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致真

赵致真个人简介

赵致真，1943年生于河南洛阳。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68年至1979年在山西太原西山煤矿任中学教师和工会宣传委员。1980年至1995年任长江航运管理局专业作家、创作室主任。1986至2003年任武汉电视台台长，2000年至2003年任武汉广播电视局局长。曾历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教影视协会副理事长，中央电视台大型科教电视栏目《科技之光》主编。2006年退休，2011年任北京市科委科普顾问，《北京科技视频网》项目负责人。2012年任北京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

赵致真为首批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9年被第二届全国科普工作会议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1999年度获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2003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2003年被聘为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杰出访问艺术家”。2008年被评为北京奥运会全国科技先进个人。2008年被中国科协推荐为全国“10位传播科技的优秀人物”候选人。2011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科普作家。

赵致真主要事迹

主要科普电视作品有：撰写编导大型科普电视系列片《科技与奥运》（35集，2008年），大型科普电视系列片《世博会的科学传奇》（25集，2010年），科技电视春节晚会《欢乐与智慧同行》（2012年）；早期科普电视作品有《欢迎你，哈雷彗星》（1986年）、《我们应该长多高》（1989年）、《凯丽阿姨讲科学》100集（1992年）、《怪坡揭秘》（1994年）、《让科学的光芒照耀山河》（1996年）、《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1996年）、《当我们站起来之后》（1996年）、《追寻永乐大钟》（1997年）、《守护敦煌》（1999年）、《我们的宇宙》（3集，2000年）、《方兴未艾转基因》（2003年）、《艾滋病警示录》（2003年）等。多部作品获各种国家级奖项并在拉夫伯勒、巴黎、蒙特利尔、里斯本和布达佩斯电视节上获国际奖。

科普图书著作有：《奥运会的科技之光》（200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列入“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造物记》（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获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世博会的科学传奇》（10集，2010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凯丽阿姨讲科学》（8集，1992年《湖北科技出版社》）。长篇科普散文《我们的灵与肉》（《十月》杂志，2004年第一期）、《怎一个老字了得》（2004年《当代健康报》、《长江日报》连载）等。

科普评论文章有：《荧屏，莫让科学叹息》（1987年《光明日报》），《摄制“凯丽阿姨讲科学”随想》（1992《新闻出版报》）、《担负起普及科学的道义责任》（1996年《人民日报》），《“科学家您好”序》（1998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科海放谈”序》（1998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深情奉献科技之光》（2000年《人民日报》），《中国电视和中国科普》（2000年中国国际科普大会），《互联网上的科技之光》（2000年《人民日报》），《对国外科技电视的观察与思考》（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让电视台与音像出版社相互走近》（2001年《新闻出版报》），《科学与文学相遇的地方》（2004年《人民日报》），《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忧思和建言》（2005年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八次学术年会论文），《三网融合与中国科普电视的新生》（2011年《科普研究》），《写在北京科技视频网上线的时候》（2012年北京科技视频网发布会），《科技春晚获奖感言》（2013年《人民网》）等。

其他主要电视作品有：《黄鹤百年归》（1985年）、《沧桑百代话台湾》（上、下集，1991年）、《千古不沉中山舰》（1997年），《保卫武汉—抗洪1998》（6集大型文献记录片）。

文学作品有小说集《小巷的琴声》（198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报告文学集《黄鹤百年归》（198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视文学本选集《荧海一粟》（199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翻译美国系列电视片《佐罗》（25集），校译英国动画片《卡通之谜》（25集），翻译美国记者白修德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报道多篇。

主编了《科技之光》丛书《科学家您好》、《科海放谈》、《中国科普与新世纪》等。

多次出任国内各类电视奖评委，并担任里约电视节（1987年）、蒙特利尔电视节（1996年、1997年、1998年）、欧利亚克电视节（1997年）和巴黎电视节（2003年）国际评委。承担了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北京国际科技电视节主要策划组织工作并担任评委。

主持武汉市为迎接新世纪而建造在黄鹤楼上的21吨“千年吉祥钟”工程，并撰写大钟铭文。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

作者：祝苇杭

I 不期而至的信函

1999年10月的一天，赵致真刚回到他的武汉电视台台长办公室，就从传真机里收到一份信函。传真是意大利特里亚斯特国际基金会主席保罗·布迪尼奇先生亲自签发的。信函的内容令赵致真有些意外，他被告知获得了该年度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这个奖项被称作科普界的诺贝尔奖。许多科学界著名人士，包括法国前宇航和空间部长兼国防科委主任胡伯特·卡里恩、意大利公共部长安东尼奥·鲁伯提、德国慕尼黑博物馆馆长彼得费哈默、捷克国家博物馆馆长简诺塞克等都曾荣膺过这项大奖。赵致真还来不及消化这一通知的全部意义，但他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早晨有些不同寻常。

通知中说：“我很荣幸地通知您，特里亚斯特国际基金会一致通过，授予您1999年度普里莫·罗菲斯国际奖，以表彰您作为科普电视带头人，在中国通过大众传媒普及科学知识所做出的贡献。”阅读着这短短的文字，三十余年从事科普工作的经历从他脑海里匆匆滑过，记忆里的所有细节，比眼前的字迹更加真实和清晰。一张跨越空间的纸片，又引领着他穿越时间。一个国际大奖，或许不能够抵消他几十年的坎坷，但它无疑证明了他的价值。在这条寂寞的道路上，他感觉到了他人默默关注的目光。

后来，赵致真把这份获奖通知给母亲看。这位87岁的老人虽然不懂英文，但却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有不少人问赵致真：“为什么意大利奖励你?你做的事和意大利有什么关系?”所以赵致真在他的领奖词里写下了这样的话：“在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行星上，人们彼此都是紧密相关的。每个人在地球每个角落做的每件有价值的事，都会被看做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为他的祖国和身边的人服务，实现为全人类共同进步事业服务。并且得到承认。”

