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名人朱次琦介绍
朱次琦（1807年—1881年）出生于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字稚圭，号子襄，世称九江先生，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人，清代广东名儒、教育家、诗人。
朱次琦在山西候补多年，为官尽职尽责，实行“以儒为治”的方针，德政颇多，誉满晋中。在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中，耗费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他的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其门人甚多，最著名者有康有为和简朝亮，是近代主张“经世致用”颇有影响的教育家 。他除了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外，还长于诗文书法。他对近代广东的学术影响极大 。书法多力丰筋，然不肯为人作字，世所流传，生平著述甚丰，多属尺牍稿本日记等，临终时焚去。虽随意挥毫，已极雄厚苍秀。简朝亮集其诗文，编为《朱九江先生集》10卷。朱次琦和简朝亮、康有为一起形成广东重要的儒学流派“九江学派”，他们提出经学与史学结合，以及强化史学的独立。
朱次琦人物生平
科场不第淡然处之
朱次琦在少年时代已颇有才名。1811年，四岁的朱次琦入家族学塾读书，塾师是族叔朱湘麟。五岁能以“大人虎变”对 “老子龙钟”句，对仗得体，锋芒初露。七岁开始作诗，十二岁时所作“黄木湾观海”诗，令两广总督阮元用欧阳修赞赏苏轼的话感叹：“老夫当让！”在越华书院时所作“新松”赋：“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含义非凡，语惊四座。
但朱次琦在科场奋斗的道路上却相当坎坷。1828年、1832年、1837年，他先后三次参加乡试都落第了。尤其是第三次，乡试三场中最重要的首场，他的诗文已被选为“荐卷”，但在其后的一次试文中他用历史典故作为佐论，考官一时没弄明白，认为他的试文粗疏。然而在发卷时，考官注意到他的名字后却后悔自己不是具有慧眼的伯乐，很多人也为他惋惜。他自己则淡然处之。友人写信以精美的扇子因遇不到风致佳人而作比喻，同情他的怀才不遇，他却写了一组诙谐的诗回复友人，风趣中可见他的淡定洒脱。
在乡试落第的那些年里，朱次琦三次被南海县学选拔为优行生，有机会参加 “优贡”的考试，入读国子监，当时不少人甚至用重金买优行生的资格，他以自己的声望得到，却每次都拒绝了。宁落第也坚持操守。
1839年，赴乡试，成举人，与兄长朱士琦同榜中举。中举后，他前后三次参加会试一再落第。然而，他在精神上摆脱了科举考试的捆绑，以先儒修身践道的理念激励自己，刻苦读书，谨慎做人。他并不把时间都放在四书经义之类应考的内容上，而是尽可能广泛阅读以前不易见到的文献，如当朝的典章制度、名儒循吏的传记等。1842年，在南海九江南沙陈氏祖祠开馆授徒。
184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会试被取中，成为“贡士”。殿试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论。当天下午日落前，监考官开始催促贡士们交卷，没做完的人很多，纷纷请求延缓时间。朱次琦也没答完，但他当即交卷。其时，有位南海籍的官员，十分欣赏朱次琦，见他没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后叫他，希望他回来把试卷做完。朱次琦装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固执地认为，读书人任何时候都应有操守。
1852年，成功平息山西北部边民与蒙古旗主的争端，任职山西襄陵代理县令，政绩卓著。
当官半年多百姓永怀念
1847年，朱次琦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对于一个在科场奋斗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否极泰来、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却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到的是为官之难，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利。他不带家属，只身赴任，本拟绕经开封，拜访中举时的主考官潘铎，因潘铎长时间任职山西，他想讨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为了避免借拜师打通任职关节的嫌疑，他毅然改变主意，不去拜访。
1852年，内蒙古扎萨克部与晋北边民因耕事械斗，扎萨克部死伤700余人，准备报复，山西当局亦拟派兵镇压边民。朱次琦力主和平解决，并亲身深入两方，晓以大义，终使衅事平息。
