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伟良

卢伟良人物生平

少怀壮志 投身革命

卢伟良，1910年8月出生于梅县大坪镇大坪村草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懂事的他从读小学时开始，每逢假日都会到石灰山上挖石灰卖帮补家用。192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东山中学，得到印尼姑母资助的他有幸读了半年初中预科班。期间正是东征军第二次来梅，受到进步革命思潮影响的卢伟良加入了共青团并秘密参加了革命。1925年冬，听说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来梅招生，他前往报考未果又返回梅县闹革命。辍学后的卢伟良一边在梅县丙村挑煤炭，一边积极向大坪党组织靠拢，经常给党员带路，送信、送文件，他在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是积极参与组建大坪农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29年春，共青团东江特委派人到梅县召开会议，卢伟良被选为共青团梅县县委书记、共青团东江特委常委。在这期间，梅县梅南、畲江一带武装斗争非常艰苦。南昌起义向粤东南下，朱德领导下的红军，在大埔三河坝失利，退至梅县梅南、长沙一带，短枪队也因敌众我寡难以维持，古柏和东江特委陈启昌（梅县畲江人）只能藏在柴草间。后来古柏（后任红军36军军长）由卢伟良送上江西井冈山。

1929年10月31日，朱德率领红四军攻打梅城撤离时，卢伟良被派当向导引红四军由梅县大坪经梅西，上平远石正进入赣南的寻乌、安远。其时，朱德劝卢伟良回去，卢伟良说：“不，我不走，我要参加红军！”朱德军长、朱云卿参谋长等一再劝说：“地方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呀！”卢伟良只好服从安排回梅县。

不畏风霜 南征北战

1929年冬，为了适应扩大苏区工作的需要，按照党中央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学习和白区工作的同志，纷纷到中央苏区去。为了保证这些同志安全经过白区，当时设在福建永定县虎岗的闽西特委决定建立大埔青溪秘密交通站，特委书记邓发指定卢伟良担任站长。

到任后，卢伟良选择大埔青溪里铺余氏宗祠为大埔交通中站站址，在多宝坑、铁坑、党坪伯公坳设立小站；在茶阳同天饭店、同丰杂货店及青溪沙岗头永丰小食店等处设联络点；青溪崩蓬尾余均平的旧屋、棣萼楼、山寨作为物资暂藏站。为了安全护送同志们到达中央苏区，卢伟良按照交通员选配条件和工作纪律，认真选调素质好的人员组建交通员队伍、武装班、交通运输队，形成了一个交通网线。

1930年夏，闽西特委决定要卢伟良送500块大洋到香港，为躲避白区的检查，卢伟良把30多斤重的银元用纱布缠在手臂上，一路翻山越岭，谎称疟疾缠身，装疯卖傻，终于顺利到达香港交通站。20多天的高强度行走外加高温天气的炙烤，接头人发现纱布银元都带着血迹黏在一起，嵌入了卢伟良的皮肤，只得用镊子一块块轻轻取下。卢伟良用坚定的意志、过人的智慧，出色完成了党交给他的重要使命。

1930年秋，组织上派卢伟良护送留居在香港的叶剑英去中央苏区。其时，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正悬赏十万元通缉叶剑英。在白色恐怖下，卢伟良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由香港乘船到汕头时，他与叶剑英装作互不相识，避开了特务的耳目；经由崎岖难走的山路前往饶埔苏区（即红军十一军四十八团驻地）的那天，考虑大家多日来连夜赶路太疲劳，卢伟良与叶剑英商量在较安全地带让大家睡一觉。担负着保卫任务的卢伟良却不敢睡，临天光他叫醒大家又继续赶路了。

1931年8月间，卢伟良接受组织分派任务，到上海与周恩来联系，安排周恩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路线。见面联系确定了路线后，周恩来一时还不能走，卢伟良就从上海带贺诚、梁广、李沛群3人坐船到汕头，然后经大埔青溪到永定。

