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福生

晏福生生平概况

晏福生，一九二三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醴陵赤卫团排长，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西路军总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在广州逝世，享年80岁。

晏福生人物简介

晏福生（1904年2月28日-1984年4月7日）

原名晏国金。湖南省醴陵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曾任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队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醴陵暴动，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醴陵赤卫团排长，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副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四十九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政治委员，西路军总部教导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军区司令员，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晏福生经历文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成为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对上一向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对下独断专行。对于他的这些问题，作为广州军区党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的晏福生，曾多次在党内当面对黄永胜提出过批评。晏福生正直的行为触到了黄永胜的痛处，他把晏福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运动一来，他就密令爪牙对晏福生立案。

1968年5月，黄永胜在还没有找到晏福生所谓的“罪行”材料时，就决定下手了。但是他暂时还不能把晏福生怎么样，于是先密谋把晏福生的妻子马忆湘抓起来，罪名是“写黑书吹捧贺龙”，妄图从马忆湘的身上挖出整晏福生的黑材料。

原来，马忆湘13岁时因忍受不了当童养媳的苦难，跑到贺龙的部队当了红军。60年代初，党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号召老同志写回忆文章。马忆湘响应党的号召，以自己当红军前后的经历为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朝阳花》，出版后很受青少年欢迎，一版再版印了80多万册。而黄永胜却叫嚷说：“坏书坏书，彻头彻尾的坏书！”

马忆湘被带走了，晏福生无能为力，他用左手紧紧握着妻子纤细的手，千言万语凝聚成四个字：“我等着你！”马忆湘深深理解这四个字中所包含的信任和鼓励。

黄永胜本想从马忆湘嘴里得到一些整晏福生的黑材料，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气急败坏地嚷道：“把晏福生也关起来！”黄永胜的手下干将们惧怕晏福生的凛然正气，不敢硬干，只好谎称开常委会，请晏福生参加，以此把他从家中骗了出来，而且不让带警卫员和秘书。晏福生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是，他心地坦荡，毫不畏惧地跟着来人走了。

晏福生随来人刚走到办公楼门口，黄永胜手下的一员干将就说：“晏书记，党委决定让你参加学习班。”在那个年月，“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的代名词。晏福生冷冷地说：“学习可以，我回去拿点东西。”“不用了，学习班什么都有。”说话间，一辆黑色小轿车开来，他们把晏福生推上车子，关上门，放下窗帘，飞驰而去。车子七拐八转，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晏福生被送进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一张单人木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椅，一盏100瓦的大灯泡高高悬在顶棚上，大白天还放着刺眼的光。晏福生被逮捕了，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半年前，黄永胜发了迹，被林彪点名提升为总参谋长。赴任前，他派人将晏福生叫到办公室。一进门，就听黄永胜“嘿嘿”狞笑几声，讽刺地说：“怎么样，我的监委书记，冷板凳有味吗？”晏福生瞪了黄永胜一眼，没有理他。黄永胜又说：“我要走了，知道吗？”晏福生的鼻翼重重地翕动了一下，“哼”了一声。

在晏福生的眼里，黄永胜只是个势利小人，不足挂齿。黄永胜听惯了恭维话，这几天，得知他又荣升总参谋长后，送礼、说好话的人更是踏破了门槛，看到面前的晏福生却依旧蔑视他，黄永胜不禁暴跳如雷，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跳到晏福生面前大声吼道：“晏福生，你这个家伙好毒辣、好阴险，你怎么总跟老子过不去！”

黄永胜两眼怒视着晏福生，想知道他的反应，但他看到的还是对方蔑视的目光。黄永胜又气又怕，他知道，作为监委书记的晏福生手中掌握了不少别人检举自己所做坏事的材料。他担心的是，晏福生会揪出他的狐狸尾巴。于是，黄永胜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只得恨恨地嘟囔道：“你原则性强，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说完又狞笑了两声，摆摆手让晏福生走。晏福生站起身，冷冷地说了一句颇有预见性的话：“我也奉劝你一句，别高兴得太早了！”说罢拂袖而去。

晏福生被关押后，白天晚上在大灯泡下烘烤，再加上车轮战式的逼供，他人瘦了，视力急剧下降。但不管黄永胜的人如何逼他、折磨他，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1969年10月，马忆湘因心脏病时常发作而被释放回家，晏福生也由“特号”移到大监狱，放风时可以散散步。马忆湘回家后想知道丈夫的下落，到处探问，却没人敢说。她想，丈夫一定关在军区监狱，要想探监，他们不给她机会。她于是灵机一动，便经常地到与军区监狱一墙之隔的一五七医院，以看病为名站在围墙下扯着嗓子喊：“有没有鸡蛋，多少钱一斤？”一次、两次，高墙内始终没有反应。马忆湘痛不欲生。后来，她又得知劳改犯正在挖塘泥，心想，晏福生是独臂人，挖泥不行，担泥还凑合。于是偷偷钻进山坡上的树丛中察看，仍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只好怏怏离去。

原来，晏福生被移到大监狱不久，林彪为显示他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发出所谓的“一号令”，要求全党、全国、全军开始进行紧急战备。于是晏福生从广州军区监狱移送到湖南耒阳监禁。这些，马忆湘全蒙在鼓里。

1970年11月，黄永胜下令把同晏福生一起在安源煤矿共过事的十多位70多岁的老工人骗到株洲关起来，强迫他们交待所谓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老工人们都说没有这回事。黄永胜的人骗他们说晏福生自己都交待了。老工人们气愤地责问说：“那还问我们干啥？他交待了你们就问他去，反正我们没看见！”黄永胜的爪牙火了：“你们不交待晏福生叛变自首的问题，一辈子也不准回家！”老工人们说：“只要你们管饭吃，不回去倒给家里省了一份口粮。”黄永胜的人讨了个没趣，只好草草收场。

黄永胜的干将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拿来一张晏福生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上四根黑色小木棍，再加以翻拍，然后让人带着这张“艺术”照，到洞庭湖劳改农场，找到一个80多岁的老叛徒作伪证。面对伪证，晏福生义正辞严地质问：“你们还像共产党人办事吗？我从没被捕过，哪来坐监狱的照片！”黄永胜得知从政治上一时半会儿整不死晏福生，就指令手下从生活上折磨、虐待他，让他担水、担粪，进行重体力劳动。干活儿，对晏福生这个从小当长工、矿工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此时他已经60多岁，且失去右臂，加上长期牢狱生活的折磨，别说担东西，就是空手走路爬坡，也都力不从心了。不过，乐观的晏福生却把折磨看成是锻炼身体和意志的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林彪折戟沉沙后，黄永胜再也跳不起来了，真应验了晏福生当初的那句话。1980年深秋，早已获得自由的晏福生和马忆湘终于看到了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电视实况转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