦之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

1918年3月21日， 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

1921年东大成立后，郭秉文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 同年，“南高”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并兼任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校长，至1925年1月离职，赴欧美讲演和访问。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

1924年，郭秉文奉派为保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

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 。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国。

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逝世。

郭秉文人物轶事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 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 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 后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终于如期进行。当时有一位叫张佩英的女生，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鼓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南京投考。据她回忆，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间多次权衡，终嫌“北大官僚气太浓”而选择了“学风深 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雷厉风行， 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 郭秉文任校长。

经过几年发展，国立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国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中国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 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求社会赞助、协助校务的经验，着手建立学校董事会。 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据1924年正式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其职权包括：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 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 1921年3月，经全体职员大会议决，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

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 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1924年东大筹建生物馆，其中10万元是校董筹集来的；校董穆藕初独 资兴建了东大农具院的房舍，还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深造。

然而，大学董事会制度也带来急功近利的问题，1924年3月，东南大学校董会以经费不足为名停办工科，事先不与主任茅以升通气，酿成风潮。1921年，校董会决定将商科迁往上海与暨南大学合办商科大学，也没有征求商科主任杨杏佛的意见，杨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顿时勃然大怒，这是他与郭秉文后来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会决策下，哪个系给钱多，哪个系给钱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顾教育规律，引发教授不满。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会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时公开帐目，他要求会计李仲霞只听命于他本人，可李仲霞却趁机贪污。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 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当时郭秉文得知原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前曾立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南开大学建造校舍，于是，便亲自写信给继任 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独资捐建东大图书馆，将好事办在生前。齐燮元心动，以其父的名义捐助15万元修建孟芳图书馆。后又陆续募集到现款17000余元，图书2612种，从而使“东大”的学习条件大为改善。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由于南高——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东南大学所处的江苏省一直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齐被迫下野，避居上海。

齐的被讨给郭秉文带来了厄运。作为国立的东南大学，预算经费的2/3是由江苏省承担的，郭秉文不能不与齐燮元搞好关系，而齐燮元也确实给过郭秉文以支持。这样，郭与齐的交往在党争的有色眼镜中就变成了对直系军阀的依附。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匆匆通过了免除郭秉文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决议，教育部下发了第一号训令，并于次日在报上公布。

对于郭秉文的被免职，多数人大惑不解，就连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虽然郭秉文为了学校的生存，与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关系较为密切，但郭秉文“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的主张是人所共知的。直到2月上旬《京报》把吴稚晖给邵飘萍的信登了出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是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国民党人的主张，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属于“直系人物”。而此时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已悉数倒台，于是便有人出来赶直系“学”阀下台了。

说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吴佩孚”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与身为东大教授的国民党员杨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为杨杏佛秉性耿直，对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责，言语尖刻，因此郭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直奉大战之后，打了胜仗的奉系首领张作霖和在前线倒戈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和稳定大局，一方面请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暂掌北京政权；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因此，国民党中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在这段时间里与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热，说出来的话自然也很有份量。

郭秉文看到这一消息，遂取消返宁计划，给教育部和东大各拍了一封电报，没有说什么抱怨的话，只叮嘱校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希望教育部速让新校长胡敦复到任，以免“学校停顿，学子失学”。

但东南大学这边却已是群情哗然。东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发表全体学生宣言，对免郭表示强烈反对；东大部分教师也以全体教职员名义致电教育部；东大行政委员会则立即致电黄炎培、蒋梦麟诸校董，要他们出面维持。

社会上的许多知名人士也对免郭持反对意见。曾任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王朝阳在致电教育界时慷慨陈词：“东大郭校长，无端免职，实骇听闻。从此学界亦将卷入政党倾轧潮流。”“敢告全国，共抒正论，为学界留一线人格，为教育界延一缕生机。”当时已辞去东南大学教职的陶行知更点明：这是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之先声”。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钦点的新校长胡敦复一再表示不就东大之职。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再次举行会议，决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由东大校董会和商大委员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协助两校行政委员会维持校务。

2月中旬，《民国日报》又登出了一封汪精卫答复东大学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郭与齐（燮元）之关系，齐未败时郭未尝讳言，即就郭平日与铭（汪精卫自称）所言，亦自谓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也。”汪精卫的这封信把本来还认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计较”的郭秉文惹恼了，他立即于2月21日发表了驳斥汪精卫的公开信：“文（郭秉文自称）与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后，绝未再面，何来‘即就郭平日与铭所言’？如此说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时，则东大尚未诞生，苏督系李（纯）非齐（燮元），何至有参与齐督外交机要之谈话?若此函果为足下所写，空中楼阁，窃为足下不取也。”这封信弄得汪精卫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黄之嫌，落了个灰头土脸。紧接着，郭秉文又将了汪精卫一军，既是叫他难以收场，更是为自己讨个清白：“文以为足下平时之人格，决无此言。尚祈将《民国日报》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证是否足下所发，以释群疑。”结果是，再也没有下文。有资料表明，汪精卫之所以如此起劲地拱郭秉文下台，实际上是自己想当东南大学的校长，只是后来形势有变，未能如愿。而郭秉文也于当月挂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着就到英国参加世界教育会议去了。

但郭秉文的怆然离去并未让风波稍事平息。3月9日，本来声称不来就职的胡敦复突然来到东大，径至校长室，令文牍员交出学校印章。正在上课的学生闻讯赶来，愤怒之下，有的同学对胡拳脚相加。1925年3月11日，教育部训令取消东大校董会，19日，东大教授召开紧急校务会议，致电执政府，退回教育部训令。

1925年4月18日，北京政府仍决定由胡敦复简任校长，东大风潮再起。胡则要求江苏省政府派卫队保护，进驻东大，但遭到拒绝。东大学生闻讯则紧闭校门。5月5日，陈逸凡等48名教授声明，坚决拒胡。胡敦复进不了校园，只好打口水战，数次在报端发布公告，表示要接管东大；东大校务委员会则针锋相对，也刊登广告，否认胡为东大校长。

如此这般，易长风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才逐渐平息，尽管郭秉文最终没有回到东大，但胡敦复也未能进入东大。1926年1月7日，东大师生为此举行校耻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陈逸凡教授慷慨陈词：“东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东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为自豪者”。

郭秉文人物评价

“东南大学之父”。（新浪网）

“郭秉文先生是我校最有影响力的校友。”（美国伍斯特学院）

郭秉文先生是推动中美教育交流的近代巨擘，也是全面学习美国教育的先驱。

“各国人士的眼睛里，中国人在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

郭秉文人物著作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1915年，中文版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