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侦

贺俊侦人物生平

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副兵团职离休干部。

贺俊侦是湖北省阳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他历任战士、班长、台长、股长、科长、处长等职，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辽沈、平津、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总参某部副局长、局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某局局长，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为保卫国家安全，培养我军技术人才做出了贡献。他1961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军衔。他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1977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贺俊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贺俊侦人物经历

潜龙贺，是一个自然湾，是东源与杉木东西两股水流的交汇点。解放后属东源乡潜龙村，由于体制改革属王英镇杉木村。潜龙贺这个湾子是一个单姓，都姓贺，没有一个杂姓。这里地处大幕山脉白马山下，地形地貌具有典型的丘陵特征——田少山多。这里的农户以种红薯杂粮为主，兼种水稻。

贺俊侦的先祖都是勤劳苦做的农民，通过一代一代的节约积累，到贺俊侦的父亲贺广远这一代，有几亩田几块地，自食其力，只要风调雨顺，解决温饱不成问题。贺广远不光精心经营田地，还养了一群鸭子，家庭经营的还算殷实。美中不足的是，贺光远40多岁了，一连生了三个姑娘，还没有儿子，这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的老贺家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宗的香火总不能在我的手里断送吧？广远公时常念叨这个话题。那时的农村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没有儿子可以在族中儿子多的兄弟中过继一个过来做儿子，名叫“续香火”。贺广远眼见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生儿子的希望非常渺茫，就决定在族中引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贺俊侦的兄长贺俊亨。贺俊亨是本村临湾墩头贺人，因为家庭贫穷，兄弟众多，生存困难，同意到地理位置和家庭条件都相对好一点的贺广远家做崽。

贺广远虽然引了崽，但生儿子的念头却一直没有放弃。也许是老天不负有心人，1913年，贺俊侦终于出生了。贺俊侦出生的这一年，正直大旱，贺俊侦的出生给老贺家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老贺家带来了难题，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还有老人，负担非常重。原本殷实的家庭转眼就变得捉襟见肘了，贺俊亨眼见贺广远成天起早摸黑，不堪重负的肩膀越来越弯，就向贺广远提出：“您现在已经有儿子了，我是不是回去？”贺广远说：“孩子，你有这份孝心爹理解，爹不是这样的人，没有儿子就引你，现在生儿子了，就把你一脚踢开，这是人做的事吗？”

贺俊侦出生后，父亲根据心中的意愿给贺俊侦取了一个乳名，财望。希望贺俊侦这一辈“财”能望一点，不像自己每天为吃饭发愁。但是这个带有广大贫苦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的名字，并没有给幼小的财望带来多少福音。

家庭依旧贫困，没有因财望的名字而好转。五岁时，贺俊侦的父亲请族中的长老为贺俊侦取了一个与他一生结缘的名字——贺俊侦。贺是姓，俊是辈，侦才是他的名，这个名字是否注定了贺俊侦一生都要为这个“侦”字而工作，奋斗？

出生贫困家庭的贺俊侦很懂事，小小年纪什么事都抢着干，放牛，砍柴，做农活,遇事都想为这个家庭分担一点。贺俊侦十岁时，墩头贺一个长期在外教“经馆”（大概相当于初中或高小老师）的贺广源老先生回来了，族中长老商量，我们是不是也办一个私塾，把我们贺姓的子弟也集中起来，请老先生教教。

贺广元，字寿山，是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一辈子在外游学，当过幕僚，因不满官场腐败，愤而辞职，转而教私塾。一生严谨，桃李满天下。贺俊侦父亲贺光远想，自己一生没有读书，受尽了不识字的罪，深知穷人不读书，就更加受人欺。学校开到了家门口，这样的机遇可遇不可求，俊侦正是上学的年龄，可不要耽误了，于是咬咬牙也送贺俊侦上学了。

贺俊侦上的是私塾，学校离家不是很远，是一所旧祠堂改建的。几十个学生来自附近几个村庄，家境都不是很好。

贺俊侦聪明好学，小小年纪求知欲很强，在教学之余，时常问光元先生一些不懂的问题。

“为什么穷人这么穷？，为什么军阀这么横？为什么世上这么多不平事？”

