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韦君宜人物简介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农历10月26日出生于北京，为家中长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华周刊》45卷第1期上发表《哀鲁迅》一文时首用的笔名，抗战后流亡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主办的黄安训练班时，将自己的姓名改为韦君宜。

韦君宜人物经历

韦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学日本，专修铁路，是孙中山手下一批年轻人之一，发表文章，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3年回国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任教，后到交通部任职，又派长春任铁路局长。参加修建吉长线、吉敦线两条铁路。韦君宜在北京叔叔家里读完小学二年级时去长春，入了当地的铁路子弟小学三年级。铁路局长魏仲衡很重视铁路子弟的教育，在长春车站附近办了一所扶轮小学和一所职业中学，从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请名教师为学生开课。母亲司韵芬，为湖北沙市举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与妹妹莲一上学前，便在家里叫她们背诵《琵琶行》、《阿房宫赋》等古典诗词以及新旧《三字经》等。这是一个不算守旧的家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家里还为他们延请家庭教师教授英文、古文等课程，此间读了“四书”、“五经”等古籍。隔段时间,父母还带领她们去书店购书，以增长知识，培养学习兴趣。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为了提高学业水平，家长便把她和莲一一起送回北平，经考试韦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实验小学（今师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级。1928年魏仲衡离职，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来。君宜与莲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后考入南开女中。父亲也有了较多的时间亲自对她们施以教育，对长女尤其器重，非常关注她的发展，赞赏她的才华。后与人谈，她女儿的这支笔颇有《老残游记》的风格。

天津南开女子中学的六年学习生活，使韦君宜一生受益匪浅，为她勤奋上进、憎恶旧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韦君宜曾写道：“在南开我度过了由孩子变成懂事的青年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南开除了教给我语文、数学、理化、史地这些基础知识之外，我觉得重要的是教我打开了眼界。”（《忆南开》）入学不久的一次校庆日，“南开新剧团“排演易卜生剧作《娜拉》，由大学部万家宝（曹禺）主演，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名剧，在一个　不满十一岁的女孩眼前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从中呼吸到了时代的气息。“那时人家是大学部学生，可是我是初一小孩子，他当然不认识我，可是我这个小观众却对此戏印象极深。至今，在末幕换上深色衣群的娜拉站在台中央说：”我原来是一个洋娃娃！”诀绝出走的模样儿，还留在我的脑际。“（《忆南开-为母校南开校请作》）

南开校长张伯苓以教育改革为己任，派教师到美国、苏联学习，回来改革教学，设置新课程门类。“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已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校长虽不赞成共产党，却很爱国，对屈服日本十分不满，因此经常向学生灌输抗日思想。每年学校都举行“五七”、“五九”、“五三”、“五卅”纪念活动，在学校的运动会上组字“毋忘国耻”、“毋忘东北”，所有教室门上贴有“毋自馁，毋因循，多难足以兴邦”、“要沉着，要坚毅，立志必复失土”的对联。学校设置的《中国近百年史》、《东北地理》、《西洋近代史》等课程，以及“社会观察”到校外工厂、法院、监狱参观等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韦君宜是一个敏感多思的女孩，这些校内外的活动，激发了她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少作《少年书愤》（1931）中她写到：“随身半载一薄书，日日读它又甚余，清夜摊开增我恨，终朝对尔欲何如。”

高一时，一位激进的国文教师把当代左翼文学介绍给这些“关在教室里的女孩子们”。这段时间韦君宜阅读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订阅了《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文学》等文学刊物。上海左翼作家的“热烈空气”，使她“简直着了迷“。这位国文教师还向学生们提出“女青年该看看章秋柳、孙午阳（注：为矛盾三部曲《蚀》中的人物形象）那样的认识那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当然，不必那么浪漫。”韦君宜后来谈到，她是从这里才“划破鸿蒙”看到另一个世界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作品使中学生韦君宜萌发了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对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中时学校里还发生了解除进步教师和开除进步学生的事件。她虽然没有处于这场运动的中心，却倾向于被开除的教师和学生，使中学生的韦君宜看到斗争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

置身于中国大变革前奏中的韦君宜，在敏感着时代前进脚步的同时，还只是一个很知道用功的好学生。她的国文课和作文课尤其学得很出色，多次受到教师和学校的嘉奖。到了高年级，她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三的一位国文先生以讲中国诗史为线索，贯穿名家作品，从诗经、楚辞、古诗、汉魏乐府，一直讲到唐诗、宋词、元曲，中间还介绍《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作品，并且引导她们阅读有关的文献和研究著作。韦君宜很为这些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所迷恋。于是逛书店、选择参考书成了她一段时间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北京琉璃厂的那些售书者，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个年少的女学生那种认真选购的神情。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女孩子当时正怀着想作一个学者的人生梦想呢。临近高中毕业时，她曾主动向老师交了一篇题为《论陶渊明》的毕业论文。

韦君宜也从家中的藏书吸吮着文化、精神的营养。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作品，她还看过不少的通俗作品，直到九十年代还能记得一大串。《再生缘》是她母亲经常读并推荐给她的一篇长篇弹词，上小学时就读过，上中学后仍很着迷，读了不止一遍。“这本约两百年前的妇女作品，使一个十六岁的我自觉到我是一个妇女，我将来要走的路是艰难的。”无独有偶，几十年后，曾任清华中文系教授的陈寅恪和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这两位大师，都曾为此书及其作者，付出过很大的热情。看来韦君宜这时更多的是从课内外的阅读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

