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

方人定人物经历

1923年起，从高剑父习画。

1926年毕业于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同时入春睡画院学画六年。

1929年作品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

1929年至1935年两度赴日 本学习西洋画和人物画，

193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同年归国后，专心绘画创作并先后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举办个展。

1928年他的花鸟作 品获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奖并被收藏。

1938年在香港举办抗战个展，

1939年至 1941年赴美国，在纽约、三藩市、洛杉矶等地举办个展，作品分别入选金门博 览会和纽约博览会并被收藏。

1941年在香港组织再造社，提倡国画改革。后往 来于港、澳两地。香港沦陷后在澳门居住一段时间，直至抗战胜利。

1949年前 曾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国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华南人民 文学艺术学院美术部教授、广东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常务理 事、广州市政协常委等。

他的作品曾入选全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美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沈阳美术馆、广州美术馆等收藏。

1956年中国美协、美协广东分会分别为其 在广州、北京、沈阳举办《琵琶行》组画和《人物十八描》个展。 早期以山水花鸟画为主，1929年后潜心钻研人物画（兼写花鸟走兽）。

方人定人物事迹

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方人定先生，才华出众，崇尚革故鼎新，其一生探索不断，勇于尝试，敢于否定，在思索、创造、进取中为世人留下了很多佳作，留下了见解独到的雄辩的文论。

方先生早年研习传统中国画，从山水花卉翎毛走兽转向于人物。为拓展艺术视野赴日本求学，画作中融入“浮世绘”技法、东洋艺术的情调和人体写生的知识。再赴美国，考察和学习西洋绘画，探索对中国画的改造与创新，促成了在艺术观念和技巧上的一次又一次转变。他曾从重视线转向重视面，重视光与色。曾有一个阶段热衷追求强烈的装饰风格，而且把握得十分出色，然后再转向自然的写实的描绘。曾有一个时期，方人定先生创作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其后，又着力于表现市井平民的生活，在题材选择上进行新的探索。他说：“假使说我的画，是专学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我必否认。因为我的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画家不要受任何画派的约束，应该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曾组织绘画团体，起名“再造社”，决心不断进取和创造。他反对陈陈相因，反对固步自封，要自成一家不与人同，对自己则不与前同。他在后期致力于《琵琶行》和《西厢记》这两个古典题材组画的创作，似是对自己早年观点的否定之否定，转向对东方的传统手法的回归。中国画家当中多有练熟几手，终生受用者。而像方人定先生这样不断转换新课题的探索者，则是十分难能和非常可贵的了。

方人定先生成功运用的多种技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熟练的撞水、撞粉与渲染。他善于提炼出单纯的黑与白构成简洁而又丰富的画面，善于以墨色渲染和白粉勾描造成生动、精妙的质感。他1931年创作的《闲日》与《踏雪》、1959年创作的《最坚强的人》就是这类技法运用的令人过目不忘的代表作。那白披巾、白兔，黑绒裙、黑丝袜、黑皮鞋……不同的质地表现得这样精彩，成为画面效果的构成要素，成为塑造人物、烘托氛围、表达主题的重要艺术语言。这是方人定先生的创造。这大片黑或白的妙用，无论是对刻画那位抱兔闲坐的少女、持伞踏雪的女士，还是《最坚强的人》中那位身残志坚的女军人，都是表现人物气质、抒发画家情感的极恰当的手段。《闲日》的原作每次展出，都引得观者驻足注目，揣摩那黑丝、黑袜、黑革的奥秘，叹为经典之作。

方人定先生还是一位长于理性思考的艺术家，他对画论、画史，对中外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研究，他对唐宋、对明清的中国绘画有透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对日本和西洋画的技法（例如对毕加索的绘画等）曾下大力气去研究并有论述。也许因为他是法官学校的毕业生，方先生善于思辩，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在岭南派与固守传统的中国画家激烈的辩论中，他成为了岭南派投入笔战的主将，写出了一批主张革故鼎新的文章。此后几十年，方先生不断发表论著，表述和论证自己的艺术主张、理论见解和学术追求。他对旧传统旧糟粕的否定，对时代对现实的关注，对审美的认识，对技法的运用都有精辟的系统的阐述。他的改革精神，理性上的追求，加上充沛的精力和创作激情，驱使他在艺术上不停地变革与进取。这种既能理论、又重实践的英才，在中国美术界是不多见的。 方人定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创作中贡献突出的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曾是我们省美协的常务理事，广东画院的副院长。假若没有十年动乱，方先生还会在他的艺术道路上跨越更高的颠峰。方先生的艺术精神和他的杰出画作将永留在人世间。

