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雷海宗人物生平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是天津市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少年壮志，远游异国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讲学宁汉，声名鹊起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

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重返清华，独树一帜

1928年，清华学堂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29年春，蒋廷黻离开南开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在美国留学长达11年之久，精通中外历史，掌握多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务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力求使清华历史系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雷海宗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雷海宗是怀着欢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还有严肃庄重的另一面，那就是决心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1935年后，蒋廷黻离教从政，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发展与建树，是和雷海宗的贡献分不开的。

雷海宗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另外，当教外国史的教师休假时，他还不时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以补空缺。

1934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与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样的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独裁统治，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溃瓦解。当前的关键应确定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

1935年，清华大学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清华学报》外又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国的兵》长文。该文认为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惟一强盛时代。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

1936年，雷海宗接连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

1937年，《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了雷海宗的《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两篇文章。

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的文章，将《 史记·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

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做出评价。

坚决抗日，誉满中华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抵达昆明。看到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浴血杀敌的情景，雷海宗精神振奋，一扫原来对中国的兵所持之悲观看法，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接着热情歌颂“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比，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随后，列表指出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战。“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最后，雷海宗期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文化将结束第二周，揭开第三周的帷幕。

1938年底，雷海宗将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变更，增加《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成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名著。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国民党杀人凶手的见证。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从上海乘轮船赴塘沽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

迎接解放，移座南开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

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 。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似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

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光明磊落，鞠躬尽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哪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

5、6月之交，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曾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访问了雷海宗等三名教授。事后，在南开的大礼堂召开了由三教授谈与谭天荣谈话情况的大会。雷海宗在发言中指出，曾询及谭天荣学习哲学和读黑格尔的著作的情况，劝谭天荣在谈黑格尔的思想时，应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他指着礼堂主席台两侧的两个标语牌说，他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6月中旬，全国开始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也不例外。但到7月下旬运动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时，雷海宗始终未被触及。直到8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会上点名批判了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开大学历史系才中断假期，紧急召开了批判雷海宗的会议。

1957年秋，雷海宗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之一。（1979年得到改正）。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不治之症，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

但雷海宗虽身处逆境，仍关心国家大事，精心译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此外，亲自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认真负责，关怀备至，使我学到许多东西，终生受用不尽。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雷海宗知道这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写下了歌颂人类征服宇宙的这一伟大成就的长诗。雷海宗英文极佳，此诗当为文学精品，并能充分体现他的内心思想与宇宙观。可惜，笔者只在他的案头看到手稿，未能细阅，而此后诗佚人亡了。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克服病痛，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个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到当年11月难以行动时为止。

雷海宗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不写讲稿，但在讲外国史学史课程时，却以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时认真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的教学态度。此时，他还让笔者从南开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显然他还想研究先秦诸子，写有关的著述。

可怜他已身心交瘁，油尽灯枯，天不假年。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六十岁。

雷海宗人物简介

雷海宗（1902—1962），中国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

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

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7年被划为所谓“右派”分子后（他在“鸣放会”上发言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停滞于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此一发言随后被《人民日报》加“按语”发表，其解读显然是政治性的，不容商榷，尽管雷本人及其公开辩护者杨志玖先生一再申明发言的学术内涵及初衷，终归于事无补），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

编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解放后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史学论文多篇。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曾受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

雷海宗为发展祖国教育事业和建设历史科学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鞠躬尽瘁，桃李满天下。

1992年12月28日，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雷海宗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会议。

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召开更大规模的“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一致认为应发扬他的热爱祖国、诲人不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献身精神；学习他的刻苦读书，勤奋探索，敢于否定过去，不断创新前进的严谨学风；贯彻他主张的从中国现实出发，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外历史，弘扬中华文化，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治学宗旨。

在新的21世纪，雷海宗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治学精神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他为之献身的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历史科学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