1931年11月底至12月初，周恩来由肖桂昌、小黄华带到青溪站沙岗头后，卢伟良亲自率领短枪队八九人经多宝坑、伯公坳、铁坑、陶坑，渡过永定河，到了永定县城，交与永定县委书记萧向荣，顺利地护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

从1929年冬到1932年春，卢伟良马不停蹄地往来于闽西、粤东、香港、上海之间，多次机警地安全护送中共领导干部和数百名同志以及大批秘密文件、物资到中央苏区。他先后输送转移到中央苏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刘伯承、董必武、林伯渠、聂荣臻、蔡畅、张闻天、任弼时、叶剑英、杨尚昆、张爱萍、谢觉哉、胡耀邦、瞿秋白、蔡树藩、李维汉、阮啸仙、陆定一、李克农、苏联顾问李德以及随行人员200多人。

1932年5月，卢伟良离开大埔青溪交通站，由叶剑英安排在红军总部二局任参谋，在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领导下进行侦察工作和反间谍斗争，接着参加了朱德指挥的3次战役：即南雄水口战役、乐安战役、1933年2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春，卢伟良被调到瑞金红军大学参谋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国家保卫局总队部一局参谋长。1934年10月，卢伟良跟随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遵义后，他所在部队被编入第三军团，在李克农负责的红三军团保卫局任侦察员。红军长征后期，他任红军总司令部一局参谋，积极做好保卫工作，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到达延安。

卢伟良到延安后，担任从延安到上海的交通员，多次奉命赴上海找到宋庆龄、潘汉年等同志，把支援边区的经费和药物带回延安。1935年底卢伟良还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抗大一大队教导员、分党委书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周恩来、叶剑英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会谈推动了全面抗战的开始。当时，卢伟良跟随叶剑英、李克农等到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担任联络工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卢伟良又调任新四军东南局交通站站长，负责护送重要机密文件、抗战物资、华侨爱国青年到新四军。

1939年春，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广东东江地区抗日武装的斗争力量，将卢伟良调回广东，在曾生司令员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任大队长、大队政训员、主力大队政委、支队长、江南指挥部指导员和东进指挥部指挥员等职。1946年6月东纵奉命北撤到山东烟台，他随部队前往，1947年任山东渤海军区参谋处长，1948年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曾转战淮河以北战场。

刚正不阿 关心桑梓

1949年，卢伟良任广东兴梅地区专署专员、地委常委；1952年任华南国防公路修建总指挥部干部部副部长兼处长；1954年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1961年摘右派帽，任白云山农场副场长；1964年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坚信国家是爱护他的，他也深深爱着国家。1979年卢伟良重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时不改刚正不阿、依法办事的作风，被誉为“活包公”。

1983年，卢伟良离休后，积极协助当时的梅县市、县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团结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不顾年高体弱，经常受邀回梅参加活动。他还花大量时间，撰写回忆周恩来、叶剑英、朱德、邓发、肖向荣、邹韬奋、罗明等人的文章以及他自己参加革命的回忆录，这些都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宝贵资料，成为教育青少年一代的珍贵材料。

卢伟良非常关心家乡建设，重视家乡的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首先在广州邀集热心教育人士，牵头发起复办嘉应大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担任嘉应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时，复办后的嘉大教育经费较困难，他毅然从微薄的离休金中，每年捐赠1个月的工资230元给嘉大教育基金会，而此时他家中尚有一位90多岁的老岳母要赡养，要请人服侍。他知道嘉应大学图书馆藏书少，便把自己的藏书捐赠出来，还发动梅州市各中学广州地区校友会的成员捐赠图书。他在担任东山中学广州地区校友会会长期间，发动国内外校友支持母校的教学和建设。他对历来受干旱严重困扰的大坪镇用水问题非常关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他的多方奔走，政府拨款架设了一口大机井，避开石灰岩层，直接把地下150多米深的溶洞水引上来给村民饮用，解决了大坪圩镇及周边村民生产生活用水要到10多公里开外的梅西上官塘取水的难题。