方人定人物评价

方人定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也许是在著名的“方黄之争”里尖锐的言辞和激昂的情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方人定的思想正发生剧变。这“变”相对于站在他“对立面”的黄般若，更相对于黄氏背后的国画研究会、他们倡导的那种画法所表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

笔墨无疑当随精神。方人定的画法折衷中西，这源于高剑父。那时候，他们和全国许多画家都在融会中西的路子上苦苦探索。他们为什么要改变传统？虽然传统绘画一度暮气沉沉，显得那么“落后”、“保守”，但像高剑父、徐悲鸿这样的大家都十分清楚传统的价值，知道自宋以来蓬勃发展的中国文人画实在展现了绘画的最高境界。为什么他们又如此坚决要折衷中西，举起改革传统的大旗？原因就在于他们明白，画法只是体现精神的工具，精神状态改变，画法也要相应做出改动。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人，随着社会的动荡，至少有一部分深切感受到时代演进的猛烈冲击，精神状态在剧烈变化着。敏感的文艺人中这部分比重更应大得多。对要表现新精神的画家来说，改革传统技法成了势在必行的事。

大凡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尤其这改革的对象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改革用的“药剂”又是同样具有深远传统的西方艺术。光是要吃透这两家的精髓就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具备怎样的天赋。对高剑父、方人定们失当之处的指责从他们试验伊始就没有停过。在今天看来，这些批评不少是中肯的。看方人定的画，许多企图折衷中西的地方还停留在试验状态，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画得好的还是那些比较纯粹中国风或者西洋风的作品。也就是说，在方氏的画中，所谓“折衷”起码远没有成功。其实又何止方人定，直到今天，谁能说自己对传统的改造已经取得了成功？当然这仅仅是从技法来评论。技法毕竟不是绘画的全部。看一张画好坏还要以是否感人为基础，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方人定的画无疑比当时一味追求国画“纯血统”的许多作品更亲切。他在把中国画向当代推进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努力使国画题材从山水花鸟拓展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他走过的弯路和遇到的挫折足以成为后人宝贵的借鉴。

方人定的画正因为敢于负起推动艺术发展的责任而触动着观众的神经，我们不应用技法的失误为由否定他。这正像他当年和黄般若的辩论，如果单从观点看，那些东西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但那段历史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正是因为，纯艺术的论争作为事件本身足以使人获得感悟。好比写文章，是否所有人都信服你的观点并不重要，重点是你的思想有无启发读者，这在现代的广东乃至全国画坛并没有成为风气，比较“方黄之争”的时代是大为退步了。这才是值得我们、尤其是那些只会喋喋不休于指责前驱者们技法失误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广州画卷》：在岭南画派“集团军”中，中山的方人定虽然称不上声名显赫的“元帅”，但起码也算得上是一位战果累累的“大将”。有不少专家曾指出，方人定的人物画“不中不西”、“非中非西”，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作品的特点？

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关于如何变革中国画，方人定在他的同辈中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思辨力，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他最重要的作品主要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如《行行重行行》和《大旱》。在这些作品中，对“面”的处理多少有悖于他后来对“线”的认识，但它朴拙的造型、体量和在一种精心设置的构图中所的主题的象征意味，较之他在上世纪50年代后所作的旨在返归传统的线条笔法的古典题材人物画，无疑更耐人寻味。因此我同意这样一种饶有兴味的预测：“设想方先生当年就这么不中不西探索下去，又会是怎样的气候呢？”

林墉（中国美协顾问）：方人定人物画的特色，表现在用色上。他在熟练地掌握两宋重彩渲染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绘画的色调魅力，尊重色彩的直觉作用，再加上对于用粉的独到功夫，使他的人物画有了惊人的扩张力。