韦君宜性格内向，是个感受敏锐、善于思考的学生。她似乎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但她却知道怎样使用手中的笔“自抒胸臆“，为自己也为她人“请命”。高中临近毕业时，她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经历。在河北省教育厅临时组织的一次中学毕业会考中，她的化学课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绩。而且在天津《大公报》连续两天将考试按及格生、一两科不及格生和三科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单公开登载出来。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号为（南开，女，化学）。虽然官方注明“以上学生均发给报考升学证明书并准参加下届各该会考”，可对于一个自尊自强的女孩子来说，无异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她无颜面对父母亲和师长同学，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她觉得教育当局也太不讲理，于是她振作起来提笔给这份报纸写了一篇稿子，要求他们帮助中学生评评理。《大公报》还真帮助了中学生的忙，这篇短文很快在该报“会考问题特刊”栏登了出来，而且在社论中还引用了这个中学生的呼声，表示了赞同与支持。这篇散文体的说理文在层层说理中笔调委婉而犀利。文中开宗明义提出拖到一年后补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干净，大约拖来拖去。这张中学毕业证书永不会到手，也就只有‘死而后已’。”但是“教育厅难道竟是要我们过年年应考‘死而后已’的生活么？”文中转尔呼吁“把补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们为会考而预备的书还没全忘，再加紧念几星期，也许会一考及格免了这身上背的‘不及格学生’的牌子，这个成不成，我为我一个人请命，同时也代许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学请命，愿教育厅注意及之。”当我们几十年后看了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时，只觉得作者聪敏过人、文思敏捷，在这个少年人身上蕴藏着一股对“不讲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的精神。

1934年9月，韦君宜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高校同时录取，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她原是对文学很感兴趣的，但当她确定自己的攻读方向时，却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都执教于此。其中的思考，韦君宜后来曾谈到，是想“探讨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如同很多青年学子一样。她的志向是攀登学术研究的高峰。于是她成了清华十级新生中的唯一女生。系主任冯友兰把这批十来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家中谈了话，着重介绍了哲学系的课业情况。

清华女生宿舍静斋有一个很幽静的环境。宿舍后面环围着一带小丘，生长着密密的树丛，不远处一片湖水便是有名的“环池”，再远眺就是一带西山。宿舍前门面向一条南北走向的人行道，横过人行道是一条小溪环绕着的错落的树林连着宽阔的草坪。草坪的北部便是校园中心的大礼堂、图书馆和工字厅了。在这里韦君宜开始了大一的学习生活，依然十分用功，除了跑图书馆、阅览室，有时也坐在二楼的宿舍里看书、写作。深秋季节，静斋周围一片肃飒的景象，引动了她的诗情，便用新诗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并以《静眺》、《倚窗》为题投给了《清华周刊》（署名陶清）。两诗表达了诗作者对清华园秋景诗情诗意的主观感受，很有点现代派的诗味：“鸟声在东边鸣了西边又鸣，/树影成行，/已倒沉在水底。/礼堂里的琴波颤了起来，/谐和了水波的颤。/满地都静。/天有黄叶还恋着这一池残水，/横直综错，满地都亲吻遍。/……”（《静眺》）。用旧体诗来状物抒情也是韦君宜自幼的爱好，《清华园》（七绝）便是其中的一首：“夕晖一点透林明，坐听虫声共鸟鸣；敛黛西山初浴罢，云清雾薄晚妆成。”诗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把个清华园初夏黄昏描绘得如同写意画一般，风格清新、意境淡远，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和新诗相比较，韦君宜的旧体诗显得颇有功底，这可能得益于举人外祖父对她的指点。看来大学生韦君宜对“水木清华”的秀美景色很是陶醉，对这新的学习环境也颇自乐。如果从个人的前程来看，如此的才智、这样的一所学府，清华学子的她，俨尔不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学者呢。

然而大学生的她并没有只限于追求学业上进。她虽出身富有，生活优裕，却也感受着人间的不平，这是有诗为证的：“严冬十二月，晨起见严霜。北风寒裂骨，道上生白光，行人从远来，抱子倚严墙。三日已无食，一月更无裳。瑟缩败屋下，翘首盼春阳。何意急风雪，中夜袭我床。团雪弥前牖，朔风裂后窗。门枢向我欹，仰视屋无梁。抱子出门去，徘徊以彷徨。旁徨欲何时，哀哉路且长。……”（《少年习作》1934年），诗作者想象着抱字倚墙的这个中年妇女的贫寒现状，发出了“仰头盼楼上，明灯和蒙煌。我欲呼天问，渺不见穹苍。”的不平之鸣。诗中所勾勒的这副凄惨景象，是韦君宜朦胧的民主思想的写照，是她稚弱心灵闪现的一束火花。没有这些，怎么会有她后来的发展呢。