贺广元先生虽然见多识广，但贺俊侦这些提问他也回答不出。

贺俊侦在上学期间，不光要读书，忙时还要帮着干农活。贺俊侦知道，自己能读上书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还是这个家族祖祖辈辈破天荒能进学堂读书识字的人，所以学习上特别勤奋。他的记忆里很强，认字背书又多又快，经常受到贺光元老先生的夸奖。

两年后，贺俊侦又到河对面的陈家祠堂读书。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读书的重要和来之不易。私塾读完后，他一心希望继续能升学深造，但高昂的费用让贺俊侦望而止步，他不得不辍学了。这时，贺俊侦尚不明白家庭贫困的原因，但确深深体味到了它的苦果。贫富悬殊的现实，激发了年少贺俊侦的励志图强，另谋生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不幸命运。

在这些年里，贺俊侦养过鸭，做过泥工。特别是在做泥工学徒时，一次跟地主家干活，不小心摔碎了几块砖，被地主从房顶上踢下来，摔成重伤。

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有过三个红八军，一个是龙州起义建立的由俞作豫任军长的红八军，时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为李明瑞。一个是隶属于红三军团建制的红八军，一个是由湘赣苏区地方武装组建的由肖克任军长的红八军龙州起义创建的正规红军队伍。

这里要说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活跃在鄂东南的红三军团建制的红八军。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并提出了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

同年9月初，湖北省委将鄂东区分为大阳（大冶、阳新、鄂城），黄圻（黄梅、蕲春、圻水、广济），黄麻（黄冈、麻城、罗田）3个特区，各设立中共特别委员会。

1929年6月，根据毛泽东“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红五军第五纵队从湖南平江来到鄂东南，在大冶地区开展游击战，解放了被囚禁的无辜农民，取得了第一次攻打大冶县城的胜利。接着，红五纵队又配合赤卫队，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重要集镇的反动武装，取得节节胜利，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震惊，国民党独立十五旅唐云山部急赴大冶、阳新地区,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蒋介石非常担心，于是派出国民党独立旅前来镇压，其中15旅中共产党非常多，主要代表是独立十五旅第二团二营五连排长程子华。而这一次国民党的行动，却成了大冶兵暴发生的导火线，革命的火焰在高压之下，反而越烧越旺。

1929年9月，红五军军委和湘鄂赣特委在赣北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分三部分活动，彭德怀率四纵队南下重回井冈山，黄公略率一二三纵队留在湘赣苏区，五纵队北上鄂东南开辟新根据地，从此五纵队开始独立行动，红八军的雏形就此出现。

五纵队到鄂东南后，解放了大冶、阳新、通山等多座县城，迅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鄂东南根据地，队伍也由原来的一千多人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队伍扩编为两个支队，刘文琪李才志分任支队长，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八军。

东源，民国时称永福里，属凤山区（区公所设在三溪口）管辖，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历来是革命的重要根据地，罗伟，肖作舟，罗冠国，在这里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彭德怀也曾经到过这里。

1928年，罗冠国来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王文驿开展革命活动，一次路过潜龙贺时，见贺俊侦柱着拐杖正在干活，于是就问：“小老乡，怎么了？”贺俊侦把如何被地主从墙上踢下受伤的经过跟罗冠国说了一遍，罗冠国看着贺俊侦愤着怒火的眼睛开导说：你看那些地主老财住在富丽堂皇的大屋里，冬天烤火，夏天遮阴，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就活该我们穷人累死累活？这世界不公平，我们不能牛马不如地活著，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世界，地主能把你从墙上踢下来，你为什么不反抗？我们穷人难道不比地主人更多吗？

在罗冠国的熏陶下，贺俊侦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

罗冠国这个敏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独特的眼光，意识到贺俊侦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时常带一些油印的进步刊物给他阅读。

从此，贺俊侦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与理解，一步一步由混沌模糊而变得清楚明白。由于贺俊侦年龄太小，党团组织对贺俊侦进行考察后，由罗冠国介绍加入了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时，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革命斗争日益高涨，共产党鄂东南特委在阳新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妇女会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贺俊侦参加了儿童团，并当上了团长，在宣传发动群众学唱革命歌曲，禁止妇女包脚和抗租，减息等斗争中，常常有他的身影。

