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泉

刘伯泉人物简介

民国初加入中国国民党，拥护新三民主义。“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组织杞县各界人士募捐，支援上海工人斗争。1927年任杞县清理庙产委员会副主任，用庙产收入开办学校，动员热心教育的教师义务教课，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1932年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创办私立大同学校，他被聘为校董，积极协助校长筹措资金、校舍，延请进步教师，并多次要求国民党杞县当局及县城工商各界出资捐款，解决办学经费。

1938年1月，中共杞县党组织倡导建立“杞县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刘与中共代表、各界名流等18人任委员，与中共杞县地方组织共同开办“抗日民运干部训练班”，组织抗日宣传队，募捐钱物，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2月19日夜，日军第二次占领杞县城时将他逮捕，对他威胁利诱，逼他供出共产党员、抗日分子、抗敌后援会委员名单，遭到严辞拒绝，1939年1月20日（农历1938年腊月初一）被日军刺杀于县城西南城头，年63岁。

1982年，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国家民政部批示，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刘伯泉人生经历

刘伯泉先生，河南杞县人，其先祖刘理顺，明崇祯时期状元，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时，以身殉职，世称忠烈。刘氏在杞县城内，本是望族。但至清朝末期，已趋没落。伯泉先生于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出生，赖其父行医，维持生活。伯泉出生后十八日，父亲不幸病故，孤儿寡母，生计维艰。刘母勤俭持家，义方教子，受到亲邻称赞。伯泉先生原名广云，乳名西方，七岁入私塾，勤苦攻读，敏而好学，才华冠侪辈。十六岁入庠，文名益著。鉴于清廷腐朽无能，丧权媚外，不愿再走入仕途。时值欧风东渐，伯泉思想受到影响，自学新学‘学成致用，同时设馆授徒，培育英才，并借以维持全家生活。

伯泉先生幼读儒书，熟背五经四书，思想上受到局限。对清统治者的殃民祸国，虽极不满，但忌于“犯上作乱”，不敢有所作为。武昌起义的枪声，给伯泉先生以极大震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他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十分向往。在中国国民党成立不久，即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三民主义信奉者。

清王朝覆灭后，代之而起的是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国家的危机四伏，人民的苦难倍增。伯泉先生对此忧心如焚，一方注视时局发展，作献身准备；一方致力于地方教育及公益慈善事业。在民国成立后的十年中，伯泉先生成为杞县热心教育及公益慈善事业的知名人士，有志青年的贴心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成了国共统一战线。刘伯泉对此，竭诚拥护，认为是救国救民唯一良策，愿为此倾注全力。他后半生的大部活动，都是这种思想支配的。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伯泉先生义愤填膺，不甘坐视。他的家境本不宽裕，为提倡捐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带头捐出大洋一百元，在他的带动影响下，很快收到各界捐款四百余元，申汇南方总工会，支援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肖人鹄、吴芝圃，领导农民，解放杞县，建立革命政权。使刘伯泉先生初次看到祖国光明未来。同年六月．冯玉祥将军主持豫政，号召改革，提倡妇女解放，破除迷信，刘伯泉先生首先说服他的女儿和侄女，剪发放足，学习文化。一时全城传为美谈。杞县各界，一致推选他为清理庙产委员会的负责人。他率领进步青年和群众，冲破重重阻挠，在全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折庙宇、毁神像、办学堂运动。短短几个月内，就把杞县城内寺庙中的神胎打光，并在较大庙宇中，办起了杞县一小、二小、三小、四小等四所小学。以后杞县著名的大同中学的校址，也是有由原的肖曹庙、天爷庙、文庙等改建的。位于县城中心，规模较大的城隍庙，改成中山市场，相沿至今。