“清华园“里地火在运行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已经逼近华北。1934年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经宋庆龄等签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已经公布。这年冬天在清华校园有革命组织“现代座谈会“公开招收会员，一同考入清华的南开女中同学毛掬是这个组织的常委，便以“学术活动”的名义动员韦君宜参加。韦君宜被编在哲学组，学习《辩证唯物论教程》等书籍。不久清华发生了静斋逮捕革命学生的事件，毛掬亦被列入被捕名单，只是由于大家的掩护才得以逃脱。随之成立半年的“现代座谈会”亦遭解散。这段短短的经历，使韦君宜的学习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35年春，经学生会选举中文系九级学生蒋南翔担任了第43卷《清华周刊》总编辑，“魏蓁一”被聘为该刊的“特约撰稿人”。在5月15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清华论坛”刊出了韦君宜题为《理论能拉往事实么》的长篇哲学论文，署名陶清。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韦君宜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哲学论文。论文本着“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对立的统一，实践在其中处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命题，阐述了“我们不能用理论拉住实践”，而应在实践中把握到“理论”从而“创造一个不能说是继续现状的新形势”，“现状必将由本质的转化而被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所替代了”。论文的思辨能力和逻辑分析，均显示出这位哲学系大一女生的才华。同时也反映了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为我们了解此一时期韦君宜的思想发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在43卷《清华周刊》第2期和第5期的“书报评介”栏，韦君宜尚发表有两篇书评：《中国大学生日记》和《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均署名陶清。前者为万迪鸣所著日记体长篇小说，1934年出版，在当时学生中颇为流行。书评指出了这部作品“似曾是想由一粒砂子中，表现出大海的动态。这虽失败了，当那个小角落却描写得够活的。“而且“其中每个人都无聊卑鄙讨厌到了极处。我们讨厌他们，这”讨厌”正是作者的成功！“但“这《中国大学生日记》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学生生活的全面！作者忽略了这学生的另一面，只能绝望地告诉着，这是他最大的错误。读此书，这是不能忘记的……“。后一篇是针对蒋介石《革命哲学》一书，这书当时被指定为清华“读书竞进会“大学组第二本参考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帮助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部著作。书评在指出其唯心论实质的同时，着重以嘲讽犀利的笔调分析了其反动本质所在，由此而“看出许多近来蓬蓬勃勃的运动的根芽“。诸如“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复古读经尊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僵尸的复活、新生活运动、节妇宴等大小事件“都可以由此找出根核来“。文章更进而论述了这个理论自己的根核，只就其思想文化本身来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和“臭腐的封建势力携了手“。明敏的思考力，以及善于透过现象抓住实质，从而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且行文酣畅，使书评很具有说服力。

“现代座谈会“被解散后，青年学子那种“指点江山“的热烈气氛突然失去了它的组织力量，韦君宜的思想一时陷于苦闷的状态。她回忆这段时间自己的思想时写道：“我这个刚刚摸见一点点新世界影子的头脑里，实际还是模糊一片，真感到无路可走，苦闷得要死。“刚好学校放暑假，她决定跟己和日本左翼文化界朋友取得联系的毛掬，一起去日本“找光明的路“。同行的还有大妹莲一等共计四人。在日本东京，她一时被中国左翼文化人的活动所吸引，要求父亲同意她留在日本不回国了，但遭到家里的反对。她们认识的一位农学院教授也说，“爱国还得回去“。正在这时，清华进步同学中文系九级女生韦毓梅（孙兰）给她去信要她回校，告诉她下学期要在女同学里组织一个小组，开展革命活动。新生命的曙光闪现在她的眼前。

1935年大二开学后，韦君宜参加的静斋小组是秘密的“社联“组织，同时也受清华大学“民族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参加的成员除了她与韦毓敏，还有外语系九级学生王作民，以及许榴芬、李立睿、鲁心贞一共六人。他们在地下党员蒋南翔的领导下秘密开会，读《中国大革命史》等革命书籍、进行“时事分析“、“工作检讨“、“自我批评“等项讨论。“静斋“不静，这个小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成立同学会、开展时事问题讨论会、出版静斋壁报、成立流动图书馆，还率先组织了一个海燕歌咏团，唱《国际歌》、《毕业歌》等革命歌曲。韦君宜并且是他们中间的一枝“笔杆子“。

这时她与王作民同一寝室。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内向，话不多，看不出和谁特别要好，喜欢什么人，穿着质地讲究，但并不特别打扮。爱好读书，会写文章，抱着书出门、上课、进饭厅，走起路来蹬蹬很快。对组织的活动十分热心，有时缺少经费，就跟她说：”喂，小魏，把你的存折拿出来吧。”她总是十分乐意慷慨地解囊。“（据王作民1989年7月26日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华北的局势更加动荡，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在筹备，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事端，汉奸雇佣流氓在许多地方进行华北独立的请愿闹剧。为了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加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这一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全称“北平学生九国联合会“）。继之蒋南翔起草的《清华大学救国联合会告民众书》亦在《怒吼吧》上发表，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响亮口号。在清华大学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几经争论，终于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清华校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北平各大中学在“北平学联“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一周后，十二月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全市学生的抗日大示威。韦君宜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她和静斋小组的人，不顾天寒地冻、艰难险阻，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示威中她写的对口词《老百姓》传单，散发给沿途的老百姓，以至多少年后，当年北方局领导人之一的彭真，都还记得这份传单和它的作者。

为了巩固运动的成果和深入广大群众，1936年初“北平学联“组织了平津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编为第三团，1月4日从西郊蓝靛厂徒步出发。沿路深入农家，宣传讲演，开展歌咏活动，动员当地青年参加革命组织。当第12天到达河北高碑店时，遭到了军警包围，几经周折终于被押上火车，到了西直门，站台上军警林立，全团步行了20余里始回各校。这悲愤的一幕更增强了他们的斗志，回校后的第二天便在燕京大学礼堂组织了自己的永久性团体“中国青年救国先锋团“，后来将三个团各自成立的这种组织统称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次下乡宣传对韦君宜的触动极深。通过革命实践，韦君宜对阶级、剥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自己出身的家庭有了更多的觉悟。

南下宣传回校不久，她经蒋南翔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有段时间她几乎成了职业的革命者，参加市妇救会等工作后，她很少回校上课，以至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由于缺课超过了三分之一视为不及格，需要补考。

从1934年秋冬参加“现代座谈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韦君宜的革命要求向前发展成为实际的革命行动，她对理想的追求有了明确的方向。在她为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理想去献身时，当时流传的一支歌曲：“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嗳咳嗳咳哟，人人都工作。“（杨述《一二九漫语》）不能不在她的思想上打上一定的烙印。然而她是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青年，又由于她的个性气质、较高的文化素养，她在这条道路上表现出来的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便形成了她生命中最珍贵的情结。