颁奖典礼是1999年12月18日在遥远的意大利海滨城市特里亚斯特举行的，赵致真带着夫人前往参加。意大利前总理安德里奥蒂专门发来贺电，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程文栋专程从罗马赶来参加仪式。当赵致真从普里莫·罗菲斯先生手中拿过奖杯时，他说：“许多人一定记不住我难记的中文名字，但大约都会知道，今年是一个中国人得了奖。这就足够了。事实上，我也确实是代表中国的科普工作者，在接受这份国际殊荣并受到激励。”

II 一个人的梦想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科学似乎是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些费解的公式、数表、定理、推论，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与日常生活没有什么联系——尽管每一个人都享受着科学的成果。科学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揭示着世界的真理，指示着人类行走的方向。

赵致真不是一个科学家，没有一项科研成果属于他，没有一条定律以他的名字命名，但他在科技界相当著名，因为他将二十多年的光阴奉献给了科学普及事业。或许，他的名字就是对他一生事业的隐喻——他对真理有着天然的向往，而且不顾一切地趋近它。在这个科技不算落后的国度里，他看到的事实是，当科学家们在世界的一隅挑战人类认识的极限，更多的人却沉溺于对世界的误读和偏见中，他们对迷信的热衷甚至超过真理。赵致真说：“一个民族如果患上维生素S(Science)缺乏症，这个民族的整个肌体将失去健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固定观众群，每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中，收看一个叫《科技之光》的节目。它以每天一小时的节目容量，介绍世界上最新科技动态，讲述天文、物理、生命科学等各种科学知识。在各种火爆热烈的娱乐综艺节目中间，这个栏目显得那么安静、沉稳、理性，甚至固执，就像科学本身一样。它的创始人，就是赵致真。

人们大抵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看电影的时候，正片之前常常加映一段“加片”。除了《新闻简报》，就是科教片了。因为在当时，电影是最有效的媒体之一。影像中传达出的科学知识，直观生动，令人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放电影之前有时仍会有“加片”出现，但那“加片”早已不是科教电影，而是广告了。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当电视成为主流媒体之后，大众媒体与科学的脱离更加决绝。电视的消费作用和商业作用日益得到显示。赵致真当然并不排斥观众从电视中得到享乐的必要性，但电视中知识空气稀薄的程度令他寒心。科技节目所占比例大约不到播出总量的1%。作为一家电视台的负责人，他深知观众对电视的微词和牢骚由来已久——情人爱得死去活来，武侠打得天昏地暗，歌星搔首弄姿，大款争华竞奢，广告天天向全国人民劝酒。也许，这些苛责是过分的，但是对于电视工作者，无疑没有有效发挥它的作用，尤其对青少年观众而言。混沌原理指出了事物进程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和递次放大，确实，童年看过的一本书，认识的一个人，有时就能决定一生的奋斗方向，何况他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呢?

其实，早在进入电视界之前，赵致真就开始了他的科普工作。1979年调回武汉以后，在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创作室主任。赵致真的笔触就开始滑向科学背景。尤其在那个科学刚刚开始复苏的年代，他的作品，确乎起到了启迪人心的作用。他撰写的报告文学《灰色的宫殿》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华中理工大学邓聚龙教授首创的灰色理论，有些读者竟以为赵致真是邓的研究生。他还制定了为一批著名科学家撰写报告文学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他调到武汉电视台而未能实现。但是无疑，电视为他的科普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以前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命运为他所做的准备。

应当说，电视这种新兴媒体给赵致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记得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两千年后的人们进行考古发掘时，一定会对每个中国民宅都在最显要位置放一个叫做电视机的方形盒子而大感迷惑和惊讶。中国目前拥有3．5亿台电视机，没有一种纸质媒体有如此大的覆盖率，无论门禁重重的深宅大院，还是关山阻隔的穷乡僻壤，电视都能轻而易举地长驱直人，任何一个飞毛腿的邮递员，都不可能跟电波比速度。赵致真曾经假设过，即使最现代化的科技馆，每天接待3000人，12亿人轮上一遍，竟需要1000年。另一方面，由于人存在于大自然安排的特定尺度中，我们只能看到红外至紫外的很窄一段电磁波，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耳听和眼见，都不是全部的事实。人们太容易被大自然轻松的表情所蒙蔽而放弃了对真实信息的索求。只有电视，将人类的感官延长至更远。

很多年以后，法国科学与影像协会主席让·米歇尔向赵致真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电影刚发明时，意大利首先用来拍摄歌剧，法国则首先用来拍外科手术。一种新的科技手段出现后，每个民族总是把它用于最时尚、热门、走红、吃香的领域。这反映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联想到中国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后，用来祭祀和看风水，而“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指南针牵动了航海的革命，尾随在航海家身后的，是地理大发现和一个疯狂的殖民时代的到来；造纸和印刷术帮助启蒙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而火药，则直接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剂猛药。在这方面，中国人实在叫人汗颜和难堪。当照相机、无线电传人中国后，正如鲁迅所叹息：镁光里照见了喇嘛，收音机里播放着“毛毛雨”。在赵致真眼里，电视这种无与伦比的媒体能量正被浪费。

1985年，赵致真调入武汉电视台任副台长，他随后抓的一件大事，就是创办科普栏目，并准备组建科技部。他将这个电视栏目取名为《科技园地》，就是《科技之光》的前身。

次年，赵致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荧屏，莫让科学叹息》一文，呼吁中国电视改变播出结构，加强科技报道。他写道：“和大街上布置一个科技橱窗相比，和开办一个科技展览相比，和组织一次科技夏令营相比，拍一部好的科普片，社会效益实在要大得多。接受宣传的人比橱窗前、展厅里、夏令营的人会几十万倍地翻番，科普电视真是一本万利的事。”赵致真认为，科学家那里的知识是高压电，要变成老百姓能接受的民用电，就需要变电所进行转换，科普工作就是变电所。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艾知生读到了这篇文章，当即批示广电部总编室和中央电视台认真阅读此文并组织座谈。当时在中央台专题部任主任一职的赵化勇见了赵致真，半开玩笑地说：“老赵你可真能耐，我们都在按部长的指示拜读你的文章呢。”

