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

黄文弼人物生平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十八日（4月23日），黄文弼生于湖北汉川县马鞍乡喻集村黄家咀，原名黄芬， 早年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 民国四年（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 同窗有孙本文、胡鸣盛、冯友兰、罗常培等13人，后仅有冯友兰一人专治哲学。黄文弼在学期间颇为活跃，他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的，旨在“绳己”“谢人”“止谤”的“进德会”，革除旧习，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观。他还关注学校学术资源建设，毕业后参加“一九二五哲学系级友会”，组织系友捐建北大哲学书库。

黄文弼的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中国哲学转向古籍整理和目录学，然后到考古研究这一过程。他在北大哲学门就读期间主修中国哲学。民国六年（1917年），哲学门开设有希腊哲学、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逻辑学史、中国名学钩沉、伦理学史、近世心理学史、儒家玄学、二程学说、心理学、身心之关系、社会哲学史、唯心论等十一门课程，黄文弼选修中国名学钩沉、儒家玄学和二程学说三科，分别由胡适、陈汉章和马叙伦授课。 他的哲学研究代表作为《孟子政治学说释评》和《明道与伊川之哲学及其方法》。黄文弼指出：历代对于孟子学说的研究，韩愈之流的解释为专制服务，程朱陆王虽能宗其本心，但却意犹未尽。他总结《孟子》之立国法制，认为古代“中国之哲学与政治伦理未尝绝然分离。亦可简称之曰政治伦理学。”只有采用法制主义辅以人治，方为合理的治国之道。 在后文中，他追溯了二程之学术渊源，综其学说要旨，对二程哲学方法论之精髓进行总结。 12月，由教育部备案更名为黄文弼。

民国七年（1918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倡导以探讨东西方诸家哲学问题、开拓新学术为目的，成立“北京大学哲学会”。 此外，他对国史研究也展现出极大兴趣，曾担任北大国史编纂处的名誉征集员。 国史编纂处即国民政府承清朝国史馆所建之官方修史机构，主要搜集、整理史料和文物，编修官史。通过参与国史编纂处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黄文弼对文物有了初步了解。

民国七年（1918年），黄文弼以乙等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数为77.8分，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曾致力于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研究，后转向考古学研究。

民国十年（1921年），黄文弼与人合作历时一年完成《文心雕龙》校勘与研究。《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体现了黄文弼的古籍整理颇受黄侃学术之影响。 黄文弼整理《文心雕龙》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文献整理可分：校勘、文人小传、文人年表、文章表、辑文、补注、标点符号等七部分。 “校勘”部分是黄文弼对传统学术的继承；“文人小传”至“补注”部分则体现了他对黄侃《文心雕龙》研究重视文字典故的诠释，讲求“学有本源”，研究注重“追本溯源” 等学术思想的继承；“标点符号”则是他以黄侃“学问文章宜以章句为始基”为宗，重视分章断句的重要体现。 通过文献整理，黄文弼不仅对传统学术研究更为精深，同时也与黄侃等学术大师有了深入的交往，受到了他们治学方法的影响，对中国传统学术认识更为深刻。