清华园内外逮捕和反逮捕的斗争相当激烈。在静斋发现了告密者的地形图，在校园里发生了“二二九“逮捕和反逮捕的斗争，参加游行示威的不少进步学生也有遭逮捕而被投入监狱的。其中北平十七中女学生郭清惨死狱中的事件引起了进步学生很大的震动。“北平学联“决定举行北平学生追悼郭清烈士大会以示对反动派的抗议。韦君宜奉命撰写的祭文，用毛笔写成大横幅悬挂在台上，祭文愤怒揭露了反动派破坏爱国运动、迫害进步青年的罪行，喊出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心声：“我们今后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凄凉。我们只有沉痛的愤恨，火一样的烈，海一样深的愤怒和仇恨。“

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笔杆子，韦君宜是出了名的。同室王作民回忆说：“我们静斋女生宿舍有个墙报，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君宜经常给墙报写稿，还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那时看出来她是个作家的材料。““她对生活感受深，观察细微，善于思索，加以书读得多，所以下笔成章。在一起的时候，看她似乎不经意，但通过她的笔，使人感到她看的、听的比谁都多，一件普通的事，由她的笔写出来，能从中看出深一层的东西，与众不同。“韦君宜在后来谈到自己作为“笔杆子“时是这样写的：“若说笔杆子强，别位笔杆子写论文写散文写诗成了气候，我这个笔杆子却专门赶任务。一会儿要公祭郭清同学，叫我来一篇祭文；一会儿出外宣传，需要通俗唱词，又让我来十二段孟姜女调”正月里来正月正……”；有一个刊物上刊登出东北义勇军李红光的轶事，……于是由我动手改编成了一段鼓词”李红光女英雄”印发出去，其实我连这红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对此她总是“乐此不疲“的。除了写壁报、传单，韦君宜还为当时出版发行的许多小报像《民族解放》、《我们的生活》、《北平学生》等，写了不少稿子。编者争相向她求助，她也给予很多支持。如《北平学生》10期的“编余“就提到：“编者的春愁，是愁缺稿，愁印刷费贵，愁刊物发行不好。……稿件与钱，多亏陶清与李江两君，特此感谢。“由此可见一般了。（陶清为当时韦君宜的笔名）

韦君宜的思想是激进的。1936年暑假她曾跑到山西去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她对家里不支持她参加革命是不能容忍的。考上清华后，父母对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走毕业出国留学深造的路，但是国难当头，她走的却是另一条路。母亲总想用亲情、享受来改变她，然而家庭并没有改变她，她却影响了这个家庭。父亲留日的日本同学中有许多是当政的官员，东北沦陷后曾请他就任铁道部长一职，他坚决拒绝，与人说子女将来还要做人。日本入侵北平后，也有人劝他任伪职，他索性躲到上海租界，以经商为生计，来往于上海、北平之间。至于韦君宜的弟妹，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都陆续参加了革命，大弟留学美国，是解放后最早一批回国的人员。

韦君宜的创作、编辑生涯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她手中的这枝笔同她对真理、对光明的执着追求精神和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憧憬与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同她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写于此间的两篇散文《寄不出的信》和《告诉》（发表于1935年天津《庸报》和《大公报》）便表现了她在人生道路上执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寄》着重表现了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投身革命的炽热感情。“朝一锄，暮一锄，我不知掘了多少日子，费了多少劲，把自己的双眼逼成近视，末后竟出我不意的，在库的深处遇见了你。““我隐约听见你在人间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却不知道怎么能打通从我这儿到你那里的一条路。假如我找着你了，无论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荆棘，我也情愿去走。“《告诉》则侧重揭示了她在追求路上所出现的精神苦闷：她曾寻到一线光明，但“这点明白不但不曾帮助别人，就对我自己都没有一点改变。我照旧的念书、上课、思索、说话、发怔……没有半点不同地方，除去心里多了一点希望。“全文感情跌宕起伏，她苦闷、厌倦，想自杀，刚强的郭如鹤（《铁流》中的主人公）和他所属的人群，以及“天地间怎样伟大的事，伟大的感情“都想到了，这些虽然给她安慰信赖，但她觉得对自己仍然是无用的。于是发出了“我不愿意啊！我要告诉！“的呼声。两篇散文直抒胸臆、感情真挚、行文酣畅，显示了韦君宜散文创作的基本风貌。

“一二·九“前后韦君宜尚发表两个短篇。处女作《小坑》刊于天津《国闻周报》，署名陶清。这个刊物刊载了许多像老舍的《月芽儿》这样的名家名片，韦君宜的处女作刊于此，自然令人瞩目。可惜由于作者本人觉得“幼稚“而未能收入后来的文集中。但是一个作家处女作的“幼稚“又往往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短篇主要描写了两个知识女性，曼英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她不要生活里的山峰和大沟，有了儿子贝贝，一心只想一家过美满的日子，梦想通过存款供儿子将来出国走走。可是刚刚沉浸的美梦便被打碎，曼英与丈夫双双被校长解雇，于是曼英痛切地说出“都完了“。他们的大学同学马小姐是一个充满理想与信念的活泼女性，看到了这一幕却说：“你说不要生活里的山峰和大沟，但是你看，这顶多是一个小坑，你受不了！“这带有劝慰和批评的话，暗示着丢掉了人生的理想，生活里没有了山峰和大沟，却有无数的小坑横在面前。短篇的成功在于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就是两个次要人物卖柴农夫和仆人刘妈也都写的跃然纸上。标志着韦君宜早期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约半月后，作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栏上，又发表了她的第二个短篇《探监》，署名陶清。小说反映了在政治斗争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是通过探监兄弟间一席谈话表现出来的。探监者为犯人养父之子，两人亲如手足，曾几何时养父从一个教师爬上了县长的位置，管辖着狱中犯人的生杀大权，但养子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却宁死不屈。

