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章

刘斐章人物生平

刘斐章出生于兴义下五屯永康堡，祖父刘官礼，开缺兴义知府，滇西候补道，赏戴花翎。刘官礼锐意兴办地方各项事业，诸如修筑道路、赈济贫民等，尤侧重于兴办教育，兴义笔山书院就是在其倡议捐助下修建的。伯父刘显世，贵州第一任省长兼督军，兴义系军阀的开山鼻祖。

刘斐章排行老三，是刘显治的第三个儿子，名燏昌，字斐章。1908年出生在兴义刘氏庄园。1914年其父刘显治赴昆明任云南省政务厅长时，6岁的刘斐章跟随父亲到昆明读小学。1917年跟随父亲到北京，居住在莲花寺。由于刘斐章的父亲刘显治是驻京议员，因此少年的刘斐章经常能见到梁启超、姚华等名人，耳濡目染，受到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

1926年，刘斐章就读位于北京地安门的河北省第十七中学。1929年，刘斐章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次年暑假，刘斐章通过自己的高中同学郭家庵认识了从日本回来休假的杨震。杨震就劝刘斐章留学，理由是在日本阅读进步书籍比较自由。刘斐章就通过当时在日本担任留学生监督的堂兄刘刚吾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刘斐章在赴日本留学的船上，知道了杨震得真实身份：杨震是李大钊烈士的儿子，真名叫李葆华，他的父亲就义后，他为了革命的需要，就将名字改了。

在日本，刘斐章受李葆华的影响，一边学习，一边经常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举行“反对侵略中国”的各种集会。“九一八”事变后，刘斐章和同学们一起到中国公使馆请愿，大家一起质问中国公使：“政府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不向日本政府抗议？”并高喊“下旗归国”、“对日绝交”、“对日宣战”等口号。

1931年底，刘斐章、李葆华等回到北平（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刘斐章由李葆华介绍，加入由宋庆龄、蔡元培发动、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的“反帝同盟”，并被编入“反帝第十八支部”从事革命活动。李葆华、刘斐章先后担任支部书记。1932年初，刘斐章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左联”，并与同窗好友组建“阿莽”剧社，宣传革命。

193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刘斐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这次活动比过去所有的活动都严密很多，对外的影响也大很多，在这次示威活动中，第一次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第二天，李葆华通知刘斐章，说党内的同志要找他谈话。随后刘斐章在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谈了对自己封建家庭的认识，对反帝反封建的看法，通过了组织的考验。不久，刘斐章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据刘斐章自己回忆：“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集会形式主要是“飞行集会”，就是突然集会、散发传单、进行演讲，遇到国民党阻扰，又立即解散。刘斐章在一次参加飞行集会时，不幸被捕。家里人多方托关系，但是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由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出面，说：“这是我老家的堂弟，他要造反让他回贵州去造！”这样，刘斐章才得以释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便于在“国统区”工作，刘斐章一直隐藏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抗日演剧队的队长。抗日演剧队编排演出了《保卫卢沟桥》、《洪波曲》、《保卫大湖南》等许多大型话剧，演出反响强烈，极大鼓舞了观众抗日的热情。

1944年，刘斐章回到兴义刘氏庄园看望母亲吕氏。当时正值家乡青黄不接、农民断粮之际，刘斐章主动到家族各家动员捐米捐粮，又动员侄儿侄女集中发放粮食救济百姓。刘斐章此举使得刘氏家族在兴义深得民心，对其后辈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刘斐章一直致力于文化战线工作，先后在湖南文化局担任文工团团长、艺术科科长、文化局副局长、文化厅顾问。刘斐章还是湖南省第一、二、三界人大代表，第四、五届省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全国第一、四次文代会代表。对湖南省的文化工作，特别是戏剧工作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许多有益的贡献。

晚年的刘斐章，在视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在妻子郑驰的帮助下，完成了近30万字的《岁月》一书，作为刘氏军阀家族涌现的一个老文艺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的回忆，这本书无疑也将成为研究刘氏家族的珍贵史料。

2006年，刘斐章对其子女写下了一生最后四个字“爱我中华”后，与世长辞，享年98岁。

刘斐章主要贡献

1938年6月下旬，当刘斐章带领演剧队到达武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指向这长江中游的重镇。当时国民党喊“保卫大武汉”，口号虽然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已经在准备继续西撤，对守住武汉信心不足，当时蒋介石也在这里，他看到这么多救亡文艺团体和爱国青年云集武汉，心里很不安，担心这些团体闹事，扰乱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想要将这些团体解散，赶走。