Ⅲ 好的建议常常变成艰苦的工作

从赵致真选择电视科普的那一天起，他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事业，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毫不怀疑。开始的时候，他面对的几乎都是劣势：不被关注、资讯匮乏、没先例可循。但是，独行者的自豪感常常从孤独中获得，因为孤独恰恰验证了他的勇敢、果断和毅力。一个运动员永远不会因为面对跑道而感到恐慌。赵致真是自信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没有错。

赵致真拍摄的第一部科普专题片，名叫《欢迎你，哈雷彗星》。他调入武汉电视台那年，恰好是哈雷彗星的回归年。赵致真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科普宣传的好时机；不容错过。他和同事们立刻投入到这部片子的制作当中。

人们恐怕无法想像，一部科学题材的电视片，竟然是用近乎手工作坊的方法完成的。当时还没有电脑动画，对于一个地方小台来说，连手绘动画都是奢侈的。他们把图片从书上撕下来，贴在油墨盒上，用手慢慢旋转来表现天体的运动。这部专题片以严谨、系统的天文学知识征服了观众和天文爱好者，技术手段的落后丝毫没有影响该片表现手法的丰富生动。这个由地方电视台制作的片子，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当年的全国科普类节目评奖中，该片还被评为一等奖和解说词一等奖。浪迹天涯的哈雷彗星大抵不会想到，它时隔76年的回归会受到如此的关注和礼遇，它已经成为电视台真正意义上的“明星”。

这部专题片的成功，坚定了赵致真的决心。身为副台长，在办好其他栏目的同时，他把工作重点放到科普节目上，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电视界的缺憾。凸透镜只有将阳光聚焦在一个点上，才能将物体燃烧。他看到了科普电视的前景。他要成为最早吃螃蟹的人。

简陋的工作条件从来没有成为他们工作的障碍。1993年，美国天文学家休梅克和列维从帕洛玛天文台施密特望远镜拍下的一组照片中，发现了一颗“好像是被压碎了”的彗星，并计算出它将于1994年7月17日和木星相撞。届时，21个彗核将如一列高速的彗星火车，以每秒60公里的宇宙速度，递次栽进木星的深渊，释放出5亿颗广岛原子弹的巨大能量，在一场宇宙级的猛烈爆炸中，轰轰烈烈化为灰烬。固然，这次7．7亿公里之外的爆炸不会对地球发生任何直接影响，但是，物伤其类，又有谁能保证木星的前车之覆不会在地球上重演? 通过这次旷古空前的超级星际爆炸实验，人类能够对天体相撞的机制、规律及后果取得极为珍贵的情报和资料，从而为地球人类提供无价的参考和永恒的借鉴。尽管这一场“星球大战”没有引起国内媒体的足够重视，但是，对于以赵致真为首的这群“追星族”来说，真正的战役开始了。

仿佛专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1994年夏天酷热难当。机房里没有空调，《科技园地》的同事们只好“赤膊上阵”。成群结队的蚊子由窗外扑来，如同彗星队列一样，向他们发起冲锋，使他们一方面牵挂着彗星对木星的撞击，一方面不得不应付蚊子猖獗的轮番轰炸。这时，已任台长的赵致真想了一个办法，他叫办公室人员取来一个吸尘器，用它来吸蚊子。这一着果然见效，强大的气流改变了蚊子的飞行路线，它们像被吸进宝葫芦中一样，全部落到了吸盘上。赵氏灭蚊法很快在科技部推广。

休梅克一列维9号彗星撞击木星的时间进入倒计时，赵致真和同事们吃住在台里，一边编镜头，一边写脚本。赵台长的夫人每天晚上给节目组送来西瓜和稀饭，那是他们一天中最快意的时刻。短暂的说笑之后，他们又专注于荧屏。为了获得权威资料，科技部主任雷友交和记者易速利经常往来于武汉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之间。但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设备却十分陈旧，那里的计算机级别很低，观测情况不能直观地显示在电脑上，无法拍成镜头。这一点，有些出乎大家的预料。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尽可能地从这里获得权威数据。那时还不能发电子邮件，为在第一时间将天文台的观测进展告知台里，易速利每天都会带上一摞资料奔往南京机场，通过好心的乘客，带到武汉，落地后会有剧组同仁在机场等候。图片资料不足，他们就去各图书馆查找外国杂志，资料员下班了，他们就开车去找资料员，刻不容缓。他们甚至直接跟美国帕洛玛天文台联系，他们为此所花费的心力，使休梅克、列维本人都深受感动，亲笔为武汉电视台题写了贺词。

《科技之光》一边制作专题片，一边同步地以科技新闻的方式报导每天的进展。彗木相撞，不但成为科技部的工作重心，而且也成为武汉市民的关注焦点。唯一令赵致真感到遗憾的是，整个武汉竟然买不到一台可用的天文望远镜，让这些天天制作彗木相撞电视片的编辑记者一睹木星的真实容颜。几经辗转，他们向南京一家天文光学仪器厂订了货，司机冯师傅冒着大雨，在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的情况下一天之内往返于武汉和南京之间，拉回天文望远镜。节目组的同事们终于能够编一阵片子，出来看一阵木星的实况了。星空浩淼，宇宙无边。怀着难言的心情和难解的思绪遥望南天，他们默默祷祝世界人类携起手来——为了子孙后代和灿烂文明永远在这颗美丽的行星上存在、延续和发展。

Ⅳ 科学+明星=?