在多年的生活实践中，伯泉先生进一步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完全适合中国的需要，苏联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列主义，逐渐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学习马列主义，追求革命真理，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他总以为人民大众，既是国家的主人，振兴教育，启迪民智，提高人民文化思想水平，自属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决心创办学校，培养革命青年，发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在此期间，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王国权、张海峰等同志，到杞县开展建党活动。认为伯泉先生思想进步，在地方有声望，倾向革命，对伯泉先生积极争取。伯泉先生在共产党人帮助下，思想很快得到飞跃，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一九三二年，刘伯泉和王毅斋两先生，在王国权等同志协助下，创办起大同学校。该校先设小学部，一九三四年九月以后在王国权、郭晓棠等同志筹备下增办了中学部，此是培养革命青年的阵地，又是共产党在豫东各县发展党团组织的重要据点。伯泉先生竭尽全力，办好大同学校，掩护了大批革命同志，为共产党培养输送了数以百计学生，后有不少成为优秀党员、革命干部。并有不少的同学，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数年中，伯泉先生专心致力于抗日教育事业。除创办大同学校外，对社会教育，亦极关心。经常组织学校师生歌咏队、剧团、讲演队，在杞县全县城乡，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在校内的共产党杞县中心县委及杞县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积蓄力量。为了发展豫东革命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上级党组织先后派遣赵一萍、高秉坦、路啸洲、王衡、梁丙田、杜省吾、段佩明、王乐超等同志，到大同中学，以教师身分作掩护，从事建党及发动群众活动。伯泉先生对他们的渊博学识，高尚风格，勤奋工作，深表敬佩。把他们引为知已，亲如家人，彼此推心置腹，精诚协作。在他们的影响下，伯泉先生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但因工作需要，未正式参加组织。

当时大同学校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是私立学校，官方不予拨款，所需经费，除靠少数庙产收入外，全赖校长王毅斋在河南大学当教授的工资收入和伯泉先生等人的私人补助。伯泉先生还把自有家宅后大片土地，划归学校，作为操场．当学校经费实在无法维持时，他就出面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补贴，或呼吁工商界予以支援，并亲自带动学生向社会募捐。使学校能够继续办下去。为保证进步教师安全，他主动邀请祁慰农、黄舜阁老师及其家属，到自己家中居住，以免发生意外。那时王毅斋校长在河南大学任教，常住开封，大同学校一切日常事务，大部由他操持。全校师生，都亲切称他为“老管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占察绥，通平津。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发出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恢复国共统一战线主张，取得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一致拥护，从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抗日高潮。伯泉先生此时虽已年近花甲，但仍当仁不让，和大同学校师生协力，编写了《参军》、《郊外遇劫》、《流亡三部曲》等抗日宣传节目，到各地演出。并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抗日救国。他在城隍庙（中山市场）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上，痛斥日寇的侵华暴行，提出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雄壮口号，听者动容，大家尊他为爱国老人。

七七事变发生后，设在大同学校的共产党杞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人王静敏、杜省吾、谭志正等同志，积极领导抗日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员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先后输送校内革命青年穆青、冯若泉、李秀芝、徐树森等多人，分赴延安及山西等地，走上抗战第一线。伯泉先生对此给予全力支持，多方帮助。在这一时期内，伯泉先生以其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和在地方上的声望，对在大同学校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尽力掩护。一九三七年，党员教师王衡儒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并押到开封，经校长王毅斋及校董刘伯泉大力营救，得获释放。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抗日后援委员会，共产党通过大同学校地下党员段佩明、刘耕初和刘伯泉先生，取得了杞县抗日后援会的领导权。他们三人，都被选为该会委员，伯泉先生掌管财务，每次开会时，伯泉先生均遵照共产党计划，首先发言，取得与会者同意，然后执行。利用这一公开组织，既可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又能掩护共产党同志，在以后一段时间中，都是按照这种方针进行的。为着鼓励民气，扩大影响，以抗敌会名义，没收了著名汉奸恶霸田产，充作抗日经费。查抄焚烧奸商隐匿的日货，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一九三八年初，河南省豫北大部县城，沦入敌手，黄河北岸敌军的出现，使杞县的革命领导人和广大群众，认识到抗日活动，应立即由宣传准备阶段，转入实际行动阶段。成立人民武装，已属刻不容缓。为了给抗日游击训练班筹备武器弹药，由杞县县委军事部长谭志正负责，与伯泉先生，孟海若等出面，多次和国民党政府交涉，搞到了十五支步枪和少量弹药。为扩大抗日队伍，伯泉先生首先动员在大同中学女生部求学的外甥女李秀芝和侄女刘桂芳参加抗日部队。在她们的影响带动下，大同学校中的很多青年，纷纷投笔从戎，走上抗日第一线。

一九三八年五月杞县沦陷前夕，中共杞县中心县委作出决定，由王静敏、段佩明、杜省吾、韩小亭、王东超等同志，带领大同中学师生五十余人，组成抗日游击队，撤出县城，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准备打击进犯日寇。这支游击队刚刚成立，枪支弹药均极缺乏，伯泉先生又多方设法，搞到一支“金钩”步枪和五十发子弹，让其十四岁的长子刘知非带着参加抗日游击队。知非临行前，伯泉先生谆谆教育儿子说：“你走了不要想家，没有国，家也保不住，为了保卫祖国，在前方多杀几个鬼子，把日本强盗早日赶出中国，是我对你的希望。”在党组织撤出县城之后，伯泉先生住所，又成为党在县城的联络站，传递情报，输送人员，很多工作都通过伯泉先生进行联系。