当时受党中央的重托，国共合作后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在这里，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找到了国民党当局，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他说既要抗战，就要唤起民众，就是对你们的部队，也要给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以提高士气，这些爱国青年正好组织起来担任这项任务，为什么要把他们解散、赶走呢？周恩来站在全民族抗战的原则立场上，说得有理有力，使国民党方面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他的主张。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和精心策划下，决定成立10个隶属于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隶属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当时三厅的厅长是郭沫若，三厅六处处长是田汉，该处下设有音乐，美术，戏剧等科，戏剧科的科长是洪深。

1938年8月1日举行了授旗仪式，仪式相当庄重，主席台上彩旗招展，军乐队在旁奏乐。10个抗日演剧队都穿着整齐划一的新军装，列队站在台前，十分威武雄壮，接受军委政治部的检阅，场面颇为壮观，讲话的是周恩来，授旗的是政治部长陈诚。周恩来望着一队队年轻的戏剧兵，欣慰地说：“同志们！今天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队正式成立了。你们是战斗的文艺队，十个队不亚于十个师，十个陆军机械化师，你们通过文艺这个武器，可以发挥更大的战斗力，你们要多到前线去，给士兵，给民众演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巩固部队，宣传民众，一致抗日，我们必定会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周恩来的话不多，但铿锵有力，在刘斐章和每个演剧队员的心头，点燃了他们的抗日烈焰。

1939年，刘斐章带领抗敌演剧八队，春节前出发到前线，首先到达了驻湖南平江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军部，然后到所属的候镜如部的二十师三个团巡回演出。到达师部的那天，正好是除夕，部队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又见八队代表军委前来慰问，更感高兴，候镜如集合了全师军官再加上师直属部队，请刘斐章作一次关于抗日形势的报告。

刘斐章认为不可放弃这个宣传团结抗日的好机会，决定讲解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将叶剑英讲话的内容结合进去，结论是只有认真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就是在这样热烈的情景和氛围中，八队把带去的大批《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分发给营以上的军官。记得要得最多的是一个名叫艾叆的旅长，他希望能系统地看到共产党的报刊，还关心地向刘斐章提问打完仗后，国共是否还能合作？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听说这个师起义了。解放后候镜如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一个班长看了《亲兄弟》之后，带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当夜只身穿越防线，俘获了日军军官若林政。若林政战前曾在上海日本啤酒厂任会计，会讲上海话。解到上塔市师部后，刘斐章向师部建议召开一次军民大会，让俘虏上台亮相，并作反侵略讲话。后来若林政去了桂林，参加了“日本反战大同盟”。他走后师部将他留下的日本军衣军帽指挥刀全部送给八队做服装道具，在二次上前线慰问演出《闹元宵》时，刘斐章在该剧中扮演一个日本军官，穿的就是若林政的军装。

1945年9月的一天，夏衍对刘斐章说：“现在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毛主席都来了，究竟谈得怎么样了，近日周副主席要召开一个会，向重庆各界的民主人士介绍和谈情况，你们可以去听听嘛”。

重庆谈判之后演剧队的许多同志都不愿意呆在国统区，急于想回延安，不想吃国民党的饭、穿国民党的军服、拿国民党的俸禄，针对这些情况，1946年1月，周恩来召集抗日演剧队队长，要求他们继续在国统区从事革命活动，继续隐藏自己的身份。

刘斐章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兴义，景色依旧，人事全非，夜宿湾塘河畔，刘斐章特地赋诗一首：“白首重游一梦中，桑梓戚友情意浓。少年相识多作古，山乡大改旧时容。侄辈想见不相认，祖茔双泉涌未穹。锅底河边美如画，满天朝霞映山红。”

刘斐章到湖南长沙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思念家乡兴义。在1995年、2005年先后接受黔西南媒体采访，讲诉自己的抗战经历。

刘老为官清廉，家乡的发展牵动着刘老的心，他特立遗嘱，委托家人在他过世后，把生前唯一的住房变卖后捐赠家乡希望工程，支援家乡办学，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6年，刘斐章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老屋卖掉捐资30万元为家乡办学。

2010年10月，刘斐章的遗孀将钱如数捐献给下五屯新屯中学修建综合楼 ，大楼竣工后，该校取名“斐章楼”，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