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和尚

天然和尚生平略说

天然和尚，名函昰，字丽中，别字天然。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又号瞎堂。番禺人，世为邑中望族。三十三岁祝发，嗣法长庆空隐道独。道独得法博山无异元来，故天然和尚乃曹洞宗第三十四传。

天然和尚盛年出家为僧，从在俗到出家其间实际经历了一番转折。由天然弟子今辩之《天然昰和尚行状》、汤来贺所作《天然昰和尚塔志铭》、《天然禅师语录》，及汪宗衍作的《明末天然和尚年谱》看，这个转变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一是习儒修求功名时期。年十七得补博士弟子员，志在精研世典，克成通儒。与乡里踌躇满志诸同仁，诗文相会，纵谈世务，以康济为己任。对于佛教，虽然知慕宗乘，但对所渲染的因果之事不以为然并指为虚诞。只以孔、孟为圣人。而且因禀性好施，“有僧欺之再四，遂不喜见僧。”可见其少年时期，所处虽有佛教的气氛，但激昂入世，走功名仕途，以求经邦治世的目标仍是主导信念，这也是在以儒家为正统以科举入仕为正途的社会环境中的正常选择。

二是渐由教乘入宗趣时期。偶与同学为追荐亡友入寺，有僧劝持咒有益求取功名，其嗤之不信。而同学则谓实随人志愿。将信将疑中“晨夕持诵”，正苦于“念虑不净，……久不自安”时，“一夕静坐，忽觉向所扰者，当下冰释”。进而“读《圆觉经》与己见合，就十二菩萨法门各作一颂”，得诸同学推服。但又“阅‘传灯录’，不解其旨，并失却从前所得，疑情大发”。因此萌发学出世法之志。后来又反复研读《首楞严》，加强了追求佛教的意愿。对于这个转变天然和尚自忆说：“予少从《鲁诰》，囿于见闻，曾不知世外复有大圣人能过孔、孟。间从浮屠家，多闻因果事，辄指为虚诞，以是数年，可否不肯作决定信。一日过友人案头得《首楞严》，读三四卷，虽不甚解为何等语，然理趣深玄，业面熟心折，遂携归终十卷，

所见十习因，六交报，一一皆从心生，不由外铄，乃不敢以虚诞及浅近事诬谤因果。自此由教乘入宗趣，历八九稔，始识向上一路。回忆初年，多是不遇其人，不读其书，疑信相夺，徒赚岁时”。“年十八，矢志学浮屠”。是年（天启五年）与二严和尚（李云龙，番禺人，曾走塞上，客袁崇焕幕；归，礼道独为僧。）及李云龙子等同道友人结“净社”于天关书院（广州城东，湛若水建），参究佛学。离际道丘（顺德人。受净土法门于莲池。开法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有诗“赠雁水堂李烟客，曾宅师诸公结社参究”。环境因素，同道切磋，个人进修，为其日后决意出世铺垫了基础。

三是实际机缘促成决定信而深入参究有悟及终致出家时期。其中直接助因，一是崇祯七年甲戌会试不第。本已淡泊功名富贵，因此更断图谋声利之念；二是于归途中大病，医药不入，唯许愿念佛向道，“夜感异梦，汗透重襟而病顿愈”，归家即断欲长斋，“弥切参究，衣不解带者两月，大悟玄旨。向所谓‘传灯’不解者，如数黑白。”其阖门益耽信佛。对于官方招举贤良方正、当授郡守等声名利禄之事，“掉头不顾”。对于当时精神状况其自谓：“甲戌知有此事以来，循览天下，彼时胸中惟黄岩（道独）、天童（圆悟）两老而已。”崇祯九年北上谒道独，叩击相投。并决意行脚参学。崇祯十三年初，与总督熊文灿共车同行北上，行至九江即决意出世，入庐山，礼道独祝发归宗寺，正式出世为僧。其时“和尚以盛年孝廉弃家，人颇怪之。”越数年而国变，“时移鼎沸，缙绅遗老，有托而逃者，多出其门，始叹其先见。”