赵致真最先说出张凯丽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诧异。当时，张凯丽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正在全国热播，她也由此成了全国最引入注目的明星。由这样一个明星来主持一个科普节目，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关于明星的出场费问题，正在为全国许多报刊所热炒，明星要高价，已成为“全国皆知的秘密”，对于没有“钱”途的科普节目来说，这可能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时，由一位演员担纲主持知识含量极高的电视节目，也无疑是一项挑战。

赵致真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能够在看似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建立连线。他像不循章法的艺术家，人们很难相信，草图上那些不相干的散点和断线，最后会拼接成完美的图画。赵致真的思维，常因其超出“常识”而为他人难以理解；而对于赵致真来说，最重要的常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往往是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的。

《科技园地》、《渴望》、《少年科学画报》。赵致真从孩子手中拿过《少年科学画报》的时候，这三个看上去互不相关的名词，在他瞬间的思路中被串连起来。一个新的节目设想开始在他心底酝酿——不妨从画报上寻找题材和文本，用三维电视特技的手法进行制作，每集10分钟，请张凯丽主讲。这个栏目，就是后来风靡全国的《凯丽阿姨讲科学》。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远远超出了《科技园地》同仁，乃至赵致真本人的想像。赵致真在电话里真诚地对张凯丽说明了自己的愿望，他是希望更多的名人介入到科普宣传中，而广大观众所喜爱的演员，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张凯丽辞去了许多片约，爽快地接受了赵致真的邀请，没有提出任何片酬要求。后来，赵致真参照新闻出版署制订的稿酬标准，给张凯丽的片酬为每集40元。

栏目就这样定了下来。张凯丽如约飞至武汉录制节目，化妆品和服装，她都是自己带，没有要求电视台另外添置。当时，武汉台的条件十分有限，赵致真安排她住在电视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脚本仍由赵致真亲自撰写。他从《少年科学画报》上寻找出介绍各类科学知识的选题数百个，进行巧妙的重新归纳和组合。张凯丽与剧组一起讨论、修改，肚子饿了，她就到楼下的小饭馆吃顿便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知不觉，节目拍了100集。

《凯丽阿姨讲科学》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科普电视片中篇幅最长、容量最大的系列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收到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观众来信数千封。获得了1992年全国科普电视一等奖。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在观看这部电视片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凯丽阿姨讲科学》电视系列片做了一项开创性工作。希望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界和科技界联手合作，共同担负起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的光荣责任，让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之风成为21世纪中国的国风。”

Ⅵ “科普国家队”的诞生

赵致真在创办《科技园地》时，就决心把它办成一个全国性的栏目。他的努力始自1993年。这一年，赵致真听说了一个消息，并且敏锐地预见到这则消息对《科技园地》未来事业的影响——中国将开办卫星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和部分省级电视台将首批上星。这可能为《科技园地》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专业频道已经开始萌生，体育、文化、生活、娱乐类频道已经出现，而赵致真的理想，就是开办一个面向全国观众的科技频道。赵致真同时是科普工作者和电视人，他太清楚电视这种媒体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中应当担负的责任。

在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晚，赵致真就动笔，给广播电影电视部正式打报告，希望能批准武汉电视台租用卫星频道开办一个科技台，但这扇门没能叩开。赵致真并不灰心，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科普电视的前景。他在默默地等待机会。果然，次年，赵致真得知中国教育电视台即将开通3个卫星频道向全国播出，但节目却严重缺少，便北上与教育台协商合作，将武汉台的节目优势和教育台的卫星传送优势结合起来。双方一拍即合，很快签订了武汉电视台每天提供一小时科技节目、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卫星频道上开办《科技之光》的协议。

为了办好《科技之光》，赵致真开始了他的人才储备计划。他意识到，电视界的从业人员多是艺术类和文史类科班出身，这是导致电视节目科技含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于是他专门招聘一批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进入武汉台，担任科技编辑和记者。

赵致真把科普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称为“T型人才”。除了在科学领域成为内行以外，还要在哲学、文学、艺术、外语等横向的各种领域有所修养。也就是说，他的知识结构要有一条主干，同时要有涵盖面。最好是“丌型人才”，有两门专业和广阔的知识背景；当然，这都是相对于单科独进的“I型人才”而言。寻找这样的人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处在两条分布线交点上的人才已属难求，处于三条线交点上的就更不可多得了。赵致真之所以对未来的科普工作者有如此高的要求，除了这是为科普工作的特性所决定之外，还在于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在“以己度人”。他在科学、文学、管理、外语等方面都有造诣，是全能型选手。有一次，他跟范仲淹的后代范敬宜老先生在一起开会，饭桌上一口气背完整的《岳阳楼记》，令老人十分高兴，回去后将整篇《岳阳楼记》写下来，送给赵致真。连范老身边的人都羡慕不已，他们与范老相交多年，从来不敢求字。赵致真文学底子相当深厚，到电视台前出版过小说集和报告文学集。能按严谨的格律写旧体诗和用文言文写作。

为了考查应聘大学生的素质，赵致真设置了很多“障碍”，他期待着看到真正的“跨栏”冠军。他将某大报上发表的吹捧“水变油”的文章作为招聘科技编辑的试题，让应聘人员写读后感，来考验应聘者识别问题的能力。科技部目前的骨干石易至今还为他参加的那次考试而备感庆幸。他说，赵台长把那家大报上关于“水变油”的报导拿来，什么说明都没有，让应聘者写读后感，很多人上了当，在拼命阐述“水变油”的伟大意义。

赵致真对业务的苛求和待人的宽容形成鲜明的反差。能够从赵致真眼前“过关”，进入科技部的，仿佛经过层层预赛进入决赛的选手，个个都是佼佼者。能够站在这样的驰骋场地上，实际上已经成了胜利者。这些编辑记者，为《科技之光》这架科普发电机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

武汉电视台的科技部很快发展成为全国电视台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科技部。不久，赵致真又从全部70多名精兵强将中，抽调30人，在北京设立记者站。武汉电视台用了全台近四分之一的人员参与科普电视的制作，每年注入的资金超过数百万，这在中国电视界都是不可想像的，尽管这笔费用在美国还不足科教片每小时的成本。

赵致真曾对同事们戏言，他们是在以武训办学的方式来从事科普电视事业的。“一帮湖北老乡到皇城根下打码头”，处处都少不了仰面求人。从宿舍、演播厅的租用到车辆牌照、通讯条件的申办，特别要得到大小科学机构的认可和支持，其中甘苦一言难尽。他们如同赤足在荆棘丛中行走，每一步都要忍受疼痛。但是对于目标明确的跋涉者来说，这点代价又是微不足道的。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艰辛和苦难永远是不能省略的部分。