1929年10月，五纵来到了东源，当红军转移时，贺俊侦决定参加红军。当贺俊侦的母亲知道贺俊侦要参加红军时，哭着对贺俊侦说：“儿啊，我们家就是你一根独苗，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贺俊侦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我在家也帮不了什么忙，我们是穷苦的命，只有革命成功了，我们才有好日子，到时我一定会接你们享福的！”说罢毅然扮开母亲的手，挣脱母亲的阻拦，参加了红八军。

就是因为受这支红军队伍的影响，阳新县迅速成为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十万农家子弟纷纷参加革命，后来成为著名的烈士县，有20多万烈士。

贺俊侦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六师二分队，从这一天起，贺俊侦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开始了他漫长的职业革命军人的生涯。

1930年6月鄂东南中央苏区将湘鄂赣之红五军、红八军等直属部队合编而组成红三军团，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第八军，军长李灿(何长工代)，政治委员何长工(后邓乾元)。红三军团组成后，相继攻占通山、祟阳、岳阳，进入平江、浏阳一带活动。7月27日攻占长沙。8月23日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贺俊侦参加了黄石岗战斗、岳阳战斗以及第一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役。作为年仅17岁的新兵蛋子，贺俊侦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敢，通过几年战斗的洗礼，贺俊侦能从敌人的枪炮声中，听出枪炮的型号和数量。参加革命后的贺俊侦，在数年的对敌战斗中，逐步由班长，排长而至连长。

1932年冬组织上选派贺俊侦到国家保卫局工作，在保卫局工作期间，贺俊侦接触到了红军收缴的最原始的“三灯机”（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每当夜深人静，战友们带着强烈厮杀后的疲劳酣然入睡时，只有贺俊侦总是对着这部不言的“三灯机”入迷。一天，军委二局侦听科科长胡立教来保卫局交流工作并寻找侦听员，保卫局首长介绍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干部脑子很活，记忆力惊人，不正是你们需要的人才吗？于是胡立教召见了贺俊侦，在一连串的对答中，贺俊侦能复述不漏。胡立教惊喜地说“找到了，找到了！”

1933年初贺俊侦被选送到红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这个学校1931年创办于瑞金，几经改名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58年迁址西安，以“西军电”而闻名于世。该校是中国最早的2所国防工业重点军校之一，是曾经与哈工大齐名的军工大学，是中国电子信息领域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核心基地。当然这个时候的红军无线电学校是简陋的，但贺俊侦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学校里，成为军中情报名将的。

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一结业贺俊侦就被中华苏维埃政府要去当了电台报务员。后因战事紧张军委二局侦听人员紧缺，胡立教向总部再三请求，贺俊侦才被调到了三科任侦收员。在此期间贺俊侦先后参加了红军苏区的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的全部战斗和情报侦收工作。在江西瑞金的二局期间，贺俊侦负责监控军阀陈济棠、周浑元、薛岳等敌部的电台，能很快的找到并准确的抄收其来往的电报，同时还不断的开辟新方向。他边干边学不仅侦收业务精湛还掌握了破译知识，有的电报做到了抄下电文即可知道其内容的程度。在他们的努力下，使当时围剿中央苏区的师以上的电台都在二局的严密监控之下，为军委领导的判断、决策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摩尔斯电码（又译为摩斯电码）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这种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等。它由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发明，当时他正在协助Samuel Morse进行摩尔斯电报机的发明（1835年）。

最早的摩尔斯电码是一些表示数字的点和划。数字对应单词，需要查找一本代码表才能知道每个词对应的数。用一个电键可以敲击出点、划以及中间的停顿。

因为摩尔斯只依靠一个平稳的不变调的无线电信号，所以它的无线电通讯设备比起其它方式的更简单，并且它能在高噪声、低信号的环境中使用。同时，它只需要很窄的频宽，并且还可以帮助两个母语不同、在话务通讯时会遇到巨大困难的操作者之间进行沟通。它也是QRP中最常使用的方式。

