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学

李修学人物生平

姓　名：李修学

籍　贯：广西恩隆（今属田东）

出生年月：1907年

牺牲日期：1939年12月02日

号李克，1926年考入省立第五中学。后因参加学生运动，遭百色军警追捕，被迫辍学回家。不久，转入南宁第三师范学校学习。1929年10月，随张云逸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到达右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百色起义后，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庶务科科长、政治工作队队长。1930年12月，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二团三营指导员。1933年6月，受中共右江下游党委派遣，到滇桂边区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12月，任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秘书。1937年秋，任右江抗日义勇军第九独立团政委。1938年秋，随军到安徽抗日前线，后被编入国民党第五路军。不久，脱离国民党部队，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同年冬，被派回广西右江工作，任中共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39年6月，中心县委在田东那恒村召开会议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袭击，不幸被捕。同年12月2日，在百色英勇就义。

李修学人物事迹

1926年8月，恩隆县(今田东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平马城隍庙召开，回家后的李修学和陆子明、滕德甫、赵润兰主持了这次大会。会上，他讲解了《农民协会会员守则》。会后，李修学为了贯彻大会决定，废寝忘食地深入贫苦农民家庭，和农民促膝谈心，揭露地主豪绅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罪行，宣传农会的宗旨、条例以及农民如何求得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李修学的话语，像春风化雨，似久旱甘霖，滋润着穷苦大众干涸的心扉，在农民苦涩的心田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化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

大革命时期，李修学考入南宁省立三师读书。在校期间，他受到马列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开始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有关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书刊，同时利用信件和假期回乡的机会，向家乡亲友宣传进步思想，并经常寄回进步刊物和进步书籍。李修学等一批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为恩隆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1929年秋，李修学随张云逸从南宁回到右江。10月，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在平马成立后，李修学和办事处主任雷经天利用这块公开的牌子，着手恢复农会，组织农军，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要求，向地方反动官吏进行了公开的辩论。有一天，雷经天、李修学等10人，到县教育局和局长王承昶开展辩论。在辩论中，王承昶自以为是先生，盛气凌人，谈国民党员如何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如何造福民众。李修学等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同你打赌，如果你能讲出国民党员中的一个，包括你在内，不欺压百姓、不贪污腐化，我们跪你半天；如果你讲不出一个来，我们要你跪一个钟头。”这位局长大人顿时哑口无言，脸色惨白。李修学见他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立刻跨步上前把他拉出跪在地上。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李修学等人异常兴奋。大长了革命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10月，在革命的洪流中，李修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2月11日，李修学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担任右江苏维埃政府教务科长。12月12日，恩隆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在各乡村普遍建立了青年先锋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李修学担任了那恒村少先队的队长。为了促进农民朋友的觉悟，使他们自觉地为自身谋利益、求解放而斗争。恩隆县苏维埃政府在各地开办了许多平民夜校，李修学在那恒村平民夜校任教。尽管夜校的教学没有任何报酬，李修学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他处处为学员们着想，使他们能做到学以致用。根据苏维埃政府的规定，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各县都办起了劳动小学。1930年初，那恒乡的红文小学改为劳动小学，李修学又在此校任教。1930年5月，李修学调任右江苏维埃政府政治宣传工作队队长。他带领队员深入农村，大力宣传苏维政府的纲领、政策，为巩固红色政权尽心尽力。同年11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李修学留在右江，担任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二团第三营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冬起，红七军二十一师(后改称右江独立师)为了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扩大革命活动区域，发展革命力量，红六十二团团长滕国栋、政委黄书祥、政治部主任滕静夫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决定在滇桂边的七村九?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与右江革命根据地相互策应，开展更广泛的革命斗争。为此滕国栋先后选派三批干部战士奔赴滇桂边。李修学于1933年6月随同本县岑日新、赵润兰等一批干部到滇桂边汇合前两批人开展工作。滇桂边的富宁县七村九?，是个偏僻山村，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历来是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的所谓“两不管”地区，地方势力雄厚，经常云集十来股土匪武装。李修学到达富宁后，先是打入敌皈朝保安团团总黄海楼处当录事员，后又担任了敌皈朝镇副镇长。他以此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联络和争取上层人物的工作。他还与贫苦农民广泛接触，组织“兄弟会”(后改为“劳农会”)，以保护村寨为名，在后龙山一带建立了半公开的群众武装。1934年7月，当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书记、右江独立师副师长黄明春(黄松坚)带领一批干部战士到达富宁时，富宁一带已建立了革命组织劳农会和一批游击武装，以富宁的七村九?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形成。同年11月，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李修学均当选为委员，积极参与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党政领导工作。