北京记者站见证了他们创业的艰难。这些年轻的采编人员，来自理工科名校，本来，他们可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但是他们却心甘情愿地成为科普工作者。这是一条不归路，寂寞而漫长。他们把个人领域内能够付出的东西全都付出了。他们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节目上。他们的节目中有健康类节目，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最忽视的恰恰是健康。

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有几次春节，他们都是和赵台长一起在北京度过的。头一年，赵台长的夫人和孩子一家人到北京“团聚”。大年夜，全站坐在一起包饺子，演播室成了他们共同的家。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都舍不得离开它。回想起共同走过的岁月，他们都会充满深情的怀念。

1995年5月8日，对于赵致真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晚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频道上，出现了武汉电视台播音员的微笑。她激动地宣布：“我们终于做成了一件梦寐以求的事，在光纷影杂的电视荧屏上，科学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独享的园地。”也就是从这一天起，通过卫星覆盖全国的大型科技栏目《科技之光》诞生了。

不久，中央电视台总编室致函武汉台，邀请《科技之光》加盟其新开办的第七套卫星节目。从此，《科技之光》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人们戏称武汉电视台成了“科普宣传的国家队”。《科技之光》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唯一的科技节目，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得以确定为科技、军事、少儿频道的基本依据。

Ⅶ 无所不在的光芒

《辞海》中对“光”的解释是“一般指能引起视觉的电磁波。”那么，《科技之光》，就是一束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光源，它无所不在，只要顺着它的方向凝望，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出现的一切现代科学成果，以及在古老的时间中被遗忘的昨日奇迹，都在这束强光下呈现。

《科技之光》把目光投向北京觉生寺的永乐大钟。接过赵致真撰写了《追寻永乐大钟》的电视脚本，北京记者站站长王亚非开始实施拍摄计划。对于永乐大钟，北京市民再熟悉不过。用赵致真的话说：“每当辞旧迎新和特殊庆典时刻，欢乐的中国人总忘不了隆重敲响那口最珍爱的永乐大钟。激越、磅礴、沉雄、嘹亮，带着恍来天外的神秘感和历史深处的沧桑感，一声声覆盖百里京华。这时候，四面八方的吉祥喜庆之声便有了庄严的领奏。”的确，钟声代表喜庆。百姓们甚至不知身旁这座寺院叫“觉生寺”，而是直观地给它取名为“大钟寺”。每到过年，那口大钟便成了电视新闻里的主角，“大钟寺”还会办庙会，一直闹到正月十五。除了年节之外，大钟寺仍以极高的频率介入市俗生活，比如，大钟寺农贸市场、大钟寺建材家装市场，几乎在三环路上的任意一个车站站牌上，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大钟寺”的站名。

同样一口大钟，在僧人眼里，是一件庄严的法器，在市民眼里，是城市一景，在文物工作者眼里，是一件文物，而在科普工作者眼里，却是一项古代科技成果。赵致真说：“诚然，永乐大钟是明代人文景象的直接映射和重要索引，但却更是14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经典之作，是580年前冶金、铸造、力学、声学等各项技术整体水平的真实物证。通过这口大钟展示的‘谜面’，我们可以猜出五个世纪前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许多‘谜底’。”

一口大钟，拍一幅照片足矣，拍一部30分钟的专题片，能不能拍，怎么拍? 王亚非制定了一个最初的拍摄计划，那就是将实景拍摄、古代及国外相关资料图片拍摄和三维动画结合起来，直观而科学地反映永乐大钟的铸造背景和它在几个学科领域内的辉煌成就。而赵台长亲笔撰写的脚本，不仅用科学的眼光缕清大钟铸造的脉络，而且贯穿着历史的纵深感，饱含激情抒发了广阔的人文情怀，使摄制组深受感染。

为了使对一口大钟的拍摄不流于单调，王亚非想了很多办法。在拍摄钟上的铭文的时候，让镜头从大钟外壁摇下来，到大钟的钟口，又从内壁摇进去，这样，永乐大钟外壁和内壁共23万字的铭文，一个运动镜头就全拍下来了。这座通高6．75米，口外径3．3米，重46．5吨的庞然大物，究竟是如何冶炼、铸造、冷却、悬挂的，对参观者而言，或许是个难解之谜。他们决定用三维动画复原当年工艺流程，在科教片中如此大量使用三维动画，当时在国内还是绝无仅有的。

这部名为《追寻永乐大钟》的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这部片子获得1998年度中国科普电视一等奖，被评委们赞誉为当年中国科普电视片的代表作。不久，它同样在国际上，为中国科普工作者带来莫大荣誉。

《追寻永乐大钟》一片取得巨大成功带来了另一个预想不到的结果。武汉市几位市长看了这部片子后，认定赵致真对做大钟很有研究，1999年，武汉市决定在黄鹤楼上铸制千年吉祥钟，便将铸钟的设计、制造任务交给赵致真主持。拍摄大钟和铸造大钟无疑是两回事，但赵致真没有退却。他深知，黄鹤楼是武汉的灵魂，大钟如果做垮了，就影响了武汉人民迎接新世纪的欢乐与祥和，“砸了全市人民的大锅”可是个重大历史责任。从设计到铸造，赵致真始终不离现场。他甚至亲自驾驶“沙漠王子”从武昌到汉口拉载水玻璃。几百公斤的货物，使得越野车的钢板都下陷了一寸。21吨的大钟终于如期出现在黄鹤楼上，声音沉雄洪亮，像这座千年古城在时间面前的誓语。赵致真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如同自己亲撰的铭文中所说的，“无忝于百代祖宗，无愧于后来子孙”了。

他们没有时间欣赏自己的成果，就风尘仆仆西进敦煌，寻找保护这座古代艺术博物馆的科学途径。在有关敦煌的无数影视作品中，他们头一次以科学眼光审视敦煌文物保护这一主题。多亏敦煌研究院鼎力支持，他们获准在中国古代文化最神圣的殿堂里拉电源线，铺轨道车，架升降机。终于圆满拍摄了大型科普专题片《守护敦煌》。