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天然和尚以七十八岁之寿，终于海云寺。四十余年中，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动荡，和尚自持古道，提倡纲宗，婆心意切，至老不衰，如与山涧渠水对默的顽石（其自喻）。所谓“硬冷之性，壁立万仞，莫可仰板。百千妙义，到他跟前，一棒粉碎。”不过和尚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洁垂示及门，性虽严峻，心悲尘刹，因而国变后，士绅遗老，多皈依其下，“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而且和尚擅长诗词，从游者多有文人学士，名公大夫，可谓法席兴隆，声名高尚。其间和尚辗转于庐山、福建和广东，历主福州长庆、庐山归宗及广东的光孝、海云、海幢、丹霞、芥庵、华首等刹，推动了明季清初广东佛教的大片昌盛形势的展开。

天然和尚主要事迹

概括天然和尚的主要事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开堂说法，传播教种延续法脉。天然和尚首开法堂是在出家二年（崇祯十五年）由庐山回广州省亲时。其时受陈子壮（《明史》有传）率道俗诸人士之延请，开法于诃林（光孝寺）。道独特命祖心函可（道独门下天然函、祖心函可，为得意者；师徒亦是粤中奇人。）持送拂子并传法偈，偈曰：“祖祖相传只一心，青源南岳不须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为此陈。棒下无生凡圣绝，临机不见有师僧。诃林重竖风幡论，却幸吾宗代有人。”天然和尚以文人慧业，深入真际，有叩则鸣，道声远播。前趋受其法益乃至皈依受具者甚众。事实上和尚的父母妹媳弟侄等亲人后来也相继落发为僧或尼。于光孝寺上堂开法之讲说集成“诃林语录”，翼年付梓。

其后（崇祯十六年）天然和尚入福建，归庐山以及于广东雷峰、华首等诸山，都多有开讲，各集有“语录”；于丹霞山主法席，所讲集为“丹霞语录”；并与诸衲随意唱和，成“丹霞诗”，“如天籁所触，别具幽响”。

此外，和尚常以随缘方便的方式接引参修，禅讲或答问于随处随时。因而也同古来的一些大和尚一样，积累了很多如小参、问答及普说等等形式的讲说。门人们将诸种讲说汇集成十二卷《天然禅师语录》，被学者奉为津筏。

由于天然和尚学养深厚，研修有得，其讲说及著作颇得追随者推崇；其处世倔强风骨铮铮，亦颇受因国变而失落的文人士绅们的崇敬。来往人中学士高官比比皆是。象屈大均、陆圻等等名流人士也投在和尚门下，或受具为僧或礼为居士。南明永历朝中所谓“五虎”之金堡、刘湘客及袁彭年也归附在天然和尚的山中。其中金堡以直节凛然闻于世人，然骄躁傲物，和尚令其为火夫“执役碗头”，又令“度岭行乞”行脚，归雷峰依旧役使，“前后十阅春秋”，磨砺再三，化除躁气，方才付与大法，成为和尚第四大法嗣──澹归今释，并与其几遭禁毁的《遍行堂集》一起名传于世。其后澹归主建丹霞别传，“撞府穿州，经营建置，处境纷如，而身心寂若”，即谓得力于在和尚门下的多年磨砺。这也是天然和尚事迹中的一段佳话。

其二是创立寺院，壮大了佛教力量。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天然和尚再住光孝寺，有讲说（有《语录》），同时，于殿宇古迹多所重修。乾隆《南海县志》载“顺治六年，禅师开法诃林，重建风幡堂、敕经楼、方丈、笔授轩”。天然和尚自己也作有“复风幡堂旧址”诗，及书榜，可以为证。