民国十三年（1924年），北京大学成立考古学会，他是最早的会员之一。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北大考古学会从山西古董商人手中购得59方壁画，共装57箱。壁画出自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之南壁，内容为七佛像， 时代为元初。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6年一卷一期“考古学专号”开设壁画研究专题，黄文弼撰文《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考证壁画为据《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和《佛母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内容所绘之“孔雀明王经变画”。他参阅西方和日本探险家所摄敦煌、高昌等地壁画、画像砖及中国古代佛教造像与图录等，对经变画中图像内容、形式、风格、题记等内容展开讨论，认为壁画体现出元代佛教壁画的“精巧”风格。 通过壁画研究，黄文弼对佛教造像艺术和佛教考古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也促使他关注近现代中国西北考古考察和研究的内容。在国学门工作期间，黄文弼借助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这一重要平台，对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早期中国考古考察和研究有了了解，并且对文物研究有了重要体验。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黄文弼作为首批中方考查团员，随团由北京出发赴内蒙古、新疆考查，历时3年余。5月9日，黄文弼自北京出发，次日早晨路经大同得胜口后至丰镇站，丰镇可谓其内蒙古首站，但其误以为丰镇为辽金之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白塔古城）， 之后在包头下车暂住。5月11日，黄文弼闻李仲揆言包头东北瑙包有石器出土，次日便出包头北门至东北10余里之肐膊沟、（东）瑙包（鄂博转音，分界址之意）、东沙梁三处，第一次出门考查而皆有所得。 5月14日，黄文弼又出包头西门２里许考察西瑙包，所得古物以碎陶片为最多，多发现于东沙梁一带，西瑙包亦有，而所出石矢簇为最佳。 黄文弼据张慰西《塞北纪游》所言昆都仑河之西有古城遗址盖即汉光禄城，乃询之包头本地人而知包头西北门25里有澜水泉，泉西10里即昆都仑河，河西有旧营垒，而疑即塞泉城遗址，5月17日即拟前往考察古城。5月20日，黄文弼造访包头西北50余里昆都仑召，意在探寻有无古城，越昆都仑河而行后乃知古城不在昆都仑召，因次日将折而北行。 5月21日，黄文弼自昆都仑岔口北行30里至沙坝子，在村后山坡觅拾汉代陶残片数片。次日，黄文弼在公义明又拾到汉代陶残片数件，其地沙梁甚多，皆黑土，遂断言其地必为古人居处。 5月28日，黄文弼与其他考察团团员在亚母塞河附近山岭发现石斧、陶片、细石器若干，推断其处亦必为古人居址。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4日下午，黄文弼与庄永成至百灵庙东山寻觅古物，发现石器甚多，并拾有红底黑花瓦陶片，极具价值。当日傍晚，庄永成言老弄苏木（即敖伦苏木）有古城及石碑，不可不看。 黄文弼遂与庄永成计划次日顺着爱不盖河下游寻找敖伦苏木古城及金代净州废城。 6月7日到13日，黄文弼将《王傅德风堂碑记》残碑拓下碑石正文，中字碑头、石碑反面题名、蒙文碑额摄影留念，并抄录碑文，此后始确认老弄苏木为赵王马札罕之子八都帖木儿领地，但仍不确定德风堂是否建于净州城遗址中。同时，测绘城围、试掘土堆、捡拾残瓦留作标本。6月14日，黄文弼自敖伦苏木古城返回百灵庙。 6月15日，黄文弼给北京几位亲友致函，报告发现净州城之事，并致函新蒙藏委员会，请求保护王傅德风堂碑。 19日，黄文弼清检其在百灵庙附近采集文物，次日，着手研究《王傅德风堂碑记》与元史关系，以碑文而订正《元史》错讹，并致函理事会报告其发现古城之事。 10月7日，黄文弼一行开始对古居延泽进行探查。黄文弼参考以前文献史料中有关居延泽的记载，开始对汉居延泽进行探查。同年10月25日，黄文弼等在考察居延城遗址时，发掘出几根木简，对木简上的文字进行考证后，黄文弼认为，“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此堡即得有汉瓦片，又有木简，此一带为汉之遮虏障毫无疑义”。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7日，黄文弼抵达新疆哈密，在此等候其他团员。28日，黄文弼抵达吐鲁番。他在前往库车的途中探访了雅尔湖和阿斯塔纳遗址，但未及详细工作，只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发掘。3月10日，考察团一行抵达当时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的考察团大本营俄国道胜银行。 在迪化期间，黄文弼对杨增新（当时的新疆主政）收藏的麴斌造寺碑做了原碑抄录和拓本。 关于在新疆的考古调查，黄文弼认为西域文化之中心点皆在南路。故决定由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进至喀什，转行昆仑山之北麓，东至和田、于田。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初，黄文弼决定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19日，黄文弼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吐鲁番考察。2月24日，抵达雅尔湖。25日，黄文弼察看雅尔湖古城遗址，并开展了发掘工作。26日，在吐鲁番购买维吾尔文书籍二十册，下午继续至雅尔湖遗址察看发掘情况。27日，开始清理旧城遗址，掘出蒙汉文文书残件、木签、红底黑花和蒲纹、印纹及水波纹陶片。3月1日，黄文弼等又对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故城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发掘，开始挖掘清理麴氏高昌坟茔。黄文弼将雇佣的发掘工分为数组，分别进行挖掘，在三处墓穴共得年号为重光、延昌、延寿墓砖四方，包括了高昌重光三年（622年）麴庆瑜墓表、高昌延昌三十一年（591年）麴怀祭墓表等。此外，还得到陶器二十余件。3月5日，继续进行发掘，得陶器数量甚多，并得到年号为延昌、永徽、义和、建昌、延和、延寿、仪凤的墓砖十五方，包括高昌延寿八年（631年）史伯悦墓表、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史伯悦妻麴氏墓表等。6至7日，发掘出年号为章和、永平、延昌、建昌、和平、贞观、延和、义和、延寿、咸亨的墓砖二十一方，包括了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曹怀明妻索氏墓表、高昌和平四年（554年）孟宣宗墓表等。 黄文弼在高昌故城的发掘，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有很大价值。根据这些墓志和墓表，黄文弼考订了高昌的年号和官制问题，纠正了罗振玉等人对麴氏高昌世系年号认识的错误。离开吐鲁番后，4月8日，黄文弼计划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成为第一个进入此地考察的中国学者。在此地，他发现写有“交河壁”的汉简。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25日，黄文弼在土垠遗址发现新疆当时年代最早的一批汉代简牍。过去外国探险者在该地区所得汉文简牍，均为魏晋时期遗物，而黄文弼所得汉简上起汉黄龙元年（前49年），下迄汉元延年间（前12年—前9年），距汉朝设置西域都护的神爵二年（前60年）仅仅11年。另外，黄文弼还从汉简的内容中解读出汉朝在西域的职官、屯戍和仓储制度，并对此作了全面细致的考释，是对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重要补充。 4月29日，黄文弼对土垠遗址进行测量，绘制地形图和工作图，随后结束了在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工作。5月27日，黄文弼经鲁克沁、吐鲁番抵达迪化。