虽然都是莫尔斯电码，但由于发报人手法的不同，电码与电码之间也有不同。有的电波沉稳实在，有的电波飘忽不定，有的极其连贯，有的极其诡异。这些飘忽不定的电波非常考验侦听人的耳力，侦听人不光要有非常好的听力，还要有独特的记忆力。电波稍纵即逝，边捕捉边记忆，一次侦听活动结束往往累的人精疲力尽。

“6721、5937”如果你对着这样的一组数字，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头疼。近代的战争实践证明，就是这一组组看似毫无规律，胡乱排列的数字，决定着战争的成败。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组组数字就是战争的顺风耳，千里眼，只有知道敌人的所作所为，才能打有准备之仗，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情报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而情报往往又是极度保密的，近代战争部队联络和指挥的主要方式就是电报，也就是这一组组莫尔斯电码。搞情报工作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就像英国的40号房间，（一战二战时破解德国的齐格曼电报和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像美国二战时的无线电谍报人员（破解了日本密码，为中途岛、斩首山本五十六等战役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样，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谁，都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贺俊侦和他的战友们以超人的智慧和忘我的工作战胜无数艰难攻克无数技术难关，为革命屡建奇功，受到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誉，被称为：党的耳目，对敌斗争的重要方面军。他们的工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甘当无名英雄.只有少数领导人掌握情况，他们对革命的贡献有以下领导人的讲话和题词为证：

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由衷的评价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周恩来1947年十一月二十日给二局的勉励信

连日辛勤，突破难关，对我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少贡献。兹特送上慰劳费一千五百万，望各同志：再勿骄勿躁，再接再厉，共赴胜利为要。

延安保卫战后，彭德怀给二局某单位的（1947年9月26日）信：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是西北人民解放与全国人民解放事业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是重要的部分，尤其在消灭匪军胡宗南部时，贡献更大。

金沙区贫苦群众送来猪一只，我已面告该群众代表将猪转赠对人民解放战争最有功绩的部队，特送给你们度中秋，望收纳，为人民事业努力！致以亲爱的同志之礼！

“横断山,路难行；低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 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 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 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中的大部分歌词。当年的毛泽东为什么那样指挥、那么用兵，那么来回的穿插于国军防区，打的国军丢盔卸甲。难道毛泽东真的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吗？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二局，长征能否到达陕北都很难说。”二局――就是军委二局，一个极机密级的重要单位。

1932年，红军军委将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与红一方面军谍报科合并组成总参谋部侦察科，曾希圣任科长，不久改科为局，更名为情报局，情报局在总参谋部序列中排名第二，简称：二局。

“二局”就是侦听破译各类密码的情报组织。

中革军委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中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机要单位。下辖三科，一科负责破译，仅有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2人；二科负责（校）译电，科长李作鹏，译电员有段连绍、陈仲山、叶楚屏、戴镜元等；三科负责侦听（侦收），科长胡立教，侦收员有李力田、钱江、李行律、唐明、胡备文、贺俊侦、李廉士、刘少宏、雷永通、陈铭兴、叶根等。全局共有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余人，另有警卫分队、运输队、炊事班、饲养员数十人。

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

1934年10月贺俊侦和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参加长征。

中央为何能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5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根据二局的综合敌情报告，向各军团作了通报。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进入遵义城。随后，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为何能够如此？这与二局破译敌方电报有关。

红军占领遵义后，把尾追的国民党军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南。正在这时，贺俊侦和他的战友从敌人频繁的密电中捕捉到：刘湘派模范师第三旅廖泽，辖江防穆肃中部为援黔部队，原拟进到绥阳、湄潭，因怕孤军深入，只进到松坎。薛岳的8个师，正乘机攫取王家烈的贵州省，留驻贵阳、清镇，无力北渡乌江。湘军要对付红二、六军团，难以入黔。蒋介石急忙从鄂豫调上官云相的第九军，进入川、黔。中央军委从这一电报中得知，蒋介石在贵州和遵义周围的兵力非常空虚。这一态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的休整，争取到了时间。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统帅红军，为革命带来了生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向贵州土城推进，准备在泸州至宜宾一线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4方面军会合。