清朝入关后，很多士人隐迹山林。和尚亦志切远遁，但二亲需要顾养，顺治元年便在广州城东结宇，曰“小持船”。虽不过是小小净室，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给不少同道以安慰。有归依居士作诗赞誉为“重见法航开，小结东林社”。海云、海幢、丹霞别传诸刹亦蒙和尚承主其成或扩大规模，具体监施则由门徒实行。其中，海云寺即原雷峰之隆兴寺，由今湛主持、今应监寺。据《年谱》作者考证，顺治九年，清廷平南王尚可喜曾作为大檀越捐铸铜佛，其款识所题仍为隆兴，顺治十六年铸铜钟的款识则已为海云。是年大雄宝殿成。历经多年置建营造，原来不堪僧众的隆兴寺成为巍然鼎新的海云寺。和尚也由匡庐返粤入雷峰，“按立云堂，策励后学，朝夕下堂勘验”。海幢寺由天然和尚第一法嗣阿字今无为僧首，着力创建大刹，以至时人称誉海幢法席之隆盛，可媲美于晦堂大慧（明末于杭州倡扬唯识的大和尚）；丹霞别传寺则由今释澹归创建。仁化丹霞山是南明弘光时南赣巡抚李永茂兄弟为避乱所购，顺治十八年舍于今释，以严事三宝。今释及其同事极尽营造之能事，至康熙五年，即大致规模，请和尚入主丹霞法席。一时英杰汇聚，讲经研修，唱和诗词，丹霞山遂成为名山丛林。所谓粤地佛教之四大山，即鼎湖、雷峰、西樵与丹霞。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天然和尚之妹，出家为今再尼师者，则是广州无著庵的鼎建者。据《番禺县续志》“鼎建无著庵碑记”载，尼庵始建于康熙六年，至十七年无著庵落成。其时乃变乱之余，建庵已实所不易，但庵堂在饥谨之时，常招收弱息无归之出家在家弟子，恒数百人。

虽然铸佛象、建庙宇很需要檀越布施外护，但和尚之态度则颇具高僧风范，“于门庭设施，悉任外缘，意合则住，不合则行，未尝一字一语仰干豪贵”。即使平南王尚可喜折柬相招，也屡以病辞，不允，才“勉出以宾主见，礼意殷隆，次日不辞而退”。在世乱宗衰之中，天然和尚可谓竭力提持向上，因而才有法道之隆兴。

在此须多作解释的是关于开堂和建寺，在明初颁布的佛教政策中都有严格的限制。寺、僧有禅、讲、教的区分，开堂有资格考试制度，建寺有严苛的寺额数限，很多寺院因之被归并。但到明末，开堂说法者则以数百计，付拂传衣者更是千计；至于建寺的寺额限制早已成虚设。因而禅僧讲经及大建寺院，只要没有纠葛告到官府，便不成问题，尤其在远离权利中心的南方更是如此。例如，憨山德清在被“私创寺院”罪发戍岭南时仍可就复兴曹溪祖庭而大势活动，还得到官员支持。推之，天然和尚在明季对广东佛教有所贡献，虽因环境败乱而致艰难，但在人们心理及观念上，都有长期以来即已积淀的接受法力德行之感召的基础，构成佛教成一时之势的可能条件。

其三是整饬、庄严丛林秩序。明末清初士人逃禅现象十分严重，寺院成为各色人等避乱的去处，因而协调相处关系、保持丛林秩序无疑成为突出重要的问题。天然和尚特作“同住训略”，以严格规范及门。此条例有顺治九年由海云寺监寺今应付梓本，今部分见于《丹霞山志》。天然和尚于“训略序”曰：“古设丛林，专为养道向上之士，不宜限制准绳。但晚近以来，人多中下，故重以庄严，过望贤俊，不妨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要使入而就理，不作事障；出而就事，不坠理诠。然后以超越之心，同于凡小，上可践吾门尊贵之路，下可免流俗豁达之讥。同住之始，是用申明，愿各洗心，无坠先绪”。“训略”一部分是叙明寺中职事规则，另部分是训诫之文，规则详细，言语恳切。现仅列举各题目即可见其祥：1“责摈”五款；2“不同住”四十一款；3“钟板堂”三十条；4“首座”四条；5“侍者、书记”十四条；6“两序、各堂寮”三十四条；7“老病堂”十二条；8“常住存发定式”九条；9“圣节朔望、日用参见礼仪”、10“挂搭”各三条；11“补堂寮”、12“补侍寮”、13“退侍寮”、14“退堂寮”、15“退随众寮”、16“补职日限”、17“息缘虑”、18“告假”各一条；19“抽罚”二条；20“设思过、从新两寮”、21“责诫童行”、22“拣俗