1936年《清华周刊》45卷由中文系十级学生共产党员王瑶主持担任总编辑，韦君宜受聘任该刊“哲学栏“编辑，除了编辑每期关于哲学方面的大量稿件，仍然坚持笔耕不辍。时值鲁迅逝世，10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鲁迅追悼会，在11月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5卷第1期上，韦君宜发表了署名“君宜“的散文《哀鲁迅》。她在中学时代就阅读了鲁迅的不少杂文，经过一段斗争生活后她才觉得真正地理解了鲁迅。这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开篇便写道：“我觉得鲁迅不是从九万八千里的云间把光芒射下来的星，我觉得他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着的朋友。“全文通过作者的切身感受，昭示着“鲁迅的名字将照透了昏黑的长夜，在光明的国土里永生“这样一个真理。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个革命青年对国事的忧虑，对未来的信念，相信光明正在人们的心头升起。散文仍然保持着热情呼唤的风格，但同时又涂上了一层沉郁睿智的色采，说明韦君宜正在走向成熟。“一二·九“一周年纪念之际，韦君宜在《清华周刊》第45 卷第7期发表了她的第三个短篇《第一道光》，署名蓁蓝。短篇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清华大学等院校参加“一二·九“的全过程。贯穿全篇的主要人物是苏文佐和苏月佐两兄妹。哥哥不关心政治，由于失恋的痛苦滑冰时跌伤了腿，住入了医院；妹妹与他存在思想分歧，经常抬杠说不到一处。但当苏文佐被卷入运动，在参加游行中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看见妹妹参加宣传工作的勇敢精神，他也带着受伤的腿参加了冲锋队，对妹妹也油然产生了亲切之感。在与警察扭打中，他的伤腿被踢而倒下昏迷过去。周围的同学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呼唤，使他感奋。他终于从孤独中摆脱出来，置身于火热斗争中，觉得自己的腿已不是要紧的了。苏文佐思想的变化以及作品中穿插的“常见男生追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的情景，是真实的，许多青年学生，不就是从这里迈出了人生坚实的步伐吗？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在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中，韦君宜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书评，抑或杂记、通俗文体，写起来得心应手，显示了相当的创作潜力。这些早年作品，继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直面现实人生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使命感，虽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却以它独特的取材、独特的视角给当时的进步文化潮流带来了新的气息。同时作品所显示的一个女青年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浪漫主义情怀，对了解作者的精神风貌和性格气质也具一定的意义。

在宜昌，省委钱瑛大姐决定送韦君宜去延安时亲切地对她说：“回延安就到家了。你会觉得心里好过些.。“韦君宜到重庆见到二叔谎称去昆明上学，要了一笔钱便于12月5日从女友王作民家动身，乘飞机去了成都。经过数日准备又启程，1939年元旦刚过，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便出现在她的眼前了。

清华老同学原“民先“总队长时任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青联“）副主任的李昌（雷骏随）接待了她，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自然一切都很新鲜，换上了棉布军装，买了皮带绑腿打扮成军人状摄影寄至香港二弟处转家中。时间不长，“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来到招待所跟她谈工作。“青委“正在筹备《中国青年》，要她留在“青委“做编辑。韦君宜自然乐意，这里有许多熟悉的“一二·九“运动的战友。于是她搬到了延安北门外大砭沟的“青委“所在地。没几天，便参加了“中央青委“的一个工作组，去安塞考察一周。队长李昌，支书李新。韦君宜去的是一区三乡，见到了乡长、乡青年俱乐部主任、妇救会主任、少先队队长等。短文《陕北农村一勺》生动地记叙了此行的所见所闻，勾勒出了陕北农村开辟工作初期真实的生活画面和农村干部纯朴的身影。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们所见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农村青年工作干部“。

回到延安不久，韦君宜复参加了由“中央青委“组织的“西北青年考察团“远行至晋西北。一行五人，团长丁琇，支书冯直，成员有武克仁、张方海。此行的目的是东渡黄河，前往刚刚开辟工作不久的晋西北，调研前方农村“青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的组建情况，并写成调查报告。从陕甘宁的延安到达晋西北首府兴县，不但要自负行囊徒步行二千余里，而且路途艰险，战争也还在进行，真是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了。他们日间行军，夜则宿于十八集团军的兵站，或住到百姓家。行军途中闻“三五八“旅“岚县之捷“韦君宜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曾赋诗云：“两年流浪已堪惊，回首家山万里程。戎服更非慈母线，风霜改尽旧时容。悼亡渐痛双框竭，赴死何难一命轻。闻道将军新破虏，愿随旌旗指河东。“一路上，“访百姓、访农妇、居农家“，亲历发生在身边前线的战事，使韦君宜受到了艰险生活的锻炼。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脂粉高跟鞋，高楼大厦之类思之若在云雾中矣。“（《八年行脚录》）一行抵达兴县时已是春季了。当年青救会主任康振义（方彦）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次他接见考察团一行四人时的情形，他印象中韦君宜身材单薄、个子矮矮，她能不远万里从大城市来到边区，颇觉此行不易。后来韦君宜第二次去晋西北时还曾与他共过事。

从晋西北回到延安时已是秋八月了。这时《中国青年》已出版了几期，编辑部里只有她与丁浩川、杜绍西（杜书田）、肖平共四人。杜绍西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时任中国青年科科长，“青委“宣传部长胡乔木兼任着《中国青年》总编辑、中国青年社社长。在编辑部里除了组稿、发稿工作，韦君宜曾发表数篇文章。编辑业务也受到了较严格的训练。精神上也从悲痛中摆脱出来。“青委“机关同志间的平等关系，冯文彬、胡乔木领导干部放弃“小灶“待遇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一直使她很感念。