1月28日5时，红3、5军团，红1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但我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此时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急。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情状催人泪下。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着，判断着：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此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他拔出驳壳枪，指着旁边的小山头，命令警卫连：“走，跟我上去看看！”总司令的大智大勇使大家迅速镇定下来。周恩来、王稼祥这时满面征尘地急促赶来，对二局局长曾希圣对贺俊侦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贺俊侦负责侦听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儿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在这个过程中，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土城突围之后，贺俊侦和他的战友们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泽东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此后，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要求绝对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毛泽东活用二局情报，写下了红军运动战的如神妙笔。

1935年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消灭王家烈军主力后，又击溃和消灭了吴奇伟的两个师。蒋介石立即向遵义增调大军。当他即将完成围歼红军的部署之时，红军已四渡赤水，跨过乌江。4月1日红军再逼贵阳。蒋急调滇军保驾，并判断中央红军要向东与贺龙的红2、6军团会师，或者返回江西根据地，即令各部向东集结，形成两道防线，堵住红军向东之路。红军便以一部出瓮安，示意要东进，使蒋介石错上加错，索性把滇军也调往东线。至此，毛泽东调动敌军东进的目的已完全达到，随即挥师西出云南，向北挺进，把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不大的地域内，避实击虚，四渡赤水，于40万人的围堵敌军密集部署、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衔枚疾走，穿插运动，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这是毛泽东战略英明、战术灵活的体现，也是二局情报工作准确、及时，成功配合红军行军作战的又一典范。

二局所做的纯粹是技术工作，百分百得用脑子。时间一久，破译工作的枯燥慢慢地凸现出来。大部分时间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有事战事紧张，工作没有日夜，长年累月，在10个阿拉伯字上转圈子，这对年轻的贺俊侦来说，不啻是种折磨。加上敌人的密码更换频繁，加密再加密，我方的侦听破密工作难度加大，贺俊侦感觉真有点难熬。他越来越想离开二局，一心想到炮火纷飞的前方，去和敌人大干一场。

但军人的使命就是服从命令，贺俊侦的工作是不可代替的。从自身的作用说，贺俊侦的工作，比上战场更重要，更有意义。

长征中他与战友钱江、唐明、刘少红等战友一起组成小分队用“接力赛跑二部制” 担负对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师以上的电台的严密监控，他们边行军边工作，在重大战役期间连续工作，舍生忘死，冒着被敌人抓获的危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完成侦听任务。所谓“接力赛跑二部制”，就是部队在行军中，边行军边侦听。甲机器在行军中停下来快速竖起电线，开始侦听，乙机器随部队前进。待乙机器竖起电线开始侦听后，甲机器才能转移追赶大部队再次竖起电线。在湘江战役中，贺俊侦他的战友冒着敌机的轰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直至主力红军过江，眼看着敌人的追兵已到才撤退。在贵州剑河地区，面对敌人的追兵，贺俊侦勇敢沉着，继续工作，他体力和精力的付出是可想而知的。贺俊侦在长征中发烧三天，靠着超乎寻常的毅力挺过来了。由于工作出色，贺俊侦多次受到吃“百密”的奖励（即完成100件任务会餐一次）。当时毛泽东和军委领导都要等二局的情报才能决定部队前进的方向。他所在的二局被称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是知己知彼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极其重要的工具。

军委二局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所以到延安后没有设置在延安城区附近，而是“躲”在了安塞县碟子沟这个山沟里。

位于陕北的二局纪念馆陈列的文物中就有一个被称为“三灯机”的电台，这是1930年红军缴获的一部“只能收不能报”的电台，红军的情报侦听工作也就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起步的，其后屡建奇功。

1938年11月，军委二局迁至安塞县碟子沟和黄崖根两个村庄，从此，贺俊侦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2年。

这些依山而建的几排窑洞，真的是十分艰苦，基本上每个窑洞都是一个火炕一个炕几、一张桌几个凳子。但就是在如此简陋不堪的条件下，却侦听到很多极具价值的情报，包括1941年6月准确侦查出“德国将于 6月22日进攻苏联”。

1936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陕北不久，贺俊侦和他的军委二局还没有固定的场所，在游移不定的转移中，一次贺俊侦侦听到了一份张(学良)杨(虎城)通电，说是扣留了蒋介石，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份通电迅速送给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央首脑机关顿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活跃，电话铃声不停地响着。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的消息，像闪电一样迅速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