在迪化休整一月余，黄文弼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7日出发前往塔城，然后取道苏联，经西伯利亚返回了北平，结束了他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野外考察工作。 在新疆考古调查过程中，黄文弼除采集和发掘了数以万计的搜集品之外，还绘制了路线图及工作图，约百余幅，照片千余帧，日记笔记十余册。

民国二十年（1931年），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兼任《国学季刊》编委。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黄文弼以教育部特派员之职，随斯文·赫定的“绥新公路查勘队”再次西行，到新疆考查教育和古代文化。再赴罗布泊地区，获得新的实证材料。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5月，黄文弼再次来到土垠遗址。此次选择的路线与上次不同，他在罗布泊北岸发现大片古渠遗址和屯垦遗址。遗憾的是，由于河流改道，黄文弼未能进入他十分向往的楼兰古城。此次考察归来，黄文弼敏锐地意识到罗布泊迁移、河水改道等地理因素，对楼兰历史、丝绸之路交通路线以及绿洲诸国命运的影响，因此研究并撰写《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迀》《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等，对史籍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作了详实的考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委托，前往西安碑林整理碑刻。西安碑林最早可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已有900多年的历史。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西安碑林已略显破败。面对荒草丛生、满目疮痍，黄文弼承担起了修葺规划碑林的重任。他邀请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布局，用了三年的时间使得碑林面貌一新，一大批珍贵碑刻得到更好的保护。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黄文弼离开北京到西安、四川任教。期间仍坚持利用文字记录和图片对罗布泊资料进行整理，并对西域历史的各方面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联大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虽然此次考察重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但黄文弼仍然十分关注新疆的考古事业。由于有汽车代步，这次考察较为顺利。考察路线经河西走廊至星星峡，6月16日即到达哈密，后向北行至镇西（今巴里坤）。到达镇西后，黄文弼患上痢疾，但他不顾旅途劳顿，仍然拖着病弱的身躯拓印汉碑，随行考察人员都被他的执着所感动。离开镇西后，考察队沿天山北麓，经木垒、迪化、乌苏到达伊宁和博乐，随后转行至塔城、布尔津和承化（今阿勒泰）。这些地方是斯坦因在新疆五十万分之一地图上所没有测绘的，此次考察弥补了这一空白。 1947年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之聘，回北平担任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疆考查报告的编写。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1957年9月―1958年8月，他第四次到新疆，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和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物工作者，在哈密、伊犁、焉耆、库车等地考查。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金石并用时期的墓葬，魏晋至元代的城址和佛教遗址以及乌孙和突厥族的墓葬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调查，为研究新疆考古和新疆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间，他曾在乌鲁木齐演讲，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新疆在汉唐以来即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1958年9月底，黄文弼返回北京。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再进行野外考古了。