我们注意到，赵致真在致力于科学宣传的时候，内心里始终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无论是介绍科技成果，还是介绍生命知识，《科技之光》始终不离一个大的主题，那就是“人”，是人的来路与去处、人的处境与前途。人是唯一的尺度。枯燥的知识饱含着人的温热感情。脱离了对人的悲悯，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科技只能沦落为一种冷冰冰的技术，而且很可能误人歧途，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Ⅷ 科学的旅行不用入境证

1995年10月。

秋天的巴黎分外美丽。透过树叶的太阳光斑呈现着印象派绘画里才有的色彩，空气甜美得醉人。

《科技之光》一行四人住进了埃菲尔铁塔下的希尔顿饭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科学院和巴黎市政厅联合主办的世界科学与传媒大会，并参与儒勒·凡尔纳奖的角逐。

长期的艰苦工作，已使他们不习惯于奢侈。在这家世界一流的豪华饭店里，大会安排他们每人享有一个房间。但为了省钱，他们却自动合并成两间。直到临走的时候才获悉，住宿是由电视节主办者付费的。赵致真和同事们相视一笑：说不定他们把我们当成同性恋了。

电视节的日程，紧张忙碌，又轻松而快乐。会场内、走廊里，甚至吃饭时的埃菲尔铁塔餐厅里，人们在用各种语言问候、交流。每天都放映许多作品。能够在这样的场合与各国同行相聚，赵致真和同事们显得异常兴奋。尽管此前的1994年，《科技之光》制作的《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一片，在英国拉夫伯勒举行的IAMS大会上被评为最佳电视片，但在巴黎科技电视节这样高规格的国际场合，作为众目所瞩的指定参赛者登台亮相，还是第一次。

大会是在埃菲尔铁塔豪华的会议厅举行的。半年前，权威的评议组织便根据各种渠道掌握的信息，遴选出5个致力于科普宣传的电视机构作为儒勒·凡尔纳奖的候选者，与武汉电视台同场角逐的还有：智利国家电视台、美国纽约WNET电视台、匈牙利MTV电视台和瑞士日内瓦PSR电视台。按照会议规定，每家电视机构的代表，要做3小时的演说、展示和答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来了专职的同声翻译人员，会议代表只要把开关拧到相应的频道，就能选出所需要的语种，听到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不同的译文。10月3日，是武汉电视台大会发言的日子。赵致真一走进会场，就意识到这一天到会代表的人数，明显多于昨天，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

赵致真带着武汉台的英文播音员邹悦，微笑着走上讲台，开始他的演说和答辩。几年的努力，他心中底气十足。曾经进行过的一切劳动使他们问心无愧。

演说之后，播放两部由他们制作的短片：《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和《中国桥》。前者以丰富的知识、巨大的容量、精美的演示和崇高的人类精神，博得全场一致好评；后者则以舒缓流畅的节奏、古朴沉静的画面语言，表现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人类科学的贡献。两部片子刚刚放完，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希腊代表当即表示，希望能把《中国桥》带回去播出。

3小时过去了，许多代表还不肯离开。有人想继续提问，有人表示要与武汉台建立联系。赵致真在会后的短暂时间里，接受了《世界日报》记者的采访。

10月6日晚上，颁奖的时刻终于到了。埃菲尔铁塔的灯光全部点亮，如同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传达着它的祝愿。巴黎政要、地方名流、联合国官员纷至沓来，冠盖云集。法国电视三台和五台，都架起座机，进行整场录像。各种同声翻译的频道里传出的是相同的信息：总结大会的成绩，弘扬科学的精神，重申庄严的使命。儒勒·凡尔纳奖的评委会主席宣布评奖结果。事先没有关于评奖结果的任何消息，尽管赵致真心里没有负担，但他仍然不免有几分紧张。终于，赵致真从耳机里听到的声音是：“中国，武汉电视台！”赵致真走上主席台，从礼仪小姐手中接过儒勒·凡尔纳奖杯的时候，强忍着眼中的泪水。他走到麦克风前，用英语表达他的谢意，声调有些颤抖，话语也不再像他答辩时那样流畅。

会后，赵致真被各国代表团团围住。法国瞭望电视，希望他们派代表出席11月在昂热举行的新闻记者节并提供作品和评委。欧洲儿童奥斯卡影视节诚恳邀请他们参加欧洲十国儿童写儿童电视大奖赛。

中国的科普电视终于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此后，以幽默的风格讲述人类直立行走带来弊端的专题片《当我们站起来以后》在199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科学电视节上获主席特别奖。以现代科学的全新视野和电视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追寻永乐大钟》，半年间先后在巴黎、里斯本、布达佩斯国际电视节上三获大奖。赵致真本人还先后担任1988年巴西里约电视节、1996、1997和1998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电视节和1999年法国国际卫生与健康电视节的国际评委。

交流，永远是双向和多向的。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开放自己的家门。在1998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电视节上，就有国际友人向赵致真发问，为什么中国自己不搞一个国际科技电视节? 这正是赵致真萦怀已久的问题。中国人常常对外国奖项不服气，或诟病于他们的种种偏见。为什么不能自己搞一个国际性大奖? 只不过，还缺乏成功的把握。承办国际电视节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俗话说，备席容易请客难，如果国际一流的科技片不来参评，最权威的人士不肯出席，电视节就毫无权威性可言，举办的意义也就不大。为此，赵致真多管齐下，积极筹备。在国内，他得到科协领导的支持；在国际上，也同样通过国际科技传媒大会主席德蒙纳女士等人号召，将各国科技传媒界的朋友吸引过来。第三次去加拿大蒙特利尔时，赵致真已经心里有底。他把国际科技传媒界的大腕们邀到饭店的大堂，商讨操作的具体事宜。他向各国保证，尊重他们的创作自由，更尊重他们的版权。赵致真后来说，这样重大的活动，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信誉作抵押。

电视节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20多个国家的200多部片子陆续抵达。科技部的同志们成了海关的常客。他们取回录像带，编制目录、说明，转换制式，并进行审片。即使每天观看10部片子，也要连续工作20天。赵致真看完了全部参展片。此后则是连续数天熬通宵，终于卡着时间把大会会刊赶印出来。奖杯和各类宣传品也全都达到了国际标准。