大同中学师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由县城进驻杞、太、睢边区，与吴芝圃同志领导的武装力量汇合，组成游击第三支队，后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他们在豫东发生的各次战役中，英勇杀敌，斗志昂扬，部分同志为国捐躯，成为烈士。大部分同志均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各条战线上作出优异成绩。他们对伯泉先生对他们的关怀帮助，常念念不忘。

一九三八年秋、冬，豫东及睢杞太边区的抗日游击队，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注意，他们纠集了驻在开封、兰封、睢县的日伪军数百名，由汉奸特务引导，向杞县县城围攻，于农历十月三十日，二次攻占了杞县县城。

日军进城第二天清晨，即由大汉奸田友望引导包围刘家，逮捕了伯泉先生。并在院中放起火来，把刘推到火堆跟前，把西门不少群众，押到院内，鬼子兵用刺刀对准刘的胸膛威逼说：“这些人谁是共产党，快说。”汉奸田友望为敌人助威，指着刘说：“你放明白点，不把共产党及抗日分子指出，马上就烧死你。”伯泉先生昂首挺立，环顾着四周的人们，眼光从共产党员、抗日人士和自己的学生们身上扫过，沉着果断地说：“他们的人全走了，这里没有。”敌人又追逼说：“他们的武器都藏在那里？统统交出，不交马上枪毙你。”伯泉先生的答复是：“我不知道。”敌人对刘宅多方搜查，毫无所获。黔驴技穷，即将伯泉先生带到日军兵营关押。

在被关押期间，敌人先是逼他交出共产党员及抗日后援会委员名单，一无所得，又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要他出面主持地方维持会。伯泉先生志坚金石，严词拒绝。敌人无计可施，就将伯泉先生继续关押，进行折磨。十余日后，突然又押着伯泉先生在大西门里，从东到西，逐院搜查，声称有人报告：“在这些院子里，窝藏有抗日游击队和你的大儿子，你不把他们找出，别想活着回去。”伯泉先生对敌寇怒目而视，一言未发，使敌人阴谋，又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敌人每夜都对伯泉先生严刑审讯，用尽毒辣手段，一无所获。到了白天，敌人把他用铁丝捆在城门口的柱子上，让他观察过往行人，指认谁是抗日人员。伯泉先生目送往来人员，一言不发，致使敌人阴谋又一次落空，从而保护了革命力量和抗日组织。

伯泉先生被捕的消息传出，游击队三支队和共产党的杞县县委领导马庆华、杜省吾等同志极为关切，派付集联络员史焕章入城营救，因敌人防范严密，未能如愿。伯泉先生被捕后，受尽酷刑，加以年逾花甲，身染重病，生命垂危。经在日军据点内作“苦力”的刘传德同志多方设法，利用请医生看病机会，把伯泉先生一个小儿子带去看望他，趁孩子代医生进行灌肠手术的时候，伯泉先生喘息着对儿子说：“孩子，我不会回去了，你们要快快出城，免遭毒手！找到我们的游击队，记着给我报仇！”果然不出所料，在敌人杀害伯泉先生后，立即派人搜索刘宅，企图对刘全家斩尽杀绝，可是刘的眷属，早已逃出虎口了。

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伯泉先生被捕整整一个月后，敌人一切鬼蜮伎俩，全被挫败，就对伯泉先生下了毒手。日寇把他拉到小西门南边城墙上，用刺刀乱捅乱刺，被刺数十刀，鲜血满地，临终时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时年六十四岁。敌人恼羞成怒，将伯泉先生惨杀后又用砖头将其尸体砸得稀烂，惨状目不忍睹！

伯泉先生被害噩耗传出，全县善良人民，莫不义愤填膺，在敌人魔爪之中，只有暗自饮泣。残酷凶狠的敌人，并不善罢干休。竟将烈士遗体，横陈城头，不准掩埋，经其家属亲友，凑款数百元交付敌伪，始准将烈士尸体，用绳从城上卸到城外，掩埋于西城堤跟。日寇两次侵占杞县时，杞县人民牺牲者，难以数计。但象伯泉先生之英烈气概，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