从《中国青年》第1卷第8期起，韦君宜共发表六篇文章，除《陕北农村的一勺》，有三篇是工作杂谈：《那个村子工作好？》、《“手工业“与“机械工业“》、《壮丁队化到童子军化》；一篇论文《新娜拉走后怎样》（三八特辑）；一篇人物剪影《悼纪毓秀》，以上均署名韦君宜。六篇文章实属三类。韦君宜的“工作杂谈“是记述她半年多晋西北之行，自己对农村青年工作的实际考察体验，以及个人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以《壮丁队化和童子军化》为例，题目就体现了转变青年工作的一个生动提法，文章提出“青年半武装组织和其他一切青年工作一样，必须记得”青年的任务在学习”这个原则。“本文的超前思想在于提出要“奠定百年大计“，“我们是要现在也要将来的。今日青年所学习的东西，便是将来要用以治理国家和支持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不仅要为打败敌人而且要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学习。这是很有眼力的。文章还提出了旧青年与新青年的区别，怎样才算一个新青年以及如何从一个旧青年发展成为一个新青年。她痛感“五四“以来农村青年仍和他们的上代毫无不同，“简直就没有青年时代！大多数的农村青年还是手捧旱烟袋，脚穿空出一寸多的匣子般的鞋，走路踢踢拖拖，蹲在炕头上谈谈家务事，一点不像青年！“她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半武装组织，“必须针对此点来下药石针砭。“为此要紧紧把握住这个“教育青年的组织“。韦君宜此类文章没有过多的说教，作者只是从自己敏锐的观察和切身感受中回答问题；此外作者还善于形象地勾勒出时代的印记，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富于典型的细节选择，引起人们的深思，读起来很有今日纪实文学的特点。

来到延安一年许，韦君宜与延安中央“青委“组织部干部苏展参加了由“青委“举行的十对新人的集体婚礼，陈云同志当时兼“青委“书记主持了仪式。苏展原为北京河北美专的学生，“七·七“事变后奔赴根据地参加了中央“青委“的工作。

抗战以后山西的抗日力量有很大发展。1939年冬阎锡山反目，动用军队摧残革命力量及抗日团体，史称“十二月事变“。当时晋西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比较分散，局势十分不利，根据中央保存实力集中巩固晋西北的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林枫任区党委书记。为了加强晋西北的青年工作，中央“青委“决定先从组织部抽调苏展、冯直两名干部充实那里的领导班子。结婚半月余，苏、冯两人便衔命从延安出发奔向晋西北党委所在地兴县，在晋西“青委“里担任常委，筹备召开晋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0年夏7月，韦君宜受延安中国青年出版社委任，带着出版《中国青年》地方版（晋西版）的使命，从延安出发第二次奔赴西北，同行的还有冯直的爱人康琳。途中赶上黄河涨水，战事紧张，兴县丢失，遂在绥德停留。此间，韦君宜与清华同学“一二·九“运动的战友杨述不期而遇。（杨述当时的姓名欧阳正，笔名欧阳素，清华时叫杨德基）当时杨述担任着绥德师范的党总支书记。这段时间韦君宜曾在绥德师范开办的短训班讲过短时间的课，还给杨述主编的《陕北文化》写过稿。待兴县敌人退去，战事稍停，韦君宜与康琳又渡黄河奔向晋西。8月19日，在兴县召开了晋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县“青救“干部聚集一堂，气氛十分热烈。韦君宜和大家一起编会歌，出墙报，到处是歌声，就象回到了“一二·九“时代一样。大会通过颁布了《晋西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章》（草案），产生了晋西“青联“执委会，主席罗毅，组织部长周颖、宣传部长苏展，韦君宜为九人常委之一，在宣传部主要筹备出版《中国青年》晋西版的工作。此外，她还在贺龙兼校长的晋西青干校任课。此次奔赴晋西北环境更加恶劣，任务更艰巨 ，在敌人的扫荡和反扫荡残酷斗争中，经常夜行军，居处不定，饥饿与寒冷也不断袭击他们。方彦同志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已到了春节，天气很冷，没有取暖的条件，就用瓦盆什么的从废墟里捡回些烧成焦炭样的木屑，用来取暖。大家穿的是布里絮羊毛的冬衣，吃的是黑豆渣，都是平时的马料猪食。“此间，韦君宜写的《夫子庙拾炭记》（略作修改已发表在《诗刊》1982年第3期上） ，反映了敌人的疯狂扫荡造成的灾难，“我非竖子与村姑，也曾幼读圣贤书；夫子庙中拾木炭，未知夫子意何如；我思夫子神如在，也应痛哭邦家坏；圣愚人鬼尽难逃，夫子流离失覆盖；我今拾炭省军资，夫子也应笑许之；围炉烘手手渐暖，濡笔吟成拾炭诗。“（据韦君宜诗词手稿）这些饥寒交迫中的晋西北青年干部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照常开会，写材料，开展各项工作的。

经过艰苦的筹备，由韦君宜主编的《中国青年》（晋西版）以中国青年晋西分社的名义于1940年11月1日出版。贺龙为创刊亲笔题词：“青年应该是革命的先锋队“，关向应和林枫也都亲自为刊物题词。韦君宜执笔的发刊词《和晋西青年朋友见面》只千余字，生动地写出了“晋西在灾难中“的变化，提出了办刊的宗旨：“这里没有什么高深研究。它将陪伴晋西广大青年，中下级干部，做一点科学知识的普及，下层工作经验的交流。反映大家生活，发表大家习作。有一分力，发一分光，希望大家多给它帮些忙，使它光辉似雪，就和那岢岚山上银辉的积雪一样。“

《中国青年》（晋西版）为月刊，发行数额1500份以上，主要读者对象为各县青年干部、小学教师、高小初中学生。以及相当程度的区县军政干部。创刊号阵容较强，栏目也较多样。韦君宜编辑5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派黄照来接替了她的工作，共出版到二卷六期停刊）。