2000年10月，北京科技电视节终于如期举行。中国科学界前辈朱光亚担任大会名誉主席，周光召担任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松浦晃一郎发来贺电，美国反伪科学专家兰迪也来出席，并在电视节上做反伪科学演示，引起轰动。中央电视台两次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消息。电视节大奖的奖杯是“中国龙”，有的获奖者没能亲自出席颁奖仪式，奖杯带回国后，又在国内重新举行了一次颁奖仪式，可见“中国龙”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中国有了自己的国际科技电视节。这个电视节两年一次，将为中国和世界科普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赵致真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的旅行不用入境证。”内心对真理的执着，是科学工作者永久的通行证。

Ⅸ 无法遮挡的强光

《科技之光》创办之初，科技部一位年轻人在兴奋之余感慨道：“但愿我们不会成为巴黎公社。”有人骂他乌鸦嘴，更多的人则是一笑了之。艰辛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他们没有精力顾及许多。现在想来，这句话里隐含着这样两层含义：一是对事业的珍重，二是对挫折与有所准备。也许，他的隐忧是对的，拓荒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古训，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仍被许多事实所印证。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为了心中的彼岸不惮于前行的时候，同时也是各种毁谤和破坏纷至沓来的时候。

赵致真以其超前的理念和出色的业绩，即将调入中央电视台抓科技节目。这对于中国科普电视的发展无疑是件幸事。遗憾的是，当调令已下，进京的各项事宜也安排妥当之后，却又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挡住了他的脚步。今天似乎没有必要对当时具体的人和事进行指摘，对社会的阴暗面心知肚明的人们也不会为此大惊小怪，况且，赵致真本人对个人荣辱也一向抱着平常心。至少，在武汉，他还拥有一片自己的园地。然而，当《科技之光》即将开播时，竟又接到上面的红头文件要立即停止筹办。赵致真这次恕难从命了。他在一封申诉信中写道：“在我们对黄色音像屡禁不止，对盗版影碟束手无策时，却如此雷厉风行地禁科学，究竟是何道理。”“纵然有十二道金牌，时代已经不是南宋当年。”赵致真本人虽然也是个领导干部，身处官场，却始终不谙官场之道，他自认是个“先审是非，后权利害，是非既明，进退立决”的人。

这件事终于得到广电部领导的公正解决。赵致真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聪明人的代表是诸葛亮，将智慧主要用于人际间的谋略，西方聪明人的代表是亚里土多德、牛顿、爱因斯坦，将聪明才智贡献给科学的进步。如果牛顿、爱因斯坦和诸葛亮一起共事，他们肯定不是对手，早被诸葛亮气死了。要给牛顿、爱迪生这种型号的人留下一点生存空间。

坎坷一直伴随着《科技之光》。有人说他们“吃武汉的饭，干全国的事，沽名钓誉”，对《科技之光》的一切成功熟视无睹，却又不疲倦地百般挑剔，并造出他们花费了天文数字经费的离奇谣言。在采编人员们看来，想做成点事不仅要任劳任怨，还要“任劳任谤”。而赵致真，也早就训练出一副抗摔打的筋骨。

很少有人知道，赵致真在黑暗的矿井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底层生活不仅赐给他结实的身体，更锻炼了他坚强的内心。他自信，从那种境遇中走出来，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再击倒他。

赵致真很少言及这段经历，尽管他十分看重它，把它当作一生的财富。1968年，赵致真大学毕业，因出身不好，被发配到山西太原西山煤矿。那时，他的父亲，原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左翼作家李蕤1957年便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一直关进牛棚；全家六口拆散到六个地方；自己则整日在漆黑的矿窑里挣扎，还得不时写检查。曾是高干子弟、学校高材生，沦落至此，年轻的他，真的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他的工作是在戴帽中学教课。但每到支援高产，他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矿工。甩大锹，捅煤斗，打眼放炮，支柱护梁，翻车挂钩，几乎样样精通。开会的时候，工会干部发安全套，调皮的矿工们把安全套吹足了气，然后像气球一样，相互撞破。气球的爆破声夹杂矿工们的调笑声，令初出校园的赵致真备感尴尬。他觉得自己与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存在心理差距，他似乎很难融人他们。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身边的煤黑子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他是矿工子弟们的老师，他制订的家访计划，实际上就是混饭计划。谁家还没去过，谁家去得太频繁，都要统筹兼顾、合理布局。渐渐地，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心踏实下来。他和矿工的女儿结了婚，生了子。他一根一根地攒木头，盖起十几平方米的小木屋。他准备在这里永久地生活下去。

俗话说，当兵是“死了没埋”的，挖煤是“埋了没死”的。多少鲜活的生命，在赵致真的眼前泯灭了。这使他更多思考生命的价值。他开始用自己的才能为贫苦的矿工们服务。他为他们设计家具，为矿工学校制作教具，为校办工厂设计套丝机。他利用周末到开化市买来半导体器件，回来自制中周和镀银线圈，为矿工们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至今还能记得3AG9高放管、3AX81B功放管的一些参数。他后来靠写小戏调到工会工作，常常率领“毛泽东思想摔跤队”巡回比赛，一介书生指挥了一群虎狼之师，有时竟可以对欺侮矿工的地痞流氓有所震慑。那段岁月给赵致真带来的最大收益在于，一则，他已懂得科学乃天下之公器，即使在那样落后和闭塞的环境里，他仍在尽可能地使用人类文明的成果，为周围的人服务；二则，他获得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赵致真后来说过，尽管他的人生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任何逆境下，他都不会选择屈服。他不是轻易服输的人。外部以多大的力量压制他，他就会带着多大的力量反弹。

在漆黑的坑道里，赵致真一呆就是12年。其实，赵致真是没准备从坑道里走出来的，没想到有一天他还会回到武汉，会开始他新的事业。赵致真像煤，在千百米深的地下，悄无声息地存在着。一旦被点燃，他便会发出夺目的光焰。谁不相信那乌黑的石块会发出灿烂的光芒，他就难以理解能量得到释放的赵致真，会有如此坚强的性格和无穷的创造力。