称”、23“知事须知”、24“戒立徒”、25“行门轻重相准”、26“是非功勋”、27“平气”、28“止劳夸”、29“毋急说”、30“慎憎爱”、31“恤老病”、32“谨言损傲”、33“禁奢”、34“伐同异”、35“忘非省过之难”、36“举过不易”、37“功行不可以语道”、38“任情非随缘”各一条；此外还有：39“巡照警夜歌”三首；40“中夜回向文”一首；41“禅门念佛说”一首。面对佛教宗门流弊泛滥的状况，天然和尚极力倡导清净高尚之丛林风貌，树立庄重严肃之僧伽形象，“所立规矩，整肃森严”，直可谓用心良苦。感慨道法滥觞，提倡重视戒行，还反映于和尚的著述，这既折射了佛门状况，但也是天然门下之所以繁盛的原由，实因和尚着力颇多矣。

其四是同情并庇护明季抗清人士。天然和尚身处方外，且神情清远行迹隐遁，但平时交投者中则不乏节义之士。如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等皆因起义而死；和尚之同门祖心函可，因请藏入南京，遇“弘光北狩”事件，将亲见诸臣民悲烈之死记录为《再变记》匣藏回粤，不幸事露被执，重刑后免死遣戍沈阳。和尚即派弟子阿字今无前赴探问。函可在沈阳结“冰天诗社”，虽然“两家弟子分处南北”，但遥相唱和，千里同风。每遇死难者，天然和尚即作诗哀之，由众多挽悼殉难者的诗词清楚可见和尚对于守义志士的深切哀痛。顺治五年，广州大饥，斗米八百钱，和尚阻饥于海云寺，时作“禅醉”诗十篇，其序曰：“禅醉者，何也？《蒙周》曰：‘醉者之坠车，虽疾弗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天全也。’予醉于禅而寱，是犹坠车者也矣。寱而无解乎醉，殆所谓‘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欤。使天下之人，因其寱而识其醉，则予之得全乎天者，亦将以全乎人之天也，反而齁齁然，鼾而弗之醒，至足矣，又安知其所谓疾欤”。所透露的岂止是因“醉于禅”“虽疾弗死”而“得全”却难以“全乎人之天”的悲痛？当时世人多叹服和尚于国变之前即及早脱尘之先见。可是和尚虽出世，但作为明遗民却仍难免“骨节与人同”之疾痛。不过也正是由于和尚超脱事外，而可以以其悲悯之心与凛然之气，为他人所不能为。如，顺治三年，“清兵入粤，明诸王孙多见疑放戮，尸横于野。和尚遍拾骸骨，别建冢以瘗之，不封不树。后有议闻行在者，和尚止之曰：‘吾尽吾心耳，复何图哉’。”此即“绍武君臣冢”。至于深怀故国之遗臣志士隐退其山乃至皈依及门，和尚皆坦然收之，且独能超然而无所连染，足见和尚之德高望重。但同时也反映出在那样的乱世中，即使做了远离世俗的得道高僧，实际也还是难以彻底摆脱出世入世的矛盾，较之常人无外是能够更好地调理自心罢了。而调理自心恰是泛泛的无自觉的为学及修行所难得的，却正是天然和尚高超之所在。

在天然和尚同时，鼎湖山庆云寺还有其同门弘赞和尚，常与贤士名流唱和诗词，广交结纳，并有莲池传人离际道丘开堂说法，亦为世所景仰之名山。时人有所谓“粤人之成僧者，非鼎湖即海云”之说。在这些高僧的努力和世人的推崇下，使得由无明慧经传法无异元来而至空隐道独的曹洞宗一系，在明季的广东得到较大发展。但传衣法侣似乎仍以天然和尚更繁盛，宗派法脉也以天然和尚更流行。和尚很注意培养人才，有很多付法弟子，其弟子们又一再下传，因此天然一脉绵延较长。除了显见和尚不同凡响之感召力，亦可见和尚在发展佛教力量方面也是多有用心并卓有成效的。