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韦君宜还动手写了不少文稿，主要有:《在晋西纪念鲁迅》（署名宜）、《怎样出群众墙报》（署名之初）、《我所见的续范亭》（署名蓝涛，以上第1卷的1期）；《谈谈封建观念》（署名韦君宜）、第3期；《火烧赵家楼-“五四“漫话》（署名韦君宜，第5期）。大多是普及性的通俗文章，提倡改写文学故事始于此时。论文《谈谈封建观念》是篇较好的思想启蒙文章，但文中最后认为“抗战成功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决不再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也决不会有这许多的封建观念了。“认为社会制度改变便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种认识在思想理论界是相当普遍的，是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和复扎性缺乏深刻清醒认识的反映，也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性，党的理论战线对中国封建观念长期形成的思想模式、文化形态缺少应有批判的结果。我们不必苛求于韦君宜在当时条件下论文中的这一思想不足；但却要看到理论界这潜伏着的思想认识，在较长时期内，确也曾是中国思想文化战线的失误。

《中国青年》晋西版的出现，它的价值，不在于刊物内容的高深和编辑者的水准。今天当我们拿起这些薄薄的纸张粗糙的刊物时，它像似向我们走来的一串历史脚印，它适应了在中国最偏僻最落后地区普及知识、启迪民智的需要；为一部分特殊的人群--战斗在最艰苦环境中文化较低的边区青年，提供了最起码的精神食粮。

在离开晋西之前，韦君宜与苏展之间感情隔膜已难以愈合。1941年3月，苏展被派往山东抗日根据地，临别时在欢送的人群中他们握手相别。走前苏展给韦君宜留下一封信，这第一次婚姻便这样结束了。

1941年4月韦君宜从晋西北返回了延安，时值《中国青年》（延安版）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青年干校执教。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不久又由丁玲主编开辟了“文艺副刊“专栏。晋西北的那段岁月依然萦绕于韦君宜的脑际，她萌发了创作的欲望。很快，她在根据地的第一个短篇《龙》便发表在这一年7月8日创刊不久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

《龙》（原题为《龙》-- 晋西北的民间传说））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大旱之年天上的龙并没有应验来解救 虔诚求雨的农民，人间的龙（贺龙）却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作品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根据地农民思想面貌发生的变化。短篇构思新颖，巧妙地将富于传奇色彩的传说故事与现实生活溶为一体，文学语言也独具匠心，给人以美的感受。《龙》是韦君宜的成名作，和丁玲、孙犁等名家代表作一起，被收入了由周扬1946年、1947年东北书店相继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全国解放后被编入了初中语文课本，又为各种版本的解放区创作选所选入。另一篇短篇《群众》发表于1942年8月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短篇以清新的笔调，写了三个从城市奔向根据地的女青年，在下乡做群众工作时，他们怎样用眼睛寻找群众，到终于认识了群众就在自己身边的一段故事。作品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文学语言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反映了知识女性到根据地后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两个短篇标志了韦君宜文学创作的新起点。在作品的创作倾向上，既表现了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感受，又与“一二·九“前后的创作有着一脉相承之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很可惜，这种创作势头不久便中断了，这很可能同不久发生的那场“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有关。

1941年9月韦君宜与时任米脂中学党总支书记的杨述结成终身伴侣，完婚后即留米脂中学任语文教师。米脂是陕北的名城，为李自成故里，校址设在城外盘龙山，旧系魏忠贤生祠，后改为闯王家祠。在此执教不到一年，已经作了母亲的韦君宜与杨述被调到绥德地委。地委机关报《抗战报》作为地方性报纸，主要面向辖区的县区，已创刊多日。他们来后共计四名编辑记者，杨述任主编。韦与杨在《抗战报》上自然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我们见到的署名文章只有321期署名欧阳正《纪念本报生日，检讨今年本报》一文（头版），和韦君宜的《研究一下本报所登的劳动英雄的稿子》（二版）。同期还刊有宣传部长李生华的一篇《我们要保卫抗战报》，可见其火药味了，已是“抢救失足者“运动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了。

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又发展为审干运动、“抢救失足者“。杨述、韦君宜都卷入这场运动中。武汉失陷前，杨述由组织安排转入四川，任川东组织部长兼“青委“书记，在重庆被捕，经周恩来保释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此次“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红色政策“下的国民党特务。笔者有机会看到这段时间的《抗战报》，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写的这场运动的过程、思想认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绥德地区的这场“抢救“运动是五、六月间从绥德师范开始的，8月17 日召开全校大会，共开了九天，9月5日见报。这一天出版的322期《抗战报》头版头条大字竖排标题是：“救救孩子！救救青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罪恶滔天 陷害青年无恶不作 绥德学生控告国民党特务罪行“，其中许多小标题都是耸人听闻的，如“女特务第一条战线在床上“等……继之，绥德地区大会于9月13日亦开幕，袁专员致开幕词说:“今年上半年绥德师范有一百六十二个被国民党蒋介石陷害堕入泥坑的同学坦白了。“(见9月14 日《抗战报》第325期)，习书记总结十天大会，绥德各界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主席团及全体到会代表两千六百人同致《告失足同胞书》（见9月25日《抗战报》第332期），又，绥西各界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主席团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人同上《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电》（见10月23日《抗战报》第339期）。“米脂群众开展救人运动，一千余失足者爬出泥坑感谢共产党宽大政策。“（见《抗战报》第354期）在1944年元旦出版的第357期刊登的《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大事记》专稿，其中“除奸运动“一项写到：“八月四日延安县开大会……。绥德、陇东……各分区都进行了这个斗争，一直深入到乡村里。……我们本着党中央的宽大政策，挽救失足分子。“

