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真

　　抗日战争初期，一位出身于大地主兼商人家庭的宜都青年，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志愿，抛弃优裕的富家少爷生活，冒着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之路。数年后，家乡青年将他与中共宜昌中心县委委员张翮、襄西地委书记苏震并誉为“陆城三杰”。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宜昌市首任市长刘真。

　　刘真，原名刘绂传，号公黼，1913年1月14日生于宜都县（今宜都市）陆城。其曾祖父靠承办县衙田赋、契税而发家，拥有良田千余亩，商铺、作坊近十家。其祖父是清末秀才，曾任县商会会长。刘真7岁入学，先后就读于宜都县立高等小学、县立尚实初级中学、荆州省立第八中学。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他深感屈辱忧愤；五四、五卅、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和工农红军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奋然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当选为荆州省立八中救国会干事，与同学们一起掀起了荆沙地区抗日运动的0。在好友苏震和八中进步教师方西平的引导、启蒙下，刘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社会科学著作，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逐步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后来，他在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时说：“我们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也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而是为了中国富强，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可以说，是日本鬼子的侵略和腐朽的旧社会把我们逼上了革命之路！”

　　1933年3月，刘真在上海经中共闸北区委委员张翮介绍加入共青团，从事刻印革命刊物、传单的工作，后因病返乡。1936年秋，与党失去联系的刘真抱着到-中去寻找党组织的想法，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国团。11月，武汉大学准备西迁四川乐山，刘真响应青年救国团的号召，返回家乡宜都，组织学生抗日宣传工作团，在全县各乡镇巡回宣传演出一个多月，打破了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压制民众运动而造成的沉闷局面，促进了宜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38年3月，刘真在宜昌加入中国共产党，赴武汉中共湖北省委主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任训练班党支部书记。7月任中共宜都支部书记，领导宜都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发展党组织。10月，国民党宜都县政府慑于刘真的政治影响力，派 将其“护送”出境。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取“为真理而奋斗”之意，将他改名为“刘真”（原名刘绂传），以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刘真历任中共当阳特区书记、当阳县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荆（门）钟（祥）南（漳）宜（城）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不畏艰险地开展建党工作和进行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在刘真和党委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襄西沦陷前，党组织已掌握抗日武装近百人枪，为以后创建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军事基础。其间，因荆当远中心县委经费困难，他主动将家中遗存的100亩田产托堂兄刘祝庚卖掉70余亩，所得之款500元银洋全部交给中心县委,以后又陆续卖掉一些田产，资助中共江南地下组织，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舍家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

　　1940年6月，日军侵陷襄河（汉水）以西地区，刘真全力投入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历任襄西军政委员会委员、新四军襄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中共襄西地委宣传部长兼襄西行政委员会党组书记等职。1942年5月至1946年1月，历任中共京（山）钟（祥）荆（门）当（阳）地委社会部长、襄河地委常委、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襄南中心县委书记兼襄南指挥部政委、襄西中心县委书记兼襄西指挥部政委等职，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中，率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保障部队的后勤供给，反击日伪的“扫荡”和“清剿”，策动当阳伪军刘筱约部2个大队500余人起义，为创建和发展襄西、襄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历任中共天（门）京（山）潜（江）中心县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江汉区党委-部副部长、汉口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山西晋城中原局党校学习、工作。1947年6月随军南下，任中共蕲（春）黄（梅）广（济）地委副书记，11月重返江汉，历任中共潜江县委书记，江汉区第四地委、当阳地委副书记兼江汉区第四行署、当阳行署专员，参与领导开辟和发展襄西解放区，先后建立南（漳）远（安）、荆（门）当（阳）、江（陵）枝（江）宜（都）、宜昌4个县委、县人民政府和3个正规团，20余个县大队、独立营、区中队的地方武装。襄西解放区成为支援四野南下大军解放宜昌，渡江作战的前进基地。

　　1949年5月19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宜昌市委、市政府组成人员，准备接管宜昌。刘真任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兼宜昌市市长。在当阳卢家湾市委、市政府成立会上，他深情地嘱咐与会干部：“我们这支入城的工作队是宜昌人民的‘长工队’，是去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去做官当老爷！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宜昌人民服务的观念，保持我党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7月16日宜昌解放后，他与市委书记彭天琦率部进驻宜昌城区，与广大干部和市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0完成接管、支前、恢复生产、稳定金融、肃特反霸等各项工作任务。

　　1951年8月起，他先后调任中共宜昌地委副书记兼宜昌专署专员、湖北省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等职，1978年9月在武汉离职休养。离休后，他不顾病体，坚持撰写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指导编写《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人物与资料》、《襄西解放史稿》等革命斗争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教材。2009年1月26日，他在武昌逝世，享年96岁，生前留下遗嘱，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不在媒体上发表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再次以超凡的襟怀，展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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