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之

王绍之人物生平

出生于一个反动地主家庭。 父亲王焕庭，大革命时期任古角镇“铲共团”团总，积极充当国民党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血债累累，无恶不作。1913―1925年，他在本地读私塾。其中有个塾师李芳是古角地区进步知识分子、黄梅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他在李芳的帮助和教育下，认清了父亲王焕庭的反动本质，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曾两次杀父，一次因山洪爆发，河水阻隔未成，一次被母扭住，未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后随军北伐，任营长。1928年2月，奉命回到古角家乡，恢复党的组织。1929年任中共黄梅县委委员。同年9月，县委派他到塘穴镇发展党组织，建立了下西区特别支部。1930年初，调鄂东南特委工作。1931年2月，调红五军五纵队三支队任队长。同年6月，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八军副官处长，后任红五军卫生部政委。1934年红一方面军长征，部队重新整编，他任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指导员（连长何长工）。1935年长征途中，组织上派他到川南彝族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任游击队政委。后在战斗中负伤被俘，牺牲于冕宁。

王绍之人物事迹

1928年春，王绍之奉命脱离国民革命军，回鄂东协助中共鄂东军委书记周为邦领导黄广暴动，担任中共黄梅县委军事部长。县委考虑他是古角反共团总王焕廷的儿子，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以开中药铺做掩护，恢复组织，准备暴动，并寻机做好王焕廷的转化工作。谁知王焕廷反动透顶，得知儿子“解甲归田”，妄图凭借王绍之的军事才干为他所用。在一次宴请地方绅士的酒席上，议论如何继续扩大反共组织，加强反共力量，王绍之劝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王焕廷斥子“慈航普渡，难济众生”；子指父是“人民公敌”，父骂子是“王氏叛逆。”在争论中，几乎达到“火拼”的地步。幸得几个头面人物出来排解，“战争”暂告平息。

是年冬，县委考虑王绍之在东区古角处境的艰险，把他调到下西区，以游医作掩护，化名曾德安，协助县委程运南组建扩穴特支，开辟鄂、皖、赣边区地下交通。

1929年夏天，王绍之与圹穴特支九江支部书记桂月秋在九江，以黄梅人经营的李义发客栈为联络点，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武装暴动。因不慎被反动当局察觉，桂月秋被捕牺牲，王绍之被通缉。县委为保护王绍之的安全，将他转移鄂东办事处。王绍之一到阳新，就与中共中央巡视员、湖北省委特派员曹大骏、吴致民二人接上头。时吴致民兼任大冶中心县委书记，派王绍之任阳(新)大(冶)手枪游击大队副队长，此时，王绍之更名为黄应龙。不久，阳新、大冶两县特务队、赤卫队与阳(新)大(冶)手枪游击大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王绍之任纵队长。

1929年12月，大冶兵暴和阳新起义胜利后，部队统一整编为红五军五纵所属支队：原五纵主力编为第一支队，起义武装为第二支队，原红十二军和原五纵一部为第三支队，王绍之为第三支队支队长。

1930年6月，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由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上海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王绍之在该军先后担任过军部副官长、团长、军附属医院政委。1931年9月，王绍之调任红三军团医院政治委员，后任红五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红军军医学校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如猛攻平江县城时，虽然战果辉煌，但红军伤亡达300多人。当时，医院药物奇缺，王绍之只身去武汉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由于购买药物过多，引起国民党军、警、特的注视，进行盘查，当作“通匪”嫌疑犯，将他扣留审查。幸得在汉黄梅同乡会的友人四处活动，寻找黄埔军校四期一个同学、国民党中的军官出面保释，始得脱险。自从这次以后，打通了这条渠道，王绍之经常派人去武汉找同乡会的友人，帮助购买急需药品，保证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2月，红一方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在黎平，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和红军女干部，虽然年老、体弱，跟随主力部队行动有困难，但他们坚定地表示要跟随主力红军走到底。为此，中央决定把他们集中在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即干部休养连。周恩来亲自部署，任命何长工为连长，王绍之为指导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通过彝族地区，部队到达冕宁县时，为缓解红军主力快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摆脱敌军对后卫部队的干扰，并为在大、小凉山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在冕宁组建中共越西特委、冕宁工委、冕宁革命委员会、冕宁抗捐军，开辟游击根据地。王绍之得知这一决定后，向组织申请，要求留下来。

1935年5月22日，毛泽东到达冕宁，在总司令部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萍及廖志高、王首道、李井泉、王绍之等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大渡河两岸形势及游击战争等问题。后由陈云主持召开留下来的红军干部会议，周恩来出席参加，并宣布王首道为中共越西特委书记，李井泉、陈野萍、王观澜、王绍之等为委员；陈野萍为中共冕宁县工委书记，王绍之为冕宁抗捐军总司令。

王绍之接受任务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捐军。抗捐军发展很快，有500多劳苦大众参加。