1852年秋，出任襄陵知县，在任期内，他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绝无为自己谋取私利。襄陵与临汾接界，两县都依靠平水灌溉。豪强垄断水源，往往有水者无地，有地者无水，因而引起械斗，屡兴大狱。朱次琦抵任后，对100多名案中囚犯从轻发落；制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办法，会同临汾县令，确定两县各取平水河水之半，并筹资兴建渠道，派专人管理。从此械斗平息，生产得到发展。
据记载，在任期间他取得了显著的政绩。首先，得知关在狱中的大盗越狱潜逃，朱次琦装病未与原县令交接，麻痹贼人，另一面却出重金派人侦查贼人的下落，并于到任之日将逃犯逮捕归案。其次，到任后，得知辖区内一些地方狼群咬死人畜的事情频频发生，而百姓对狼又恨又怕，认为它们是“神物”不能击杀。朱次琦亲自到当地神祠祷告，要该神于十天内驱除狼群，否则推倒神像、放火烧庙。群众怕朱次琦真要如此，非常震惊，连忙投入打狼行动，终绝狼患。此外，他还整顿水利、劝学积粟、禁敛民财、禁止同姓通婚（近亲通婚）、在衙门中厉行节约等，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绩。
1853年，他代职期满准备离任，襄陵百姓纷纷上书山西巡抚乞求让他留任，无奈，百姓的请求被拒绝了。他离开襄陵的那天，农夫放下耕作，商铺全部关门，成千上万的襄陵人为他们的好县令送行。在朱次琦走后第二年，襄陵人集资专门为他修筑了生祠———朱使君祠。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生之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朱次琦正是实践了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而赢得人民的赞誉。
1853年，完成《国朝名臣言行录》之例略。
礼山设教影响深远
1855年，朱次琦辞官南归，在家乡礼山下收徒讲学，康有为、简朝亮、黄鲁逸等均出其门下。他治学主张明理达用，无分汉（学）宋（学），原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讲学以“四行”（忄享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经、史、掌故、性理、词章）为本，以达到诚心、谨慎、克己、力行的规范。
1856年，在广州南海县学尊经阁授徒，后因英国侵略广州，离开广州，回到九江乡。
1858年，始在九江乡南礼山下陈氏祖祠（即“礼山草堂”）讲学，从学者甚众。
据朱次琦的学生简朝亮、康有为、凌鹤书等人的追述资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论学方面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融会贯通。在当时普遍讲“一经一史、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的狭隘，讲求学问的本源，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平易笃实，他既反对清中叶汉学考据的繁碎和门户之见，也反对宋明心学的空疏玄谈，试图以一种平易笃实的方式向学生阐明儒学的本来面目，他主张扫去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见，一切归宗于孔子。朱次琦还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
虽然，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他还是比较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主流学说的种种弊病。他渴望能出现大批操守高洁、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重任。他的努力和愿望在他的学生和后学那里实现了。朱次琦最终将他的学生康有为等人托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
1862年，有旨起用朱次琦，但他称病未行。
1876年，康有为拜其为师。
朱次琦潜心学术，亦留意国事。鸦片战争期间曾作诗指斥琦善为“卖国通番贼”。1876年李鸿章因英国使馆职员马嘉理被杀一案，签订《烟台条约》，内有派员赴英道歉的内容，朱次琦认为是“损中国之威，长外人之气”，十分气愤。
1881年，农历七月，两广总督上奏朝廷予以褒奖，赏加五品京卿衔；十二月十九日病逝，享年75岁。
朱次琦人物评价
1908年，康有为撰写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 “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功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蹀蹼于欧、虞，而别出新意，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以后，无与伦比。”盛赞令师的德才学行。
他的学生简竹居，生平尊崇九江先生，曾为老师写过《朱九江先生年谱》，辑《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 。