1988年4月，卢伟良病重住进医院时，曾对前来护理他的梅县畲江归侨陈汉辉（奋）说：“汉辉，你是个多才多艺的发明家，带头建了畲江大桥，又筹建韬奋学校，可惜我病成这个样子，爬起来都相当困难，否则我真想帮你们跑跑腿。我的祖屋在大坪镇，已经破烂到不能住人了。还有禾坪和一口塘，给你去搞发明，促文化，干你的多维教育，总之给公益利用。如果只修不用，也等于荒废。”卢伟良在临终时，要求把骨灰送回故乡去，在骨灰上种上树。

卢伟良人物简介

卢伟良(1910～1988年)，广东梅县大坪镇大坪村人，是梅县早期的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即参加革命，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是梅县东山中学学生。之后，当过煤矿工人。又先后任共青团梅县委员会书记、东江团特委常委、中共广东省委交通员、大埔红色交通站站长等职。民国21年(1932)去中央苏区加入红军，任红军总部二局参谋、国家保卫局总队部参谋长。

长征期间，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查员、红军总司令部一局参谋。红军到达陕北后，先后任延安至上海交通员、延安抗大一大队教导员、分党委书记。他较长时间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中央领导人和经费、物资到中央苏区或延安。他曾护送叶剑英从香港到闽西，后又陆续护送邓小平、任弼时、陈云、聂荣臻、张爱萍等人到苏区，多次奉命从延安到上海找宋庆龄、潘汉年等，把支援苏区的经费、药物带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随叶剑英到西安担任联络工作。旋调新四军，任东南交通站站长。

民国28年(1939)4月，他被抽调回广东，参与领导东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先后任东江纵队大队长、大队政训员、主力大队政委、支队长、江南指挥部指挥员和东进指挥部指挥员等职。抗战胜利后，随东纵北撤，转战于黄河以北战场。在东纵时，不论政治工作、指挥工作、党的工作、群众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渤海军区参谋处长，后参加中央党校学习。

之后，随部队南下转到地方工作，1949年9月任梅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0月任兴梅地区政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1月任广东省兴梅专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兴梅地委常委。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群众，有事同大家商量，不搞特殊化。在兴梅地区工作期间，积极领导全区人民进行剿匪、经济建设、民主改革等各项工作，使兴梅地区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3年调任华南国防公路修建总指挥部干部副部长兼处长。1954年1月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任内，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被下放农场劳动。他虽身处逆境，依然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悔。1979年4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名誉，重新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更加热爱本职，抱病工作，为加强地方建设和广东省民主与法制建设，恢复和发展检察事业作出贡献。1983年离休后，仍积极协助政府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华侨和港澳同胞投资家乡建设。1988年5月25日在广州逝世，终年78岁。

卢伟良主要贡献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中央苏区秘密连接远在数千里外党中央的生命脐带，是党的秘密信息通道、交通通道、经济通道，为传递重要情报、输送重要物资、转移临时中央机关和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途经广东梅州大埔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唯一一条未被敌人摧毁、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故的交通线，时任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1930年设立至1935年完成使命“退役”，大埔青溪交通站出色完成“护送干部、传递信息和苏区运输物资”三大任务，被誉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党的生命线、苏区的血脉”。正是在卢伟良的领导下，红色交通线能够安全地运营，书写了一个个英雄传奇。

卢伟良是与叶剑英、李坚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卢伟良较长时间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中央领导人和经费、物资到江西中央苏区或延安。

卢伟良人物评价

红色交通线是一个秘密体系，在险恶环境下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卢伟良胆大心细，在重大任务前，都挺身而出，谋划在前，周密部署，严格执行秘密工作条例，确保了红色交通网络畅通、往来有序，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联系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梅州日报评）

他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先后多次机警地护送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国家重要领导人至目的地；他带兵严格，身体力行，为东江地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担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被人誉为“活包公”。（南方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