当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时，作为编辑记者，韦君宜一开始是“深信不疑的“，后来虽觉察出一些破绽出来，“但是我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见《思痛录》第8页、第9页）直到这场“抢救“不断的扩大，引向“不远万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引向“四川伪党“，引向了韦君宜所熟悉的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包括韩天石--“一二九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韦君宜已经从震惊感到害怕了。毁家纾难的杨述也被诬蔑成执行国民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政策的特务，被关押近了整风班。画家李又罘仅因为请了几天假到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去看望哥哥，也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到这时候韦君宜才懂得了这场运动“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她觉得这样怀疑他们实在是太冤枉了。

当时，韦君宜、杨述认为这不过是绥德的党在胡搞，延安绝不至于如此。杨述后来被从政风班里放出来，带着特务帽子从事抗战报编辑工作。他跑到延安去上诉，写信给毛主席，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特务，请您调查“。但后来才知道，延安比绥德整得更厉害，他们多年相知的朋友许立群、李锐、魏东明、黄华……都被打进去了。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韦君宜的头一个女儿，因政治和生活环境的困苦已经失去了，自己也得了重病，又受到特务家属的侮辱式的待遇，遂写下了一首纪实的诗：“小院徐行曳衫破，风回犹似旧罗纨；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伏笑谈；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四三年审干后作》）在一首题为《家》的新诗中她还写到“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世界/人生/革命/学来好大个聪明！/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夜晚寻不上宿头/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站在旷野里/呆望着/最远的星星“这些激愤之情反映了她在理想追求道路上的困惑、诚挚、执着的精神历程。

1944年下半年，杨述给毛主席的申诉信也有了结果，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找他谈了话，摘掉了特务帽子，调他们夫妇到中央党校工作，安排在校部教务处。审干运动翻天覆地闹了一场，最后的结局是全部打错了，全是假案。尽管这种行为如此荒唐，但是，由于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脱帽致了歉，致使这些怀着赤诚之心的革命知识青年全都原谅了。

1945年抗战胜利，韦君宜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塞下忽传胜利声，八年苦战竟全功；下山歌笑光火跃，东去归程指日中；万里河山凭放手，千章织锦下名城；生还父老应犹健，子弟兵归唱大风。“

八年的岁月对人生不算短，在喜悦之余，韦君宜也流露出了木兰归里的心情。然而没有多久，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临在了每个革命者的面前。韦君宜又投入到中国历史转折的大决战中。她被调到延安新华社口语广播部担任编辑。1946年3月国民党轰炸延安，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合并为新华总社，部分撤离人员组成了战时编辑部，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很快投入工作，接替延安，开始向全国播音。韦君宜亲历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1947年春，廖承志率领总社，按照行军行列，随中央“工委“从陕甘宁边区瓦窑堡出发，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横穿山西岚县、静乐等县，历时三、四个月进入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境内，随着中央“工委“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9月13日在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韦君宜被派往参加了平山土改工作团，担任该县温塘区委员的工作。

此间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她在根据地创作的第三个短篇《三个朋友》，自10月2日起在《人民日报》（晋察冀版）转载了这个短篇。《三个朋友》描写的是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查租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描写了“我“与三个朋友--农民、农村绅士和知识分子之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的种种关系，着重表现了也是知识分子的“我“的思想感情深处所发生的变化。那点自己的天地情调，在与农民朋友刘金厚的接触中，“各种破东西就被他一层一层剥掉了“，知道了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自己的脚应该站在什么地方。这个短篇正如作者后来所谈，是从知识分子“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那种真诚的感情出发写出来的。“短篇将根据地真实生动的生活画面与作品的思想倾向作了较好的结合，使它在解放区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和短篇《龙》一起作为韦君宜的代表作被选入了各种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中。从《龙》、《群众》到《三个朋友》，反映了作者小说创作倾向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即由偏于理想色彩转而着重表现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他们的政治思想面貌。短篇最后通过“我“表明只有农民朋友才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与农民朋友在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这种文字表述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倾向，创作态度固然真诚，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却是理念大于形象。而且对知识分子朋友作为农民朋友的陪衬人物，在描写上也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说明了作者在适应当时政治环境的同时，开始向模式化思维方式的倾斜。

十年的战争环境中，韦君宜还用浅近的文言文写出了纪实性散文“三部曲“。第一篇是1938年流亡一年后在宜昌作《流浪记》，此篇已经轶失。据作者谈一直保存在身边，“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后来归还材料中不见了此件。第二篇《八年行脚录》写于“八·一五“光复之际，（全文收入散文集《海上繁华梦》，为未完成之作，实际只写至1942年到米脂后为止，发表时删去部分文字，文章以简练而富于文采的浅近文言，生动地记述描写了作者从武汉撤退到大后方，以及在根据地最初几年的足迹。文中特别用了较多的笔墨写出了在敌后所面临的饥饿和艰苦的战斗环境，看来不是那么豪情满怀，也没什么豪言壮语，但平凡与神圣本来就是革命者的本色，作者正是从这里着眼写出了一代革命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第三篇是写于1948年1月间的《还乡记》，主要记述作者在1947年底从解放区化装潜回北平家中治病的见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统区北平的衰败景象。三篇散文表现了韦君宜文言文的功底，写作风格从青春期的热情倾述转而记述描写自己亲历目睹的生活方方面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演进，具有较强的纪实性。此外在战争环境中韦君宜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上述所引及后来问世者如《夫子庙拾炭诗》、《离延安》等，只是其中的少数，此处不一一记述。

1948年韦君宜与杨述参加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主要负责《中国青年》的复刊。1949年3月，他们所在单位随中央机关来到了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从此，韦君宜步入了她人生道路新的里程。

韦君宜主要作品

著有散文集《似水流年》、短篇小说集《女人集》、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长篇小说《母与子》、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和自传体小说《露莎的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