朱次琦文学作品
朱次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实征录》、《晋乘》、《蒙古见闻》等，诗集有《是汝师斋遗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毁了自己的全部书稿，对此人们无不感到痛惜。
朱次琦书法多力丰筋，然不肯为人作字，世所流传，多属尺牍稿本日记等，虽随意挥毫，已极雄厚苍秀。粤人宝爱，争相珍藏。著有《宝凤阁随笔》等。
朱次琦补充介绍
朱次琦（1807—1881年） 字稚圭，一字子襄，九江下西太平约人。因拒入都市而长期执教于九江，热心桑梓建设，世称“九江先生”。5岁入塾。7岁作诗。13岁在里人曾钊携同下到广州谒见两广总督阮元，应命作《黄木湾观海》诗，受到阮元以“老夫当让”相夸奖。18岁肄业于广州羊城书院，接受山长谢里甫学字八法的理论。22岁参加乡试。26岁再进广州越华书院深造，所作《新松》诗中有“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之句，以含义非凡，语惊四座，山长陈莲史为之吟赞再三。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41岁，成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道光二十九年春，只身北行，在晋候缺两年多，其间曾负清廷命，单骑解谕，赴晋北漠南平息了蒙古扎萨克贵族与边民因耕租发生械斗事。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任襄陵县令。县有平水，是灌溉襄陵和临汾两县田地的河流，常因抢夺用水构成纷争，讼官多年，未得解决。次琦到任后，通过调查咨询，得知豪强霸水居奇所致，形成有水无地，或有地无水。于是定下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制度，实行官府按田亩征粮，按田亩供水灌溉。并会同临汾知县一起查田定水，划分灌溉范围，设立严格的管、供水和开关水闸的制度，配备专人管理，以保证农田用水。经过这一番整顿，既平息了两县历来用水的纷争，又使水田增至3.04万多亩，地得水利，民风也变，县人立碑称颂。襄陵县属平阳府，平阳总兵平素恃势凌人，要征调襄陵人充兵役到200多里外的吉州，次琦因考虑赴役沿途艰险，容易激起民变，顶住了总兵的调令。次琦为了劝学兴教，修邓伯道祠为教学之所，以邓攸舍己为人的精神教育当地人，并颁布读书日程，亲往执教，县试时亲自批阅考生试卷，数夜不眠。考生中成“秀才”者52人，按惯例需向县学交纳“棚规”钱，次琦认为不合理，不许收受，并在县学门前刻石立碑，宣告取消“棚规”。次琦与县民相约，凡有事可随时到县衙击鼓，不论早晚，闻鼓声即升堂办案，并规定告状无须一定手续和形式，书面口头均可。平时走出县衙访察民情，只带驴夫、书吏和役卒一人随行，携备干粮自用。遇有拦路投诉，就近借来台椅，坐在路旁办案。在县内创保甲，罪同姓结婚，追社仓二万石。以上措举，襄陵人多感次琦施政之惠，去任之日，县人夹道相送，城门为之堵塞。去后四个月，县建祠立碑供奉，以志不忘。
咸丰五年（时48岁）引疾南归。咸丰八年，讲学家乡九江礼山下，垂20余年，来学者日众。次琦讲学，注重道德和气节的培养，认为明末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是可行于天下的气节之作。他指出，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明理的目的又在于处事，从而使学生能够“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他主张在学习内容上要尽可能全面，限除汉学、宋学间的门户之见，归宗于孔子，必须把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和辞章之学都列入必读科目，不可偏废，力求融汇贯通。次琦对清政腐败，风俗颓弊，甚为愤慨。平生讲学，以振俗为己任，每谈及时政，常以纸扇击案，痛斥其非。同治初，特旨召用，婉然辞谢，表示弃绝官场。粤中大吏屡聘他主讲学海堂，均辞不就。他教门人摒弃虚名，尝谓“文章不关学术政治之大，则不必作”。他在一首鸦片战争纪事诗中直斥琦善“-通番贼，天津起祸胎”。又在另一篇论文中指斥对外妥协、签订《烟台条约》的李鸿章为“身系安危，先自屈辱，损中国之威，长夷虏之气”。光绪七年（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以耆年硕德赏加朱次琦五品卿衔。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病逝，终年75岁，家无余财，门人醵金治殓。据光绪三年答门人问著述，著作有七：一、国朝名臣言行录；二、国朝逸民传；三、性学源流；四、五史实征录（录宋、辽、金、元、明）；五、晋乘；六、效黄梨洲《明儒学案》论国朝儒宗，书名未定；七、纪蒙古事。病发后，知难完稿，尽把撰述毁于火中。门人简朝亮集其诗文，成书10卷，名《朱九江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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