在赵致真看来，对《科技之光》的阻挠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科技之光》成功了。他很喜欢一副对联，叫“能受天磨为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他的成功可能会给少数人带来不安。这非但不能使他停止手头的工作，反而使他更加忠诚于他的事业。在赵致真和武汉电视台科技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科技之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越做越大。《科技之光》早已巩固了在观众中的影响，在赵致真的策划领导下，国内容量最大，录入1亿文字、2000小时科普影视节目的《科技之光》网站已开办3年，中国人自己举办的国际科技电视节正和世界各大科技电视节同领风骚。科技之光日益成为无法遮挡的强光。

赵致真永远感谢中国科学界的前辈周光召、朱光亚、吴阶平、宋健……感谢中国科协、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和武汉市的领导及朋友，没有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支持，《科技之光》根本不可能坚持7年，一路走到今天。1995年，在第一届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科技之光》就被评为新闻单位唯一的全国先进集体。赵致真在大会上的发言，被《人民日报》全文照发。1999年，在第二届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赵致真被评为先进个人。大会是这样宣布的：“科学技术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决定对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153个单位和武汉电视台赵致真等252名个人给予表彰。分别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以示鼓励。”继2000年赵致真获得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后，2001年又被香港科技大学授予“包玉刚奖”，并应邀以“杰出访问艺术家”名义到香港科技大学讲学。

X 宇宙，永无终结

赵致真驾车以180公里的速度行驶。车子似乎要在空气中漂浮起来，车窗外的景物，像运动起来的电影胶片一样飞速旋转，模糊不清。1998年赴法国访问，赵致真一天之内驱车16小时，从欧里亚克到斯特拉斯堡，几乎斜穿整个法国。在澳大利亚，他按英制交通规则驾驶着右置方向盘的轿车靠左行驶，3小时走完从布里斯班到黄金海岸的路程。五十多岁的人了，但似乎永远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节奏和习惯。

赵致真是真正的工作狂。只有在工作中，他才感觉自己在过着真正的生活。有人甚至在打赌，看他在职的最后两年，究竟还能创造多少奇迹。

2001年底，中央电视台10套决定搞春节科教大行动，根据统一要求，《科技之光》需要制作一期长达4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在大年初三首播，主题由《科技之光》自己确定。最先浮现在赵致真大脑里的题目，就是《我们的宇宙》。这因为赵致真从小就对天文有着特殊的偏爱，他进入电视台后拍摄的第一部科普片《欢迎你，哈雷彗星》、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都是天文题材。有4个小时的篇幅，对天文学和天文学史进行一次系统巡礼，对赵致真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节目，科技含量非常大，涉及面广，每个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对付的。距离播出，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将包罗万象的天文学知识整合在一起，通过艺术化的手段表现出来，其难度可想而知。毕竟，赵致真不是天文学专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名旦，只是票友。制作出来的节目，将由中央电视台在春节的黄金时间播出，内容绝不允许出错。赵致真没有过多的时间进行权衡抉择，项目必须立即上马，他认为《科技之光》有能力应对这样的挑战。

两个月的时间中，查找资料和编写提纲，就花去了一半时间。春节一天天近了，赵致真和他的同事们不仅要以超常的拼搏和时间赛跑，还要以超常的细心防止出现谬误。这个节目内容所及，从地球到总星系，从黑洞到暗物质，从宇宙大爆炸到宇宙归宿，几乎面面俱到，囊括无遗。不仅需要对天文学有深度认识，而且应当对天文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进行追踪。为此，赵致真直接从美国宇航局、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等权威机构的网站上查找资料，绝不谬种流传。从众说纷纭中去伪存真，是一项沉重的劳动。例如，他查找的许多资料都异口同声说，类星体能量是太阳的1056倍，赵致真却一望而知这是错误的，经反复核对，发现应是10的56次方倍。他的一丝不苟，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赵致真曾经作过100多万字的天文笔记，有着比较充足的知识储备，而且平时买书成瘾，积累了一屋子图书，每次出国，都自费购买大量期刊、光盘，所以制作节目的画面资料，很多也是赵致真个人提供的。有时候，赵致真从网上查到一张重要照片，就会兴奋地给编导石易发去电子邮件，并立即打电话，请他查看。《科技之光》编导人员的电子邮箱几乎都被赵致真塞得满满的。

赵致真连续45天工作到后半夜，实在太累了，他就开着车，和一直陪伴在侧的妻子出去跑一下，换换脑筋。为赶进度，制作几乎与撰稿同步进行。他的脚本，每写千把字，就让剧组去编、去剪。赵致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每一个画面他都记得。有的时候，石易想偷一点懒，说没有画面，只好用公式或者其他资料代替，赵致真会立即质问他，画面资料不是已经从某某网上查到，发过去了吗? 必须立刻补上!

《我们的宇宙》终于如期完成，并在预定时间里播出。节目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紫金山天文台著名天文学家王思潮来信说：“《我们的宇宙》拍得很好，内容系统全面，文采飞扬，图像精彩。”天文学家孙培瑜在信中说：“片子太好了，是一份非常好的、极难得的天文科学教育片或说是天文课本。不要说一般观众会增长不少天文知识，就是专业工作者也都会感到有很大收获。”北京天文台著名天文学家李竟在从头至尾完整看完后称赞说“非常之好”。这部片长4小时，文稿8万字的《我们的宇宙》，应该说充分体现了赵致真的科学素养和知识储备。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致真和他的同仁们成了科普领域的“超人”。他们在宇宙万物之间驰骋穿梭，抵达每一个未知的领域。他们仿佛获得了某种神秘的能量，他们的能量来源，就是他们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是他们对科学永无止境的热爱。

《科技之光》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记得赵致真为节目写下的题记：

从科学的苍穹上，

采来日辉、月华、星芒。

每天为我的祖国，

深情献一掬科技之光…”

责任编辑 晓枫

《十月》杂志2002年第5期 《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