回到北京后，黄文弼一直致力于第四次调查报告的整理。到他逝世前，已完成哈密、伊犁、焉耆、库车等地区的初稿。然而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打乱了他的计划。“文革”中，黄文弼遭到批斗，从此一病不起，而他第四次新疆行的考古报告尚未整理完毕。

1965年，他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12月18日，黄文弼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黄文弼历史评价

向达：“西北科学考查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

孟凡人：“黄文弼是本世纪初以来新疆考古舞台上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解放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

卢桂森：黄文弼同志是一个终生孜孜不倦的老学者。他在学术生涯中度过了五十个春秋。其治学的方法是求实求全，古籍记载及发掘文物与今地相对照，中外记述互相参照，反复核对，一丝不苟。

郑师许称道黄文弼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

水野清一：“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黄文弼主要作品

类别

文献

著述

《高昌》《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盆地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等。

论文

《新疆地形古今谈》《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1957-1958年新疆考古调查简记》《伊犁考古调查简记》《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河西古地新证》《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古西王母国考》《大月氏故地及西徙》《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迁徙》《论匈奴族之起源》《前汉匈奴单于建庭考》《高昌史事略》《高昌疆域郡城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略述龟兹都城问题》《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北庭五城释名》《元阿力麻里古城考》《兽形足盆形象考释》《罗布淖尔汉简考释》等。

黄文弼后世纪念

20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的名篇选集，是西域史地考察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2012年8月28日，黄文弼特藏馆在新疆师范大学揭牌，9月正式开馆。黄文弼特藏馆共有黄文弼家属所捐赠书籍图书文献3400多册、地图照片近500份、黄文弼手稿若干。书籍包括考古学、文学著作，并涉及地理、美术、天文、宗教等学科，所赠与西域有关的书籍近百种，包括有《新疆图志》《西陲总统事略》《蒙古西域诸国钱谱》等重要文献，为新疆学者研究西域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013年新疆师范大学主办“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会议，会后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主编《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共整理59篇相关论文，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角度，多方位展示了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伟大贡献，汇集国内外研究成果，为学界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2022年5月15日，由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师范大学主办，多家单位共同协办的“丝路丹心——黄文弼与丝绸之路”特展在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正式开展。此次展览通过大量的历史照片、档案资料以及黄文弼生前采集的文物、使用的考察物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开创者，被誉为“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的生平履历和主要成就。此外，展览聚焦黄文弼在西北大学任教十年期间，参与历史系、边政系建设的工作成果，以及西北大学自1956年起考古学专业发展历程、王建新教授带领西大丝绸之路考古团队走出国门、走向中亚后的考古工作成果展示。

周轩《<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的历史价值》，柴建虹《读<吐鲁番考古记>札记》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与《吐鲁番考古记》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朱玉麒、王新春编《黄文弼研究论集》一书，收集了有关黄文弼生平资料及其西北考古研究的资料和文章共36篇，向学界展示了对黄文弼及其所处时代西北科学研究的全貌。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一书，对海内外研究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重要研究论文26篇进行全面汇总，便于学界深入研究。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与西北考察》记述了黄文弼及其毕生对西北考古事业的贡献。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学史研究》一文，从考古学史的角度系统研究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活动，对黄文弼在新疆考古史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王新春《黄文弼与西北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对黄文弼所获文献的发现、保存、整理刊布情况进行论述，说明黄文弼在西北文献整理及研究方面的贡献。李金鑫、杨斌《“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会议综述》记述了黄文弼生平与其学术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