1934年11月底，富宁守备军派遣一个营的兵力“进剿”七村九?，边区游击队奋起反击，在?卡、?愁将敌人大部歼灭，余敌向谷拉仓皇逃窜。接着，黄明春、李修学等人带领边区游击队300多人枪，进驻距富宁县城八九十里的皈朝镇。这里曾是李修学工作过的地方，他们利用与群众感情融洽的有利条件，在皈朝街日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红军长征是为了抗日救国。会后，参加大会的群众和游击队员近2000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张贴布告、标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天，黄明春、李修学等人率领边区游击队向西挺进，意欲攻打富宁县城。云南省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急忙调拨一个团的兵力配合桂军的一个团“围剿”游击队。黄明春、李修学诱敌深入，率领游击队返回七村九?地区。当尾追而来的滇军警备旅第十七团进占?迫时，黄明春、李修学等指挥游击队突杀回马枪，一时喊杀声四起。敌军忽遭袭击，惊恐万状，经过一天激战，歼敌30多人。

1936年5月中旬，边区党委在者兰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把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改称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由黄德胜任司令员，滕静夫任政委，李修学任参谋长。李修学积极协助游击队其他领导整训部队，指挥作战，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武装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出现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前景。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1937年1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林鹤逸到滇黔桂边区，在者兰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省工委又派张凡前往富宁，与富宁国民党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但不幸张凡被敌人杀害。鉴于富宁当局拒绝谈判，破坏国共合作的倒行逆施，边区党委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揭露和粉碎顽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分裂、进攻边区的阴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边区游击根据地。这期间，李修学和黄德胜等人坚决执行边区党委的决定，调集1000多人的游击队和近1000人的赤卫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有利的群众基础，先后在那波、龙矿等地，狠狠地打击了进犯边区的顽军，歼敌2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滇黔桂三省会剿”。

在中共南方临时工委的积极努力下，1937年10月中旬，桂西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在百色正式举行。但是，负责谈判的中共桂西区特委负责人在谈判中没有执行南方工委的指示，没有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百色当局达成妥协的决定，将滇桂黔边区游击队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集中田阳县田州镇，接受国民党改编。12月中旬，这两支游击队被分别改编为右江抗日义勇军第八、第九独立团。李修学在第九独立团中任政委。1938年1月，第九独立团奉命离开田州镇到左江地区扶南(今属扶绥县)龙头镇集训，2月2日又离开扶南，开往抗日前线。踏上抗日的征途，李修学感到特别高兴。他勉励指战员到前线后英勇杀敌，为国效力。但是部队到了衡阳时，国民党当局以收旧枪发新枪为借口，收缴了全团的枪支。这时，李修学认识到国民党的所谓改编不过是消灭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个阴谋，他和朱鹤云(朱国英)、黄国楠等党员干部密商，计划到武汉后由他和黄彪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到武汉后，火车站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李修学等人无法脱身，全团被迫立即乘船东下。到安徽舒城后，全团战士被强行编入李宗仁第五路军所属的第一七三师，并将排长以上干部送到河南商城集训。李修学等23名干部寻找机会最后逃离了商城，回到武汉，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听取汇报后，决定选送一批同志到延安革命根据地工作，派李修学和赵润兰回右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9年4月，李修学怀着一颗挚诚的救国之心，回到了右江地区。

由于桂西区特委在百色谈判中的妥协，使右江地区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李修学从武汉回到田东后，积极参加整顿和重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并担任田东中心县委委员。

1939年6月26日，田东中心县委在县城外一公里的那恒村赵润兰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省工委的有关指示，以及研究派党员干部到滇桂边、黔桂边开展活动及联络工作等问题，并分配了活动经费。参加会议的共14人，开了两天，28日结束。29日，在中越边境活动的滕静夫派党员岑世奎、刘承美到那恒村，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并打听上级党组织的新指示，带信要求李修学、赵润兰重返边区活动。上午，韩平波、李修学、赵润兰等人再次开会研究。中午吃饭时，由于本村与革命有杀父之仇的潘安流向敌人告密，带警察反动民团突击围捕，韩平波、李修学、赵润兰等12人不幸被捕，关押在田东监狱，40多天后，又被解送百色关押。

监禁期间，国民党特务动用了许多刑具，对李修学进行严刑拷打，要他讲出右江党组织的领导和活动情况。李修学在酷刑面前，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他愤怒地驳斥敌人：“右江党组织的领导和活动是我们共产党的事，你们无权过问，当前举国上下联合抗日，你们却到处捕杀共产党和抗日志士，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是民族的败类!”特务们地把李修学打得遍体鳞伤，并且以死亡相威胁。李修学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为抗日救国而死，死而无憾!”特务们多次刑讯李修学，但从他的嘴里没有掏出半个有用的字。1939年12月2日，韩平波、李修学、赵润兰等六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镣铐，昂首挺胸，慷慨就义，李修学时年3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