天然和尚著作思想

天然和尚的主要讲说大多集中在十二卷《天然昰禅师语录》里，此外还有：《〈楞伽〉心印》四卷；《〈首楞严〉直指》十卷；《天然和尚“同住训略”》一卷；《瞎堂诗集》二十卷；以及《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似诗》、《禅醉》、《丹霞诗》等。大多收在“明续藏”中。其中的《语录》、《诗集》在清朝康乾之世皆曾列在“禁书目”。

从天然和尚的著述看，其义学趋向大抵不外延续博山元来至道独所传之曹洞宗趣，在标明本宗传承的同时，也继续采取调和主张，尤其是提倡兼教而禅的修行路线。事实上，禅教结合，调和诸宗是明末高僧的主流主张。道独送给天然的付法偈即云：“祖祖相传只一心，青原南岳不须分，三玄照用非他立，五位君臣为此陈，棒下无生凡圣绝，临机不见有师僧……”。标榜门派在当时似已不是十分突出的任务。道独反对言辞善巧的话头，认为“直指之道于斯尽矣”。“凡心与佛祖契同，即凡心而见佛性”，提倡“心心印可，以心传心。不开门户，不许解会，惟贵直下醒得”，“但以悟与不悟差别耳”。所谓九九还归八十一，此虽乃老生常谈之说，但是在禅宗经历了诸宗纷争，以及公案、看话、默照等等修行方式的变化，再来提示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原始标题，不能不说是这些高僧们在根源追求和方向矫正方面的理性自觉。而天然和尚也正是沿着这样的宗旨继续发扬光大的。

与以往禅僧不太相同，明末的许多禅僧多有经典注疏方面的著作，他们大多主张禅教兼修并重，不排斥言教，注重理入的启发作用。天然和尚的主要注疏著作是《〈楞伽〉心印》和《〈首楞严〉直指》。他认为“以世尊说法四十九年而曰未曾说一字者，非谓扫言说之迹也，欲夫人之即教意而得祖意也……识其宗之所本趣之所归”，同时也指斥“所谓见性，几同神我”的禅病，认为“任情坏法”与“拘滞名相”不相径庭，力倡“以转有言之关”，“以导无言之指归”。指出教之宗祖之趣是“以意显无意，以言显无言”，“玄言妙义，悉属筌蹄”。

天然和尚重在性宗下参究工夫，崇尚《楞伽》，谓“此经为根熟菩萨顿说种子业识，为如来藏，异于二乘灭识趣寂，亦异般若修空菩萨乐空增胜，直明识体，……但能了真，即识成智。”和尚持真常佛性说，认为“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此心此性，生佛无别，所别者迷悟耳”，所谓“全体是妄情，全体是真理，不了号无明，了之即佛智”。故而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为宗，则宜直指心性以为本趣”。虽然天然和尚秉持文人慧命，且常年远避庐山清苦修行，但取此宗趣之论当非仅仅读教而得。

由此可见天然和尚虽下过刻苦参究的工夫，佛学见解也不乏深刻，但应该说还不是在义学上有突破的宗师，况且，创宗立说的时代离开明代已过去太久了。天然和尚能够为明季广东佛教有所作为，实因其学养深厚及信念坚定，有慧根加有教行，从而得悟宗旨；熟稔内外典及宗门公案掌故，而使其讲说能得上下诸众之喜闻；既有清净高远气质，又有广结善缘能力，构成德高望重之一代高僧的气象，在明季那样的时代，这恰是能够在维护和弘扬佛教方面发挥作用的高僧所需的良好素质。

有史为证，天然和尚为明季广东佛教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实是弘扬佛教意旨，延续佛教法脉之龙象砥柱般的一代领袖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