在陕北工作的时候，贺俊侦结婚了，他的夫人李凯是河北藁城人，1938年3月入伍，1939年3月入党，历任游击队员、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二局科员，副股长，股长，副科长，副处长，副师职研究员等职。他的大儿子贺洪林，二儿子贺洪志也在这里出生了。

抗日战争时期，贺俊侦带领部属克服无任何资料、语言不通等困难，成功抄收日军第一份标准格式的电报，受到军委特别奖励，从此开辟了该方向的技侦工作，并多次侦获重要情报。1943年6月贺俊侦参加了对胡宗南部的侦听工作，提前掌握了胡宗南企图进攻延安的行动，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反共高潮提供了准确情报，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和奖励。

解放战争期间，贺俊侦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的情报保障任务。他和同志们昼夜奋斗，连续苦战，准确地掌握了敌情动态。在徐州会战中，连续几天几夜未能休息的贺俊侦和同志们侦获了蒋介石发给杜聿明的命令，使我军及时掌握了蒋介石坚守徐州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的重要信息，立即发起总攻，最终取得了解放徐州，活捉杜聿明的重大胜利。

1950年后，贺俊侦同志先后在军委情报部、军委技术部、总参三部担任领导工作。解放战争，2局属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建国后，李克农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1952年，总参谋部明确情报部为总参谋部下属部。

虽然垂直领导了遍布全国的侦听站，但中央军委和总参并不会贸然相信偶尔一次对敌情报的成功窃听。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中央直接监督和控制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各集团军的全部活动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这并不是对部队“忠诚度的考验”，而是对战备安全的抽查。

贺俊侦在三部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决策，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和技术业务建设，出色地履行了领导职能，圆满完成了各项情报保障任务。1960年，根据党中央大力加强技侦情报工作的指示，贺俊侦奉命南下组建广州军区第三局。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供应紧张，物资匮乏，他带领三局党委和全局官兵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先后建立了广东花县将军潭、南澳岛果老山、海南三亚镇黄猄岭等侦察阵地，发展了短波及超短波侦察、军事测向、雷达侦察等多科技手段，重点严控了8个侦察对象的电讯机密，执行并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重大情报保障任务，先后侦获并通报国民党军武装特务对我沿海地区的袭扰、渗透50余批，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反攻大陆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11月贺俊侦受命组建并担任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一职。由于资料的保密要求，贺俊侦这一段的工作经历，不能提供，也不知道是不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但“西军电”是1966年集体转制的。只能笼统的说，贺俊侦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学校校长一职时，不负众望，励精图治，积极探索研究技侦人才的成长规律，努力改进培训方法，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军技侦情报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和领导人才，对党的三部事业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贺俊侦的夫人李凯于1999年12月26日因病治疗无效逝世。贺俊侦共有子女六人，四子两女。贺俊侦这一代老红军，老革命家具有伟大的革命情怀，他的大儿子贺洪林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困难经常需要贺俊侦给予资助，三儿子贺立华在部队受核辐射过早去世，孙子要人抚养，也是贺俊侦予以支持。贺俊侦从不向组织伸手，什么困难都自己扛。贺俊侦逝世后，总参的悼词是这样说的：

“贺俊侦同志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遇到什么挫折，矢志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几十年来，他坚持不懈的学习革命理论，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贞守了共产党人和老红军的政治本色。

贺俊侦同志对党的技改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虽然离休多年，仍十分关注三部的建设与发展，他热情支持现任领导的工作，并利用适当机会为搞好技侦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充分表达一个技侦老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比热爱。

贺俊侦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毅力，他身患重病常年卧床，始终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坚持在病榻上读书学习，展示了革命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风貌。

贺俊侦同志具有很强的党性观念和奉献意识，为了党的事业他淡泊名利，不及荣辱，时刻听从党的指挥、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崇高境界。

贺俊侦同志有很好的人品修养，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生活朴素，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敬重与爱戴。

贺俊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

贺俊侦被收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人物志》（中国经济出版社）、《楚天将帅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