在特委、工委的领导下，抗捐军选送向导给红军带路；运送伤病员和物品；铸集军粮；宣传党的政策；维护治安；打富济贫。抗捐军枪毙了国民党冕宁县泸沽区区长、大恶霸余惠安，抄了城内大地主刘耀南、田坪大地主朱绍阶等的家，把抄出的粮食、布匹、财物分给穷人；烧毁原县政府部分档案和公私田地粮田册；宣传废除原县政府残害彝族同胞的“换班坐质”制度。

1935年5月27日，殿后的红九军团在县南泸沽击溃追敌后迅速北撤。王首道、李井泉等奉令归队，留下一个连，由王绍之带领，掩护地方常的工作。

红军主力部队过完彝族地区后，王绍之率领抗捐军就地打游击，计划与红军干部刘彬率领100多名红军战士组建的一支游击队配合行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得悉敌薛岳、刘文辉、邓秀廷各路敌军即将到来，形势急剧变化，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捐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坚持原有阵地实有困难，一天大早，王绍之乃将抗捐军转移城北一里多地的小堡，与刘彬游击队会合，与敌周旋。中午，队伍开到县北20公里的大桥场，在场镇外休息，等红九军团尾队走完才进场镇。这时，彝族果基小约达达的弟弟果基尼带领一群彝人，打着“红军夷民沽鸡支队”番号的旗帜，向抗捐军要枪，说什么是前面部队叫了，王绍之与政委陈野萍商讨说：“听人说，小约达有反心，不可靠。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给枪他们。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尽量避免和彝民发生冲突，首先稳住他们”。下午，果基、罗洪、倮伍等“三支”(支，即氏族，彝族部落的称呼)彝人来得很多，王绍之估摸不透他们的意图，与陈野萍、刘彬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办法：一、这里无法坚持斗争，只有脱离危险区，迅速去追赶红军；二、当天下午就和果基家支、罗洪家支的头人喝血酒盟誓；三、明天动身时，请果基小约达派20人送抗捐军过彝族区(因为从冕宁北部安宁河支流拖乌河到南垭河一线是果基家支的范围)。

这次喝血酒，抗捐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彝族只有果基小约达和罗洪作揖参加。小约达表现得比较勉强，王绍之和陈野萍有疑虑，晚上就找小约达做工作。

1935年5月28日一天早，抗捐军从大桥镇出发，小约达派来护送的人远远不止20人，加上罗洪家支、倮伍家支的彝人硬插入部队跟着一道走，便把行军行列插乱了，行动缓慢。走到大桥北约四公里的俄瓦山的山坡下，罗洪家支突然有人送来消息，说军阀邓秀廷部已堵截去路，前进有困难。王绍之等便决定改变行军方向，往左向西，朝田坝罗洪家支地盘走。小约达说：“那是罗洪家支的地盘，我不能去，我同罗洪家支是冤家，我到那边去，他要害我。”王绍之、陈野萍都说：“有我们担保，昨天才吃过血酒啊!”小约达固执着只能走自己的地盘。王绍之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做小约的思想工作。正在谈话间，突然啪的一声枪响，刘彬队长中弹身亡，抗捐军队伍因而大乱，彝人趁机开始抢枪，还打死了红军干部。抗捐军执行民族政策，严守纪律，没有开枪。在枪声中，王绍之照样向彝人做工作，并高喊：“不用打，不用打，有话我们慢慢说。”这时，喊也无用，枪让彝民抢去不少，还击会造成不良影响，只好下令突围，朝既定方向走。抗捐军在突围时，有的冲散了，有的被打死，伤亡较大。快要冲出包围圈时，王绍之中弹负伤，倒在山脚下的草丛中。抗捐军战士将他救到罗洪家支的罗洪迭都家隐藏，红军干部方忠等亦被救至迭都家。邓秀廷闻讯，派一个连进行搜捕，包围了罗洪迭都的村寨，声言不交出红军流散人员，就要血洗村寨，踏平罗洪迭都家支地区。王绍之为了不连累这位彝族兄弟和罗洪家支，对罗洪迭都说：“迭都兄弟，为了你的全家和村寨的安全，请把我交给国民党军吧!”说罢，王绍之挺身而出，怒目吼道：“红军在这里，不准侵犯彝族同胞。”罗洪迭都和村寨的彝族同胞含着热泪，望着邓秀廷把王绍之、方忠等红军战士绑走。

在冕宁狱中，惨无人道的邓秀廷将关押的红军、抗捐军战士，不分男女，全部剥得一丝不挂，戴上手铐和脚镣，关在一起，妄图从精神上、肉体上折磨他们。邓秀廷对王绍之施用了各种酷刑，要他供出抗捐军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去向和中共冕宁地下党的情况。王绍之咬紧牙关，坚不吐实，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凌辱。邓秀廷黔驴技穷，于1935年6月中旬，派副官长刘国侨将王绍之、方忠押解到西昌，交国民党中央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收。薛岳亲自进行审讯，王绍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宁死不屈，拒写反共声明。后被押送到雅安。1935年冬又被转送至成都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